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传
程颐，字正叔。十八岁的时候，上书朝廷，希望皇上诏令罢黜世俗的说教，以王道作为本心。游历太学时，听见胡王爰问他的学生，颜子喜欢什么学问，程颐于是回答说：
“学习是为了要达到圣人的‘道’的境界。可以通过学习圣人而达到其境界吗？答：是的。学习的道如何？说：天地储藏的精华，得到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质既真又静，他们在未发的时候，五性都具备了，五性是仁、义、礼、智、信。形既生了，外物碰触到形状就会牵动其中心，其中心动，七情就会表现出来。七情叫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感炽热而会更加激荡，其性格就会明确地表露出来。因此觉悟的人制约自己的情感使它合乎中庸之道，端正心术，修养性情；愚蠢的人则就不知道抑制自己的情感，而是放纵自己的情感以至于滑向邪恶、古怪，桎梏自己的性情而丧失自己。
“然而，学习的道理，一定须先明白于心中，知道自己所修养的目的、手段，然后应该努力实践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所谓‘自明而诚’。至诚的道理，在于很虔诚地相信道，诚实地相信道，才能够获得应有的结果，获得了应有的结果就会努力固守，仁义忠信不离于心，匆忙之际一定像这样，颠沛流离之时一定像这样，为人处事、说话、沉默也一定像这样，如此长久而不存过失，那么，居守就会安稳，动容周旋符合礼，而邪恶、古怪的心思就不会自己产生了。
“因此，颜子所做的事，可以说是：‘不合乎礼的不要看，不合乎礼的不要听，不合乎礼的不要说，不合乎礼的不要采取行动。’孔仲尼称赞不已，还说：‘得一善行就衷心信服，就牢牢地记在心里而没有忘记、失掉。’又说：‘不迁怒于人，不第二次犯同样的过失。’‘有不善的行为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的没有再做过它。’这就是忠实地喜好它，并从学习中得到了真谛。然而，圣贤之人则不通过思考就可以得到学习的真谛，不需要努力就可符合于道；然而颜子则必须通过思考而后才能得到学习的真谛，必须通过努力而后才能符合于道。他与圣人的差别就在于这一丁点儿，所没有达到的就努力持之以恒，而不是去变更或丢掉它。以他好学的上进之心，通过一些年的努力，那么在不会很长的日子里就会成功。
“后人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以为圣人本来就是生而知之的，而不是通过学习就可以达到的，因此，为学的道理渐渐丧失。不努力求助于自己，反而求助于外界，以博闻强记、虚浮华丽的辞章为工巧，夸耀、粉饰自己的言论，很少有达到明道境界的人。而现在的学习，则与颜子所喜欢的不同了。”
胡王爰看见他的这篇文章后，对他感到很是惊奇，于是延请相见，安排他任学职。吕希哲最先以老师的礼节跟随程颐学习。
治平、元丰年间，许多大臣多次推荐他为官，都不肯就任。哲宗初年，司马光、吕公著一齐上疏阐明他的行为和道义，又说：“我们知道河南府处士程颐，努力学习，喜好历史，安于贫穷，固守气节，言行一定要符合忠信的原则，行动一定遵守礼制法规。年龄过了五十，不乞求仕进，是真儒者的高风亮节，圣世社会的隐逸之民。希望能够越级提升他，使儒士们有效法的模式、榜样。”哲宗诏令他担任西京洛阳国子监的教授，他力辞不就职。
不久，诏令他担任秘书省校书郎，待入朝觐见之后，又提升他为崇政殿说书。于是，他上疏说：“温习与智长，感化与心成。现在，那些善于教化其子弟的人，也必须延请著名德高望重的儒士们，使他们与之相处，以熏陶成性，潜移默化。况且陛下正年富力强，虽睿智圣哲得力于天资聪颖，而教化、修养之道不可不到。大概一日之中，接见贤哲士大夫的时候很多，亲近寺人宫女的时候很少，那么气质变化，自然而成。希望皇上挑选著名儒士入侍君侧，劝讲圣贤之道，讲解罢留的标准，随时与儒士探讨，即使有些小的失误，随事谈出看法，日积月累，坚持久远，就一定能够修养成高尚的圣贤德性。”程颐每次进讲，态度特别庄严，其中夹有讽刺、劝谏。听说皇上在宫中盥洗而避开蚂蚁，就问：“有这样的事吗？”皇上回答说“：是的。我的确害怕伤害了蚂蚁。”程颐说“：把这样的心思推广于四海万民身上，是作为帝王的要道。”
神宗丧期还没有结束，冬至那天，百官上表称贺，程颐说：“季节时序变迁，皇上思念先帝殷切深厚，希望改朝贺为安慰。”丧期结束以后，有关衙署请求举行乐舞、置办酒宴，程颐又说“：丧期满了应该用吉礼，而且还当根据事情的性质和实际情况举行乐舞，现今特设宴请，是喜庆的事情。”都据此照办。哲宗皇帝曾经因为疮疹不愈而有好些天不到迩英殿上朝，程颐到宰相那里问皇帝安否，并说：“皇上不临朝上殿，太后不应当独自坐朝称制。况且皇上有病，大臣难道可以不知道吗？”第二天，宰相以下的官员开始奏请政事，询问皇上病况。
苏轼不喜欢程颐，程颐的门人学生贾易、朱光庭为此愤愤不平，联合一起攻击苏轼。胡宗愈、顾临指责程颐不适合于朝廷使用，孔文仲的指责、议论尤为激烈，于是出朝管勾西京国子监。好久以后，加封直秘阁，又上表谢。董敦逸又提起他对朝廷有怨望的话，故被去官。绍圣年间，程颐被削夺原籍、放逐到涪州。李清臣担任洛阳西京河南府尹，当天就强迫他走，程颐想去与叔母话别也未被允许，第二天临别赠送他银子百两，程颐没有接受。徽宗即位的时候，迁徙至峡州，不久就恢复了他的官职，在徽宗崇宁年间又被削夺了官职。卒年七十五岁。
程颐对书是无所不读，他的学问是以诚为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指导，扩展到《六经》各书。行动举止，言谈缄默，都以圣人为导师，不达到圣人的境界不停止追求。张载称赞他们兄弟二人十四五岁的时候，便超然脱俗想效法圣人，故最终得到了孔子、孟子没有被后人传承的学问，成为各个儒生倡导的楷模。他的话的重要，就像布帛菽粟等穿的、吃的一样，了解德性的人尤其尊敬、崇尚他。他曾经说：“现今农夫历经严寒、酷暑与风雨，深耕土地，多次锄草，播种五谷，我得到了以它为食；百工技艺之人，制造了各种器物，我得到了以它为用；身披介胄的士兵，穿着铠甲，拿着武器，以此驻守疆土国防，我因此而得以安宁。我没有什么功德泽惠于别人，而只是虚度岁月光阴，安闲享乐为天地间的一只蠹虫，只是联缀辑录圣人留下来的书籍，希望有所补益。”于是撰著《易传》、《春秋传》以传于社会。《易传·序》说：
“易，是变易，随时变易以适应道。我著书籍，内容广大，全部备有，打算以此弄通性命的道理，勾通黑暗、模糊与光明、清楚之间的联系，穷尽事物的变化之情状，以此揭示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其结果产生的原因所表现出的道理。圣人对后世的忧虑、担心，可以说是论述圆满了。离古代虽然很遥远，但留下来的经典还存在，然而，从前的一些儒学之士在失意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话，后来的学者们读诵他们的言论，但忘了领会他们的意思，从秦朝以后各代，大概没有传学的人了。我出生于儒学形成的千年之后，追悼儒士们的圣学于晦涩与湮废之中，将会使后人按照流传去寻找源头，这就是我写作这个《传》的原因。
“《易》中有圣人之道表现在四个方面‘：以论来显示其辞藻，以动势来显示其变化，以所做器具来显示其迹象，以八卦卜筮来显示占卜吉凶。’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道理存在于辞藻之中，推敲考查易卦可以知道变迁，象与占在辞藻、变化之中。‘君子处静观察其象而玩味辞藻，动中观察其变动而玩赏所占卜卦’，讲求辞藻不达其意的人有，但没有不通过辞藻的表达而能够表明自己的意思的人。最微细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体与用为同一源流，显著与微细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观察会通之处以行其典礼，那么，辞就无所不备。故善于学习的人，寻求表达的言论一定很相近，容易找到相近意思的人，并不一定知道怎样用言论去表达。我所做的《易传》所传授的是优美的语言，以优美的语言表达所要表达的意思，则在人的所作所为了。”
《春秋传·序》说：
“天下的民众，一定要有杰出才能的人作为他们的君长，由这样的人来治理国家，争战夺地的事情就会平息，引导万民劳动就会获得生活的条件，满足自己生养的愿望，教育他们就会使伦理明晓，然后人道兴起、流行，天道成立，地道安定。尧、舜二帝以上各代，圣贤不断出现于社会，随时都有所作为，顺应时代发展的风气，不以古代的成法来开启人的智慧，而是各因时间的变异、社会的变化来立法治政。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三王接替兴起，历法都已具备，以子、丑、寅月分别为建正，崇尚忠直、质朴、文才的风气更盛，做人的道理已全部具备，天地运转的规律已相当周全。圣贤的帝王既不重复行事立法，天下后来的帝王虽然有仿效古代圣贤的迹象，但多心怀私意，系胆大妄为而已。事情发生谬误，是从秦代以建亥为正月开始；道的背离，是从汉代专门以智谋来治理国家世事为端绪，这样怎么能重新了解先王圣贤的治道呢？
“孔夫子生当西周末年，认为圣人不可能重新推行原有的旧法，顺从天时、适应时势的治理也不会重新出现，于是写作《春秋》，为以后百代帝王不可变更的大法。所谓‘考察于三王而没有谬误，建正于天地而没有违背，质证于鬼神而没有疑问，历经百世千年以待圣人检验而没有疑惑’即是指此。先世儒士的传记，子游、子夏不能够赞颂一句话，优美的语言是文字不能形容的，言论不能局限于此。这个道理，只有颜子曾经听说过。‘推行夏代计算年月时序的历法，乘载殷商时代式样的车辆，穿戴西周时代式样的衣服、帽子，听乐则是《韶舞》之类，这是最适当、准确的标准。后世判断史书就以《春秋》笔法为标准，主要是指褒扬善举、贬损恶行之类，至于经营治世、管理国家的大法，就不知道了。
“《春秋》大义包含数十个方面，其含义很大、广泛，其光明显著像太阳、星星，是容易看见的。只是其中细微的辞意、隐寓的含义，按照时序的不同来确定合宜的东西，就难以知道了。有的抑制，有的放纵；有的给予，有的削夺；有的推进，有的退后；有的细微，有的显著；而完全根据义理安排，文辞质量的适中，宽泛猛烈的合宜，是与非的公道，成为判断、权衡事物的标准，推测揣度道理的准则。大概观察百物而后可以识别化工的神韵，聚集很多的材料而后可以知道修建房子的用途，想从一件事情、一种含义中去窥测圣人的用心，不是具有上等的智慧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认真仔细品味，心领神会，然后才能通晓其细微末节。后来帝王知晓《春秋》微言大义，其德性如果不是像禹、汤一样，是不能够效法夏、商、周三代的治世的。
“从秦朝以来，《春秋》等圣人之学没有人传承，我追思圣人之志，担忧它不被后世所明了，因此，特别写作《春秋传》以阐明圣人的意旨，使后世的人们能够通晓文辞、寻思其微言大义，了解它的意思而后在言行中效法它，那么，三代的治世就可以重新出现了。这个《传》，虽然说不能穷极圣人在其中隐含的最深奥的道理，但可以说，学者差不多可把它作为登堂入室的门径，是指导其入门之作。”
程颐平生从教始终诲人不倦，所以当时的学者属他的门徒学生的人最多，由于其学术渊源的影响，都为当时学士名流。涪州人为程颐在北岩建祠，当时人们俗称他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1220)，南宋宁宗皇帝诏令赐给谥号叫作“正公”。理宗淳..元年(1241)，追封为伊阳伯，诏入孔子庙庭一齐祭祀。
“学习是为了要达到圣人的‘道’的境界。可以通过学习圣人而达到其境界吗？答：是的。学习的道如何？说：天地储藏的精华，得到五行之秀者为人，其本质既真又静，他们在未发的时候，五性都具备了，五性是仁、义、礼、智、信。形既生了，外物碰触到形状就会牵动其中心，其中心动，七情就会表现出来。七情叫喜、怒、哀、乐、爱、恶、欲。情感炽热而会更加激荡，其性格就会明确地表露出来。因此觉悟的人制约自己的情感使它合乎中庸之道，端正心术，修养性情；愚蠢的人则就不知道抑制自己的情感，而是放纵自己的情感以至于滑向邪恶、古怪，桎梏自己的性情而丧失自己。
“然而，学习的道理，一定须先明白于心中，知道自己所修养的目的、手段，然后应该努力实践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所谓‘自明而诚’。至诚的道理，在于很虔诚地相信道，诚实地相信道，才能够获得应有的结果，获得了应有的结果就会努力固守，仁义忠信不离于心，匆忙之际一定像这样，颠沛流离之时一定像这样，为人处事、说话、沉默也一定像这样，如此长久而不存过失，那么，居守就会安稳，动容周旋符合礼，而邪恶、古怪的心思就不会自己产生了。
“因此，颜子所做的事，可以说是：‘不合乎礼的不要看，不合乎礼的不要听，不合乎礼的不要说，不合乎礼的不要采取行动。’孔仲尼称赞不已，还说：‘得一善行就衷心信服，就牢牢地记在心里而没有忘记、失掉。’又说：‘不迁怒于人，不第二次犯同样的过失。’‘有不善的行为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的没有再做过它。’这就是忠实地喜好它，并从学习中得到了真谛。然而，圣贤之人则不通过思考就可以得到学习的真谛，不需要努力就可符合于道；然而颜子则必须通过思考而后才能得到学习的真谛，必须通过努力而后才能符合于道。他与圣人的差别就在于这一丁点儿，所没有达到的就努力持之以恒，而不是去变更或丢掉它。以他好学的上进之心，通过一些年的努力，那么在不会很长的日子里就会成功。
“后人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以为圣人本来就是生而知之的，而不是通过学习就可以达到的，因此，为学的道理渐渐丧失。不努力求助于自己，反而求助于外界，以博闻强记、虚浮华丽的辞章为工巧，夸耀、粉饰自己的言论，很少有达到明道境界的人。而现在的学习，则与颜子所喜欢的不同了。”
胡王爰看见他的这篇文章后，对他感到很是惊奇，于是延请相见，安排他任学职。吕希哲最先以老师的礼节跟随程颐学习。
治平、元丰年间，许多大臣多次推荐他为官，都不肯就任。哲宗初年，司马光、吕公著一齐上疏阐明他的行为和道义，又说：“我们知道河南府处士程颐，努力学习，喜好历史，安于贫穷，固守气节，言行一定要符合忠信的原则，行动一定遵守礼制法规。年龄过了五十，不乞求仕进，是真儒者的高风亮节，圣世社会的隐逸之民。希望能够越级提升他，使儒士们有效法的模式、榜样。”哲宗诏令他担任西京洛阳国子监的教授，他力辞不就职。
不久，诏令他担任秘书省校书郎，待入朝觐见之后，又提升他为崇政殿说书。于是，他上疏说：“温习与智长，感化与心成。现在，那些善于教化其子弟的人，也必须延请著名德高望重的儒士们，使他们与之相处，以熏陶成性，潜移默化。况且陛下正年富力强，虽睿智圣哲得力于天资聪颖，而教化、修养之道不可不到。大概一日之中，接见贤哲士大夫的时候很多，亲近寺人宫女的时候很少，那么气质变化，自然而成。希望皇上挑选著名儒士入侍君侧，劝讲圣贤之道，讲解罢留的标准，随时与儒士探讨，即使有些小的失误，随事谈出看法，日积月累，坚持久远，就一定能够修养成高尚的圣贤德性。”程颐每次进讲，态度特别庄严，其中夹有讽刺、劝谏。听说皇上在宫中盥洗而避开蚂蚁，就问：“有这样的事吗？”皇上回答说“：是的。我的确害怕伤害了蚂蚁。”程颐说“：把这样的心思推广于四海万民身上，是作为帝王的要道。”
神宗丧期还没有结束，冬至那天，百官上表称贺，程颐说：“季节时序变迁，皇上思念先帝殷切深厚，希望改朝贺为安慰。”丧期结束以后，有关衙署请求举行乐舞、置办酒宴，程颐又说“：丧期满了应该用吉礼，而且还当根据事情的性质和实际情况举行乐舞，现今特设宴请，是喜庆的事情。”都据此照办。哲宗皇帝曾经因为疮疹不愈而有好些天不到迩英殿上朝，程颐到宰相那里问皇帝安否，并说：“皇上不临朝上殿，太后不应当独自坐朝称制。况且皇上有病，大臣难道可以不知道吗？”第二天，宰相以下的官员开始奏请政事，询问皇上病况。
苏轼不喜欢程颐，程颐的门人学生贾易、朱光庭为此愤愤不平，联合一起攻击苏轼。胡宗愈、顾临指责程颐不适合于朝廷使用，孔文仲的指责、议论尤为激烈，于是出朝管勾西京国子监。好久以后，加封直秘阁，又上表谢。董敦逸又提起他对朝廷有怨望的话，故被去官。绍圣年间，程颐被削夺原籍、放逐到涪州。李清臣担任洛阳西京河南府尹，当天就强迫他走，程颐想去与叔母话别也未被允许，第二天临别赠送他银子百两，程颐没有接受。徽宗即位的时候，迁徙至峡州，不久就恢复了他的官职，在徽宗崇宁年间又被削夺了官职。卒年七十五岁。
程颐对书是无所不读，他的学问是以诚为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指导，扩展到《六经》各书。行动举止，言谈缄默，都以圣人为导师，不达到圣人的境界不停止追求。张载称赞他们兄弟二人十四五岁的时候，便超然脱俗想效法圣人，故最终得到了孔子、孟子没有被后人传承的学问，成为各个儒生倡导的楷模。他的话的重要，就像布帛菽粟等穿的、吃的一样，了解德性的人尤其尊敬、崇尚他。他曾经说：“现今农夫历经严寒、酷暑与风雨，深耕土地，多次锄草，播种五谷，我得到了以它为食；百工技艺之人，制造了各种器物，我得到了以它为用；身披介胄的士兵，穿着铠甲，拿着武器，以此驻守疆土国防，我因此而得以安宁。我没有什么功德泽惠于别人，而只是虚度岁月光阴，安闲享乐为天地间的一只蠹虫，只是联缀辑录圣人留下来的书籍，希望有所补益。”于是撰著《易传》、《春秋传》以传于社会。《易传·序》说：
“易，是变易，随时变易以适应道。我著书籍，内容广大，全部备有，打算以此弄通性命的道理，勾通黑暗、模糊与光明、清楚之间的联系，穷尽事物的变化之情状，以此揭示事物的发展、变化及其结果产生的原因所表现出的道理。圣人对后世的忧虑、担心，可以说是论述圆满了。离古代虽然很遥远，但留下来的经典还存在，然而，从前的一些儒学之士在失意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话，后来的学者们读诵他们的言论，但忘了领会他们的意思，从秦朝以后各代，大概没有传学的人了。我出生于儒学形成的千年之后，追悼儒士们的圣学于晦涩与湮废之中，将会使后人按照流传去寻找源头，这就是我写作这个《传》的原因。
“《易》中有圣人之道表现在四个方面‘：以论来显示其辞藻，以动势来显示其变化，以所做器具来显示其迹象，以八卦卜筮来显示占卜吉凶。’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道理存在于辞藻之中，推敲考查易卦可以知道变迁，象与占在辞藻、变化之中。‘君子处静观察其象而玩味辞藻，动中观察其变动而玩赏所占卜卦’，讲求辞藻不达其意的人有，但没有不通过辞藻的表达而能够表明自己的意思的人。最微细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体与用为同一源流，显著与微细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观察会通之处以行其典礼，那么，辞就无所不备。故善于学习的人，寻求表达的言论一定很相近，容易找到相近意思的人，并不一定知道怎样用言论去表达。我所做的《易传》所传授的是优美的语言，以优美的语言表达所要表达的意思，则在人的所作所为了。”
《春秋传·序》说：
“天下的民众，一定要有杰出才能的人作为他们的君长，由这样的人来治理国家，争战夺地的事情就会平息，引导万民劳动就会获得生活的条件，满足自己生养的愿望，教育他们就会使伦理明晓，然后人道兴起、流行，天道成立，地道安定。尧、舜二帝以上各代，圣贤不断出现于社会，随时都有所作为，顺应时代发展的风气，不以古代的成法来开启人的智慧，而是各因时间的变异、社会的变化来立法治政。到了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三王接替兴起，历法都已具备，以子、丑、寅月分别为建正，崇尚忠直、质朴、文才的风气更盛，做人的道理已全部具备，天地运转的规律已相当周全。圣贤的帝王既不重复行事立法，天下后来的帝王虽然有仿效古代圣贤的迹象，但多心怀私意，系胆大妄为而已。事情发生谬误，是从秦代以建亥为正月开始；道的背离，是从汉代专门以智谋来治理国家世事为端绪，这样怎么能重新了解先王圣贤的治道呢？
“孔夫子生当西周末年，认为圣人不可能重新推行原有的旧法，顺从天时、适应时势的治理也不会重新出现，于是写作《春秋》，为以后百代帝王不可变更的大法。所谓‘考察于三王而没有谬误，建正于天地而没有违背，质证于鬼神而没有疑问，历经百世千年以待圣人检验而没有疑惑’即是指此。先世儒士的传记，子游、子夏不能够赞颂一句话，优美的语言是文字不能形容的，言论不能局限于此。这个道理，只有颜子曾经听说过。‘推行夏代计算年月时序的历法，乘载殷商时代式样的车辆，穿戴西周时代式样的衣服、帽子，听乐则是《韶舞》之类，这是最适当、准确的标准。后世判断史书就以《春秋》笔法为标准，主要是指褒扬善举、贬损恶行之类，至于经营治世、管理国家的大法，就不知道了。
“《春秋》大义包含数十个方面，其含义很大、广泛，其光明显著像太阳、星星，是容易看见的。只是其中细微的辞意、隐寓的含义，按照时序的不同来确定合宜的东西，就难以知道了。有的抑制，有的放纵；有的给予，有的削夺；有的推进，有的退后；有的细微，有的显著；而完全根据义理安排，文辞质量的适中，宽泛猛烈的合宜，是与非的公道，成为判断、权衡事物的标准，推测揣度道理的准则。大概观察百物而后可以识别化工的神韵，聚集很多的材料而后可以知道修建房子的用途，想从一件事情、一种含义中去窥测圣人的用心，不是具有上等的智慧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所以学习《春秋》的人必须认真仔细品味，心领神会，然后才能通晓其细微末节。后来帝王知晓《春秋》微言大义，其德性如果不是像禹、汤一样，是不能够效法夏、商、周三代的治世的。
“从秦朝以来，《春秋》等圣人之学没有人传承，我追思圣人之志，担忧它不被后世所明了，因此，特别写作《春秋传》以阐明圣人的意旨，使后世的人们能够通晓文辞、寻思其微言大义，了解它的意思而后在言行中效法它，那么，三代的治世就可以重新出现了。这个《传》，虽然说不能穷极圣人在其中隐含的最深奥的道理，但可以说，学者差不多可把它作为登堂入室的门径，是指导其入门之作。”
程颐平生从教始终诲人不倦，所以当时的学者属他的门徒学生的人最多，由于其学术渊源的影响，都为当时学士名流。涪州人为程颐在北岩建祠，当时人们俗称他为伊川先生。嘉定十三年(1220)，南宋宁宗皇帝诏令赐给谥号叫作“正公”。理宗淳..元年(1241)，追封为伊阳伯，诏入孔子庙庭一齐祭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