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汉志》曰：“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
公元423年 本年
班固《汉志》曰：“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虽然谢灵运标榜其《山居赋》重则轻丽，然而其所表达的“则”，却丝毫没有“风谕”与“劝戒”之意。赋中列举古来名士出处得失，像李斯、陆机等不知进退，其结局是悲惨的，而唯有“选自然之神丽”，才能够真正安顿身心，作者铺叙山居四时节物之繁富自足，显示其“高栖”有别于以往苦节隐逸之士，以张扬其精神上的优越感，意在与摒弃他的朝廷分庭抗礼，从而平复由政治失势所带来的心理失衡。《山居赋》亦叙述了作者的学术修养和文章学见解：“嗟夫！六艺以宣圣教，九流以判贤徒。国史以载前纪，家传以申世模。篇章以陈美刺，论难以核有无……伊昔龆龀，实爱斯文。援纸握管，会性通神。诗以言志，赋以敷陈。箴铭诔颂，咸各有伦。爰暨山栖，弥历年纪。幸多暇日，自求诸己。研精静虑，贞观厥美。怀秋成章，含笑奏理。[谓少好文章，及山栖以来，别缘既阑，寻虑文咏，以尽暇日之适。便可得通神会性，以永终朝。]”此节文字中“箴铭诔颂，咸各有伦”，说明谢氏深知文体的分别，亦恪守文体的规范，但是“赋以敷陈”，承袭着西晋陆机《文赋》“赋体物而浏亮”的观念，古来赋体“风谕之义”，在新的时势下，已彻底泯失了。谢氏这篇作品，就文体而言，就应该看作是赋体的变异，而文体的变异，在根本上与作者的写作心态有着直接的关联。谢氏借用了大赋的文体，表现其因家族及个人权势丧失之后的愤怒心情，这与汉代大赋作家的写作方式是很不相同的。
班固《汉志》曰：“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俪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虽然谢灵运标榜其《山居赋》重则轻丽，然而其所表达的“则”，却丝毫没有“风谕”与“劝戒”之意。赋中列举古来名士出处得失，像李斯、陆机等不知进退，其结局是悲惨的，而唯有“选自然之神丽”，才能够真正安顿身心，作者铺叙山居四时节物之繁富自足，显示其“高栖”有别于以往苦节隐逸之士，以张扬其精神上的优越感，意在与摒弃他的朝廷分庭抗礼，从而平复由政治失势所带来的心理失衡。《山居赋》亦叙述了作者的学术修养和文章学见解：“嗟夫！六艺以宣圣教，九流以判贤徒。国史以载前纪，家传以申世模。篇章以陈美刺，论难以核有无……伊昔龆龀，实爱斯文。援纸握管，会性通神。诗以言志，赋以敷陈。箴铭诔颂，咸各有伦。爰暨山栖，弥历年纪。幸多暇日，自求诸己。研精静虑，贞观厥美。怀秋成章，含笑奏理。[谓少好文章，及山栖以来，别缘既阑，寻虑文咏，以尽暇日之适。便可得通神会性，以永终朝。]”此节文字中“箴铭诔颂，咸各有伦”，说明谢氏深知文体的分别，亦恪守文体的规范，但是“赋以敷陈”，承袭着西晋陆机《文赋》“赋体物而浏亮”的观念，古来赋体“风谕之义”，在新的时势下，已彻底泯失了。谢氏这篇作品，就文体而言，就应该看作是赋体的变异，而文体的变异，在根本上与作者的写作心态有着直接的关联。谢氏借用了大赋的文体，表现其因家族及个人权势丧失之后的愤怒心情，这与汉代大赋作家的写作方式是很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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