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通志略》卷首《通志总序》：“百川异趋，必会于海
公元1162年 本年
郑樵《通志略》卷首《通志总序》：“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
万国殊途，必通诸下，然后八荒无壅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通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于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既没，百家诸子兴焉，各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至于历代实绩，无所纪系。迨汉建元、元丰之后，司马氏父子出焉。司马氏世司典籍，龚育之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当迁之士，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躇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见多矣，而其书尽楚人之辞。公羊，齐人也，所闻多矣，而其书皆齐人之语。今迁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堕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谓作也。刘知几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大抵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乘》、《祷杌》无善后之人，故其书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于前，左氏推之于后，故其书与日月并传。不然，则一卷事目，安能行于世？白《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倘臣邻皆如此，则顾问何取焉？及诸儒各有所陈，固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倘臣邻皆如此，则奏议何取焉？肃宗知其浅陋，故语窦宪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驷，此叶公之好龙也。’固于当时已有定价，如此人才，将何著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谓汉绍尧运，自当继尧，非迁作《史记》厕于秦、项，此则无稽之谈也。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书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且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其书不可得而见，所可鉴者元、成二帝赞耳。皆于本纪之外，别记所闻，可谓深入太史公之阃奥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经之新意。《史记》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间有及褒贬者，褚先生之徒杂之耳。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殆非迁、彪之意。况谓为‘赞’，岂有贬辞？后之史家，或谓之‘论’，或谓之‘序’，或谓之‘铨’，或谓之‘评’，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剧论固也。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之书。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又不能教其子。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法！范晔、陈寿之徒继踵，率皆轻薄无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笔削而为信史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天文，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书，而世世序《五行传》。如此之类，岂胜繁文？语其异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类，岂胜断绠？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隋书》称唐军为义军，伐人之军可以为义乎？房玄龄董史册，故房彦谦擅美名。虞世南预修书，故虞荔、虞寄有嘉传。甚者，桀犬吠尧，吠非其主。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毋丘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类，历世有之，伤风败义，莫大乎此。迁法既失，固弊日深。自东都至江左，无一人能觉其非。惟梁武帝为此慨然，乃命吴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终齐室，书未成而均卒。隋炀素又奏令陆从典续《史记》，讫于隋，书未成而免官。岂天之靳斯文而不传与？抑非其人而不祐之与？自唐之后，又莫觉其非，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
郑樵《通志略》卷首《通志总序》：“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
万国殊途，必通诸下，然后八荒无壅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通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于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既没，百家诸子兴焉，各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至于历代实绩，无所纪系。迨汉建元、元丰之后，司马氏父子出焉。司马氏世司典籍，龚育之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当迁之士，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躇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见多矣，而其书尽楚人之辞。公羊，齐人也，所闻多矣，而其书皆齐人之语。今迁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堕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谓作也。刘知几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大抵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乘》、《祷杌》无善后之人，故其书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于前，左氏推之于后，故其书与日月并传。不然，则一卷事目，安能行于世？白《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倘臣邻皆如此，则顾问何取焉？及诸儒各有所陈，固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倘臣邻皆如此，则奏议何取焉？肃宗知其浅陋，故语窦宪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驷，此叶公之好龙也。’固于当时已有定价，如此人才，将何著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谓汉绍尧运，自当继尧，非迁作《史记》厕于秦、项，此则无稽之谈也。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书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且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其书不可得而见，所可鉴者元、成二帝赞耳。皆于本纪之外，别记所闻，可谓深入太史公之阃奥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经之新意。《史记》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间有及褒贬者，褚先生之徒杂之耳。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殆非迁、彪之意。况谓为‘赞’，岂有贬辞？后之史家，或谓之‘论’，或谓之‘序’，或谓之‘铨’，或谓之‘评’，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剧论固也。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之书。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又不能教其子。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法！范晔、陈寿之徒继踵，率皆轻薄无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笔削而为信史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天文，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书，而世世序《五行传》。如此之类，岂胜繁文？语其异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类，岂胜断绠？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隋书》称唐军为义军，伐人之军可以为义乎？房玄龄董史册，故房彦谦擅美名。虞世南预修书，故虞荔、虞寄有嘉传。甚者，桀犬吠尧，吠非其主。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毋丘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类，历世有之，伤风败义，莫大乎此。迁法既失，固弊日深。自东都至江左，无一人能觉其非。惟梁武帝为此慨然，乃命吴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终齐室，书未成而均卒。隋炀素又奏令陆从典续《史记》，讫于隋，书未成而免官。岂天之靳斯文而不传与？抑非其人而不祐之与？自唐之后，又莫觉其非，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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