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问达传
张问达，字德允，陕西泾阳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历任高平县、潍县知县，有德政。征召授官刑科给事中。宁夏打仗时，请求全部免去整个陕西省拖欠的赋税，皇帝答应了。服完父亲的丧礼后复官，担任工科左给事中。皇帝正在营造宫殿，朝内太监从侵吞公款中获益，又兴建其他项目。张问达极力请求停工，皇帝不采纳。不久陈述收取矿税的弊病，说：“宦官一旦奉了皇帝的命令，就敢于举发弹劾地方长官的过失，甚而至于督抚、按察使等重臣。而孙朝与程守训、陈保一帮人相勾结，竟达到将朝廷差遣官鞭打至死，毁坏房屋，挖掘坟墓的地步。皇帝如果不详细追查，将怎样安抚全国各地的不满情绪啊！”
主持山东的科举考试，上疏陈述沿途饥馑的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情形，请求赶快废除全国的矿税，都没有上报给皇帝。不久，巡视厂库。过去的惯例，让商人承办内府的器物，都要签名然后送进去，叫作佥商。可是各有钱的富商大多贿赂皇帝身旁的人请求将自己的名字免除，皇帝也总是予以同意。张问达两次上疏争执，又极力论证程守训的罪行，全都如石沉大海，没有消息。提升礼科都给事中。弹劾晋江李贽邪说惑众，逮捕了他，后来死在狱中。李贽的事迹收在《耿定向传》中。
万历三十年(1602)十月，星象发生变化，张问达又请求全部废除矿税。当时连年日食都集中在四月，张问达以为纯阳之月出现这一情况预示灾变尤其大，先后请求皇帝修身反省，语词极为不安而中肯，皇帝最终没有接受。不久调任太常寺少卿，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湖广。湖广境内发水灾，多次请求免除借债。皇帝正在营造三座宫殿，在湖广采集木材，共耗资四百二十多万两银子。张问达多方辛劳，使百姓免于多重困苦。一段时间后，征召授官刑部右侍郎，除在本部办公外，还兼理都察院的事情。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审理张差“梃击案”。张问达听从员外郎陆梦龙的话，命令十三司会审，所得供词与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保、刘成有牵连。朝廷内外议论纷扬，怀疑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所主使。张问达等上奏请求将张差下狱。皇帝看见有庞保、刘成的名字，留下奏疏不下发。不久在慈宁宫召见方从哲、吴道南、张问达等人，下令将庞保、刘成二人车裂分尸。刚回到宫中，皇帝又改变主意，于是先杀张差，命令九卿、三法司在文华门会审庞保、刘成。庞保、刘成招供原来的姓名叫郑进、刘登云，却不肯服罪。正审讯期间，东宫传旨说：“张差的情形实在是患疯癫病，误入宫门，打伤内侍，罪在不赦。后来招供内宫的庞保、刘成想谋害本宫。这对他有什么好处，是他诬告报仇，当从轻定罪。”张问达等人以审讯没有结束为由，上疏说：“奸邪之人闯入内宫，事关国家安危。现在张差已死，庞、刘二犯容易抵赖。文华门是崇高庄严的地方，我等不敢拷打审问，怎么得到实情？二犯偏执一词，怎么能成为证据？张差虽然死了，他的供词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他的同谋马三道等人也都有供词在案，谁能够视而不见呢？况且慈宁宫召见时，皇帝当面告诉我等要将他们一起处决。煌煌天子的话，全国上下都听得到。如果不把他们交给外廷，会同有关部门严加审讯，他们如何肯说出真实情况？既然不肯说出实情，又如何将他们绳之以正法？自我朱明开朝二百年来，没有罪犯不交司法部门审讯就下令定罪的，况且他二人身系内臣。法律应从皇帝身边开始执行，陛下尤其应当严格执法，将他们处以重罚。怎么能让他们胡说八道，而不同天下人一道抛弃他们呢。”皇帝因为二犯涉及到郑氏，若交给外廷，议论会更多，于是悄悄地在宫内将他们杀死了。对外则说他们都是由于受讯时重伤致死的。而对马三道等五个人，只命令给予较轻的定罪，流放发配充边，这事才算结束。这年他被解除都察院的职务。不久，调任户部尚书，督察仓场。不久，兼管刑部，授职左都御史。光宗皇帝病危时，与他人一起接受遗诏。
天启元年(1621)冬天，代替周嘉谟成为吏部尚书。掌管朝内朝外的大事，处理公众的议论都很融洽。这时，万历年间上书提意见而受牵连遭到谴责的各大臣蒙冤已经很久了，有的大多都已死去。张问达等人规定：受廷杖刑、关进监狱、流放充边的人定为一等，追赠官职，封荫他们的后代；贬职流放、削官职为平民的人定为一等，只追赠他们的官职。受到保护的有七十五人。
同孙慎行、邹元标一起追查“红丸案”，极力攻击方从哲。下诏让朝中大臣们讨论，参加讨论的有一百十几号人。张问达把大家的议论收集起来之后，于是会同户部尚书汪应蛟等人上疏说：
“按照孙慎行的奏疏，首犯李可灼进献红丸。李可灼先会见方从哲，我等各臣当初并不知道。等到奉召进入乾清宫，在宫殿台阶前的空地上等候，方从哲与我等一起说李可灼进献药丸的事，都很慎重，没有做决定。片刻之后，宣诏我等各臣到宫内皇帝面前下跪，先皇帝自己说：‘我身体虚弱。’当说到寿宫时，并宣谕辅佐陛下成为圣明的君主。于是问道：‘李可灼在哪里？’李可灼快步上前，将药丸进献给皇帝，过了一会儿又进献一次。皇帝安然就寝。这就是进献药丸的经过，方从哲及文武各大臣是有目共睹的。当时群情惶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弑逆’这二字，怎么说得出口？各大臣固然原谅方从哲无加害先帝之心，即使是孙慎行的奏疏中也原谅了他。李可灼轻易进献药丸，不仅方从哲没有能够制止，我等与各大臣也没有能够制止，我等大臣在这件事上都是有罪的。等到御史王安舜等人上疏议论李可灼，方从哲自然应该重新定罪，于是先停发他的俸禄，然后让他回家养病，这样的判决未免太轻了。现如今不判李可灼重罪，怎么可以告慰先皇帝在天之灵，使朝廷内外信服啊。应该交付司法部门，将他绳之以法。像崔文升胡乱投放凉药，罪行应该杀头。请求皇帝把他们一同交给司法部门处理。方从哲则应该按照他自己的请求，剥夺他的官职。身为执法人员，放任罪犯逃脱，这本身也是大臣的罪过，并不是我等一定要追究这事。
“等到李选侍想垂帘听政，大臣们初次进去哭吊，太监阻拦不让进去，大臣们推门一拥而入。哭吊完毕，奉送皇帝到文华殿，行朝见跪拜皇帝的礼节，又奉送圣驾回到慈宁宫。于是讨论新皇帝已登位，李选侍不应当还居住乾清宫。九卿及各大臣上疏请求移宫，言官跟着上疏，方从哲这才开始一起上奏，李选侍于是在当天迁出乾清宫。然而朝中舆论对方从哲的奏疏仍有遗憾，说他身为首辅，却不能毅然倡导百官。倘若不是各大臣共持大义，接连上疏，那么乾清宫这等重要的地方，还如此混杂，使李选侍能够窃取国家大权，这将对陛下的登位还宫造成多大影响啊！”
奏疏呈上，皇帝以为方从哲已经表明自己的心迹，不应当轻易再加讨论。只是将李可灼逮捕下狱，崔文升已在南京安置，不过问。
张问达屡担重任，“梃击”、“红丸”、“移宫”三件大案都由他经手处理。持论公正，不偏激，也不随波逐流。起先因官级已到顶，加封太子太保，到此乞求退休，上十三道疏。皇帝下诏加封少保，乘着驿车回了家。
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当政。御史周维持弹劾张问达极力引荐王之肕树立派系，搞乱朝政，于是剥夺张问达的官职。御史牟志夔又诬告张问达窝藏私款，请求下狱追察。皇帝命令张问达捐钱十万两银子资助军事建设。不久，张问达去世。因巡抚张维枢的请求，减免捐款的一半。张问达家由此破产。崇祯初年，赠太保，荫封他的一个儿子做官。
主持山东的科举考试，上疏陈述沿途饥馑的老百姓流离失所的情形，请求赶快废除全国的矿税，都没有上报给皇帝。不久，巡视厂库。过去的惯例，让商人承办内府的器物，都要签名然后送进去，叫作佥商。可是各有钱的富商大多贿赂皇帝身旁的人请求将自己的名字免除，皇帝也总是予以同意。张问达两次上疏争执，又极力论证程守训的罪行，全都如石沉大海，没有消息。提升礼科都给事中。弹劾晋江李贽邪说惑众，逮捕了他，后来死在狱中。李贽的事迹收在《耿定向传》中。
万历三十年(1602)十月，星象发生变化，张问达又请求全部废除矿税。当时连年日食都集中在四月，张问达以为纯阳之月出现这一情况预示灾变尤其大，先后请求皇帝修身反省，语词极为不安而中肯，皇帝最终没有接受。不久调任太常寺少卿，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湖广。湖广境内发水灾，多次请求免除借债。皇帝正在营造三座宫殿，在湖广采集木材，共耗资四百二十多万两银子。张问达多方辛劳，使百姓免于多重困苦。一段时间后，征召授官刑部右侍郎，除在本部办公外，还兼理都察院的事情。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审理张差“梃击案”。张问达听从员外郎陆梦龙的话，命令十三司会审，所得供词与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保、刘成有牵连。朝廷内外议论纷扬，怀疑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所主使。张问达等上奏请求将张差下狱。皇帝看见有庞保、刘成的名字，留下奏疏不下发。不久在慈宁宫召见方从哲、吴道南、张问达等人，下令将庞保、刘成二人车裂分尸。刚回到宫中，皇帝又改变主意，于是先杀张差，命令九卿、三法司在文华门会审庞保、刘成。庞保、刘成招供原来的姓名叫郑进、刘登云，却不肯服罪。正审讯期间，东宫传旨说：“张差的情形实在是患疯癫病，误入宫门，打伤内侍，罪在不赦。后来招供内宫的庞保、刘成想谋害本宫。这对他有什么好处，是他诬告报仇，当从轻定罪。”张问达等人以审讯没有结束为由，上疏说：“奸邪之人闯入内宫，事关国家安危。现在张差已死，庞、刘二犯容易抵赖。文华门是崇高庄严的地方，我等不敢拷打审问，怎么得到实情？二犯偏执一词，怎么能成为证据？张差虽然死了，他的供词还原封不动地保存着，他的同谋马三道等人也都有供词在案，谁能够视而不见呢？况且慈宁宫召见时，皇帝当面告诉我等要将他们一起处决。煌煌天子的话，全国上下都听得到。如果不把他们交给外廷，会同有关部门严加审讯，他们如何肯说出真实情况？既然不肯说出实情，又如何将他们绳之以正法？自我朱明开朝二百年来，没有罪犯不交司法部门审讯就下令定罪的，况且他二人身系内臣。法律应从皇帝身边开始执行，陛下尤其应当严格执法，将他们处以重罚。怎么能让他们胡说八道，而不同天下人一道抛弃他们呢。”皇帝因为二犯涉及到郑氏，若交给外廷，议论会更多，于是悄悄地在宫内将他们杀死了。对外则说他们都是由于受讯时重伤致死的。而对马三道等五个人，只命令给予较轻的定罪，流放发配充边，这事才算结束。这年他被解除都察院的职务。不久，调任户部尚书，督察仓场。不久，兼管刑部，授职左都御史。光宗皇帝病危时，与他人一起接受遗诏。
天启元年(1621)冬天，代替周嘉谟成为吏部尚书。掌管朝内朝外的大事，处理公众的议论都很融洽。这时，万历年间上书提意见而受牵连遭到谴责的各大臣蒙冤已经很久了，有的大多都已死去。张问达等人规定：受廷杖刑、关进监狱、流放充边的人定为一等，追赠官职，封荫他们的后代；贬职流放、削官职为平民的人定为一等，只追赠他们的官职。受到保护的有七十五人。
同孙慎行、邹元标一起追查“红丸案”，极力攻击方从哲。下诏让朝中大臣们讨论，参加讨论的有一百十几号人。张问达把大家的议论收集起来之后，于是会同户部尚书汪应蛟等人上疏说：
“按照孙慎行的奏疏，首犯李可灼进献红丸。李可灼先会见方从哲，我等各臣当初并不知道。等到奉召进入乾清宫，在宫殿台阶前的空地上等候，方从哲与我等一起说李可灼进献药丸的事，都很慎重，没有做决定。片刻之后，宣诏我等各臣到宫内皇帝面前下跪，先皇帝自己说：‘我身体虚弱。’当说到寿宫时，并宣谕辅佐陛下成为圣明的君主。于是问道：‘李可灼在哪里？’李可灼快步上前，将药丸进献给皇帝，过了一会儿又进献一次。皇帝安然就寝。这就是进献药丸的经过，方从哲及文武各大臣是有目共睹的。当时群情惶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弑逆’这二字，怎么说得出口？各大臣固然原谅方从哲无加害先帝之心，即使是孙慎行的奏疏中也原谅了他。李可灼轻易进献药丸，不仅方从哲没有能够制止，我等与各大臣也没有能够制止，我等大臣在这件事上都是有罪的。等到御史王安舜等人上疏议论李可灼，方从哲自然应该重新定罪，于是先停发他的俸禄，然后让他回家养病，这样的判决未免太轻了。现如今不判李可灼重罪，怎么可以告慰先皇帝在天之灵，使朝廷内外信服啊。应该交付司法部门，将他绳之以法。像崔文升胡乱投放凉药，罪行应该杀头。请求皇帝把他们一同交给司法部门处理。方从哲则应该按照他自己的请求，剥夺他的官职。身为执法人员，放任罪犯逃脱，这本身也是大臣的罪过，并不是我等一定要追究这事。
“等到李选侍想垂帘听政，大臣们初次进去哭吊，太监阻拦不让进去，大臣们推门一拥而入。哭吊完毕，奉送皇帝到文华殿，行朝见跪拜皇帝的礼节，又奉送圣驾回到慈宁宫。于是讨论新皇帝已登位，李选侍不应当还居住乾清宫。九卿及各大臣上疏请求移宫，言官跟着上疏，方从哲这才开始一起上奏，李选侍于是在当天迁出乾清宫。然而朝中舆论对方从哲的奏疏仍有遗憾，说他身为首辅，却不能毅然倡导百官。倘若不是各大臣共持大义，接连上疏，那么乾清宫这等重要的地方，还如此混杂，使李选侍能够窃取国家大权，这将对陛下的登位还宫造成多大影响啊！”
奏疏呈上，皇帝以为方从哲已经表明自己的心迹，不应当轻易再加讨论。只是将李可灼逮捕下狱，崔文升已在南京安置，不过问。
张问达屡担重任，“梃击”、“红丸”、“移宫”三件大案都由他经手处理。持论公正，不偏激，也不随波逐流。起先因官级已到顶，加封太子太保，到此乞求退休，上十三道疏。皇帝下诏加封少保，乘着驿车回了家。
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当政。御史周维持弹劾张问达极力引荐王之肕树立派系，搞乱朝政，于是剥夺张问达的官职。御史牟志夔又诬告张问达窝藏私款，请求下狱追察。皇帝命令张问达捐钱十万两银子资助军事建设。不久，张问达去世。因巡抚张维枢的请求，减免捐款的一半。张问达家由此破产。崇祯初年，赠太保，荫封他的一个儿子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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