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四日，曾国藩（1811—1872）卒于金陵，年六十二。
公元1872年 二月
初四日，曾国藩（1811—1872）卒于金陵，年六十二。
郭嵩焘《墓志》：“公始为翰林，穷极程朱性道之蕴，博考名物，熟精礼典，以为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物，无他，礼而已矣。浇风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兴，而其精微具存于古圣贤之文章。故其为学，因文以证道。尝言：载道者身也，而致远者文。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达而传之。俛焉日有孳孳，以求信于心而当于古。其平居抗心希古，以美教化、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李鸿章撰《神道碑》：“公为学揅究义理，精通训诂，为文效法韩欧而辅益之以汉赋之气体。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尝日古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于古今圣哲自文、周、孔、孟下逮国朝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诸儒，取三十有二人，图其像而师事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抵皆礼家言。”王韬《重刻曾文正公文集序》：“大抵公于文主庐陵，故体裁峻絜，而不尚词藻；于诗主昌黎、山谷，故词句斩新，而不蹈袭故常。公又湛深经术，宗法汉学，出入服、郑，于高邮王氏尤为服膺。盖公具海涵地负之才，出其余力为词章，已足以弁冕群贤，推倒一世。近代英绝领袖之士，且皆退避弗遑，必得公一言以重于九鼎。而公亦时以提倡风雅为己任，虽军书旁午，而文人诗客、名士雅流以行卷干者，无不即时延见，幕府所征多才略之彦，节钺所至，风尚为之一变。虽兵戈扰攘垂二十年，而武功既耀，文事并隆，公之势位，又足以奔走天下而有余。以是虽经丧乱仳离，而斯文不至于澌灭者，公之力也。江南甫定，书局即开，海内著述渐次勃兴，郁郁彬彬，比美嘉、道，然则公之功业，岂不盛载！……又公之麾下，虽偏裨将校，亦知世故，庋图书，敬礼贤俊，有轻裘缓带，雅歌投壶之风，其被于公之雅化也如此。盖公之相业似韩、范，公之勋名似李、郭，公之文学足以并孔、邢、欧、曾而无愧色，不独一代之完人，亦一时之全才矣。”（《弢园文录外编》卷九，此为日本刻本序）朱祖谋《冬夜检时贤诗集率缀短章》论曾国藩：“正音大雅莽榛营，健者今生必杜韩。独把西江奉初祖，淄渑一别有澄澜。”薛福成《寄龛文存序》：“至乾隆中叶，而姬传姚先生踔起，先生亲受业望溪弟子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其论古文曰：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缺一不可。一时著籍门下高第弟子，各以所习相传授，自淮以南，上溯长江，西至洞庭、沅、澧之交，东尽会稽，南逾服岭，言古文者，必宗桐城，号桐城派。其渊源所渐远矣。厥后流衍益广，不能无窳弱之病。曾文正公出而振之。文正一代伟人，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其阅历亲切，迥出诸先生上。早尝师义法于桐城，得其峻洁之诣。平时论文，必导源六经、两汉，而所选《经史百家杂钞》，搜罗极博，《文选》一书，甄录至百余首。故其为文，气清体闲，不名一家，足与方、姚诸公并峙，其尤峣然者，几欲跨越前辈。余谓自桐城派盛行，而海内假托者亦众，近世高材生言古文者，或遂厌弃桐城，然以文正之贤，不能不取义法于桐城，继乃扩充，以极其才，然则桐城诸老所讲之义法，虽百世不能易也。”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序》：“姚先生（按：姚鼐）于兴于千载之后，独持灼见，总括群言……是由古今之文章，谬悠殽乱、莫能折衷一是者，得姚先生而悉归论定。即其所自造述，亦浸淫近复于古。然自百余年来，流风相师，传嬗赓续，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丧之患。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涂，挈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还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余今所论姤，其品藻次第，一以昔闻诸曾氏者，述而录之。曾氏之学，盖出于桐城，固知其与姚先生之旨合，而非广己于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其道相资，无可偏废。”《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四十二收其诗至四十三首，诗话云：“文正勋业文章，皆开数十年风气。余事为诗，承袁赵蒋之颓波，力矫性灵空滑之病，务为雄峻排奡，独宗西江，积衰一振。题彭旭集诗云：自仆宗涪公，时流颇欣向。盖自道得力处，实有陶铸一世之功能也。”
初四日，曾国藩（1811—1872）卒于金陵，年六十二。
郭嵩焘《墓志》：“公始为翰林，穷极程朱性道之蕴，博考名物，熟精礼典，以为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物，无他，礼而已矣。浇风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兴，而其精微具存于古圣贤之文章。故其为学，因文以证道。尝言：载道者身也，而致远者文。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达而传之。俛焉日有孳孳，以求信于心而当于古。其平居抗心希古，以美教化、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李鸿章撰《神道碑》：“公为学揅究义理，精通训诂，为文效法韩欧而辅益之以汉赋之气体。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尝日古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于古今圣哲自文、周、孔、孟下逮国朝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诸儒，取三十有二人，图其像而师事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抵皆礼家言。”王韬《重刻曾文正公文集序》：“大抵公于文主庐陵，故体裁峻絜，而不尚词藻；于诗主昌黎、山谷，故词句斩新，而不蹈袭故常。公又湛深经术，宗法汉学，出入服、郑，于高邮王氏尤为服膺。盖公具海涵地负之才，出其余力为词章，已足以弁冕群贤，推倒一世。近代英绝领袖之士，且皆退避弗遑，必得公一言以重于九鼎。而公亦时以提倡风雅为己任，虽军书旁午，而文人诗客、名士雅流以行卷干者，无不即时延见，幕府所征多才略之彦，节钺所至，风尚为之一变。虽兵戈扰攘垂二十年，而武功既耀，文事并隆，公之势位，又足以奔走天下而有余。以是虽经丧乱仳离，而斯文不至于澌灭者，公之力也。江南甫定，书局即开，海内著述渐次勃兴，郁郁彬彬，比美嘉、道，然则公之功业，岂不盛载！……又公之麾下，虽偏裨将校，亦知世故，庋图书，敬礼贤俊，有轻裘缓带，雅歌投壶之风，其被于公之雅化也如此。盖公之相业似韩、范，公之勋名似李、郭，公之文学足以并孔、邢、欧、曾而无愧色，不独一代之完人，亦一时之全才矣。”（《弢园文录外编》卷九，此为日本刻本序）朱祖谋《冬夜检时贤诗集率缀短章》论曾国藩：“正音大雅莽榛营，健者今生必杜韩。独把西江奉初祖，淄渑一别有澄澜。”薛福成《寄龛文存序》：“至乾隆中叶，而姬传姚先生踔起，先生亲受业望溪弟子刘君大櫆，及其世父编修君范，其论古文曰：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缺一不可。一时著籍门下高第弟子，各以所习相传授，自淮以南，上溯长江，西至洞庭、沅、澧之交，东尽会稽，南逾服岭，言古文者，必宗桐城，号桐城派。其渊源所渐远矣。厥后流衍益广，不能无窳弱之病。曾文正公出而振之。文正一代伟人，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其阅历亲切，迥出诸先生上。早尝师义法于桐城，得其峻洁之诣。平时论文，必导源六经、两汉，而所选《经史百家杂钞》，搜罗极博，《文选》一书，甄录至百余首。故其为文，气清体闲，不名一家，足与方、姚诸公并峙，其尤峣然者，几欲跨越前辈。余谓自桐城派盛行，而海内假托者亦众，近世高材生言古文者，或遂厌弃桐城，然以文正之贤，不能不取义法于桐城，继乃扩充，以极其才，然则桐城诸老所讲之义法，虽百世不能易也。”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序》：“姚先生（按：姚鼐）于兴于千载之后，独持灼见，总括群言……是由古今之文章，谬悠殽乱、莫能折衷一是者，得姚先生而悉归论定。即其所自造述，亦浸淫近复于古。然自百余年来，流风相师，传嬗赓续，沿流而莫之止，遂有文敝道丧之患。至湘乡曾文正公出，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涂，挈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还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余今所论姤，其品藻次第，一以昔闻诸曾氏者，述而录之。曾氏之学，盖出于桐城，固知其与姚先生之旨合，而非广己于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其道相资，无可偏废。”《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四十二收其诗至四十三首，诗话云：“文正勋业文章，皆开数十年风气。余事为诗，承袁赵蒋之颓波，力矫性灵空滑之病，务为雄峻排奡，独宗西江，积衰一振。题彭旭集诗云：自仆宗涪公，时流颇欣向。盖自道得力处，实有陶铸一世之功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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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介（1005—1045）生。
- 田况（1005—1063）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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