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胜利带给我们撤退
一
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控告我们政府，说孤军是侵略者，国际法上怎么判断这件事，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的防区恰在我们看来是双方的边界之上，共产党可以用出卖土地的手段把我们立脚的地方划给缅甸，以实缅甸攻击我们“侵略”的藉口，但我们政府却并没有参与其事，和宋朝的人永远不承认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一样，我们也永远不承认把那一带未定界的边区，割让给缅甸，缅甸当局对我们的态度随着他们兵力的强弱而时好时坏，当孤军最初退到边区的时候，他们认为可以一举把我们歼灭，他们不承认我们是侵略者，而且不屑和我们谈判，甚至把我们谈判的代表扣留，而称我们是“残余”，我们永不了解我们这些残余怎能会成为含义较强的侵略者，我们只是求活，求生，求反攻而已。
在萨尔温江大战之前，我们和缅甸相处的非常之好，但那种和好只限于缅甸无利可图时和兵力薄弱时，一旦等到情势有变，这和好便不能保持了，萨尔温江大战导源于猛布张复生团的遭受攻击，和一个排长一个排附的阵亡。
原来驻在猛布的孤军和驻在猛研的缅军相安无事，缅军曾要求李国辉将军撤出猛布，但受到拒绝，我们不能撤离猛布，因为猛布产米，撤离猛布等于自断粮源，但我们却接受了他们两点要求：一点是，我军赴猛研采买菜蔬和日用品时，改穿便衣；另一点是，我军通过公路时，改为夜间。
通过公路，是当时驻防猛布部队最大的任务之一，从滇边缅北南下的部队官员，和从猛撒北上的部队官员，必须由猛布部队护送，在那万山丛里，公路如线，山口错综，走错一步，便迷入歧途，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都摸不出眉目，且除了约定的山口外，其他地区，均有缅军岗哨。
最后一次偷渡公路是萨尔温江大战半年之前，总部的一位参议带着五六匹骡子，驼着文件，向缅北出发，这四五个骡子使缅军的眼睛都冒出火来，他们可能以为里面全是美钞和老盾，就在山口，他们埋伏下口袋阵地，我们的护送部队便恰恰的进入陷阱，但所有的骡队仍平安通过，只有一个排长和一个排附阵亡，这使张复生团长，那位重然诺的山东英雄，集合全体官兵，发誓为死者复仇。
从那个时候起，公路便被孤军寸寸切断，这是一个导火线，一直发展到最后缅军的全面攻击和全面溃败。然而战场上不断胜利所得到的果实却无法保持，四国会议在曼谷召开，叫我们撤退的消息开始传到边区，但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相信。
我是猛布之战结束后第三天返回猛撒的，我在医院得到政芬的信，政芬的信上没有说什么，只是叫我快快回来，我回来了，回到猛撒，政芬只身的迎接我，却没有带着安国，我以为他贪玩去了，她却躲开我的眼睛，我追问她，一个四十岁以上，千里归来的中年人父亲，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狂奔上来，搂着脖子，攀登在肩膀上，狂欢喊叫，然而，什么人都没有看见，却看见无数眷属们的奇怪眼光。
“安国呢？”我说。
啊，安国，孩子，政芬领我到他的坟前，缅军日夜轰炸猛撒的时候，他正爬在椰子树上盼望爸爸归来，椰子树被炸断，他摔下来，脑浆崩裂，我扑到那黄土已干的小小坟墓上，没有哭，没有泪，只抓住那黄土，抓到手里，浑身颤抖。二
关于四国会议的经过情形和讨论内容，我想，不必再加叙述了，我因为连丧二子，臂伤未痊，请假在猛撒休养，对四国会议的进行，并不比别人知道的更多，而当时各国记者云集曼谷，差不多每一个细小的节目，都有报导。我只能就我所亲眼看到的告诉你，在我们面临着非撤退不可的局面时，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到李国辉将军身上。猛布大捷后，因为存粮和民房全被缅军烧毁，不能再住，乃撤到猛满。四国会议期间，也就是“撤”和“不撤”濒临最后决定关头的时候，孤军已全部集中到猛撒。
那时候，李弥将军在台湾，副总指挥李则芬将军是我们的谈判代表，另一位副总指挥柳安麟将军代理总指挥。回到祖国，这正是我们多少年来的憧憬，在台湾，有我们的亲友，我们可以安住下来，不再恐惧共军的压迫，也不再恐惧缅军的攻击，尤其是，大多数年轻伙伴，都愿早一点回去，接受更高阶段的军事教育，所以撤退，是大家寤寐求之的，假如它发生在我们初到边区之时，假如它发生在大其力之战初结束之时，我们该是多么兴奋，而现在，当我们用血建立起一个局面的时候，却要撤退了，弟兄们开始体验到岳飞在朱仙镇大捷后的心情，但我们没有怨尤，只有一种像是旁徨无依的凄凉。
李弥将军是不主张撤退的，丁作韶先生更是不主张撤退，而且态度尤其强烈，只有柳安麟将军主张撤退，在这里，我要强调说明的，李将军和丁先生不主张撤退，并不是他们打算反抗命令，而是，他们认为，协议上只有规定撤退的人数，并没有规定撤退的那些人是不是强壮，我们可以把老弱的弟兄送返台湾，而留下主干──那就是说，留下李国辉将军和我们全部孤军。
因此，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到李国辉将军身上，他是边区唯一的叱?风云人物，他如果表示不愿撤退，便不会有一个孤军走上飞机，李弥将军一封信连一封信的向他解释不可撤退的理由，丁作韶先生──这位孤军上下一致爱戴的可敬老人，更向李国辉将军反覆陈说不应撤退的道理，他并且不顾一切的向凡是他所见到的伙伴们，呼吁接受他的意见，这种几近煽动叛变的行动，只有真正出于爱心和出于真知灼见的人才敢出此，才肯出此，事到今天，使我们永远为他当时的寂寞落泪，他和他的夫人胡庆蓉女士，像孔子当年游说列国一样的，冒着烈阳毒蚊，和可能随时被捕的危险，逐个营房痛下说词，我记得就在事情发生的前两天的晚上，我、政芬、毛有发副团长，还有几位一时记不清名字的兄弟，坐在那淡黄色的月光下，毛有发是张复生将军那一团的副团长，我应该补充一点的是，萨尔温江战役之后，李国辉将军升任第三十二路军司令，张复生将军升任副师长，啊！这些用鲜血而不是用人事关系博得的官阶，在他们回台湾之后不久，部队被编散，便不太算数了，少将成了中校，中校成了少校上尉，而且有的压面条，有的为人当苦力磨豆腐，有的年老力衰，儿女成群，靠着哭泣度日。
我和毛有发并不太熟，他不是第八军和二十六军的老弟兄，这位河南籍，不认识几个字的老大哥，他的年龄比我们大的多，他是对日抗战时远征军九十三军的干部，抗战胜利时，他没有返国，就留在景栋，和一位比他年轻二十余岁的白夷小姐结婚，就在那里做起小本生意，因为经营得法，着实过了一段安适的日子。
可是，大其力战前，缅军大肆逮捕华侨，他看情形不对，便向孤军投效，他一口流利的白夷话，和他作战时那股疯了似的勇猛，使弟兄们五体投地的对他敬爱，猛布战役时，缅军拂晓突袭，一下子便攻进师部，李国辉将军翻窗逃出──这是以后他愤怒的亲自率领邹浩修营迂回百里，冒炽烈炮火亲自攻击的原因。在那约十天的时间内，全赖毛有发副团长的不断冲锋才阻挠缅军的攻势。后来，李国辉将军退到猛满；率邹浩修营迂回时，命令毛有发副团长率敢死队在山口策应，他那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头发苍白，乾瘪的像一块豆腐乾，但他却在半夜越过缅军重重防线，一直摸到缅军司令部，和美军战争电影上所显示的一样惊心动魄，他报复了缅军冲入我们师部的耻辱，用刺刀歼灭了缅军司令部的官员，使缅军群龙无首，全军溃败。
那一天晚上，我们面对面对着，政芬靠到我背上，自从安国死去，她很少说话，我更是沉默，只有毛有发在侃侃的谈他的过去，和他的故乡，而这时候，丁作韶先生来了。三
记得是《圣经》上曾经说过，先知总是不受尊敬，和总是不幸的，他的眼光看得越深越远，赞成他的人便越少，等到形势有变，往者已不可追了。历史上多少失败的人物，都在这个时候对他过去严厉处份过的那些好说逆耳之言的人，流泪怀念：“我悔不听他的话！”现在，大家正是如此，我知道弟兄们──包括我们最敬爱的各位将军在内，都在追悔当初不听李弥将军的命令，和采纳丁作韶先生的建议，然而，机会只叩门一次，上苍赐给孤军建立奇功的机会，而孤军也已经用血筑成不可破的堡垒，到了终结，却像一个梦游人一样，轻松的，毫无吝惜的把它丢掉，啊！事到如今这步田地，还说什么呢？
丁作韶先生找到了我们后，还没有来得及坐下，便气急败坏的告诉我们情势紧急。
“不要撤，兄弟，”他说，“我们要留在这里，以我们的兵力，可以和当地要求独立的土着结合，成立缅甸民国，取现政权而代之，然后进入联合国，不但我们弟兄有出路，将来反攻的时候，我们至少可动员一百万精兵，像蔡锷将军当年一样，由云南四川，一路打到北平。如果撤退，大家挤在一个小岛上干什么？东南亚无限江山，等我们这匹强壮的马去骋驰！眼光放大点，兄弟！兄弟！”
“事情恐怕不这么简单。”我疑惧的说。
“兄弟，”他说，“一件伟大的行动往往是简单的，俗话说，光棍老了，胆也小了，才会觉得干什么都不简单，要知道，世界上只有家务事最不简单，我年纪虽比你们都大，但我雄心还在，你们不应该怕的。”
“这只有李国辉将军可以决定。”
“他已决定撤了。”他绝望的说。
这是一个重大的消息，我和政芬的手紧握着，心绪澎湃，连丁先生接着又说了些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大局显然的已经决定。于是，就在第三天，事情终于发生，柳安麟将军集合全体官兵训话，那真是一个充满了杀机的场面，在执法队闪耀的刺刀下，空气沉重，柳将军厉声的宣布，有一个人正在鼓动部队叛变，那人必须即刻停止他那卑鄙的误国行动，否则只有军法从事。
训话结束后，我陪着丁作韶先生去总部，刚踏上台阶，柳将军勃然变色的跳起来，指着丁先生的鼻子。
“你，丁作韶，你是参议、秘书长、顾问，但你却反抗政府命令，鼓动叛变，扰乱军心，阻扰撤退，打击国家信誉，破坏四国协定，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你犯的什么罪？”
事后我才知道，就在同时，丁夫人胡庆蓉女士在军部和李国辉将军起了冲突，李将军也勃然变色的跳起来，向她吼叫──
“你胆敢如此没有礼貌，我枪毙你！”
当天夜间，我和政芬已经安寝，但不能入梦，窗纸上的月光和稻田的蛙声使人心碎，丁先生悄悄的走了进来。
“能给我找两匹马吗？”他说。
“我可以试一试。”
“我要走了，”他说，“他们会杀我的。”
“不会的，你们都是情同骨肉的老朋友了。”
“但现在已经翻脸无情了，兄弟，你会知道，我是不是煽动叛变？我只是想我们要为国家着想，假使我们有一天挥军北上，收复北平，是不是我们的贡献？我们退到台湾又如何？克保，我得走了，国辉使我失望，我作梦都想不到他非撤退不可，他对我说了很多理由，但我知道他却隐藏着那真正的理由，既不能开诚布公，我想我该走了。”
丁先生不安的在茅屋里徘徊，我听到他的叹息，三个人都没有说话，我几乎要大声喊，我知道李国辉将军非撤退不可的真正理由，──真正的理由往往是说不出来的，但我闭着嘴，我想我可能会说的太多了。
“丁先生，你们往那里去？”政芬问。
“不知道，克保，能为我找两匹马吗？”
这样的，丁作韶夫妇走了，我和政芬送他们走了三里多路，握手告别，这位与孤军同患难共生死，为孤军坐了一年余监狱，一直是孤军精神导师的老人，在事情快要终结的时候，却寂寞的走了，但是，不久之后，人们开始怀念他，怀念他说过的话，可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挽回当时的撤退，李弥将军在台北越是不主张撤，李国辉将军越是主张的彻底，连李弥将军官邸的卫士都不允许留下一个。
这些都是往事了，我想还是不谈它，马蹄声渐远渐杳，山底的峦雾渐渐把丁先生夫妇吞没，我和政芬并肩立着，有一种好像是被挖空了似的惆怅。四
孤军正式撤退的日期是民国四十二年十一月八日，距我们三十八年进入边区，整整五年的岁月，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前导下，孤军以整齐的行列，通过大其力，穿过国界河，到达夜柿。我和政芬是第三批撤退的，那已是民国四十三年三月了，在临走的时候，我把茅屋重新整理了一下，用水把竹桌竹椅和竹床重新洗过，带上我们所能够带的──在那荒烟野蔓的天地中，我们能有什么？我指的只是一些孩子们过去的衣服和一些简陋的玩具，政芬都舍不得丢下。那一天清早，我们天不亮便起床，先到安国坟前焚化纸帛，和他同时安葬的那块山坡上，还有数不清的其他弟兄们的和眷属们的坟墓，几天来，或是伙伴，或是父母兄弟，在临走之前，为他们的亲人焚下最后一批纸帛，哭声不断，我把孩子的小小坟墓再用黄土加高，并在旁边竖了一个牌子，上面用缅华两种文字写着──
“缅军先生，谁无父母，谁无子女，坟中是一流浪异域的华人爱儿，求本佛心，不要毁坏，存殁均感，泣拜。”
到了夜柿，我们再去安岱坟上烧纸，坐在老屋前孩子的坟墓旁边，我把头埋到双臂里，政芬一面焚化，一面嗫喃的诉说──
“岱儿啊，你看见妈妈和爸爸了吗，我们要到台湾去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儿啊，你要照顾自己，把钱拣起放着，等大了再俭省的用，爹娘恐怕不能再为你烧什么了，宽恕我们吧，孩子，宽恕我们的穷苦，使你和哥哥都半途夭折，我已告诉你的哥哥，叫他再长大一点，前来找你，孩子，孩子，你听到妈妈的哭声了吗？”
政芬被两个同伴扶着，向小小孤坟叮咛了最后一句，回到市区，汽车已隆隆待发，在国界桥那里，中美缅泰四国的国旗迎风飘扬，几个我不知道姓名和国籍，但看起来一定是高级官员的人，在那里有趣的注视着我们憔悴的行列，我想他们是高兴的，而且也应该高兴，他们已圆满的达成了上级所交给他们的任务，用香鬓舞影解决了共军和缅军千万人死亡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几个月来，差不多天天都听到“要顾全大局”，“你所看到的只不过一点，我们看到的是全部！”等等的话，我想，在这个大时代中，我们是太渺小了。
三小时后，车到米站飞机场。
我已记不得我们所乘的那架飞机是什么公司和什么号码了，不过，那是容易查出的，因为在全数将近万人的大规模空中撤退中，只有我们坐的那架飞机起飞后即行失事，我不知应该用什么感想来看那架飞机，假如它不失事，我和政芬现在一定身在台湾，以我的这种非常不适合现社会的性格和毫无人事奥援，加上没有积蓄，我可能和刘占副营长一样，在豆浆店为人磨黄豆为生，也可能和张复生将军一样，为人压面条，生意萧条，入不敷出。我或许可以教书，我和那被我误尽了青春的政芬，都受过高等教育，但我们没有证件，而证件却是最重要的，不是吗？不过飞机终于失事了，决定我留下来的命运，对一个军人来讲，战死是正常的归宿，啊，“别来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犹昨，话到英雄末路，忽凉风索索。”我不要再说这些了。五
现在回想起来，事隔多年，已记不清飞机上有什么人，和有多少人了，大概总在四十人和五十人左右，张复生将军、政芬、我，我们并肩坐在右边靠着机翼的那一排座位上。舱门紧闭，发动机像疯狂了一样的怒吼着，机身开始向前滑动，而且渐渐提高，有些弟兄隔着那小小的像囚窗一样的窗子，向外眺望，外面可能还鸣着鞭炮，也可能有无数挥动着的热情的手，但大多数弟兄都沉默不语，那些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愿再重复一句，一切一切，如果发生在五年前该多好，那时弟兄们会抱着飞机感激落泪，现在，我们虽然终于实现了重返祖国的愿望，但大家都已经过千难万劫，尝尽人间辛酸，心情己僵，思绪已呆，不知道应该想些什么了，当飞机震荡着离开地面的时候，往事忽然如绘，我看了一下四周，那些生死与共的伙伴都合着嘴唇，我彷佛看到大家狼狈渡河，进入三岛的那幅图画，而如今，这样淡淡的走了，丢下了千百孤坟，和一场难以排遣的午夜梦回。我和政芬紧倚着，她靠着我的肩膀，抱惯了孩子的双臂无力的垂在胸前，我怀疑她怎么还能活下去，从一个活泼美丽，充满了嫁给王子幻想的少女，只不过短短十年，已变成了一个不堪憔悴的老太婆，是我害了她，我握住她的手，她没有反应，无论内心或身子，都是一片冰冷。
飞机起飞后二十分钟，忽然有一点异样，谁也说不出到底怎么异样，只有张复生将军发现右边引擎已经停止，那三个箭头的螺旋桨钉死在机翼上。他用手指给我，我刚看了一眼，机身便像掉下去似的陡的下降了二千公尺，之后重新被什么东西托住，机舱里立刻大乱，弟兄们跌撞成一团，政芬紧抓住我，我的头重重的撞到舱盖上，身上被摔的每一个细胞都发出刺骨的痛。
大家正惊骇的当儿，那位中国籍的副驾驶员出现了，他满头大汗，踉跄的走到张复生将军面前，要求紧急处置。
“将军，”他喘息说，“飞机发生故障，万分危险，请你命令弟兄们打开舱门，把凡是可以推下的东西统统都推下来，我们必须马上减轻重量。”
大家所有的简单行李，以及堆在舱尾的那些看起来像是救生圈的东西，全被抛出机舱，飞机沿着一条小河飞行，不断的跌下，又不断的挣扎上升，河坝上的鸭群被巨大的阴影惊散，我们可清楚的看到孩子们在追逐奔跑。引擎吼声里带着嘶哑，似乎随时都会着火爆炸，那巨大的机翼，似乎也随时都会撞到两岸的群峰上，我走到驾驶室，注视着那位正驾驶美国人和副驾驶中国人的后背，他们在忙碌的计算又计算，交谈着，询问着，我看不到他们的面孔，只看他们双臂上汗珠密布。
不知道经过多少时候──后来才晓得，只不过二十分钟，我们在泰国的彭世洛堡新修的机场，不顾红旗的阻挠而强迫降落，弟兄们从死神怀里复苏，那些百战英雄，一个个面如槁灰，有的甚至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对着那前来欢迎的机场上的泰国官员，张将军不得不宣布他们都患有重病，非被人抬着，不能行动。
就在弟兄们下机，闻讯而至的大批华侨和泰国空军负责官员还没有到达，还没有展开空前盛大的欢迎之前，我和那位副驾驶员在机旁有一段谈话，他告诉我，这架飞机已不能再用，必须另派飞机来接，他已有十三年的飞行历史，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意外，而且，再多半秒钟都不可能支持。
“驾驶员的技术不好吗？”我说。
“不，恰恰相反，幸亏是他的技术好，要不然我们早已撞成粉碎。我们超载的太多，这架飞机规定只可乘二十人的，现在却搭了五十人，而且还有行李，和把一头象放到一匹马身上一样，一开始就承不住。”
“但我们得救了。”
“是的，不知道是谁的福，我们才平安着陆，真应该感谢天上的主。”
“可是，”我说，“假使真正非撞山不可的时候，你和驾驶员会不会先跳伞逃生？”
“不会的，”他说，“我们一定和自己的飞机共存亡，不能把乘客丢在机上，自己却跳伞逃生，全世界的飞行员都是如此，不等到最后一个乘客跳出机舱，我们不能跳，这是我们的飞行道德。”
啊，我只知道这位副驾驶员是安徽人，却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但那是可以在他服务的公司查出来的，我对他有无限的敬慕，他的话像剑一样刺中我的心，我对我刚才悄悄跑到驾驶室，察看他俩会不会逃走的鬼祟动作，感到无比羞耻，我上前和他握手，当时我便决定，每一个行业都有他的道义，我一定要留下来，留下来重返边区。六
我们在彭世洛堡住了两天，泰国空军恳切的招待我们，就在机场拨出一栋房子，供大家休息，一个小时后，当地华侨协会听说祖国的陆军迫降，便向机场蜂拥而来，我记得那位泰国华侨协会林荣尊理事长，他的小汽车几乎是到了要撞到泰国警卫的身上才停住，像见到阔别多年的兄弟，他握住张复生将军的手，连连说着对不起，把我们中途迫降的歉意都揽在自己身上，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比华侨更奇妙和更可爱的人，他们从不在政治上招侨居地人民的嫉妒，他们的制胜致富不靠祖国的强大，也不靠暴力和欺诈，而靠那种中华民族特有的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他们更热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同胞。在彭世洛堡，我们像是凯旋的王子，那位当年曾任过 国父孙中山先生卫士的张监初，彭世洛华芳影相楼老板曾彦忠，林荣尊理事长的助手广东丰顺人张德光，和无数我一时记不起名字来的华侨，他们用卡车载来三个月也用不完的罐头、香蕉、水果、和毛毯──毛毯是张复生将军提出的，弟兄们的行李全部抛掉，便是当初败退到边区的时候，也从没有这样真正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彭世洛堡的气候和大其力的气候相差无几，中午热的能使人发昏，半夜却会冷的使人发战。
第二天晚上，我把我留下来的决定告诉张复生将军，他困惑而不安地看着我，疑心我说的话不是我的真意，我知道他马上就要说什么了。
“复生兄，”我抢先说，“我知道你很为难，在你率领的队伍中有一个人半途潜逃，无论如何，这是严重违纪，而且也为你惹来无谓的麻烦，但只有一点略微不同，我不是在开赴前线时潜逃，而是在撤回后方时潜逃，我忘不了两个孩子的坟墓，和那荒野累累的弟兄们的坟墓，我一定要回去，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剩下的伙伴能长大成人，能像孤军一样的从覆灭的边缘茁壮起来，成为一支劲旅，克复昆明，克复北平，迎接在台湾的同胞重返家园，如果不能这样，也可能随时战死，不要为我难过，我不是不为自己打算，每一个人便是为自己打算的太多，才把国家弄到这个地步，我留下来不妨碍什么人，你不会叫泰国警察逮捕我们夫妇吧。”
“你应该为政芬想想！克保兄。”
我蓦的跳起来，我怕人提到政芬，他的话可能使我再改变主意，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妻、爱我的孩子，如今孩子已死，我怕提到政芬，她的每一滴眼泪都使我痛彻心腑。
“复生兄，”我说，“我永远记得驾驶员的话，他在飞机最危险的时候还不肯抛弃那些和他漠不相干的乘客，我也不愿抛弃那些始终仰仗我们，把我们看成救星的，不肯撤退的游击伙伴，和视我们如保母的当地土着和华侨，一想到驾驶员的那句话，我便汗流浃背，复生兄，我会终生不安。”七
第二天，另一架飞机在机场着陆，张复生将军在欢送的呼声中登机而去，在他前头，紧靠着他上机的，是那位右眼全盲，两腿又一瘸一瘸的李春放排长，他的右眼珠是被敌人的刺刀挑出来的，啊，我不知道我怎么会仍记得他，去年我还得到他的消息，因为他也是山东人的关系，他到台湾后一直帮着张复生将军压面条。他今年总该五十岁了，上帝，祝福一个没没无闻的，可怜的受苦英雄吧。
我和政芬眼睁睁的看着飞机起飞，当天下午，感谢林荣尊理事长，把我们用车子送到大其力，两天后，我们绕道叭老，重回猛撒，而猛撒已被缅军占领，一向悬挂着青天白日国旗的竿头，已升起缅甸国旗，只不过短短一周，景物依旧，而人事已非，我换上便衣，在土冈上遥望安国的坟墓，有两个缅军正坐在那里吸烟，我只好怀着咽噎的叹息，转身离去，当天晚上，我找到石守敬，一位云南籍，誓死也不肯离开边区的游击英雄，我在他的游击基地景勒住下。不久之后，我再度看到丁作韶先生，这位被认为罪大恶极的老博士，不复当年高兴勃勃了，但他却把希望寄托在未撤退的伙伴们的身上，和他当初希望孤军一样，希望我们也早一天壮大，另外，在邦央，我看到了田兴武，这位赤着双足的岩帅王猛烈地摇着我的肩膀。
“你们为什么撤退？”他哀号道，“丢下我们这些没有娘的孤儿。”
“司令，”我说，“我们没有撤退，我不是留下了吗？”
我知道我不能安慰他，也不能安慰每一位伙伴，尤其是这不仅是安慰问题，这是一个求生存，争自由，共患难的，把心都要为朋友扒出来的千秋道义，我感觉到我愧对苍天。
我想，这篇报导可以停止了，四国会议后，边区呈现着的是一个比孤军当初抵达时还要凄凉，和还要紊乱的场面，我在景勒，几乎可以听见从仰光和从莫斯科，和从北平传出来的狂笑，当地土着用一种轻蔑而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我们，他们只知是我们当初曾经答应过永不抛弃他们的要求。
自从我留下来，又是匆匆六年，六年中的遭遇，有比过去六年更多的血，和更多的泪，景勒于民国四十四年十二月被缅军攻陷，我满身鲜血的被政芬拖着，和全部弟兄退入丛林，从此我们只有用鸟声来代替传递，我们这里没有传奇，没有美国西部武侠片上所演的罗曼蒂克的镜头，我们这里只有痛苦，和永不消灭的战志，加里波里将军曾向愿意加入他的军队而询问待遇的人说过：“我们这里的待遇是：挨饿、疾病、衣不蔽体、整天被敌人追逐逃生，受伤的得不到医药，会辗转呻吟而死，被俘的会受到苦刑，被判叛国。但，我们却是为了意大利的自由和独立。”
我不知道加里波里将军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用到我们身上，我们的苦难连我们自己想起来都会战栗，这是伙伴们都怕那月光之夜的理由，我们比孤军当初更缺少医药，弹药、和书报杂志，啊，但我们没有气馁，“伤心极处且高歌，不洒男儿泪！”但我们是常哭的，因为眼泪可以洗愈我们的创伤。我们也常常高歌，为我们自己，为我们前途，也为广大的苦难同胞，声泪俱下。
现在，应该停止了，我必须马上回去，你看，这世界多么的乱，又是多么的寂寞，丛林中弟兄们的声音使我的血都沸腾起来，为我们祝福，至爱的弟兄，再见吧。
缅甸政府向联合国控告我们政府，说孤军是侵略者，国际法上怎么判断这件事，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的防区恰在我们看来是双方的边界之上，共产党可以用出卖土地的手段把我们立脚的地方划给缅甸，以实缅甸攻击我们“侵略”的藉口，但我们政府却并没有参与其事，和宋朝的人永远不承认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一样，我们也永远不承认把那一带未定界的边区，割让给缅甸，缅甸当局对我们的态度随着他们兵力的强弱而时好时坏，当孤军最初退到边区的时候，他们认为可以一举把我们歼灭，他们不承认我们是侵略者，而且不屑和我们谈判，甚至把我们谈判的代表扣留，而称我们是“残余”，我们永不了解我们这些残余怎能会成为含义较强的侵略者，我们只是求活，求生，求反攻而已。
在萨尔温江大战之前，我们和缅甸相处的非常之好，但那种和好只限于缅甸无利可图时和兵力薄弱时，一旦等到情势有变，这和好便不能保持了，萨尔温江大战导源于猛布张复生团的遭受攻击，和一个排长一个排附的阵亡。
原来驻在猛布的孤军和驻在猛研的缅军相安无事，缅军曾要求李国辉将军撤出猛布，但受到拒绝，我们不能撤离猛布，因为猛布产米，撤离猛布等于自断粮源，但我们却接受了他们两点要求：一点是，我军赴猛研采买菜蔬和日用品时，改穿便衣；另一点是，我军通过公路时，改为夜间。
通过公路，是当时驻防猛布部队最大的任务之一，从滇边缅北南下的部队官员，和从猛撒北上的部队官员，必须由猛布部队护送，在那万山丛里，公路如线，山口错综，走错一步，便迷入歧途，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都摸不出眉目，且除了约定的山口外，其他地区，均有缅军岗哨。
最后一次偷渡公路是萨尔温江大战半年之前，总部的一位参议带着五六匹骡子，驼着文件，向缅北出发，这四五个骡子使缅军的眼睛都冒出火来，他们可能以为里面全是美钞和老盾，就在山口，他们埋伏下口袋阵地，我们的护送部队便恰恰的进入陷阱，但所有的骡队仍平安通过，只有一个排长和一个排附阵亡，这使张复生团长，那位重然诺的山东英雄，集合全体官兵，发誓为死者复仇。
从那个时候起，公路便被孤军寸寸切断，这是一个导火线，一直发展到最后缅军的全面攻击和全面溃败。然而战场上不断胜利所得到的果实却无法保持，四国会议在曼谷召开，叫我们撤退的消息开始传到边区，但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相信。
我是猛布之战结束后第三天返回猛撒的，我在医院得到政芬的信，政芬的信上没有说什么，只是叫我快快回来，我回来了，回到猛撒，政芬只身的迎接我，却没有带着安国，我以为他贪玩去了，她却躲开我的眼睛，我追问她，一个四十岁以上，千里归来的中年人父亲，是多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狂奔上来，搂着脖子，攀登在肩膀上，狂欢喊叫，然而，什么人都没有看见，却看见无数眷属们的奇怪眼光。
“安国呢？”我说。
啊，安国，孩子，政芬领我到他的坟前，缅军日夜轰炸猛撒的时候，他正爬在椰子树上盼望爸爸归来，椰子树被炸断，他摔下来，脑浆崩裂，我扑到那黄土已干的小小坟墓上，没有哭，没有泪，只抓住那黄土，抓到手里，浑身颤抖。二
关于四国会议的经过情形和讨论内容，我想，不必再加叙述了，我因为连丧二子，臂伤未痊，请假在猛撒休养，对四国会议的进行，并不比别人知道的更多，而当时各国记者云集曼谷，差不多每一个细小的节目，都有报导。我只能就我所亲眼看到的告诉你，在我们面临着非撤退不可的局面时，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到李国辉将军身上。猛布大捷后，因为存粮和民房全被缅军烧毁，不能再住，乃撤到猛满。四国会议期间，也就是“撤”和“不撤”濒临最后决定关头的时候，孤军已全部集中到猛撒。
那时候，李弥将军在台湾，副总指挥李则芬将军是我们的谈判代表，另一位副总指挥柳安麟将军代理总指挥。回到祖国，这正是我们多少年来的憧憬，在台湾，有我们的亲友，我们可以安住下来，不再恐惧共军的压迫，也不再恐惧缅军的攻击，尤其是，大多数年轻伙伴，都愿早一点回去，接受更高阶段的军事教育，所以撤退，是大家寤寐求之的，假如它发生在我们初到边区之时，假如它发生在大其力之战初结束之时，我们该是多么兴奋，而现在，当我们用血建立起一个局面的时候，却要撤退了，弟兄们开始体验到岳飞在朱仙镇大捷后的心情，但我们没有怨尤，只有一种像是旁徨无依的凄凉。
李弥将军是不主张撤退的，丁作韶先生更是不主张撤退，而且态度尤其强烈，只有柳安麟将军主张撤退，在这里，我要强调说明的，李将军和丁先生不主张撤退，并不是他们打算反抗命令，而是，他们认为，协议上只有规定撤退的人数，并没有规定撤退的那些人是不是强壮，我们可以把老弱的弟兄送返台湾，而留下主干──那就是说，留下李国辉将军和我们全部孤军。
因此，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到李国辉将军身上，他是边区唯一的叱?风云人物，他如果表示不愿撤退，便不会有一个孤军走上飞机，李弥将军一封信连一封信的向他解释不可撤退的理由，丁作韶先生──这位孤军上下一致爱戴的可敬老人，更向李国辉将军反覆陈说不应撤退的道理，他并且不顾一切的向凡是他所见到的伙伴们，呼吁接受他的意见，这种几近煽动叛变的行动，只有真正出于爱心和出于真知灼见的人才敢出此，才肯出此，事到今天，使我们永远为他当时的寂寞落泪，他和他的夫人胡庆蓉女士，像孔子当年游说列国一样的，冒着烈阳毒蚊，和可能随时被捕的危险，逐个营房痛下说词，我记得就在事情发生的前两天的晚上，我、政芬、毛有发副团长，还有几位一时记不清名字的兄弟，坐在那淡黄色的月光下，毛有发是张复生将军那一团的副团长，我应该补充一点的是，萨尔温江战役之后，李国辉将军升任第三十二路军司令，张复生将军升任副师长，啊！这些用鲜血而不是用人事关系博得的官阶，在他们回台湾之后不久，部队被编散，便不太算数了，少将成了中校，中校成了少校上尉，而且有的压面条，有的为人当苦力磨豆腐，有的年老力衰，儿女成群，靠着哭泣度日。
我和毛有发并不太熟，他不是第八军和二十六军的老弟兄，这位河南籍，不认识几个字的老大哥，他的年龄比我们大的多，他是对日抗战时远征军九十三军的干部，抗战胜利时，他没有返国，就留在景栋，和一位比他年轻二十余岁的白夷小姐结婚，就在那里做起小本生意，因为经营得法，着实过了一段安适的日子。
可是，大其力战前，缅军大肆逮捕华侨，他看情形不对，便向孤军投效，他一口流利的白夷话，和他作战时那股疯了似的勇猛，使弟兄们五体投地的对他敬爱，猛布战役时，缅军拂晓突袭，一下子便攻进师部，李国辉将军翻窗逃出──这是以后他愤怒的亲自率领邹浩修营迂回百里，冒炽烈炮火亲自攻击的原因。在那约十天的时间内，全赖毛有发副团长的不断冲锋才阻挠缅军的攻势。后来，李国辉将军退到猛满；率邹浩修营迂回时，命令毛有发副团长率敢死队在山口策应，他那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头发苍白，乾瘪的像一块豆腐乾，但他却在半夜越过缅军重重防线，一直摸到缅军司令部，和美军战争电影上所显示的一样惊心动魄，他报复了缅军冲入我们师部的耻辱，用刺刀歼灭了缅军司令部的官员，使缅军群龙无首，全军溃败。
那一天晚上，我们面对面对着，政芬靠到我背上，自从安国死去，她很少说话，我更是沉默，只有毛有发在侃侃的谈他的过去，和他的故乡，而这时候，丁作韶先生来了。三
记得是《圣经》上曾经说过，先知总是不受尊敬，和总是不幸的，他的眼光看得越深越远，赞成他的人便越少，等到形势有变，往者已不可追了。历史上多少失败的人物，都在这个时候对他过去严厉处份过的那些好说逆耳之言的人，流泪怀念：“我悔不听他的话！”现在，大家正是如此，我知道弟兄们──包括我们最敬爱的各位将军在内，都在追悔当初不听李弥将军的命令，和采纳丁作韶先生的建议，然而，机会只叩门一次，上苍赐给孤军建立奇功的机会，而孤军也已经用血筑成不可破的堡垒，到了终结，却像一个梦游人一样，轻松的，毫无吝惜的把它丢掉，啊！事到如今这步田地，还说什么呢？
丁作韶先生找到了我们后，还没有来得及坐下，便气急败坏的告诉我们情势紧急。
“不要撤，兄弟，”他说，“我们要留在这里，以我们的兵力，可以和当地要求独立的土着结合，成立缅甸民国，取现政权而代之，然后进入联合国，不但我们弟兄有出路，将来反攻的时候，我们至少可动员一百万精兵，像蔡锷将军当年一样，由云南四川，一路打到北平。如果撤退，大家挤在一个小岛上干什么？东南亚无限江山，等我们这匹强壮的马去骋驰！眼光放大点，兄弟！兄弟！”
“事情恐怕不这么简单。”我疑惧的说。
“兄弟，”他说，“一件伟大的行动往往是简单的，俗话说，光棍老了，胆也小了，才会觉得干什么都不简单，要知道，世界上只有家务事最不简单，我年纪虽比你们都大，但我雄心还在，你们不应该怕的。”
“这只有李国辉将军可以决定。”
“他已决定撤了。”他绝望的说。
这是一个重大的消息，我和政芬的手紧握着，心绪澎湃，连丁先生接着又说了些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大局显然的已经决定。于是，就在第三天，事情终于发生，柳安麟将军集合全体官兵训话，那真是一个充满了杀机的场面，在执法队闪耀的刺刀下，空气沉重，柳将军厉声的宣布，有一个人正在鼓动部队叛变，那人必须即刻停止他那卑鄙的误国行动，否则只有军法从事。
训话结束后，我陪着丁作韶先生去总部，刚踏上台阶，柳将军勃然变色的跳起来，指着丁先生的鼻子。
“你，丁作韶，你是参议、秘书长、顾问，但你却反抗政府命令，鼓动叛变，扰乱军心，阻扰撤退，打击国家信誉，破坏四国协定，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你犯的什么罪？”
事后我才知道，就在同时，丁夫人胡庆蓉女士在军部和李国辉将军起了冲突，李将军也勃然变色的跳起来，向她吼叫──
“你胆敢如此没有礼貌，我枪毙你！”
当天夜间，我和政芬已经安寝，但不能入梦，窗纸上的月光和稻田的蛙声使人心碎，丁先生悄悄的走了进来。
“能给我找两匹马吗？”他说。
“我可以试一试。”
“我要走了，”他说，“他们会杀我的。”
“不会的，你们都是情同骨肉的老朋友了。”
“但现在已经翻脸无情了，兄弟，你会知道，我是不是煽动叛变？我只是想我们要为国家着想，假使我们有一天挥军北上，收复北平，是不是我们的贡献？我们退到台湾又如何？克保，我得走了，国辉使我失望，我作梦都想不到他非撤退不可，他对我说了很多理由，但我知道他却隐藏着那真正的理由，既不能开诚布公，我想我该走了。”
丁先生不安的在茅屋里徘徊，我听到他的叹息，三个人都没有说话，我几乎要大声喊，我知道李国辉将军非撤退不可的真正理由，──真正的理由往往是说不出来的，但我闭着嘴，我想我可能会说的太多了。
“丁先生，你们往那里去？”政芬问。
“不知道，克保，能为我找两匹马吗？”
这样的，丁作韶夫妇走了，我和政芬送他们走了三里多路，握手告别，这位与孤军同患难共生死，为孤军坐了一年余监狱，一直是孤军精神导师的老人，在事情快要终结的时候，却寂寞的走了，但是，不久之后，人们开始怀念他，怀念他说过的话，可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挽回当时的撤退，李弥将军在台北越是不主张撤，李国辉将军越是主张的彻底，连李弥将军官邸的卫士都不允许留下一个。
这些都是往事了，我想还是不谈它，马蹄声渐远渐杳，山底的峦雾渐渐把丁先生夫妇吞没，我和政芬并肩立着，有一种好像是被挖空了似的惆怅。四
孤军正式撤退的日期是民国四十二年十一月八日，距我们三十八年进入边区，整整五年的岁月，在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前导下，孤军以整齐的行列，通过大其力，穿过国界河，到达夜柿。我和政芬是第三批撤退的，那已是民国四十三年三月了，在临走的时候，我把茅屋重新整理了一下，用水把竹桌竹椅和竹床重新洗过，带上我们所能够带的──在那荒烟野蔓的天地中，我们能有什么？我指的只是一些孩子们过去的衣服和一些简陋的玩具，政芬都舍不得丢下。那一天清早，我们天不亮便起床，先到安国坟前焚化纸帛，和他同时安葬的那块山坡上，还有数不清的其他弟兄们的和眷属们的坟墓，几天来，或是伙伴，或是父母兄弟，在临走之前，为他们的亲人焚下最后一批纸帛，哭声不断，我把孩子的小小坟墓再用黄土加高，并在旁边竖了一个牌子，上面用缅华两种文字写着──
“缅军先生，谁无父母，谁无子女，坟中是一流浪异域的华人爱儿，求本佛心，不要毁坏，存殁均感，泣拜。”
到了夜柿，我们再去安岱坟上烧纸，坐在老屋前孩子的坟墓旁边，我把头埋到双臂里，政芬一面焚化，一面嗫喃的诉说──
“岱儿啊，你看见妈妈和爸爸了吗，我们要到台湾去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儿啊，你要照顾自己，把钱拣起放着，等大了再俭省的用，爹娘恐怕不能再为你烧什么了，宽恕我们吧，孩子，宽恕我们的穷苦，使你和哥哥都半途夭折，我已告诉你的哥哥，叫他再长大一点，前来找你，孩子，孩子，你听到妈妈的哭声了吗？”
政芬被两个同伴扶着，向小小孤坟叮咛了最后一句，回到市区，汽车已隆隆待发，在国界桥那里，中美缅泰四国的国旗迎风飘扬，几个我不知道姓名和国籍，但看起来一定是高级官员的人，在那里有趣的注视着我们憔悴的行列，我想他们是高兴的，而且也应该高兴，他们已圆满的达成了上级所交给他们的任务，用香鬓舞影解决了共军和缅军千万人死亡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几个月来，差不多天天都听到“要顾全大局”，“你所看到的只不过一点，我们看到的是全部！”等等的话，我想，在这个大时代中，我们是太渺小了。
三小时后，车到米站飞机场。
我已记不得我们所乘的那架飞机是什么公司和什么号码了，不过，那是容易查出的，因为在全数将近万人的大规模空中撤退中，只有我们坐的那架飞机起飞后即行失事，我不知应该用什么感想来看那架飞机，假如它不失事，我和政芬现在一定身在台湾，以我的这种非常不适合现社会的性格和毫无人事奥援，加上没有积蓄，我可能和刘占副营长一样，在豆浆店为人磨黄豆为生，也可能和张复生将军一样，为人压面条，生意萧条，入不敷出。我或许可以教书，我和那被我误尽了青春的政芬，都受过高等教育，但我们没有证件，而证件却是最重要的，不是吗？不过飞机终于失事了，决定我留下来的命运，对一个军人来讲，战死是正常的归宿，啊，“别来世事一番新，只吾徒犹昨，话到英雄末路，忽凉风索索。”我不要再说这些了。五
现在回想起来，事隔多年，已记不清飞机上有什么人，和有多少人了，大概总在四十人和五十人左右，张复生将军、政芬、我，我们并肩坐在右边靠着机翼的那一排座位上。舱门紧闭，发动机像疯狂了一样的怒吼着，机身开始向前滑动，而且渐渐提高，有些弟兄隔着那小小的像囚窗一样的窗子，向外眺望，外面可能还鸣着鞭炮，也可能有无数挥动着的热情的手，但大多数弟兄都沉默不语，那些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愿再重复一句，一切一切，如果发生在五年前该多好，那时弟兄们会抱着飞机感激落泪，现在，我们虽然终于实现了重返祖国的愿望，但大家都已经过千难万劫，尝尽人间辛酸，心情己僵，思绪已呆，不知道应该想些什么了，当飞机震荡着离开地面的时候，往事忽然如绘，我看了一下四周，那些生死与共的伙伴都合着嘴唇，我彷佛看到大家狼狈渡河，进入三岛的那幅图画，而如今，这样淡淡的走了，丢下了千百孤坟，和一场难以排遣的午夜梦回。我和政芬紧倚着，她靠着我的肩膀，抱惯了孩子的双臂无力的垂在胸前，我怀疑她怎么还能活下去，从一个活泼美丽，充满了嫁给王子幻想的少女，只不过短短十年，已变成了一个不堪憔悴的老太婆，是我害了她，我握住她的手，她没有反应，无论内心或身子，都是一片冰冷。
飞机起飞后二十分钟，忽然有一点异样，谁也说不出到底怎么异样，只有张复生将军发现右边引擎已经停止，那三个箭头的螺旋桨钉死在机翼上。他用手指给我，我刚看了一眼，机身便像掉下去似的陡的下降了二千公尺，之后重新被什么东西托住，机舱里立刻大乱，弟兄们跌撞成一团，政芬紧抓住我，我的头重重的撞到舱盖上，身上被摔的每一个细胞都发出刺骨的痛。
大家正惊骇的当儿，那位中国籍的副驾驶员出现了，他满头大汗，踉跄的走到张复生将军面前，要求紧急处置。
“将军，”他喘息说，“飞机发生故障，万分危险，请你命令弟兄们打开舱门，把凡是可以推下的东西统统都推下来，我们必须马上减轻重量。”
大家所有的简单行李，以及堆在舱尾的那些看起来像是救生圈的东西，全被抛出机舱，飞机沿着一条小河飞行，不断的跌下，又不断的挣扎上升，河坝上的鸭群被巨大的阴影惊散，我们可清楚的看到孩子们在追逐奔跑。引擎吼声里带着嘶哑，似乎随时都会着火爆炸，那巨大的机翼，似乎也随时都会撞到两岸的群峰上，我走到驾驶室，注视着那位正驾驶美国人和副驾驶中国人的后背，他们在忙碌的计算又计算，交谈着，询问着，我看不到他们的面孔，只看他们双臂上汗珠密布。
不知道经过多少时候──后来才晓得，只不过二十分钟，我们在泰国的彭世洛堡新修的机场，不顾红旗的阻挠而强迫降落，弟兄们从死神怀里复苏，那些百战英雄，一个个面如槁灰，有的甚至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对着那前来欢迎的机场上的泰国官员，张将军不得不宣布他们都患有重病，非被人抬着，不能行动。
就在弟兄们下机，闻讯而至的大批华侨和泰国空军负责官员还没有到达，还没有展开空前盛大的欢迎之前，我和那位副驾驶员在机旁有一段谈话，他告诉我，这架飞机已不能再用，必须另派飞机来接，他已有十三年的飞行历史，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意外，而且，再多半秒钟都不可能支持。
“驾驶员的技术不好吗？”我说。
“不，恰恰相反，幸亏是他的技术好，要不然我们早已撞成粉碎。我们超载的太多，这架飞机规定只可乘二十人的，现在却搭了五十人，而且还有行李，和把一头象放到一匹马身上一样，一开始就承不住。”
“但我们得救了。”
“是的，不知道是谁的福，我们才平安着陆，真应该感谢天上的主。”
“可是，”我说，“假使真正非撞山不可的时候，你和驾驶员会不会先跳伞逃生？”
“不会的，”他说，“我们一定和自己的飞机共存亡，不能把乘客丢在机上，自己却跳伞逃生，全世界的飞行员都是如此，不等到最后一个乘客跳出机舱，我们不能跳，这是我们的飞行道德。”
啊，我只知道这位副驾驶员是安徽人，却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但那是可以在他服务的公司查出来的，我对他有无限的敬慕，他的话像剑一样刺中我的心，我对我刚才悄悄跑到驾驶室，察看他俩会不会逃走的鬼祟动作，感到无比羞耻，我上前和他握手，当时我便决定，每一个行业都有他的道义，我一定要留下来，留下来重返边区。六
我们在彭世洛堡住了两天，泰国空军恳切的招待我们，就在机场拨出一栋房子，供大家休息，一个小时后，当地华侨协会听说祖国的陆军迫降，便向机场蜂拥而来，我记得那位泰国华侨协会林荣尊理事长，他的小汽车几乎是到了要撞到泰国警卫的身上才停住，像见到阔别多年的兄弟，他握住张复生将军的手，连连说着对不起，把我们中途迫降的歉意都揽在自己身上，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比华侨更奇妙和更可爱的人，他们从不在政治上招侨居地人民的嫉妒，他们的制胜致富不靠祖国的强大，也不靠暴力和欺诈，而靠那种中华民族特有的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他们更热爱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同胞。在彭世洛堡，我们像是凯旋的王子，那位当年曾任过 国父孙中山先生卫士的张监初，彭世洛华芳影相楼老板曾彦忠，林荣尊理事长的助手广东丰顺人张德光，和无数我一时记不起名字来的华侨，他们用卡车载来三个月也用不完的罐头、香蕉、水果、和毛毯──毛毯是张复生将军提出的，弟兄们的行李全部抛掉，便是当初败退到边区的时候，也从没有这样真正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彭世洛堡的气候和大其力的气候相差无几，中午热的能使人发昏，半夜却会冷的使人发战。
第二天晚上，我把我留下来的决定告诉张复生将军，他困惑而不安地看着我，疑心我说的话不是我的真意，我知道他马上就要说什么了。
“复生兄，”我抢先说，“我知道你很为难，在你率领的队伍中有一个人半途潜逃，无论如何，这是严重违纪，而且也为你惹来无谓的麻烦，但只有一点略微不同，我不是在开赴前线时潜逃，而是在撤回后方时潜逃，我忘不了两个孩子的坟墓，和那荒野累累的弟兄们的坟墓，我一定要回去，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剩下的伙伴能长大成人，能像孤军一样的从覆灭的边缘茁壮起来，成为一支劲旅，克复昆明，克复北平，迎接在台湾的同胞重返家园，如果不能这样，也可能随时战死，不要为我难过，我不是不为自己打算，每一个人便是为自己打算的太多，才把国家弄到这个地步，我留下来不妨碍什么人，你不会叫泰国警察逮捕我们夫妇吧。”
“你应该为政芬想想！克保兄。”
我蓦的跳起来，我怕人提到政芬，他的话可能使我再改变主意，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妻、爱我的孩子，如今孩子已死，我怕提到政芬，她的每一滴眼泪都使我痛彻心腑。
“复生兄，”我说，“我永远记得驾驶员的话，他在飞机最危险的时候还不肯抛弃那些和他漠不相干的乘客，我也不愿抛弃那些始终仰仗我们，把我们看成救星的，不肯撤退的游击伙伴，和视我们如保母的当地土着和华侨，一想到驾驶员的那句话，我便汗流浃背，复生兄，我会终生不安。”七
第二天，另一架飞机在机场着陆，张复生将军在欢送的呼声中登机而去，在他前头，紧靠着他上机的，是那位右眼全盲，两腿又一瘸一瘸的李春放排长，他的右眼珠是被敌人的刺刀挑出来的，啊，我不知道我怎么会仍记得他，去年我还得到他的消息，因为他也是山东人的关系，他到台湾后一直帮着张复生将军压面条。他今年总该五十岁了，上帝，祝福一个没没无闻的，可怜的受苦英雄吧。
我和政芬眼睁睁的看着飞机起飞，当天下午，感谢林荣尊理事长，把我们用车子送到大其力，两天后，我们绕道叭老，重回猛撒，而猛撒已被缅军占领，一向悬挂着青天白日国旗的竿头，已升起缅甸国旗，只不过短短一周，景物依旧，而人事已非，我换上便衣，在土冈上遥望安国的坟墓，有两个缅军正坐在那里吸烟，我只好怀着咽噎的叹息，转身离去，当天晚上，我找到石守敬，一位云南籍，誓死也不肯离开边区的游击英雄，我在他的游击基地景勒住下。不久之后，我再度看到丁作韶先生，这位被认为罪大恶极的老博士，不复当年高兴勃勃了，但他却把希望寄托在未撤退的伙伴们的身上，和他当初希望孤军一样，希望我们也早一天壮大，另外，在邦央，我看到了田兴武，这位赤着双足的岩帅王猛烈地摇着我的肩膀。
“你们为什么撤退？”他哀号道，“丢下我们这些没有娘的孤儿。”
“司令，”我说，“我们没有撤退，我不是留下了吗？”
我知道我不能安慰他，也不能安慰每一位伙伴，尤其是这不仅是安慰问题，这是一个求生存，争自由，共患难的，把心都要为朋友扒出来的千秋道义，我感觉到我愧对苍天。
我想，这篇报导可以停止了，四国会议后，边区呈现着的是一个比孤军当初抵达时还要凄凉，和还要紊乱的场面，我在景勒，几乎可以听见从仰光和从莫斯科，和从北平传出来的狂笑，当地土着用一种轻蔑而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我们，他们只知是我们当初曾经答应过永不抛弃他们的要求。
自从我留下来，又是匆匆六年，六年中的遭遇，有比过去六年更多的血，和更多的泪，景勒于民国四十四年十二月被缅军攻陷，我满身鲜血的被政芬拖着，和全部弟兄退入丛林，从此我们只有用鸟声来代替传递，我们这里没有传奇，没有美国西部武侠片上所演的罗曼蒂克的镜头，我们这里只有痛苦，和永不消灭的战志，加里波里将军曾向愿意加入他的军队而询问待遇的人说过：“我们这里的待遇是：挨饿、疾病、衣不蔽体、整天被敌人追逐逃生，受伤的得不到医药，会辗转呻吟而死，被俘的会受到苦刑，被判叛国。但，我们却是为了意大利的自由和独立。”
我不知道加里波里将军的话是不是也可以用到我们身上，我们的苦难连我们自己想起来都会战栗，这是伙伴们都怕那月光之夜的理由，我们比孤军当初更缺少医药，弹药、和书报杂志，啊，但我们没有气馁，“伤心极处且高歌，不洒男儿泪！”但我们是常哭的，因为眼泪可以洗愈我们的创伤。我们也常常高歌，为我们自己，为我们前途，也为广大的苦难同胞，声泪俱下。
现在，应该停止了，我必须马上回去，你看，这世界多么的乱，又是多么的寂寞，丛林中弟兄们的声音使我的血都沸腾起来，为我们祝福，至爱的弟兄，再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