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吕氏春秋》二十六篇”
公元-240年 月份不详
《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吕氏春秋》二十六篇”。
后来人们对其学派归属意见不同。高诱《吕氏春秋序》言：“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清包世臣《包世臣文集·致沈小宛论荀子书》云：“荀子之文平实而奇宕，为后世文章之鼻祖。韩氏得其奇宕，《吕览》得其平实。盖韩为荀门弟子，而《吕览》亦多成于荀氏门人之手也。”（转引自马积高《荀学源流》）《四库提要》以为“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之言”。陈澧以为“《吕氏春秋》多采古儒家之说，故可取者最多”（《东塾读书记》）。后代持道家说者如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以为《吕氏春秋》的主要倾向为“新儒家”。熊铁基将《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等称为“秦汉新道家”（《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牟钟鉴《＜吕氏春秋＞道家说之论证》以为其博采“百家争鸣”中道、法、墨、儒等众家之长，而对道家各派收罗更多。可以说是以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导（《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辑）。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同意其说。持墨家说者如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持阴阳说者如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肖萐父、李锦全则言《吕氏春秋》“显然以黄老道家的思想路线为中心，兼采儒、墨、名、法、及阴阳家言”。（肖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郭沫若（载《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杜国庠以为儒、道兼之（载《杜国库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我们以为，应以《汉书•艺文志》为是。《吕氏春秋》与先秦绝大多数古籍成书过程及内容不一样。首先是有人主其事，负责召集他人来撰写；其次是“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不限于一门一派学说；第三为一定时间里集中完成。《吕氏春秋》作为一部材料汇编，各种材料不可能在同一年全写出来，而应该有先后。《序意》所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指秦始皇六年，经过清人与今人辨别，应不会有大问题。依古人著书“序”在全书末之体例，结合《序意》内容看，今本《序意》应是叙作《十二纪》之意，不是叙全书之意（“序”在全书之末者如《庄子·天下》、《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等）。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就此对杨树达之说予以辩驳。也正因如此，今本《吕氏春秋》序次应该为是，《序意》不应在全书之末。若将《十二纪》编排于后，则《序意》亦应在全书之末，但仍为《十二纪》之序，非全书之序。或许编《吕氏春秋》者正是基于如此考虑，为了不给人以错觉，所以将《十二纪》置于书前。《序意》中“赵襄子游于囿中”一段，则显然为错简混入，不应在此。基于此，依《序意》观之，到秦始皇六年时，《十二纪》已完成。至于《览》与《论》完成到何种程度，不好猜测。但无论如何，不会在吕不韦被遣出京城后始作。
《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吕氏春秋》二十六篇”。
后来人们对其学派归属意见不同。高诱《吕氏春秋序》言：“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清包世臣《包世臣文集·致沈小宛论荀子书》云：“荀子之文平实而奇宕，为后世文章之鼻祖。韩氏得其奇宕，《吕览》得其平实。盖韩为荀门弟子，而《吕览》亦多成于荀氏门人之手也。”（转引自马积高《荀学源流》）《四库提要》以为“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之言”。陈澧以为“《吕氏春秋》多采古儒家之说，故可取者最多”（《东塾读书记》）。后代持道家说者如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以为《吕氏春秋》的主要倾向为“新儒家”。熊铁基将《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等称为“秦汉新道家”（《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牟钟鉴《＜吕氏春秋＞道家说之论证》以为其博采“百家争鸣”中道、法、墨、儒等众家之长，而对道家各派收罗更多。可以说是以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导（《道家文化研究》第十辑）。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同意其说。持墨家说者如清卢文弨（《抱经堂文集》）。持阴阳说者如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肖萐父、李锦全则言《吕氏春秋》“显然以黄老道家的思想路线为中心，兼采儒、墨、名、法、及阴阳家言”。（肖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郭沫若（载《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杜国庠以为儒、道兼之（载《杜国库文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我们以为，应以《汉书•艺文志》为是。《吕氏春秋》与先秦绝大多数古籍成书过程及内容不一样。首先是有人主其事，负责召集他人来撰写；其次是“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不限于一门一派学说；第三为一定时间里集中完成。《吕氏春秋》作为一部材料汇编，各种材料不可能在同一年全写出来，而应该有先后。《序意》所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指秦始皇六年，经过清人与今人辨别，应不会有大问题。依古人著书“序”在全书末之体例，结合《序意》内容看，今本《序意》应是叙作《十二纪》之意，不是叙全书之意（“序”在全书之末者如《庄子·天下》、《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叙传》等）。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就此对杨树达之说予以辩驳。也正因如此，今本《吕氏春秋》序次应该为是，《序意》不应在全书之末。若将《十二纪》编排于后，则《序意》亦应在全书之末，但仍为《十二纪》之序，非全书之序。或许编《吕氏春秋》者正是基于如此考虑，为了不给人以错觉，所以将《十二纪》置于书前。《序意》中“赵襄子游于囿中”一段，则显然为错简混入，不应在此。基于此，依《序意》观之，到秦始皇六年时，《十二纪》已完成。至于《览》与《论》完成到何种程度，不好猜测。但无论如何，不会在吕不韦被遣出京城后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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