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春溥《战国纪年》、顾观光《国策编年》、于鬯《战国策

公元-311年 月份不详
林春溥《战国纪年》、顾观光《国策编年》、于鬯《战国策年表》均系此章在楚怀王十八年。

此文中的“有人”即为屈原。首先,怀王十六年屈原被撤去左徒之职,即不能参与军国大事之决策,自然不能轻易见到怀王。不过,这次只是被疏,并未被放(《史记•屈原列传》中说“王怒而疏屈平”)。因而,他可以要求别人替他表白,让楚王听见,听取其陈说。“张仪相秦谓昭雎”言其有出使齐国的能力与愿望,自己却无法向楚王面陈,同怀王十八年时屈原处境完全一样。其次,新序·节士》说道屈原在被疏以前“为楚东使于齐”,可以说齐楚联盟为屈原缔结。怀王十六年楚单方面与齐断交,继又派人辱骂齐王(《史记•楚世家》)。怀王十八年初,楚已屡遭失败,处于极不利形势之下,故才有屈原出使。再次,此人言辞所反映思想,除外交观点同屈原一致之外,还表现出了一定爱国思想。他认为外交上要维护国家的声誉,要顾及国威,不能被人“列县畜之”。这与离骚中“恐皇舆之败绩”等诗句表现的思想一致。他一方面说“大王,天下之贤主也”,另一方面又抱怨说“王不知察”、“王不察”。这正是希望怀王成为明主,又怨其糊涂,与离骚中“哲王又不寤”、“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荃不察余之中情兮”等诗句表现的思想感情一致。对楚国的热爱同对国君的忠诚结合在一起,不怕犯颜直谏,这在一般朝秦暮楚的文士是办不到的。第四,此人从秦、楚两国对峙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精辟分析,戳穿敌人阴谋,提出应对之策,表现出敏锐政治眼光和透彻分析能力,同《史记•屈原列传》屈原“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特点相合(参赵逵夫《<战国策·张仪相秦谓昭雎章>发微》《古籍整理与研究》总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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