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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愁诗 张衡

我所思兮在太山,
欲往从之梁父艰。
侧身东望涕沾翰。
美人赠我金错刀,
何以报之英琼瑶。
路远莫致倚逍遥,
何为怀忧心烦劳。
我所思兮在桂林,
欲往从之湘水深。
侧身南望涕沾襟。
美人赠我琴琅玕,
何以报之双玉盘。
路远莫致倚惆怅,
何为怀忧心烦怏。
我所思兮在汉阳,
欲往从之陇阪长。
侧身西望涕沾裳。
美人赠我貂襜褕,
何以报之明月珠。
路远莫致倚踟蹰,
何为怀忧心烦纡。
我所思兮在雁门,
欲往从之雪雰雰。
侧身北望涕沾巾。
美人赠我锦绣段,
何以报之青玉案。
路远莫致倚增叹,
何为怀忧心烦惋。

【注释】:
梁父:泰山下小山名。
翰:衣襟。
金错刀:刀环或刀柄用黄金镀过的佩刀。
英:“瑛”的借字,瑛是美石似玉者。
琼瑶:两种美玉。
倚:通“猗”,语助词,无意义。
桂林:郡名,今广西省地。
湘水:源出广西省兴安县阳海山,东北流入湖南省会合潇水,入洞庭湖。
琴琅玕:琴上用琅玕装饰。琅玕是一种似玉的美石。
汉阳:郡名,前汉称天水郡,后汉改为汉阳郡,今甘肃省甘谷县南。
陇阪:山坡为“阪”。天水有大阪,名陇阪。
襜褕:直襟的单衣。
踟蹰:徘徊不前貌。
雁门:郡名,今山西省西北部。
雰雰:雪盛貌。
段:同“缎”,履后跟。
案:放食器的小几(形如有脚的托盘)。

【译文】:
本篇分四章,写怀人的愁思。《文选》卷二十九录此诗,前有短序,大意说这诗是张衡做河间王相的时候所作,因为郁郁不得志,所以“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雰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通。”
据《文选》上说,张衡目睹东充朝政日坏,天下凋敝,而自己虽有济世之志,希望能以其才能报效君主,却又忧惧群小用谗,因而郁郁,遂作《四愁诗》以泻情怀,诗中以美人比君子,以珍宝比仁义,以“水深”等比小人(后人又补充说:“泰山”等乃喻明如,“梁父”等乃喻小人),皆准于屈原之遗义。古人的说法,但今天我们还是应当审慎从事,以视本诗作寓有寄托者为妥。
但是,《四愁诗》的情调实在太风流婉转了,以至于若把那恼人的、“载道”味儿甚浓的寄托说撇开,单把它看成一首情意执着真挚的情诗,确实也全无不可。且张平子若胸中没有一段漪旎情思,只是个徒哓哓于忠君爱民的人,又安得出此锦崐绣词章?是以下文笔法全如鉴赏情诗,虽属笔者冒昧,但想亦不致辱没平子。钟情美人之意既明,则爱君之深亦自可推知,笔者这么写,窃谓得平子遗意矣,当否读崐者自有目。《文选》将诗分成“四思”,且看这“一思”。那无日不引人思慕的美人,身居东方泰山云雾之中,邈焉难求,而“我”之渴望,却惟在能追从她的身边、呼吸于她的芳馨之中,则“我”情的执着痴迷,不已隐然可体味了吗?及至那小小梁父顽丘,阻“我”不得亲近美人,而“我”竟引领侧望、至于泪下涟涟,衣襟为湿,则“我”情之真之切,不已豁然无所隐藏了吗?诗至此三句,自与一段落,诗人有情之痴的面目,已宛然可见。以下四句,更成一段落,诗人言之益深,亦令人读而感慨益深。“我”是单恋于美人么?否,否,那美人却也与“我”有过一段风流时光。就像敢原与怀王有过“曰黄昏以为期”的约定一样,也像汉顺帝曾拜平子为侍中、向他垂询过“天下所疾恶者”一样,那美人也曾情意绵绵,将环把上黄崐金错络的佩刀,赠与“我”作定情之物。“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诗·木瓜》),古人既如是说,“我”怀中有琼英美玉,又如何能不思报赠?如今,虽然崐明知梁父为阻、道路悠远,这份礼物决无可能送达,此生只能长作徘徊瞻望、怅惘以终;然而,“我”却为何总是不能绝念、总是心意烦乱、劳思无尽?-诗人仿佛自己也不明白自己为何情重一至于此,然而读者却该早已明白、抑且早已为诗人的深心百感慨良深了吧?
“一思”既已,“二思”“三思”“四思”源源不断,连翩而至,“我”首次“求女”虽然告挫,但“我”却绝不停止努力。当那赠他琅?美石的美人徜徉于桂林山水之间时,他便怀着成双的白玉盘奔往南方;当那赠他貂裘短服的美人飘飘于汉阳丘岭之上时,他便揣着明月宝珠趋向西方;当那赠他锦绣彩段的美人出没于雁门关塞之时,他又赶紧携着青玉制就的几案,驰走北方,虽然湘水深不可测,限我莫及桂林;虽然陇阪悠长无已,阻我难至汉阳;虽然塞上雨雪纷纷,碍我不达雁门;虽然每次都是受阻而止,每次都落得涕泗滂沱,沾染裳襟,每次都徒增惆怅,每崐次都忧思益加难释-然而,“我”却始终不倦,矢志不移!可以想见,倘若天地之间不止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此诗又将何止“四思”?诗人的奔走将至于千、崐至于万,诗人的愁思且巍过五岳、广过江河!读者诸君,切莫以“四愁”之间仅有并列而无递进,而嫌其章法单调少变化;若《诗》之《蒹葭》止于“宛在水中央”,君不将谓其殊少文气乎?若《陈风·月出》止于“劳心悄兮”,君不将觉其“心崐”之“劳”犹不甚乎?惟有一之不足、至于再、至于三、四,始能见诗人之深情缠绵、寄意幽远。即如本诗,“愁”虽止于“四”,但其愁绪究竟延伸于胡底,又有崐何人能量之测之?“一唱而三叹,慷慨有余哀”,读者若要领会此种境界,不从《四愁诗》之类重章、叠句上索解,又将于何处求之?
《四愁诗》非但内容足以使人动容,其句式也极引人注目,它是中国古诗中产生年代较早的一首七言诗。七言诗由来尚矣,但全诗句子均为七言,而每句都采用上四字一节、下三字更为一节的形式,句中又几乎不用“兮”字作语助的诗,在现存的创作年代确切可信的古诗(而非载于后世著作中、真伪莫辨的《皇娥歌》、《柏梁诗》之类)范围里,本诗是最早的一首,这就是《四愁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在此以前,七言诗或是杂以八言、九言者,如汉武帝《瓠子歌》;或是每句前崐三字、后三字各为一节、而中间夹一“兮”字,如项羽《垓下歌》、李陵《别歌》:这些,都不能算作典范的七言诗。至于汉乌孙公主的《悲愁歌》,虽然已达到全篇上四下三,但每句两节之间还存有“兮”字,成了一首八言诗,句式上虽接近于典范的七言诗,却终不能归入七言诗的范畴。唯本诗除了每章首句以外,其余句子与后世七言诗已全无二致,显得整饬一新、灿然可观。曹丕的《燕歌行》,自是一首成熟的七言。而《四愁诗》作为七言诗,虽然尚有不少《诗经》的痕迹如重章叠句、每章句子为奇数,以及《楚辞》的痕迹如“兮”的使用;但是,它的上四下三崐的句式,却早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已达到了《燕歌行》的水准,同时这种句式在抒情上的优势-即节奏上的前长后短(异于四言诗及《垓下歌》之类七言的并列,和五言的前短后长),使听觉上有先长声曼吟、而复悄然低语的感受,而节奏短的三字节落在句后,听来又有渐趋深沉之感,如此一句循环往复,全诗遂有思绪纷错起伏、情致缠绵跌宕之趣-《燕歌行》有之,《四愁诗》亦已有之。因此,今天我们认定《四愁诗》是典范化的七言诗的首块里程碑,怕也不算过甚其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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