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虔州论为文之道。
公元1094年 八月
苏轼在虔州论为文之道。
苏轼之贬所途中，曾在虔州居留。苏轼尝与虔州通判俞括游崇庆院，俞括以诗文求教，苏轼作答，并论为文之道。《苏轼文集》卷五九《答虔倅俞括》：“轼顿首资深使君阁下：前日辱访，宠示长笺，及诗文一编，伏读数日，废卷拊掌，有起予之叹。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故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独陆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议善本，顷侍讲读，尝缮写进御，区区之忠，自谓庶几于孟轲之敬主，且欲推此学于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挟此药，以待世之病者，岂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观所示议论，自东汉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驭今，有意于济世之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然去岁在都下，见一医工，破艺而穷，慨然谓仆曰：‘人所以服药，端为病耳，若欲以适口，则莫如刍豢，何以药为?今孙氏、刘氏皆以药显，孙氏期于治病，不择甘苦，而刘氏专务适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刘氏富倍孙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于世。然售与不售，岂吾侪所当挂口哉，聊以发一笑耳。进宣公奏议，有一表，辄录呈，不须示人也。余俟面谢，不宣。”
苏轼在虔州论为文之道。
苏轼之贬所途中，曾在虔州居留。苏轼尝与虔州通判俞括游崇庆院，俞括以诗文求教，苏轼作答，并论为文之道。《苏轼文集》卷五九《答虔倅俞括》：“轼顿首资深使君阁下：前日辱访，宠示长笺，及诗文一编，伏读数日，废卷拊掌，有起予之叹。孔子曰：‘辞达而已矣。’物故有是理，患不知，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能达是而已。文人之盛，莫如近世，然私所敬慕者，独陆宣公一人。家有公奏议善本，顷侍讲读，尝缮写进御，区区之忠，自谓庶几于孟轲之敬主，且欲推此学于天下，使家藏此方，人挟此药，以待世之病者，岂非仁人君子之至情也哉!今观所示议论，自东汉以下十篇，皆欲酌古以驭今，有意于济世之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此正平生所望于朋友与凡学道之君子也。然去岁在都下，见一医工，破艺而穷，慨然谓仆曰：‘人所以服药，端为病耳，若欲以适口，则莫如刍豢，何以药为?今孙氏、刘氏皆以药显，孙氏期于治病，不择甘苦，而刘氏专务适口，病者宜安所去取，而刘氏富倍孙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未必售于世。然售与不售，岂吾侪所当挂口哉，聊以发一笑耳。进宣公奏议，有一表，辄录呈，不须示人也。余俟面谢，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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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往既云倦，光景为谁留。
- 沈约既为谢氏立传，自当熟悉谢氏的诗歌特点，此诗所谓“园禽与时变，兰根应节抽”，即从谢氏《登池上楼诗》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脱胎而来，故而此几乎是谢诗的仿作，在沈约的理解中，谢诗代表着一种脱离喧嚣、优游于山水之间的人生情趣，其诗中理应汇集自然界种种清雅美好的景物，虽然沈约并不完全认同谢氏的处世态度，但是联系其所赞赏谢氏“兴会标举”，这首诗正可以起到注脚的作用。
- 诗歌发展到谢灵运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变化，这是值得探究的。
- 关于谢氏的佛学修养，慧远和宗炳是重要的参照[14]，释慧远《阿毗昙心序》说：“……其颂声也，拟象天乐，若云籥自发，仪形群品，触物有寄。
- 慧远《庐山东林杂诗》曰： 。
- 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
- 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
- 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
- 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
- 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
- 孰是腾九霄，不奋冲天翮。
- 妙同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 此诗中有“有客独冥游，径然忘所适”句，可以体会到玄言诗内主体强势性的特征不复存在了，由此作者才能够将眼光转投到山水景物，写出“崇岩吐清气，幽岫栖神迹。
- 谢氏友人宗炳《明佛论》也恰可与之相印证。
- 而这样的佛学思想作用于谢灵运的诗歌写作，会对谢氏产生深刻的影响，谢氏所谓“理来情无存”[18]，《山居赋》说“选自然之神丽”，按其《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说“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可知其所谓“理”具有佛理的内涵，而这样的“理”以遣荡世俗之情为指归。
- 而谢灵运则是在慧远和宗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终于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山水诗。
- 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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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皎然《诗式》卷一《文章宗旨》谈及“曩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云云，所谓“真于情性”，盖指谢灵运因接受佛学而“净化”了内心世界，虽然其高门的自负一贯耿耿于怀，但是却超越了玄学和儒学的思维惯性，使得其情性不致过多地受后天思想观念的萦绕或侵扰，这在同属释家的皎然看来，就是“真于情性”。
- 《文心雕龙•神思》篇说：“赞曰：神用象通，情变所孕。
- [1]陈寅恪:《读洛阳伽蓝记书后》,《陈寅恪文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