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诈语佯狂缩头充隐士 孤行独立叉手作诗人

  陆续而来的时局消息是:革命军的顺利进展,武汉和南京的分裂,共产党操纵了武汉政权,最后是双方的由分而合,共产党被踢了出去。方祥千和他的党羽们,随着这些荡开的波纹,时而一喜,时而一忧。他们所庆幸的是有日本军队近在眼前,不期然而然地作了他们的掩护。局外人永远估不透他们的真实内容,以为不过是一群又一群杀人放火的绿林而已,谁也想不到在这个灰色的躯壳里面,还有什么政治目的。

  他们因此得以滋生潜长。

  然而日本军终于撤走了。随着填过来的是革命军的武装部队,和国民党的各级组织。曾经在武汉政权的尾巴上摇旗吶喊的那些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粉红色以至红色的分子们,装扮成另一种姿态,零零碎碎地散开了,散到每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偏僻的角落。有的在那里怕死偷生,苟延残喘。有的在那里待机而动,准备作一个英勇的布尔塞维克之神,之鬼。惨剧时有发生。

  方镇东边的巴家庄上,巴二爷的大儿子巴成德,在武汉政权里闹了些时候,树倒猢狲散,悄悄地回老家来了。方祥千最近和外边隔绝了,几次想找他谈谈,打听打听目前的革命行情,然而巴成德拒不与他见面。这因为地方上少数明眼人对于方祥千的这一套渐渐有点摸着头绪了。“原来你是干这个买卖的!”巴二爷嘱咐了大儿子,方祥千就吃到了闭门羹。

  巴二爷深爱他的这个锋芒毕露的大少爷,为了收他的心起见,用最快的速度,给他订下一门亲事。选了一个最近的日子,一顶花轿,锣鼓喧天,把新娘子亲迎了回来。不想在巴家庄庄外不足三里之地,有便衣武装拦截住,把巴成德从轿里拉出来,立时砍了脑袋。

  危机已经临到方镇的边缘了。

  方祥千和他的党羽们估量着这个形势,对于他们甚是不利,就顿时敛迹起来。东岳庙的办事处取消了,众星夜校停办了。方祥千跟着他的老弟珍千学着抽鸦片烟,每天晚上在大烟盘子上教他的第二个女儿其蔓和唯一的儿子天苡读古文观止。他常常有意无意的说:

  “吴稚晖先生说得对,中国要行共产,起码要一百年以后。从今天起,我要奉法西斯了。我们中国今天所缺少的就是墨索里尼那样的一个领袖。乡下三家村冬烘先生所说的没有真龙天子出世,天下便不得太平,正是同样的意思。”

  他于抽鸦片之暇,也时常到后园子里去,掘几支竹子,连根削做手杖,雕上各样的辞句,寄一时之兴。他为了夫人常常生病,就拣了一支最细的竹子,刻上“祝细君常健”五个字。以为夫人祝福。不想刚刚雕好,正自得意的时候,被天苡一把抢过去折断了。方祥千因此大大不满意天苡,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是个枭獍。他发狠说:

  “好不好,我先把你宰了!”

  见为了二支小竹子,这么对待儿子,夫人又不合意,不免说些闲话。她道:

  “你这么大年纪了,还不免孩子气,怎度怪得那小孩子!竹子,后园里有的是,什么希罕东西!”

  “我不是为了竹子,我是为了竹子上刻的那五个字。那五个字是祝福你的健康的。我看你多病多灾,希望你长命百岁。不想他一下子给我折断了,这就不是好兆头!你说他不该打?”

  “罢,罢,罢!你少作践我点也够了,我用不着你来祝福!什么长命短命,管他怎的!”夫人说着,连连呸了两口。

  方祥千一片好心,招得夫人大发牢骚,不禁叫屈起来。“原来你们女人这等没有良心,这等可恶!怪不得培兰一天到晚后悔不该娶了老婆,生下孩子!我这才知道,原来他倒是对的。现在,真是连我也有点后悔了!”

  然而不如意事正接踵而来。T城来的可靠的消息,汪大泉汪二泉这兄弟两个──真正工人出身的布尔塞维克,受不了当局的压迫,已经自首了。两个人供出了大部份的组织关系,亲自领着“肃反”人真捉去了好些同志。眼看他一手培植的基础,从T城到方镇,几乎已经荡然无存。方祥千所受的打击实在是够重的。此外,理论上的动摇,也使他有点茫茫然。共产主义的革命斗争,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中心的。方祥千常常自恨他所建立的党,以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为基础,真正工人出身的(但还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阶层,祇有汪氏兄弟这两个人。万万想不到临危变节的竟然就是这两个人。这是偶然的呢,还是领导理论的不可靠呢?方祥千真是有点莫名其妙了。

  恐惧和彷徨袭击着他,眼前的道路是模糊的。真理是属于巴成德呢,还是属于汪氏兄弟呢?他整日躺在鸦片烟榻上,参禅一样地考念着这个大问题,鬓边的白发一天一天加多起来。最后终于得到了答案。那是因为他想起了他的远在苏联的女儿其蕙和侄儿天茂。他想,“我已经把他们硬生生地领到这一条路上来了,我不能在自己儿女跟前做一个没有定见的变节的人!”

  他告诉方培兰说:

  “咬紧牙关,度过这一暗淡的时期,不要叫手下人散了!打听着消息,机警一点,祇要有个风吹草动,我们先躲到山里去。要紧的是我们要坚定信心,站稳立场,不要朝秦暮楚,变成一个无所谓的没有骨头的人!”

  “你老人家放心罢!”方培兰拍拍胸脯说,“我是跟着你老人家跑定了。那怕是赴汤蹈火呢,我也决不含糊!巴成德的好运\气,一生一世也落不到我们爷儿两个头上。你老人家该干什么干什么,用不着藏头露尾,有我呢!”

  “时机不对,还是销声一点的好。”

  “怎么,他们不教我们共产,总该教我们当土匪罢!我们当土匪就是了,我们原是土匪呀!”

  “还有,你记住,给我拿支手鎗来!”

  “你老人家要手鎗干什么?”

  “我也防着点。”

  “真到了你老人家用得着手鎗的时候,那就完了。好罢,我这支先给你。”方培兰笑了一声,把自己常带的一支“马牌八音”,从衣服底下解下来,给了方祥千。

  方祥千接过来,站在门口,向迎面的土墙上,连打了两鎗。笑嘻嘻的说道:

  “倒是好个响声,听着比爆仗过瘾!”

  “那还用说!你老人家要听响击,以后多着呢!咱们来罢!”方培兰把太长的袖子向上卷了卷,重重地喝下一口茶,说道,“你老人家没有知道吗?说是咱们县里新派来一个县长,是养德堂大爷的学生,明儿从省里下来接印,要从我们镇上路过,给养德堂谢姨奶奶请安妮。这一来:管保少不了要叨注销八姑娘的事情来。你老人家想想看,他会不会说我接近山本次郎,给我来一个汉奸的罪名?”

  “当然要留他的神,莫吃眼前亏!”

  “我很想半路上把他炮了,免得他找我的麻烦。”

  “炮了一个,再来一个,总不能斩尽杀绝。现在这时候,不惹祸,退让为先。要么,你先躲躲罢!”

  “我也不躲他,我也不惹他。看情形再说罢!”

  话虽是这么说,方培兰却从这一天起,便不在家。他朋友多,徒子徒孙多,可住的地方也就多,你想找到他,可真不是容易事。

  过了几时,新县长果然到了镇上。下榻在养德堂,山本次郎走了,小叫姑庞锦\莲刚刚让出来的那个房子里。县长姓程,单名一个时字,大约三十岁左右,穿着一身灰布中山装。这个打扮,给人一种新鲜之感。原来在方镇人士的记忆中,县长应当穿长袍马褂,坐四人蓝呢轿。程时县长却是坐骡车从高家集来到镇上的。

  这还是小事。轰动一时的是方八姑和程县长坐一辆骡车回来了。方镇上人人把这件事当做大新闻,辗转传说,互相谈论。

  原来方八姑一直住在高家集日本兵营里。日军退走时,把她扔下来。她便北上,住在北京的大哥家里了。这一回,再从T城和程县长一同回来。很多人见着她,她和从前并没有两样,祇是瘦了,右腿短了些,走路有点瘸。据她自己说,曾在日本兵营里受刑,腿便是伤了的。

  然而谢姨奶奶却尽着哭。说道:

  “看你吃了这么大的亏,将来怎么嫁人?有谁还要你!不想你的命这么苦!”

  说得方八姑气起来,她人虽受了折磨,气性却并没有变好。她说:

  “不嫁人就不嫁人,难道我还一定要嫁人?你猫子哭老鼠,干急些什么!再说,祇怕我没有办法,有办法一样可以嫁人。老太太那时候,生得羊痫疯,不一样嫁过这边来,跟了爸爸吗?你是她的陪房丫头,难道你不知道!”

  一提到“陪房丫头”,谢姨奶奶是又气又伤心。

  “好歹你是我养的。我这么大年纪了,你还叫我陪房丫头,一点也不给我留情面!看你去了这些时候,说话更没有谱儿了!”

  怕住在前上房里的程县长听见,谢姨奶奶祇好忍气吞声地算了。说道:

  “你看你瘦得这朴子,多分是病了。教曾鸿给你看看,开个方子调理调理罢!”

  “我也没有病,我也不吃曾鸿的菜!你要喜欢吃他的药,你找他看罢。我看你教他纂看你那手腕子,一纂大半晌,倒怪有趣的。”

  说得谢姨奶奶脸都气白了。

  “好好,姑娘,以后我再也不管你的事了!你看你开口就伤我,哪里还把我当个人看待!”

  “那顶好,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各不相干。”

  程县长在镇上住了两天,和当地绅商见了见面,又看了看保卫团,给张柳河队长陶祥云队附问了问当地的治安情形,便进城接印去了。陪他进城去的是方金阁,他特地从城里赶回来迎接新县长的。

  程县长走过之后,方八姑仍然没有好气,成天和谢姨奶奶闹别拗。她心里老是想,“你这个老东西!你怎么就敢断定我嫁不到人,我就不相信!”祇是不好说出口来。

  然而以后的事实证明,谢姨奶奶的顾虑,确实是一种杞人之忧,方八姑的自信原是颇有道理的。因为方通三特地从T城回到镇上来,为方八姑做媒了。

  原来巴成德有一个姑表兄弟,名叫张嘉。两个人一路赶到汉口去,迎接胜利的革命军,就都参加了武昌的军校。两个人在学校里,喊出了一个似通非通的口号,道是“我们要比共产党还要左”。因此得到该校负责人之一共产党红员云大英的特别赏识。两个人受宠若惊,替共产党做拉拉队,打冲锋,残害异己,使尽了吃奶的力气。那时,从前在T城办民志报的罗聘三也在汉口,他是国民党的要员之一,为共产党攻击的目标。罗聘三有一个女儿名叫罗如珠,也是武昌军校的学生。有一天,张嘉把罗如珠约到一家小旅馆里,没有经过求爱手续,就要解决某种问题。他的理论是:渐进的求爱方式,是陈腐的,落后的,反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真正的革命青年男女,应当删除这种多余的方式,直接完成最后的原始目的。否则便不够左。

  不幸这一理论,非罗如珠所能了解,她毅然拒绝协助他解决那一问题。不但此也,她反而以为受了委屈,原原本本把事情告诉了罗聘三。罗聘三一怒之下,以乡前辈资格,把张嘉找了来,大大训斥了一番。

  此后的发展,显而易见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罗如珠在女生队里不能立足了,她受到集体检讨和个人讥讽,原因她的思想太落伍,太封建,她的行动太礼教,太保守。第二件事是反罗聘三的运\动发展到了最高潮,吓得罗聘三不得不躲进法租界里的“法国饭店”去,忍痛支付每天六十元的高贵房金。

  武汉政权树倒猢狲散之后,张嘉和巴成德两个人匆匆经过上海回到C岛。在C岛逗留了一个短时期,巴成德决定回家去。他的看法是:“我们在武汉的事,有几个人知道?回到老家,老老实实住下来,有谁追究?所以祇管放心回去,包管没有错儿!”

  张嘉胆子小,主张慎重,就在C岛隐密起来,打算看看风头再说。不久,巴成德被杀的消息传来了。张嘉一面深自庆幸没有冒冒失失同他一路回去,一面感到C岛也非安乐土,因为距家乡太近,熟人太多,隐密的程度有限。他就筹措了一点盘费,乘日本船上大连,更转车北行,止于松花江南岸的一个小城附近,住在他的奶妈的儿子家里。原来他的奶妈的儿子,因为在本乡无以为生,跑到关外去帮佣,居积起来,现在自己也有了几亩田,成家立业了。张嘉住在他的牛棚里,跟着他吃高梁面。虽是困苦,却较安全。因为这真的是到了异乡了,一个相熟的面孔也没有。就连奶妈的儿子,过去也是没有见过的。张嘉对着奶妈的儿子,口口声声叫他刘大哥。他说:

  “我来了,真是打扰你,心里很不安。我能帮你做什么事吗?”

  “我这里的活儿,”刘大哥笑笑说,“不过是耕田喂牛,打柴烧饭。你一个念书的人,能做得哪一样?”

  “是呀,看起来,念书的人真没有用。”张嘉异常抱歉的说。

  “念书的人,做官,怎么没有用?不过是在我这里没有用罢了!”刘大哥转个话题说,“你看,我到底也没有细问问你。大少,你这跑到关外来,到底是个什么打算?”

  “没有什么打算。我在家里过的太闷,又有个夜里睡不着的毛病。有人劝我出来跑跑,散散心,就会好的。我想着对,别没有地方好去,就跑到大哥你这里来了。住一个时期,我还到别的地方去游历。”

  “既是这么着,你就住着玩罢,我可是没有功夫陪你,真真慢待。”刘大哥嘴里说着,心里终是疑疑惑惑。因为张嘉那种神情,不像是个出来散心玩儿的样子。

  张嘉每日徘徊于松花江上,夜间蜷卧在牛棚里,往日的豪情是一点也没有了。想想过去种种,真是感慨万千。所谓四海飘零,所谓苍茫身世,都不能形容他这一时的情怀。这异样的心情,究将何所寄托呢?他从前在师范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常常喜欢做两首白话诗,登在本校学生自治会所办的周刊上,赢得一个诗人的雅号。呼他为诗人的人,大约有两种心理。一种是觉得他的诗真真作得不坏,出于真诚\的恭维。另一种是讥讽。然而张嘉不管那许多,竟把诗人这顶花冠顶在自己头上,居之而不疑。现在流落了,尝到了真的痛苦,真的悲哀,张嘉就又开始作起诗来。他的作诗,不是一种消遣,可作可不作,而是一种事业,非作不可。像着了魔一样,无论行起坐卧,茶前饭后,无时无地不在一念作诗。为了推敲一个句子或一个字,弄得一整夜不睡觉,是常有的事。一首,又一首,渐渐积成一厚册了。他自信他的诗已经很像是诗了,就摘出几首最得意的来,用个笔名,投到各文学杂志上去,果然注销来了。而且还接到编者的回信,希望他多寄几首去。

  有一天,他接到文风文学社编者的一封信,这位编者就是方通三,原是他认得的。他考虑了很久,用真实姓名写了一封信去,备述他目前的凄凉情况。以后,方通三回信来了,约他到T城去住。信上暗示,对他的行踪保守秘密,安全可以无问题。

  接到这封信,诗人的第一个念头是,莫非他勾结了当局,诱我回去落网。想来想去,见得自己和方通三向来无冤无仇,不至于如此。不错,诗人的这一想法,对了。因为方通三有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对于任何政治力量都避之唯恐不及,岂肯作他人的鹰犬。但他是一个谨慎而又吝啬的人,怎么肯约请张嘉的呢?张嘉果真到了T城,万一生活发生了问题,或是安全失去了保障,直接间接,他能完全没有责任吗?这却另有一个微妙的原因。原来方通三自从被胡博士讥讽,劝他“少买二亩田,多买部字典”以后,一面更加努力充实自己,一面也深感个人在文坛上的孤立。他觉得他既然发誓要做一个文人,就不能不在文坛上有一班互相标榜的朋友,尤其不能不有一班由自己提拔起来的后进,作为自已的读者大众,环绕在自己的周围,为自己吹嘘。为了这一目的,他赏识了张嘉的诗,担着十二万分的重大干系,对张嘉发出了试探的邀请。

  张嘉终于应约到了T城。过沈阳,过山海关,过天津,这些生疏的地方,都没有问题。唯有T城,他的熟识很多,党政方面认得他的人也不在少数。而且他老是觉得,像他这样一个曾经比共产党更左的分子,缉捕名单上不会没有他的大名。“看,巴成德就是这个样子!”

  因此,他慎重地在天津耽搁了小半日,特地赶一班深夜间到达T城的车,他到T城了。下车的时候,他把一顶“土耳其帽”尽量拉下来,又把围巾尽量围上去,祇露着两个眼睛看路,以避免侦探的锐眼。他出站了,上了东洋车了,一直到了方通三的寓宅了,似乎并没有什么人注意他。等到安全坐在方通三的客室里的时候,他的心定下来了。

  方通三热诚\地接待他,告诉他说:

  “成了,你的诗是够成熟的了。你休息休息,先编一个集子,马上出版。我替你写一篇介绍的文章,再约几位文坛上有地位的人,来几篇文章捧捧你,你在诗坛上的地位就可以奠定了。”

  “是的,通三先生。”张嘉兴奋地答应着。前途顿时光明起来。这是他从离开武汉的政治漩涡以来,所没有过的事。

  然而他的心里蒙着一个更重大的阴影。住定下来,便慢慢和方通三谈起来了。

  “通三先生,在政治上我是一个亡命徒,永远祇能躲在暗处,见不得天日。而且我这样长期受着生命的威胁,神经过度紧张,真是受不得!我想,诗,成名不成名,还是次要的事。现在最要紧的是,怎么想办法先洗去政治上的色彩,恢复我的自由之身才好。”

  方通三沈吟了一下。说道:

  “你的事情,我大约知道一点。慢慢等等机会看罢。你知道,我在政治土是一点关系没有的,我跟他们说不着话。你的事情,怕得个有大力量的人出面招呼一下才成呢。”

  “正是呢,通三先生,”张嘉同意的说,“我整天做着一个梦,希望个有大权力的人,出来替我说句话,我就可以自由了。祇要有靠背山,我这一点点小事情算什么?杀下几条人命,也不要紧呀!”

  “照最近激烈的情形看,”方通三轻轻摇着头说,“我每天看看报上公开发表的记录,一:涉及政治立场,色彩略有不同,事情就严重了。我看宁可杀下几条人命,倒还可以想办法打官司,祇有牵涉到政治,就永远跳入黄河洗不清了。你或许知道,我是从小就不喜欢政治的。我总觉得这不是我们这种人干的事情。我现在亲眼看看这种斗争的情形,对于政治是更加厌恶了。有人说,政治就是黑暗,我想是不错的。”

  “通三先生,我是后悔不及了。共产党惯会使迷魂药,青年人不遇到他的迷魂药便罢,祇要遇到,就不能自拔,非跟着他跑不可。我在武汉就中过他这种药。现在想想,那时像疯狂了一样,不知道怎么会作出那些事情来!”

  张嘉说着,眼泪就要流下来。

  “通三先生,我曾经发过疟疾,在高烧的时候,自己从床上跳起来,要跳井,要上吊。而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待退烧之后,人家告诉我那种情形,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一个青年人跟了共产党,大约就像那样子。”

  “经蛇咬一口,望着井绳怕。”方通三笑笑说,“你有了这次经验也好,以后可以死心塌地作一个诗人,不再过问政治了。”

  “但是这能不能办得到呢?通三先生。作一个现代人,能不能离开政治,单独存在呢?文艺是不是也可以离开政治,单独存在,单独发展呢?”

  “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尽量想办法离开它,尽量尽量,能得少沾它一分,就少沾它一分。”

  “是的,至多祇能如此。我们离不开政治,就得跟着政治翻筋斗。这真是现代人的莫大痛苦!”

  谈到最后,也还是绝路一条。没有一个可以逃避的地方,像陶渊明的世外桃源一样。其实,这是从古如斯的,伯夷叔齐躲到首阳山去,结果是饿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