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璁传
张璁,字秉用,永嘉人。早年被乡里举送参加考试,七次都不得第。将到吏部去等候选派,御史萧鸣凤善于占星术,告诉他说“:从此以后三年你就可以中进士,再有三年该会飞黄腾达的。”张璁于是还乡。正德十六年(1521)登黄榜,已经四十七岁了。
世宗刚刚登基时,讨论追崇亲生父亲兴献王。廷臣不同意,决议三次上报,三次被否决。张璁当时在礼部见习政事,于这年七月初一上书说:“孝子的极致,没有比尊崇双亲更重要的。尊崇双亲的极致,没有比用整个天下供奉更为上策的了。陛下继位做了皇帝,就商量着尊崇已故的生身父而且确立他的名号,迎接亲生母亲加以赡养,实在是很孝顺的。大臣的决议引用汉朝定陶王、宋朝濮王的故事,说在入继大统以后就是人家的儿子,不能够再顾及亲生父母。难道天下有没有父母的皇帝?《记》说:‘礼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下冒出来的,是根据人的真实感情制定的。’汉哀帝、宋英宗原本是定陶王、濮王的儿子,然而汉成帝、宋仁宗都在生前领养他们做后裔,把他们养在皇宫中,他们作为别人家后裔的道理很明白,所以师丹、司马光的主张在他们的那个时代实行是可以的。现在我们武宗没有后代,大臣们按照祖宗的教导,在武宗身后,因为陛下的辈份和排行应当立为皇帝所以才做了皇帝。武宗的遗诏直接讲‘兴献王的大儿子’,并没有表示让您过继的意思。那么陛下登基实际上是为了继承祖宗的王统,与被立为他人后裔养在深宫中的定陶王、濮王的儿子比较是很不一样的。议论的大臣说孝庙的恩惠体现在人间,不可让他绝后。但是假使陛下亲生父还在世,现在继位做皇帝,恐怕没有弟弟变作哥哥的后裔的道理。况且迎接亲生母亲来赡养,正因为是亲生母亲,称为皇叔母,就应当按君臣的礼节见面,恐怕没有儿子让母亲称臣的道理吧。《礼》说‘:长子不能给别人做后裔。’兴献王只您这么一个儿子,为了有利于天下而做别人的后裔,恐怕您自己也不该自绝于父母吧。所以对于陛下,说是继承祖宗的王业,因而也不能废弃尊崇亲生父母,这种提法是可以的;说是做了别人的后裔而且要和自己父母割断亲情,那是不行的。王统与后裔不同,不一定非父死子立不可。如果必须割断这边父子间的亲情,确立那边父子的名称,然后才说是继承王统,那么古代有过称先皇帝为高伯祖、皇伯考的皇帝,他们都不能称为正统吗?我认为今天的礼数,应该是在北京另立陛下生父的庙宇,使陛下能够光大尊崇双亲的孝道,并且使生母因为儿子显贵,尊号和生父一致,那么谢世的生父不失为父亲,生身母亲也还是陛下的母亲。”
世宗正为大臣们的决议所阻挠,得到张璁的奏章大为高兴,说:“这种观点摆出来,我们父子之名可得以保全了。”立即下发给大臣们讨论。大臣们对此大为诧异,相互起来攻击他,礼官毛澄等仍坚持原来的意见。恰好献王的妃子来到通州,听说献王的封号还没定下来,就止步不肯进京。世宗听说,流下了眼泪,想退位回藩王府去。张璁于是写《大礼或问》进呈,世宗于是连续批驳礼官的上书。大臣们迫不得已,共同决定尊称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本生父兴献帝”,张璁也被任命为南京刑部主事,离开北京,追封兴献王的大争论暂且停顿了。
到嘉靖三年(1524)正月,世宗收到桂萼的上书又动了心,又把奏章下发给大臣讨论。王浚当时代毛澄做了礼部首长,坚持原来的决议,张璁于是又上书说“:陛下遵照兄长去世弟弟即位的道理,按照辈份和排行该当上皇帝,礼官不思量陛下实为入继王统的皇帝,而强行视作给别人过继为后裔的例子,割断献帝生育陛下的大恩,错误理解武宗传下来的王统,使得陛下一家人父子、伯侄、兄弟之间名实都乱了套。宁可对不住皇上,不敢违背权臣的意志,这安得哪门心思?我看到诏书里说‘:兴献王只生了我一个人,既不能生前即位做皇帝,身后又得不到皇帝的名号,我怎么报答父王对我无上的恩德呢?’执政大臣揣测陛下的心思,有见于追崇生父的重要性,所以今天争一个帝字,明天争一个皇字,而陛下的心也因为生父不得为帝不得为皇感到惭愧。既而兴献王加封号为帝,礼官以为陛下的心已有所欣慰了,所以留下一个皇字以试探陛下将来还不满足的心愿,于是才敢称呼孝宗为皇考,称呼兴献帝为本生父。父子的名称都给改了,尊崇兴献帝的道理体现在什么地方?当时礼官趁陛下还没觉察,马上就用诏书布告天下,陷陛下于不孝之中。《礼》说:‘有德行的人不争夺别人的亲情,也不能被别人剥夺亲情。’陛下尊贵地做了皇帝,父子之间的亲情却给人剥夺了,您难道能容忍别人夺走它吗?所以现在要争的不是皇与不皇的问题,而只在于考与不考之间。如果只争一个皇字,那么执政大臣肯定会同意,用以阻止现在的论争,陛下也会姑且满足一下眼前的愿望,但是我恐怕天下真正懂礼数的人,将因此非议、笑话个没完没了。”这个奏章和桂萼的第二篇上书一起进呈,世宗大为高兴,立即召唤他们进京。命令还没传到,张璁、桂萼两人就又和黄宗明、黄绾一起又递上一篇奏章与礼官争论。
等献帝称号改为本生皇考,内阁大臣用称号已经议定的理由,请中止对他们的召见,世宗迫不得已,听从了。他们两个已经在路上了,接到停召的命令又派人骑马上书说:“礼官怕我们当面质问,所以先玩弄这种伎俩,用以得逞他们的心愿。如果不立即去掉本生的字样,天下人、后世人还是要把陛下看作孝宗的儿子,这样还是落在礼官的蒙骗中。”世宗越发动心,催他们进京。五月,二人到北京,又上书列举七条意见,大臣们气愤至极,想把他们俩逮住杀了。桂萼害怕了,不敢出门。张璁过了几天才上朝。给事御史张罛、郑本公等接连上书猛烈抨击他们,世宗越发不高兴了,就特别任命他们两个为翰林学士,他们两个人竭力辞让,并且要求当面驳斥大臣们的错误。给事御史李学曾、吉棠等说:“张璁、桂萼歪曲儒学迎合世俗,圣王之世必杀他们无疑。倒因为以经传奉迎做了学士,真是害皇上德行不浅。”御史段续、陈相又特地上书议论,并连及席书。世宗批评了学曾的书面汇报,把段续、陈相关进监狱。刑部尚书赵鉴,请把张璁、桂萼也交给大理寺,对别人说:“得到皇上诏书,就用棍子把他们打死。”世宗批评他勾结为奸,并要张璁、桂萼上书述说此事。张璁、桂萼于是又上书列举别人十三条欺骗皇帝的罪证,竭力要压服大臣。等大臣们到宫门前号哭争辩时,世宗便把他们一齐关进监狱,打了一顿大棒,死于棒下的有十多人,贬官放逐的一个接一个,由此张璁等人的势力大为扩大。那年九月最终用他们的意见确定了献王的尊号。世宗越发宠信张璁、桂萼,他们也越发恃宠仇视朝廷里的大臣,朝廷里的士大夫们对他们几个人都切齿痛恨。
四年(1525)冬天,《大礼集议》成书,张璁升官詹事兼翰林学士。后来商议祖宗庙宇的神道碑、庙乐、武舞及太后到庙里祭奠等事,世宗大多根据张璁的话来做出裁决。张璁根据经文牵强附会,曲解文意迎合世宗,世宗更器重他了。
张璁迫不及待想掌权,被大学士费宏压制,于是和桂萼一次次上书攻击费宏,世宗也知道两人的用心,仍旧留用费宏,不马上放他出去。五年(1526)七月,张璁因回家扫墓请还乡。已经离开朝廷,世宗又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仍兼旧职。给事中杜桐、杨言、赵廷瑞上书竭力诋毁他,并弹劾吏部尚书廖纪提拔坏人,世宗不高兴了,严厉批评了他们。两京给事御史解一贯、张录、方纪达、戴纪先等又不断上书议论他,他们的意见都没被听取。不久,升张璁为左侍郎。他又和桂萼一起攻击费宏。第二年二月,他们制造了王邦奇一案,陷害杨廷和等人,费宏和石王缶等一天内都被罢官。
吏部郎中彭泽因浮躁被斥逐,张璁对世宗说“:过去讨论‘大礼’时,彭泽劝我进呈《大礼或问》,以至于招得众人的忌恨。现在那帮大臣驱逐他,是为了渐次排挤我们。”彭泽于是得以留用。过了三天,又说:“我与满朝大臣对抗了四五年,他们攻击我的奏章有百十篇。现在修撰《大礼全书》,那议礼的大坏蛋感到寒心,那帮奸人侧目畏惧。所以书的大纲正将递呈,对我的谗言就大肆煽动。假使《全书》宣告完成,恐怕会更加厉害地诬陷我呢。”因此称病求退,用以向皇帝求取好处,世宗温和地颁布诏书挽留他。吏部缺尚书,大家推选前任尚书乔宇、杨旦;礼部尚书也缺空,大家推举侍郎刘龙、温仁和。仁和为了俸禄也积极争取。张璁说乔宇、杨旦是杨廷和的党羽,而且仁和也不应该自我推荐。世宗命令说“:凡被罢官、退休的大臣,没有接到诏书,他人不得推举。”乔宇等就被废弃不用。
张璁积怨于人,大臣们天天在策划报复他。恰好山西巡抚按察使马禄办理造反的乱贼李福达一案,供词中牵连到武定侯郭勋,法司按马禄拟写的原样定了罪。张璁对世宗谄言说大臣们是因议定大礼一事所以陷害郭勋。世宗果然怀疑大臣们拉帮结派,于是任命张璁署理都察院、桂萼署理刑部、方献夫署理大理寺,重新议罪,全部把案翻了过来,并倾轧那些异己分子。大臣颜颐寿、聂贤以下都被加以刑讯,马禄等因罪贬往边远地带。世宗更认为他能干,在便殿奖励、慰劳他,赐他二品官服,祖宗三代都加封诰。京城的按察使和谏官互相检举,已罢黜了十三个御史,张璁掌管纪纲,又请考察并罢斥了十二人。后来经奏准推行七条纪纲,管束巡按御史。那年冬天,张璁便官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赞机密大事。这时他做官总共才六年。
杨一清为首辅,翟銮也在内阁,世宗待他们不如张璁好。世宗曾经对张璁说“:我有密令给你请不要泄漏,我给你的信帖都是亲自书写的。”张璁借机说出仁宗曾赐予杨士奇等银章的事,世宗便赐予他两枚银章,一个上面刻着“忠良贞一”,另一个是“绳愆弼违”四字,并因此连带一清等人,都赐以银章。
张璁最初拜为学士时,其他翰林把他看作耻辱,不肯和他并排,张璁深为恼恨。等到侍读汪佃讲解《洪范》不能使世宗满意,被外放补地方官缺时,张璁借机请求把侍讲、侍读以下的翰林分别量才录用,到地方上任职,总计被改任和罢官的共二十二人,庶吉士们都被任用为部属小官和知县,由此翰林院为之一空。七年(1528)正月,世宗登堂视朝,看见张璁、桂萼班位在兵部尚书李承勋下边,对此感到不满意。一清因此请给他们在本官以外另加官号,于是以手令加封张璁、桂萼为太子太保。张璁推辞说太子宫殿没有建立,不应当设官,于是更加封为少保兼太子太保。《明伦大典》撰就,又晋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
一清再次入为首辅,很得力于张璁、桂萼的帮忙,所以对他们尽力谦让。而张璁最终因为在一清位置之下,不能事事如意,因而两人渐渐不和。指挥聂能迁弹劾张璁,张璁想置他于死地。一清拟定圣旨对聂能迁处理稍轻了点,张璁更恨了,斥责一清是奸人、鄙夫。一清两次上书请求退位,并且直指张璁不可告人的心思。世宗手写诏书安慰并挽留他,借此严肃地指出张璁自我夸大,恃宠不让,实在令人叹息。张璁见皇上忽然公开指责他的短处,很是惭愧、沮丧。八年(1529)秋,给事中孙应奎弹劾一清、桂萼并连及张璁,他的同事王准又弹劾张璁偏私参将陈..,应予撤职。张璁两次请准他退休,文辞之间多暗中诋毁一清,世宗竟然夸奖了他。而给事中陆粲又弹劾张璁作威作福,打击报复。世宗大为觉醒,立刻罢了张璁的官。不久,张璁的党羽霍韬尽力攻击一清,不公开地为张璁辩护。张璁返乡走到天津时,世宗派行人送手令召他回来。一清就此罢去,由张璁出任首辅。
世宗自从力排众议敲定“大礼”以后,就以制礼作乐作为自己的责任。而夏言开始掌权就建议皇后应亲自养蚕,建议以勾龙、弃配社稷,建议分别祭祀天地,建议罢去太宗配祀,建议为朝日、夜月分建东、西二郊祭坛,建议祭祀媒神,建议文庙中设神主以外更从祀别的名儒,建议把德祖的神主迁入太祖庙,位于太祖的正南方,建议祈祷谷神,建议祭祖,建议帝社帝稷,等等,他的奏章都被发给张璁评议。不过世宗实行独裁,张璁的话也不能都被采纳。他谏阻罢太祖配天一事,往返三四回,最后还是不能加以制止。
十年(1531)二月,张璁因为名字犯世宗的名讳,请求改名,世宗就赐他名孚敬,字茂恭,御书四个大字给他。
夏言依仗着世宗的宠信,几次因事攻击孚敬。孚敬怀恨在心,却没找到借口发泄怒气。后来听从彭泽的话陷害行人司正薛侃,借着薛侃进而陷害夏言。朝廷审问时事情败露,世宗下诏指责他嫉妒忠良、欺骗君王。御史谭缵、端廷赦、唐愈贤递上奏章弹劾他,世宗告诉法司让他退休,孚敬于是特别惭愧地走开了。没多久,世宗又派行人送手令去召他回朝。第二年三月回到朝廷时,夏言已升为礼部尚书,更有实权了。李时、翟銮在内阁中,方献夫后来也进了内阁,孚敬不能像过去那样独断专行了。
八月,彗星出现在井宿,世宗心下怀疑大臣独断专行,孚敬因此请求罢官。都给事中魏良弼谤毁孚敬奸邪,孚敬说:“良弼因滥举京营官被罚俸,是我起草的诏书,他是挟私仇报复我。”给事中秦鳌弹劾他强行狡辩,文过饰非,谏官检举他,他就转弯抹角给人加罪,起草圣旨不秘密进行,以此炫耀,明示天下,好像天子的权力在他手中掌握一样。世宗肯定了秦鳌的意见,让孚敬自己陈述事实,同意他退休。李时请颁发俸禄、仆役给他,世宗亲自批示说不行。又请求,才允许他乘官方车马还乡。十二年(1533)正月,世宗又想起他来,派鸿胪寺官员送手令召他来。四月他回到朝廷。六月,彗星又出现在毕宿昴宿中间,他自请退休,这次世宗没批准。第二年又提升他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
最初,潞州陈卿作乱,孚敬主张用兵弹压,反贼最后败灭。大同又发生暴乱,又主张弹压,推荐刘源清为总督,出兵很长时间没有效果。以后,暴乱被平定,代王请大臣安抚。夏言于是极力诋毁用兵的错误,请按代王的意见办,话语中很把孚敬批评了一番。孚敬恼了,扣下代王的奏章不往上送。世宗告诫他与夏言言归于好,而派黄绾到大同,见机行事。孚敬因为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用,自称身体有病请求退休,三次递申请。不久儿子死了,更坚决请求。世宗回答说:“爱卿并无疾病,想迷惑我罢了。”孚敬又递上奏章,不认错不说,还一一诋毁过去共同议论“大礼”的桂萼、献夫、霍韬、黄绾等。世宗把他严厉批评了一通,他才出来办事。世宗在文华殿后面建造九五斋、恭默斋作为斋戒时的住所,命左右大臣赋诗。孚敬和李时各做了四首递上。过后,他几次被召见于便殿,世宗从容地和他议论政事。十四年(1535)春天他得了病,世宗派宦官赐他酒肉,可是跟李时谈话时,很说了他的执拗,而且不爱惜人才,积怨成山。后来又派宦官送他药物,手写便条说“:古时候有皇帝剪下胡须为大臣治疗疾病的,我现在则把我所吃的药送给你。”孚敬幸好得到这温和的谕旨,就一次次上书请求退休。世宗派行人、御医护送他还乡,官府按规定供给他俸禄、仆从。第二年五月,世宗又派遣锦衣官送他手诏并问候疾病,催他还朝。路上走到金华,病发作得厉害,于是又返回去了。十八年(1539)二月去世。世宗在承天,听说这个消息,伤心不已。
孚敬刚强、明智,为人果敢,不避嫌怨。得到世宗信任后,也时常能进直言。世宗曾想因为张延龄的造反之罪杀他全家。孚敬争辩说“:延龄这个人是个守财奴,能反得起来吗?”世宗几次询问,他还是那样回答。等秋后该问斩时,孚敬上书说“:昭圣皇太后年纪大了,突然听到延龄死的消息,万一不吃不喝,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告慰敬皇帝的在天之灵呢?”世宗有意用语气很重的话喝斥他,而孚敬的意见仍不停地提。所以昭圣皇太后在世的时候,延龄得以长期关押而不死。其他如清理功臣亲戚的庄田,前前后后罢免天下镇守军队的宦官,几乎无有剩余,这些都是他出的力。他做官自持特别廉洁,痛恨贪赃枉法的官吏,一时间以财物行贿的事没有了。但他生性狠毒,刚愎自用,打击报复,不护善人。本想用力消除大臣中的小帮派,而自己先做了小集团的首领。“大礼”的建议,大案的制造,直到他死后仍招众人的怨恨。但是世宗始终宠用他,他受到的礼遇,朝廷大臣中最终无人可比,世宗常称他为少师罗山而不叫他的名字。他死后礼官请给他取谥号,世宗采用不顾危难、忘己事君的意思,特谥文忠,追赠他为太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