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日,朱熹作《诗集传序》。

公元1177年 十月
二十二日,朱熹《诗集传序》

序云:“或有问于余曰:‘诗何谓而作也?’余应之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乙’曰:‘然则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人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唯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昔周盛时,上自郊庙朝廷,而下达于乡党闾巷,其言粹然无不出于正者。圣人固已协之声律,而用之乡人,用之邦国,以化天下。至于列国之诗,则天子巡守,亦必陈而观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后,浸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帝王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取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曰:‘然则《国风》《雅》《颂》之体,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唯《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而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词,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其忠厚恻怛之心,陈善闭邪之意,犹非后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则其学之也,当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问者唯唯而退,余时方辑《诗传》,因悉次是语,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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