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史料来源的复杂性,导致其思想内容的多面性。

公元-319年 月份不详
管子史料来源的复杂性,导致其思想内容的多面性。

吕思勉《经子解题》云:“今通观全书,自以道法家言为最多。然亦多兵家、纵横家之言,又杂儒家及阴阳家之语。此外又有农家言。”因而古籍著录时,学派归属有不同。《汉书•艺文志》在“道家”,隋书·经籍志》在“法家”,《四库提要》隋书宋濂《诸子辨》以为:“是书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绝似《曲礼》者,有近似《老》《庄》者……疑战国时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书成之。不然,‘毛嫱’、‘西施’,‘吴王好剑’,‘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乱’,事皆出仲后,不应予载之也。”《四库提要》云:“《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郭沫若《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著考》以为“一部分是齐国的旧档案,一部分是汉时开献书之令时由齐地献汇而来。”张岱年以为“管子书虽然内容复杂,但是还有主导的思想,这主导的思想是法家思想。我认为管子书大部分应是齐国法家的著作,是齐国推崇管仲的法家学者所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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