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三十日，成王在洛邑举行烝祭，歌奏《丰年》、《潜
公元-1036年 月份不详
十二月三十日，成王在洛邑举行烝祭，歌奏《丰年》、《潜》。
《尚书·洛诰》记载了周成王在洛邑举行祭祀典礼的情形：“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汉书·律历志》引《三统》说：“是岁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知周公结束摄政，致政成王，成王在洛邑举行烝祭同在这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烝祭之烝，在甲骨文中作“”等形，像双手奉粢盛之形，而在康王时大盂鼎铭文中则作“”。王国维《盂鼎铭考释》说：“从米在豆中，以手廾之，与字同意。祀，疑即烝祀也。” （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页）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在此基础上论悉祭之本事云：“字像两手捧豆，豆中有米形。《说文》无此字。按：豆字后代读为登，或作凳，姬鼎：‘用燈用尝。’从米凳声，就是此字的后起字。或燈，就是烝尝之礼的烝字，烝是登米之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4页）唐兰通过分析字形，揭示了烝祭是登米之祭。所谓登米之祭，也就是奉进祭品于宗庙让祖先的神灵尝新。成王举行烝祭所奏乐歌当即《周颂》中的《丰年》。《毛序》云：“《丰年》，秋冬报也。”郑笺云：“报者，谓尝也，烝也。”蔡邕《独断》说：“《丰年》一章七句，烝尝秋冬之所歌也。”皆以为此诗是秋冬尝烝报祭宗庙所奏乐歌。诗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毛传》云：“稌，稻也。”《说文》云：“黍，禾属而粘者也。”禾属而粘者即黍子，因为其粒较谷子略大而黄，所以又通称为黄米，或大黄米（齐思和《毛诗谷名考》，《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页）。诗所言正与烝为登米之祭相符。诗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表明烝祭虽是登米之祭，但旨在报祭祖妣。祖妣合祭，即迎妣庙之主于太祖庙中合祭先祖先妣，说明祭祀是在太祖庙中举行的。洛邑有太祖庙，史有明文。《逸周书·作雒》记周公营建洛邑，“乃位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潘振《周书解义》说：“大庙，后稷。”凡此皆可证此诗是成王在洛邑举行烝祭所奏乐歌。《尔雅·释天》云：“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烝。”据沈文悼《宗周岁时祭考实》的研究，殷末周初让祖先的神灵尝新的祀典只有烝祭，春秋时才从烝祭演变成烝、尝二祭，战国以后又不断进行了由疏趋密的增补，使祠、礿、尝、烝分别专行于春、夏、秋、冬而形成了四时祭（沈文悼《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4—86页）。《丰年》本是成王在洛邑行烝祭所奏乐歌，由于诗既言黍又言稻，与烝祭演变成尝、烝二祭所献祭品相应，于是后世秋尝冬烝皆歌此诗行礼。由此可见诸家当是据春秋时行礼用乐的情形释诗，因而都没有与《洛诰》所言联系起来，揭示诗之所用。《丰年》既然是成王举行悉祭所用乐歌，当作于成王时。既然殷末周初的烝祭还没有分化为春祠、夏礿、秋尝、冬烝，则各种祭品皆于行烝祭时荐于宗庙，尚未分属于其他的祀典。郭璞注《尔雅·释天》之“冬祭曰烝”云：“进品物也。”何休注《公羊传·桓公八年》之“冬曰烝”亦云：“烝，众也，气盛貌。冬万物毕成，所荐众多，芬芳备具，故曰烝。”四时祭形成以后，烝祭专行于冬季，但仍然是“进品物”、“荐众多”的祀典。周初成王行烝祭，就不惟登米，当还有其他的品物。《荀子·礼论》云：“大飨，尚玄尊，俎生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飨，尚玄酒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饭稻粱。……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鱼也，俎之先大羹也，一也。”《礼记·乐记》亦云：“大飨之礼，尚玄酒而姐腥鱼。”郑注云：“大飨，袷祭先王，以腥鱼为俎实。”成王在洛邑举行烝祭，当也以鱼为俎实祭祀先祖先妣。进鱼时所奏乐歌当即《周颂》中的《潜》。成王在东都洛邑举行烝祭，没有为献鱼的仪节制作新歌，而是取周家旧有乐歌行礼。故虽在洛邑，仍言“猗与漆沮，潜有多鱼”。因为以乐行礼重其声乐，不可因诗言岐周二水名，否定在洛邑行烝祭用此诗助礼。成王举行烝祭时，先进献黍稌而歌《丰年》，再进献鱼而歌《潜》，正与《荀子》所谓“先黍稷而饭稻粱”相合，可证《潜》确为成王行烝祭所奏乐歌无疑。《毛序》云：“《潜》，季冬荐鱼，春献鲔也。”三家诗同，历代无疑议。春秋战国以后形成的四时祭，都是从周初烝祀一祭发展演变而来，从而可知《毛序》说此诗于宗庙之祭有二用，当也是据后世行礼用乐的情形而言。
十二月三十日，成王在洛邑举行烝祭，歌奏《丰年》、《潜》。
《尚书·洛诰》记载了周成王在洛邑举行祭祀典礼的情形：“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岁，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汉书·律历志》引《三统》说：“是岁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知周公结束摄政，致政成王，成王在洛邑举行烝祭同在这年十二月的最后一天。烝祭之烝，在甲骨文中作“”等形，像双手奉粢盛之形，而在康王时大盂鼎铭文中则作“”。王国维《盂鼎铭考释》说：“从米在豆中，以手廾之，与字同意。祀，疑即烝祀也。” （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页）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在此基础上论悉祭之本事云：“字像两手捧豆，豆中有米形。《说文》无此字。按：豆字后代读为登，或作凳，姬鼎：‘用燈用尝。’从米凳声，就是此字的后起字。或燈，就是烝尝之礼的烝字，烝是登米之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4页）唐兰通过分析字形，揭示了烝祭是登米之祭。所谓登米之祭，也就是奉进祭品于宗庙让祖先的神灵尝新。成王举行烝祭所奏乐歌当即《周颂》中的《丰年》。《毛序》云：“《丰年》，秋冬报也。”郑笺云：“报者，谓尝也，烝也。”蔡邕《独断》说：“《丰年》一章七句，烝尝秋冬之所歌也。”皆以为此诗是秋冬尝烝报祭宗庙所奏乐歌。诗云：“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毛传》云：“稌，稻也。”《说文》云：“黍，禾属而粘者也。”禾属而粘者即黍子，因为其粒较谷子略大而黄，所以又通称为黄米，或大黄米（齐思和《毛诗谷名考》，《中国史探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页）。诗所言正与烝为登米之祭相符。诗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表明烝祭虽是登米之祭，但旨在报祭祖妣。祖妣合祭，即迎妣庙之主于太祖庙中合祭先祖先妣，说明祭祀是在太祖庙中举行的。洛邑有太祖庙，史有明文。《逸周书·作雒》记周公营建洛邑，“乃位五宫：大庙、宗宫、考宫、路寝、明堂”。潘振《周书解义》说：“大庙，后稷。”凡此皆可证此诗是成王在洛邑举行烝祭所奏乐歌。《尔雅·释天》云：“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烝。”据沈文悼《宗周岁时祭考实》的研究，殷末周初让祖先的神灵尝新的祀典只有烝祭，春秋时才从烝祭演变成烝、尝二祭，战国以后又不断进行了由疏趋密的增补，使祠、礿、尝、烝分别专行于春、夏、秋、冬而形成了四时祭（沈文悼《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4—86页）。《丰年》本是成王在洛邑行烝祭所奏乐歌，由于诗既言黍又言稻，与烝祭演变成尝、烝二祭所献祭品相应，于是后世秋尝冬烝皆歌此诗行礼。由此可见诸家当是据春秋时行礼用乐的情形释诗，因而都没有与《洛诰》所言联系起来，揭示诗之所用。《丰年》既然是成王举行悉祭所用乐歌，当作于成王时。既然殷末周初的烝祭还没有分化为春祠、夏礿、秋尝、冬烝，则各种祭品皆于行烝祭时荐于宗庙，尚未分属于其他的祀典。郭璞注《尔雅·释天》之“冬祭曰烝”云：“进品物也。”何休注《公羊传·桓公八年》之“冬曰烝”亦云：“烝，众也，气盛貌。冬万物毕成，所荐众多，芬芳备具，故曰烝。”四时祭形成以后，烝祭专行于冬季，但仍然是“进品物”、“荐众多”的祀典。周初成王行烝祭，就不惟登米，当还有其他的品物。《荀子·礼论》云：“大飨，尚玄尊，俎生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飨，尚玄酒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饭稻粱。……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鱼也，俎之先大羹也，一也。”《礼记·乐记》亦云：“大飨之礼，尚玄酒而姐腥鱼。”郑注云：“大飨，袷祭先王，以腥鱼为俎实。”成王在洛邑举行烝祭，当也以鱼为俎实祭祀先祖先妣。进鱼时所奏乐歌当即《周颂》中的《潜》。成王在东都洛邑举行烝祭，没有为献鱼的仪节制作新歌，而是取周家旧有乐歌行礼。故虽在洛邑，仍言“猗与漆沮，潜有多鱼”。因为以乐行礼重其声乐，不可因诗言岐周二水名，否定在洛邑行烝祭用此诗助礼。成王举行烝祭时，先进献黍稌而歌《丰年》，再进献鱼而歌《潜》，正与《荀子》所谓“先黍稷而饭稻粱”相合，可证《潜》确为成王行烝祭所奏乐歌无疑。《毛序》云：“《潜》，季冬荐鱼，春献鲔也。”三家诗同，历代无疑议。春秋战国以后形成的四时祭，都是从周初烝祀一祭发展演变而来，从而可知《毛序》说此诗于宗庙之祭有二用，当也是据后世行礼用乐的情形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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