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诗论》成于本年后。
公元-434年 月份不详
《孔子诗论》成于本年后。
上海博物馆于1994年5月从香港文物市场上购回一批战国楚竹简。《孔子诗论》就在其中。它的发现在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孔子诗论》或许非孔子时学生所记，而是其弟子教授后学学《诗》时的记录。其原始本子比竹简本要早，成书可能在战国早期。其中“孔子曰”有可能是孔门再传弟子所为。《孔子诗论》文字，与战国中期楚系简帛文字大抵相同。“因此，在抄写成书的年代上，应视为战国早期之作，即孔子再传弟子的抄本，或是上课时耳闻手抄的笔记；而从竹简上的文字观察，应可将之定在战国中、晚期之交。其作者或为子夏。”（陈立《＜孔子诗论＞的作者与时代》，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上海博物馆濮茅左《＜孔子诗论＞简序解析》言：“《孔子诗论》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篇重要的儒家经典，两千数百年来，它的再现为我们认识先秦时期《诗》的编次、诗的本意提供了最直接、最真实的史料，为我们了解孔子思想、孔子对《诗》意的评价、孔子授《诗》的方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孔子诗论》的作者，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以为只能是子夏。江林昌《上博竹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亦以为：“竹简《诗论》可能是失传了两千多年的子夏《诗》序。”陈立《＜孔子诗论＞的作者与时代》则以为“倘若仅凭书中所言《子羔》、《鲁邦大旱》、《孔子诗论》的字形、形制一致等，即认定此应指弟子子羔，则流于仓促立言”。（均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竹简作者由最初的孔子，到后来的子夏、子羔、孔子再传弟子各说。黄怀信以为应当是孔子再传弟子，但不能确定为哪位。关于其成书时代，他以为应当是在战国初期，孟子之前（参《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子夏卒于本年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家语》等均言子夏为魏文侯师，但未云何年。魏文侯于前445年至前396年在位，称侯在周考王七年（前434年），周威烈王分封之为诸侯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子夏为魏文侯师，应在魏文帝初年至前434年自称侯期间内。其后不见子夏事迹，或不久而卒。《汉书·艺文志》未著录子夏作品，盖其为“述而不作”者。其主要功业为传经。康有为《万木堂口说·学术源流七》曾说：“传经之学，子夏最多。”（《康有为全集》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论语·子张》章记弟子之言，以子夏为最多，子贡次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子夏在孔门弟子中以“文学”著名。此时之“文学”主要指文献，但也包括《诗经》等在内。《论语·八佾》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以为子夏能启发他，并可以与子夏讨论《诗经》。《论语·先进》还载：“文学：子游、子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隐》以为：“子夏文学着于四科，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属商。又传《礼》，著在《礼志》。”说明子夏在传播《诗》、《易》、《春秋》、《礼》四艺上有功绩。洪迈《容斋续笔》卷十四《子夏经学》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榖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后汉徐防上疏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证云。”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魏政治，作“尽地力之教”，行平籴法，始着《法经》在本年前后。《史记·孟子苟卿列传》载：“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云：“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勿伤而农益劝。”其中所录存一大段文字，可以看出李悝的思想与行文风格。魏文侯之所以能使魏成为当时各诸侯国中最强者，与李悝改革不可分。魏文侯即位十年后自称侯，更加雄心勃勃，欲图一番大业。此前李悝为上地守，在与秦人战中反败为胜以后，魏文侯任用其改革。前434年时晋君仅有绛、曲沃等地，反要朝韩、魏、赵之君。《六国年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魏文侯被周威烈王分封为诸侯。晋自己称侯年代，在周威王十九年（前434年），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陈梦家《六国纪年》等已辨其误。魏文侯之所以于前403年被封为诸侯，与魏之强紧密相关；而魏之强，又与李悝改革分不开。若李悝至前406年始行改革，时已至魏文侯四十年，后十年而卒，事实上魏之强远在此前。以文侯政绩而言，李悝应于此时改革。同时，李悝改革在早年，因政绩而在季成、翟黄之后任魏文侯相，更合事实。李悝著书，当是对自己主张的阐释。
《孔子诗论》成于本年后。
上海博物馆于1994年5月从香港文物市场上购回一批战国楚竹简。《孔子诗论》就在其中。它的发现在文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孔子诗论》或许非孔子时学生所记，而是其弟子教授后学学《诗》时的记录。其原始本子比竹简本要早，成书可能在战国早期。其中“孔子曰”有可能是孔门再传弟子所为。《孔子诗论》文字，与战国中期楚系简帛文字大抵相同。“因此，在抄写成书的年代上，应视为战国早期之作，即孔子再传弟子的抄本，或是上课时耳闻手抄的笔记；而从竹简上的文字观察，应可将之定在战国中、晚期之交。其作者或为子夏。”（陈立《＜孔子诗论＞的作者与时代》，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上海博物馆濮茅左《＜孔子诗论＞简序解析》言：“《孔子诗论》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篇重要的儒家经典，两千数百年来，它的再现为我们认识先秦时期《诗》的编次、诗的本意提供了最直接、最真实的史料，为我们了解孔子思想、孔子对《诗》意的评价、孔子授《诗》的方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孔子诗论》的作者，李学勤《＜诗论＞的体裁和作者》以为只能是子夏。江林昌《上博竹简＜诗论＞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毛诗＞序的关系》亦以为：“竹简《诗论》可能是失传了两千多年的子夏《诗》序。”陈立《＜孔子诗论＞的作者与时代》则以为“倘若仅凭书中所言《子羔》、《鲁邦大旱》、《孔子诗论》的字形、形制一致等，即认定此应指弟子子羔，则流于仓促立言”。（均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竹简作者由最初的孔子，到后来的子夏、子羔、孔子再传弟子各说。黄怀信以为应当是孔子再传弟子，但不能确定为哪位。关于其成书时代，他以为应当是在战国初期，孟子之前（参《战国楚竹书＜诗论＞解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子夏卒于本年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家语》等均言子夏为魏文侯师，但未云何年。魏文侯于前445年至前396年在位，称侯在周考王七年（前434年），周威烈王分封之为诸侯在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子夏为魏文侯师，应在魏文帝初年至前434年自称侯期间内。其后不见子夏事迹，或不久而卒。《汉书·艺文志》未著录子夏作品，盖其为“述而不作”者。其主要功业为传经。康有为《万木堂口说·学术源流七》曾说：“传经之学，子夏最多。”（《康有为全集》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论语·子张》章记弟子之言，以子夏为最多，子贡次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孔子世家》云：“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子夏在孔门弟子中以“文学”著名。此时之“文学”主要指文献，但也包括《诗经》等在内。《论语·八佾》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 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以为子夏能启发他，并可以与子夏讨论《诗经》。《论语·先进》还载：“文学：子游、子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隐》以为：“子夏文学着于四科，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属商。又传《礼》，著在《礼志》。”说明子夏在传播《诗》、《易》、《春秋》、《礼》四艺上有功绩。洪迈《容斋续笔》卷十四《子夏经学》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于《易》则有《传》，于《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与《礼》则有《仪礼·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于《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于斯矣。公羊高实受之于子夏；榖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于《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后汉徐防上疏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斯其证云。”魏文侯任用李悝改革魏政治，作“尽地力之教”，行平籴法，始着《法经》在本年前后。《史记·孟子苟卿列传》载：“魏有李悝，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云：“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又曰：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勿伤而农益劝。”其中所录存一大段文字，可以看出李悝的思想与行文风格。魏文侯之所以能使魏成为当时各诸侯国中最强者，与李悝改革不可分。魏文侯即位十年后自称侯，更加雄心勃勃，欲图一番大业。此前李悝为上地守，在与秦人战中反败为胜以后，魏文侯任用其改革。前434年时晋君仅有绛、曲沃等地，反要朝韩、魏、赵之君。《六国年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魏文侯被周威烈王分封为诸侯。晋自己称侯年代，在周威王十九年（前434年），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陈梦家《六国纪年》等已辨其误。魏文侯之所以于前403年被封为诸侯，与魏之强紧密相关；而魏之强，又与李悝改革分不开。若李悝至前406年始行改革，时已至魏文侯四十年，后十年而卒，事实上魏之强远在此前。以文侯政绩而言，李悝应于此时改革。同时，李悝改革在早年，因政绩而在季成、翟黄之后任魏文侯相，更合事实。李悝著书，当是对自己主张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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