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沈鲤等题奏“为士风随文体一坏恳乞
公元1587年 二月
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沈鲤等题奏“为士风随文体一坏恳乞圣明严禁约以正人心事”。
《弇山堂别集》卷八十四《科试考四》：“十六年，礼部参浙江提学佥事苏浚、江西提学副使沈九畴取优等卷怪诡，浚等各罚傣两月，诸生发充社。题‘为士风随文体一坏恳乞圣明严禁约以正人心事：仪制清吏司案呈，照得近年以来，科场文字渐趋奇诡，而坊间所刻及各处士子之所肄习者，更益怪异不经，致误初学，转相视效，及今不为严禁，恐益灌渍人心，浸寻世道，其害甚于洪水，甚于异端。盖人惟一心，方其科举之时，既可用之以诡遇获禽，逮其机括已熟，服役在官，苟可得志，何所不为？是其所坏者不止文体一节，而亦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相应提请申饬以遏狂澜等因。案呈到部，臣等所得，言者心之声，而文者言之华也。其心坦夷者，其文必平正曲（典）实，其心光明者，其文必通达爽畅，其不然者反是，是文章之有验于性术也如此。唐初尚靡丽，而士趋浮薄，宋初尚钩棘，而人习险谲，是文章之有关于世教也又如此。洪武三年诏颁取士条格，《五经》义限五百字以上，《四书》义限三百字以上，论亦如之。策限一千字以上，惟务直述，不尚文藻。仁宗朝俞廷辅奏准，科目取士，务求文辞典雅议论切实者进之。宪宗谕詹事黎淳曰：‘出题刊文，务依经按传，文理纯正者为式。’故今乡会试进呈录，文必曰中式，则典雅切实文理纯正者，祖宗之式也。今士之为文，式乎不式乎？自臣等初习举业，见有用六经语者，其后以六经为滥套，而引用《左传》、《国语》矣，又数年以《左》、《国》为常谈，而引用《史记》、《汉书》矣，《史》、《汉》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经道藏，摘其句法口语而用之。凿朴散淳，离经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极矣。乃文体则耻循矩矱，喜创新格，以清虚不实讲为妙，以艰涩不可读为工，用眼底不常见之字谓为博闻，道人间不必有之言谓为玄解。苟奇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题不必合，断圣贤语脉以就己之铺叙，出自己意见以乱道之经常，及一一细与解明，则语语都无深识。白日青天之下，为杳冥魍魉之谈，此世间一怪异事也。夫出险僻奇怪之言，而谓其为正大光明之士，作玄虚浮蔓之语，而谓其为典雅笃实之人也，可乎？如谓人自人而言自言也，则以文取士者，独以其文而已乎？抑孟子之所谓‘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者，岂无稽之言乎？臣等不以文为重，而为世道人心计，心窃忧之。尝谓古今书籍有益于身心治道，如《四书》、《五经》、性理、司马光《通鉴》、真德秀《大学衍义》、丘浚《衍义补》、《大明律》、《会典》、《文献通考》诸书，已经颁行学宫及著在令甲，皆诸生所宜讲诵。其间寒素之士不能遍读者，臣等不能强，博雅之士涉猎群书者，臣等不敢禁，但使官师所训迪，提学所课试，乡会试所举进士，非是不得旁及焉。仍乞容臣等会同翰林院掌院官，将弘治、正德及嘉靖初年一二三场中式文字取其纯正典雅者，或百余篇，或十数篇，刊布学宫，以为准则，使官师所训迪，提学所课试，乡会试所举进者，非是不得滥取焉。除乡会试已经臣等题奉钦依，遇场屋揭晓后，各该提调官即将中式硃卷尽数解部，逐一参阅，有犯前项禁约者，随时指名参阅外，其各省直提学官，各持一方文衡，手所高下，人皆向风，转移士习，尤为紧切。如使胶庠之所作养者，皆务为险僻奇怪之文，而开科举士之时，欲合乎平正通达之式，臣等窃知其无是理也。乃往时止于科举年分稍一申饬，其各省直小考，则任其变化程式，置之不问，是谓浊以源而求其流之清也，不可得已。合无恭候命下，容臣等咨都察院行两直隶提学御史及各省巡按御史，转行各该提学宪臣，务仰体朝廷德意，相率以正文体、端士习、转移世道为己任，而不以厌常喜新标奇揽异取快于口耳声名为诸士倡始。平时训谕师生，惟将前项经书史籍随其所习，考核讲究，务令贯通，至于临场校阅，品题高下，则一以见今颁行文体为式。如复有前项险僻奇怪决裂绳尺，及于经义之中引用《庄》、《列》、《释》、《老》等书句语者，即使文采可观，亦不得甄录，且摘其甚者，痛加惩抑，以示法程。仍将考过所属府州县卫运司儒学生员，原取优卷前五名或三名以上者，岁终解部，科举年场屋毕解部，臣等逐一考验，不许另有誊改，如有故违明旨沿袭前弊坏乱文体者，定将提学官分别卷数多寡题请罚治，本生行提学道黜退除名。仍乞敕下吏部，今后考课，提调学校官员，一视其能正文体与否，以为殿最，其解部考卷，容臣等阅毕，咨送吏部，一体考验施行。伏乞圣裁等因。万历十五年二月初六日，本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沈鲤等具题。’初九日奉圣旨：‘是。近来文体轻浮险怪，大坏士习，依拟著各该提学官痛革前弊，仍将考取优卷送部稽查，如有故违的，你部里摘出，开送内阁，从重参治。科场后参阅殊墨卷，节年题有定例，今后也要著实举行，毋事空言，钦此。’”
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沈鲤等题奏“为士风随文体一坏恳乞圣明严禁约以正人心事”。
《弇山堂别集》卷八十四《科试考四》：“十六年，礼部参浙江提学佥事苏浚、江西提学副使沈九畴取优等卷怪诡，浚等各罚傣两月，诸生发充社。题‘为士风随文体一坏恳乞圣明严禁约以正人心事：仪制清吏司案呈，照得近年以来，科场文字渐趋奇诡，而坊间所刻及各处士子之所肄习者，更益怪异不经，致误初学，转相视效，及今不为严禁，恐益灌渍人心，浸寻世道，其害甚于洪水，甚于异端。盖人惟一心，方其科举之时，既可用之以诡遇获禽，逮其机括已熟，服役在官，苟可得志，何所不为？是其所坏者不止文体一节，而亦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相应提请申饬以遏狂澜等因。案呈到部，臣等所得，言者心之声，而文者言之华也。其心坦夷者，其文必平正曲（典）实，其心光明者，其文必通达爽畅，其不然者反是，是文章之有验于性术也如此。唐初尚靡丽，而士趋浮薄，宋初尚钩棘，而人习险谲，是文章之有关于世教也又如此。洪武三年诏颁取士条格，《五经》义限五百字以上，《四书》义限三百字以上，论亦如之。策限一千字以上，惟务直述，不尚文藻。仁宗朝俞廷辅奏准，科目取士，务求文辞典雅议论切实者进之。宪宗谕詹事黎淳曰：‘出题刊文，务依经按传，文理纯正者为式。’故今乡会试进呈录，文必曰中式，则典雅切实文理纯正者，祖宗之式也。今士之为文，式乎不式乎？自臣等初习举业，见有用六经语者，其后以六经为滥套，而引用《左传》、《国语》矣，又数年以《左》、《国》为常谈，而引用《史记》、《汉书》矣，《史》、《汉》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经道藏，摘其句法口语而用之。凿朴散淳，离经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极矣。乃文体则耻循矩矱，喜创新格，以清虚不实讲为妙，以艰涩不可读为工，用眼底不常见之字谓为博闻，道人间不必有之言谓为玄解。苟奇矣，理不必通，苟新矣，题不必合，断圣贤语脉以就己之铺叙，出自己意见以乱道之经常，及一一细与解明，则语语都无深识。白日青天之下，为杳冥魍魉之谈，此世间一怪异事也。夫出险僻奇怪之言，而谓其为正大光明之士，作玄虚浮蔓之语，而谓其为典雅笃实之人也，可乎？如谓人自人而言自言也，则以文取士者，独以其文而已乎？抑孟子之所谓‘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者，岂无稽之言乎？臣等不以文为重，而为世道人心计，心窃忧之。尝谓古今书籍有益于身心治道，如《四书》、《五经》、性理、司马光《通鉴》、真德秀《大学衍义》、丘浚《衍义补》、《大明律》、《会典》、《文献通考》诸书，已经颁行学宫及著在令甲，皆诸生所宜讲诵。其间寒素之士不能遍读者，臣等不能强，博雅之士涉猎群书者，臣等不敢禁，但使官师所训迪，提学所课试，乡会试所举进士，非是不得旁及焉。仍乞容臣等会同翰林院掌院官，将弘治、正德及嘉靖初年一二三场中式文字取其纯正典雅者，或百余篇，或十数篇，刊布学宫，以为准则，使官师所训迪，提学所课试，乡会试所举进者，非是不得滥取焉。除乡会试已经臣等题奉钦依，遇场屋揭晓后，各该提调官即将中式硃卷尽数解部，逐一参阅，有犯前项禁约者，随时指名参阅外，其各省直提学官，各持一方文衡，手所高下，人皆向风，转移士习，尤为紧切。如使胶庠之所作养者，皆务为险僻奇怪之文，而开科举士之时，欲合乎平正通达之式，臣等窃知其无是理也。乃往时止于科举年分稍一申饬，其各省直小考，则任其变化程式，置之不问，是谓浊以源而求其流之清也，不可得已。合无恭候命下，容臣等咨都察院行两直隶提学御史及各省巡按御史，转行各该提学宪臣，务仰体朝廷德意，相率以正文体、端士习、转移世道为己任，而不以厌常喜新标奇揽异取快于口耳声名为诸士倡始。平时训谕师生，惟将前项经书史籍随其所习，考核讲究，务令贯通，至于临场校阅，品题高下，则一以见今颁行文体为式。如复有前项险僻奇怪决裂绳尺，及于经义之中引用《庄》、《列》、《释》、《老》等书句语者，即使文采可观，亦不得甄录，且摘其甚者，痛加惩抑，以示法程。仍将考过所属府州县卫运司儒学生员，原取优卷前五名或三名以上者，岁终解部，科举年场屋毕解部，臣等逐一考验，不许另有誊改，如有故违明旨沿袭前弊坏乱文体者，定将提学官分别卷数多寡题请罚治，本生行提学道黜退除名。仍乞敕下吏部，今后考课，提调学校官员，一视其能正文体与否，以为殿最，其解部考卷，容臣等阅毕，咨送吏部，一体考验施行。伏乞圣裁等因。万历十五年二月初六日，本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沈鲤等具题。’初九日奉圣旨：‘是。近来文体轻浮险怪，大坏士习，依拟著各该提学官痛革前弊，仍将考取优卷送部稽查，如有故违的，你部里摘出，开送内阁，从重参治。科场后参阅殊墨卷，节年题有定例，今后也要著实举行，毋事空言，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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