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沈为黄门侍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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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佛教“妇女观”与宫体诗之产生 。
- 佛教“妇女观”之影响与宫体诗的产生，或亦不无关系。
- 以妇女为描写对象的梁代宫体诗，必然折射出这一时代士人对妇女的态度。
- 遍稽《大藏经》中在有梁一代能够见到的经典，佛经对妇女的看法几乎是异口同声，几为佛教常识，当为梁代奉佛之士所熟悉。
- 《大正藏》第二十五卷释经论部上(一)《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曰：“有阿罗汉，以天眼彻视，见女人堕地狱中者甚众多，便问佛，何以故？佛言：用四因缘故。
- 对于梁代士人接受这种佛教“妇女观”的情况，有必要作细致的考察。
- 如上所说，佛典对于妇女天赋属性的诋毁往往是就其品性、情欲同时提及，“嫉妒”与“淫欲”、“姿态”是佛教对于妇女的基本评价。
- 释家认为女子天性“淫欲”的“妇女观”首先为译经僧人所接受。
- 这种观念把处于两性关系中的男女分别对待，一切的丑恶、污辱与不祥尽可归诸女子一边，而对于男子一边，却轻轻开脱了，甚至丝毫不加指责，只是规劝男子：女人不值得恋眷。
- 然佛教的思维方式是“于五欲中生大不净想”[9]。
- 然而这样的随机说法，在梁代士人那里却难免遇到了障碍。
- 这具体表现在由于佛教“妇女观”的影响，佛典在对女子“淫欲”心理的揣摩上，在对女子“姿态”的描写上给宫体诗人以启迪。
- 梁宝唱等奉旨集《经律异相》[18]，内有许多男女纠葛的故事，由于意在劝诫莫近女色，故事中的女子无一不打上了“淫欲”的印记，妇女几乎成为只受情欲支配的动物，如卷十三《阿那律化一淫女得正信》对淫女如何以色相诱阿那律写得十分入微。
- 这首先表现为“谈风月”成时尚，士人对妇女及两性关系的态度显得更为通脱放肆。
- 这种作用其次表现为“上客们”“人人眼角里是淫荡”[20]。
- 将宫体诗与其前代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诗赋作一纵向的比较，就会发现：将宫体诗中的女性形象置于其前代诗赋女性人物画廊中，会产生鲜明的突兀感。
- 洪迈《容斋五笔》卷第四曰：“《诗》三百篇中，其誉妇人者至多。
- 至于宋玉诸赋及曹子建《洛神赋》较之宫体诗，前者“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
- 相似于中土高唐、洛浦典故，《大正藏》第十四卷经集部一《佛说大方等修多罗王经》[22]与《佛说转有经》等都有“于眠梦中见与人间端正美女共为稠密”的叙述，这样不胜枚举的佛教故事，往往在女子主动委身于男子这点上与中土高唐、洛浦诸说相重合，共同影响中土士人。
- 正因为“淫欲”作为“妇女观”进入梁代宫体诗人思想意识，士人玩味女性“性”心理，这种士人情趣外化于诗歌创作时，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就无不具有为情欲所困扰的特征，诗歌本身也就成了梁代士人接受佛教妇女“淫欲”观念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 宫体诗对女性“性”心理的大胆揭示，这既是宫体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惊世骇俗的主要原因，同时这也构成了宫体诗的—个重要特征。
- 佛教以“姿态”为女子天性的观念，丰富诱发了士人内心对女性体态、服饰、舞姿的审美体验与感官刺激。
- 宫体诗作者时常玩味女性对男性幻惑的生理感应，在这一点上，恰与佛典对女子姿态作意在“反欲以顺”的铺叙，具有异曲同工的对应关系。
- 《观佛三昧海经》卷第二写魔有三女，往乱佛心，“眄目作姿，现诸妖冶，璎珞晃耀，光翳六天。
- 梁代宫体诗人描写女子也特别注重女子对男性具有幻惑作用的“姿态”。
- 宫体诗以刻画女性“姿态”娱己悦人为目的，然“姿态”的呈现，相似于玄学中的“言”、“意”关系，同样必须依赖具体意象以达成。
- “传神论”作为中土绘画理论，自东晋顾恺之奠定基础，降及谢赫(历宋、齐、梁)与姚最(历梁、周、隋)，使之日趋成熟。
- 另一方面，宫体诗用词追求精致华美。
- 当然，宫体诗人在遣词用语上的苦心孤诣，还是为了表现天性“淫欲”的女子“姿态”的需要。
- 二、佛经与宫体诗雏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