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铉翁自河中府归江南，时年八十二。
公元1294年 六月
家铉翁自河中府归江南，时年八十二。
《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纪》：“〔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宋使家铉翁安置河间，年逾八十，赐衣服，遣还其家。”《元史》记其事于本月辛丑、癸卯间。林景熙《闻家则堂归自北寄呈》诗注云：“丙子春，巴延（伯颜）兵至杭州，则堂家铉翁以参知政事与丞相吴坚等充祈请使诣燕，申祈请之议。国亡，守志不仕，贬河中府十九载。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召还放自便，乃归江南，时年八十有二矣。”（《雾山文集》卷一）释英作有《家则堂大参南归》诗（《白云集》卷三）。家铉翁，号则堂，眉州人。著有《春秋集传详说》三十卷。生平见《宋史》卷四二一本传。吴师道《家则堂诗卷后题》：“士大夫当废兴存亡之际，而能秉节守义，归洁其身，为清议所予，其言论风旨之存者，人固望而宝之。在宋之季，则文天祥、谢枋得之诗章，与家公之《春秋义说》是也。……予观家公，故宋大臣，遭履艰险，而制行卓然，固不可及。及张先生（即张观光）以太学诸生，从主北迁，例得拜官，或因以致通显。先生顾以母老，受乡郡教授归，年四十，既辞禄谢事，从容去就，亦无愧焉。君子之所予以其类，则家公之惓惓于先生也宜哉！读其诗，想其时，风羁雨绁，饮泣相顾，《麦秀》之歌，其声凄然，使人悲而不禁也；钟仪之操，越石之吟，其志皎然，使人悚而起立也。吁，其可以有所感也夫。”（《礼部集》卷十七）四库提要卷一六五：“《则堂集》六卷，宋家铉翁撰。铉翁喜谈《春秋》，尤喜谈《易》，其《河间假馆》诗曰：‘拟从诸君豫乞石一方，他年埋之冢前三四尺。上书宋使姓某其名某，下书人是西州之西老缝掖。’平生著书苦不多，可传者见之《春秋》与《周易》。然《春秋详说》，至今尚有刊本，已别著录。其说《易》之书与其文集二十卷，则已全佚。惟《永乐大典》收其诗文尚夥。谨裒合排比，以类相从，厘为文四卷，诗词二卷。核其所作，大半皆在河间，而明神宗时樊深撰《河间府志》，已不能采录，则其佚在万历前矣。铉翁隶籍眉山，与苏轼为里人，故集中如《文品堂记》、《养志堂记》、《志堂说》、《笃信斋说》、《跋太白赏月图》、《和归去来词》诸篇，及《豌豆菜》诗，自注间或称述轼事迹。广汉张拭，亦其乡人，故《敬室记》首亦慨然于南轩之学，渐昧其传。然其学问渊源，则实出金溪，观集中《心斋说》、《主静箴》诸篇，可以概见。故其持论浸淫于佛氏，其说《易》亦惟以先天太极研思于虚杳之中。而《尊教堂记》一篇，至援陆九渊之言，以三教归一立说，尤为乖舛。顾其立言大旨，皆归于敦厚风俗，崇奖名教，随事推阐，无非以礼义为训，原未尝滉漾恣肆，如明代姚江之末流。其词意真朴，文不掩质，亦异乎南宋末年纤诡繁碎之格，尚为多有可取耳。且迹厥生平，上虽不及文天祥，而下比留梦炎辈则皭然其不侔。零篇断简，以其人重之可也。”
家铉翁自河中府归江南，时年八十二。
《元史》卷十八《成宗本纪》：“〔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宋使家铉翁安置河间，年逾八十，赐衣服，遣还其家。”《元史》记其事于本月辛丑、癸卯间。林景熙《闻家则堂归自北寄呈》诗注云：“丙子春，巴延（伯颜）兵至杭州，则堂家铉翁以参知政事与丞相吴坚等充祈请使诣燕，申祈请之议。国亡，守志不仕，贬河中府十九载。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召还放自便，乃归江南，时年八十有二矣。”（《雾山文集》卷一）释英作有《家则堂大参南归》诗（《白云集》卷三）。家铉翁，号则堂，眉州人。著有《春秋集传详说》三十卷。生平见《宋史》卷四二一本传。吴师道《家则堂诗卷后题》：“士大夫当废兴存亡之际，而能秉节守义，归洁其身，为清议所予，其言论风旨之存者，人固望而宝之。在宋之季，则文天祥、谢枋得之诗章，与家公之《春秋义说》是也。……予观家公，故宋大臣，遭履艰险，而制行卓然，固不可及。及张先生（即张观光）以太学诸生，从主北迁，例得拜官，或因以致通显。先生顾以母老，受乡郡教授归，年四十，既辞禄谢事，从容去就，亦无愧焉。君子之所予以其类，则家公之惓惓于先生也宜哉！读其诗，想其时，风羁雨绁，饮泣相顾，《麦秀》之歌，其声凄然，使人悲而不禁也；钟仪之操，越石之吟，其志皎然，使人悚而起立也。吁，其可以有所感也夫。”（《礼部集》卷十七）四库提要卷一六五：“《则堂集》六卷，宋家铉翁撰。铉翁喜谈《春秋》，尤喜谈《易》，其《河间假馆》诗曰：‘拟从诸君豫乞石一方，他年埋之冢前三四尺。上书宋使姓某其名某，下书人是西州之西老缝掖。’平生著书苦不多，可传者见之《春秋》与《周易》。然《春秋详说》，至今尚有刊本，已别著录。其说《易》之书与其文集二十卷，则已全佚。惟《永乐大典》收其诗文尚夥。谨裒合排比，以类相从，厘为文四卷，诗词二卷。核其所作，大半皆在河间，而明神宗时樊深撰《河间府志》，已不能采录，则其佚在万历前矣。铉翁隶籍眉山，与苏轼为里人，故集中如《文品堂记》、《养志堂记》、《志堂说》、《笃信斋说》、《跋太白赏月图》、《和归去来词》诸篇，及《豌豆菜》诗，自注间或称述轼事迹。广汉张拭，亦其乡人，故《敬室记》首亦慨然于南轩之学，渐昧其传。然其学问渊源，则实出金溪，观集中《心斋说》、《主静箴》诸篇，可以概见。故其持论浸淫于佛氏，其说《易》亦惟以先天太极研思于虚杳之中。而《尊教堂记》一篇，至援陆九渊之言，以三教归一立说，尤为乖舛。顾其立言大旨，皆归于敦厚风俗，崇奖名教，随事推阐，无非以礼义为训，原未尝滉漾恣肆，如明代姚江之末流。其词意真朴，文不掩质，亦异乎南宋末年纤诡繁碎之格，尚为多有可取耳。且迹厥生平，上虽不及文天祥，而下比留梦炎辈则皭然其不侔。零篇断简，以其人重之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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