这使得当时的思想和学术界处于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
公元423年 本年
这使得当时的思想和学术界处于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
以往所尊奉的精神偶像和圣贤经典的基础均遭动摇，而佛教因其庞杂，且新说迭出，士人谈论接受亦处在朦胧和困惑之中，它尚未能作为一个完整清晰的体系在中土扎根，此时晋宋之际的思想和学术界几乎出现了一段空白。而这种空白状态恰恰对于中土固有思想观念产生巨大的“净化”作用[7]，以往的天经地义和玄谈风流顿然失色，就《庄》《老》而言，它们在津梁佛教之后，遭遇到“过河拆桥”的命运，经常受到佛教徒的鄙薄。在诗歌之中，儒家的微言大义固然难以入诗，而已经兴起的以庄老为主旨的玄言诗亦成明日黄花，即使王弼之《老》《易》之学，以及向、郭之《庄》旨，在佛学面前，亦不能跻身于第一义，思想宗主挪移，而佛学又往往“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此时惟有自然景物才能够暂时安顿士人的心灵，士人投注情感于山林皋壤，于是所谓“山水诗”的出现亦势所必然。
这使得当时的思想和学术界处于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
以往所尊奉的精神偶像和圣贤经典的基础均遭动摇，而佛教因其庞杂，且新说迭出，士人谈论接受亦处在朦胧和困惑之中，它尚未能作为一个完整清晰的体系在中土扎根，此时晋宋之际的思想和学术界几乎出现了一段空白。而这种空白状态恰恰对于中土固有思想观念产生巨大的“净化”作用[7]，以往的天经地义和玄谈风流顿然失色，就《庄》《老》而言，它们在津梁佛教之后，遭遇到“过河拆桥”的命运，经常受到佛教徒的鄙薄。在诗歌之中，儒家的微言大义固然难以入诗，而已经兴起的以庄老为主旨的玄言诗亦成明日黄花，即使王弼之《老》《易》之学，以及向、郭之《庄》旨，在佛学面前，亦不能跻身于第一义，思想宗主挪移，而佛学又往往“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此时惟有自然景物才能够暂时安顿士人的心灵，士人投注情感于山林皋壤，于是所谓“山水诗”的出现亦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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