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宋论》卷十《高宗二》：“高宗之畏女直也，窜身
公元1126年 本年
王夫之《宋论》卷十《高宗二》：“高宗之畏女直也，窜身而不耻，屈膝而无惭，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
乃考其言动，察其志趣，固非周赧、晋惠之比也。何以如是其馁也？李纲之言，非不知信也。宗泽之忠，非不知任也。韩世忠、岳飞之功，非不知赏也。吴敏、李棁、耿南仲、李邦彦主和议误钦宗之罪，非不知贬也。而忘亲释怨，包羞丧节，乃至陈东、欧阳澈拂众怒而骈诛于市，视李纲如仇雠，以释女直之恨。是岂汪、黄二竖子之能取必于高宗哉？且高宗亦终见其奸而斥之矣。抑主张屈辱者，非但汪、黄也。张浚、赵鼎力主战者，而首施两端，前却无定，抑不敢昌言和议之非。则自李纲、宗泽而外，能不以避寇求和为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以时势度之，于斯时也，诚有旦夕不保之势，迟回葸畏，固有不足深责者焉。苟非汉光武之识量，足以屡败而不挠，则外竞者终必枵，况其不足以兢者乎？高宗为质于虏廷，熏灼于剽悍凶疾之气，俯身自顾，固非其敌。已而追帝者滨海而至明州，追隆祐太后者薄岭而至皂口，去之不速，则相胥为俘而已。君不自保，臣不能保其君，震慑无聊，中人之恒也。亢言者恶足以振之哉？靖康之祸，与永嘉等，而势则殊矣。怀、愍虽俘，晋元犹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晋惠之末，五胡争起，乱虽已极，而争起者非一，则互相禁制，而灭晋之情不果。女直则势统于一，唯其志之欲为而无所顾也。以内言之：江南之势，荆、湘为其上游，襄、汉为其右臂。晋则刘弘夙受方州之任，财富兵戎听其节制，而无所掣曳，顾、陆、周、贺诸大族，自孙氏以来，世系三吴之望，一归琅琊，而众志交孚，王氏合族拥众偕来以相扶掖。宋则虽有广土，而无绥辑之人，数转运使在官如寄，优游偃息，民不与亲，而无一兵可集，一粟可支。高宗盱衡四顾，一二议论之臣，相与周旋之外，奚恃而可谋一夕之安？琐琐一苗、刘之怀忿，遽夺其位而幽之萧寺，刘光世、韩世忠翱翔江上，亦落拓而不效头目之悍。自非命世之英，则孑然孤处，虽怀悲愤，抑且谁为续命之丝？假使晋元处此，岂能临江踞坐，弗有系组之在目前哉？故高宗飘摇而无壮志，诸臣高论而无特操，所必然矣。于是而知国之一败而不可支者，唯其孤也。有萧何在关中，而汉高泅水之败，得有所归。有寇恂在河内，而邓禹长安之败，散而复合。崛起者且如是矣。若夫唐室屡覆，而朔方又可籍之元戎，江、淮有可通之财赋，储之裕而任之人者勿猜，非一朝一夕之积也。宋则奄有九土，北控狡夷，西御叛寇，而州无绥抚之臣，郡无持衡之长，军卫为罪人之梏，租庸归内帑之藏。吏其土者，浮游以需，秩满而扬去。一旦故国倾颓，窜身无所，零丁江介，俯海噬以容身。陈东、欧阳澈慷慨而谈，其能保九子仅存之一线，不随二帝以囚死于燕山乎？《传》曰：‘周之东迁，晋、郑焉依？’言其必有依也。《诗》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频。’外已久枯而中存之勺水一涸而无余也。宋自置通判于诸州，以夺州镇之权，大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遗老，则为左迁。富庶之江南，无人也；岩险之巴、蜀，无人也；扼要之荆、襄，无人也；枢要之淮、徐，无人也。峨冠长佩，容与于天下，贤者建宫墙以论道，其次饰亭榭以冶游，其下攘民财以自润。天子且安之，曰：‘是虽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则求如晋元以庸愞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于左袵，不亦难乎？故以走为安，以求和为幸，亦未可遽责高宗于一旦也。乃其后犹足以支者，则自张浚宣抚川、陕而奉便宜之诏始。宋乃西望而犹有可倚之形。且掣肘之防渐疏，则任事之心咸振。张、韩、岳、刘诸将兢起，以荡平群盗，收为部曲。宋乃于是而有兵。不絷其足者，不仆其身。不刘其枝者，不槁其本。故垂及秦桧椓削之余，而逆亮临江，高宗不为骇走，且下亲征之诏。则使前刺者，有威望之重臣镇江淮，以待高宗之至，亦未必气沮神销之至于如斯也。首其谋者，唯恐天下之不弱。继其后者，私幸靡散之无忧。国已蹙，寇已深，而尸位之臣，争战争和，穴中相讼，无一人焉，惩诸路勤王之溃散，改覆辙以树援于外。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以天子而争州郡之权，以全盛而成贫寡之势，以垂危而不求辅车之援，稍自树立，而秦桧又以是惑高宗矣。和议再成，依然一毕世安之策也。岳飞诛死，韩世忠罢，继起无人，阃帅听短长于文吏，依然一赵普之心也。于是举中原以授蒙古，犹掇之矣。岂真天骄之不可向迩哉？有可籍之屏藩，高宗犹足似唐肃之平安史。无猜忌之家法，高宗犹足嗣唐德之任李晟。故坏千万世中夏之大闲者，赵普也。以太祖之明，而浸润之言，已沁人于肺腑。况后之豢养深宫，以眇躬莅四海者乎？光武不师高帝之诛夷，上者能之，非可期于中才以下也。”
王夫之《宋论》卷十《高宗二》：“高宗之畏女直也，窜身而不耻，屈膝而无惭，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
乃考其言动，察其志趣，固非周赧、晋惠之比也。何以如是其馁也？李纲之言，非不知信也。宗泽之忠，非不知任也。韩世忠、岳飞之功，非不知赏也。吴敏、李棁、耿南仲、李邦彦主和议误钦宗之罪，非不知贬也。而忘亲释怨，包羞丧节，乃至陈东、欧阳澈拂众怒而骈诛于市，视李纲如仇雠，以释女直之恨。是岂汪、黄二竖子之能取必于高宗哉？且高宗亦终见其奸而斥之矣。抑主张屈辱者，非但汪、黄也。张浚、赵鼎力主战者，而首施两端，前却无定，抑不敢昌言和议之非。则自李纲、宗泽而外，能不以避寇求和为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敢言之士而止。以时势度之，于斯时也，诚有旦夕不保之势，迟回葸畏，固有不足深责者焉。苟非汉光武之识量，足以屡败而不挠，则外竞者终必枵，况其不足以兢者乎？高宗为质于虏廷，熏灼于剽悍凶疾之气，俯身自顾，固非其敌。已而追帝者滨海而至明州，追隆祐太后者薄岭而至皂口，去之不速，则相胥为俘而已。君不自保，臣不能保其君，震慑无聊，中人之恒也。亢言者恶足以振之哉？靖康之祸，与永嘉等，而势则殊矣。怀、愍虽俘，晋元犹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晋惠之末，五胡争起，乱虽已极，而争起者非一，则互相禁制，而灭晋之情不果。女直则势统于一，唯其志之欲为而无所顾也。以内言之：江南之势，荆、湘为其上游，襄、汉为其右臂。晋则刘弘夙受方州之任，财富兵戎听其节制，而无所掣曳，顾、陆、周、贺诸大族，自孙氏以来，世系三吴之望，一归琅琊，而众志交孚，王氏合族拥众偕来以相扶掖。宋则虽有广土，而无绥辑之人，数转运使在官如寄，优游偃息，民不与亲，而无一兵可集，一粟可支。高宗盱衡四顾，一二议论之臣，相与周旋之外，奚恃而可谋一夕之安？琐琐一苗、刘之怀忿，遽夺其位而幽之萧寺，刘光世、韩世忠翱翔江上，亦落拓而不效头目之悍。自非命世之英，则孑然孤处，虽怀悲愤，抑且谁为续命之丝？假使晋元处此，岂能临江踞坐，弗有系组之在目前哉？故高宗飘摇而无壮志，诸臣高论而无特操，所必然矣。于是而知国之一败而不可支者，唯其孤也。有萧何在关中，而汉高泅水之败，得有所归。有寇恂在河内，而邓禹长安之败，散而复合。崛起者且如是矣。若夫唐室屡覆，而朔方又可籍之元戎，江、淮有可通之财赋，储之裕而任之人者勿猜，非一朝一夕之积也。宋则奄有九土，北控狡夷，西御叛寇，而州无绥抚之臣，郡无持衡之长，军卫为罪人之梏，租庸归内帑之藏。吏其土者，浮游以需，秩满而扬去。一旦故国倾颓，窜身无所，零丁江介，俯海噬以容身。陈东、欧阳澈慷慨而谈，其能保九子仅存之一线，不随二帝以囚死于燕山乎？《传》曰：‘周之东迁，晋、郑焉依？’言其必有依也。《诗》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频。’外已久枯而中存之勺水一涸而无余也。宋自置通判于诸州，以夺州镇之权，大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遗老，则为左迁。富庶之江南，无人也；岩险之巴、蜀，无人也；扼要之荆、襄，无人也；枢要之淮、徐，无人也。峨冠长佩，容与于天下，贤者建宫墙以论道，其次饰亭榭以冶游，其下攘民财以自润。天子且安之，曰：‘是虽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则求如晋元以庸愞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于左袵，不亦难乎？故以走为安，以求和为幸，亦未可遽责高宗于一旦也。乃其后犹足以支者，则自张浚宣抚川、陕而奉便宜之诏始。宋乃西望而犹有可倚之形。且掣肘之防渐疏，则任事之心咸振。张、韩、岳、刘诸将兢起，以荡平群盗，收为部曲。宋乃于是而有兵。不絷其足者，不仆其身。不刘其枝者，不槁其本。故垂及秦桧椓削之余，而逆亮临江，高宗不为骇走，且下亲征之诏。则使前刺者，有威望之重臣镇江淮，以待高宗之至，亦未必气沮神销之至于如斯也。首其谋者，唯恐天下之不弱。继其后者，私幸靡散之无忧。国已蹙，寇已深，而尸位之臣，争战争和，穴中相讼，无一人焉，惩诸路勤王之溃散，改覆辙以树援于外。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以天子而争州郡之权，以全盛而成贫寡之势，以垂危而不求辅车之援，稍自树立，而秦桧又以是惑高宗矣。和议再成，依然一毕世安之策也。岳飞诛死，韩世忠罢，继起无人，阃帅听短长于文吏，依然一赵普之心也。于是举中原以授蒙古，犹掇之矣。岂真天骄之不可向迩哉？有可籍之屏藩，高宗犹足似唐肃之平安史。无猜忌之家法，高宗犹足嗣唐德之任李晟。故坏千万世中夏之大闲者，赵普也。以太祖之明，而浸润之言，已沁人于肺腑。况后之豢养深宫，以眇躬莅四海者乎？光武不师高帝之诛夷，上者能之，非可期于中才以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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