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传
刘禹锡字梦得，彭城人，祖父刘云，父刘溆，历任州县官吏或幕僚，以儒学被世人称道。刘禹锡于贞元九年(793)应进士考及第，不久又考中博学宏辞科。刘禹锡精通古文，善做五言诗，今体诗和文章亦富于才华、辞藻瑰丽。做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僚时，任掌书记，杜佑对他格外器重。后随杜佑入朝，任监察御史，同吏部郎中韦执谊相友善。
贞元末，王叔文任太子侍读，许多年轻人欲求上进，都去依附他。王叔文特别赏识刘禹锡，把他作为宰相人选来对待。顺宗即位后，长期患病不能主持政务，朝廷文诰，都由王叔文掌管。王叔文将刘禹锡及柳宗元召入宫中，同他们商议，对二人的意见没有不听从的。刘禹锡调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他们颇依仗权势，中伤正直人士。柳宗元一向不喜欢武元衡，当时武元衡任御史中丞，于是被降职做右庶子。侍御史窦群上奏弹劾刘禹锡心怀叵测扰乱朝政，不宜留在朝内，结果窦群当天便被罢官。韩皋仗着自己出身显贵，不依附王叔文一党，便被调出任湖南观察使。他们既然凭自己的喜怒欺凌旁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斥责，路上遇着则以白眼相看，当时号称二王(王叔文、王亻丕)、刘、柳。
王叔文失败后，刘禹锡亦获罪贬为连州刺史，赴任途中，又贬为郎州司马。郎州在西南夷人之地，风气很落后，习俗处处与中原不同，没有一个能交谈的人。刘禹锡在郎州十年，惟有靠作文吟诗来陶冶性情。蛮夷之风俗崇尚巫术，每每滥修祠庙，击鼓舞蹈，必定唱言辞俚俗的歌曲。刘禹锡间或也参与其中，便依照屈原等人作品，写了新辞教巫祝歌唱。所以郎州地方夷人唱歌，多是刘禹锡所做歌词。
当初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触犯众怒，宪宗也很生气，所以对他们一再贬谪。诏书上有“逢恩不宽恕”的命令。然而执政官惋惜他们的才华，欲待事情淡化后，逐步提升他们。等到程异再次掌管转运事务，朝廷下诏派韩皋以及刘禹锡等人任边远州郡刺史。恰好武元衡官居中书省，让谏官十余人列举理由，说刘禹锡等人不可再用，于是作罢。
刘禹锡多年在湘州、澧州一带，忧郁不乐，于是读《张九龄文集》，并做叙表明自己的见解道：“世人说张曲江做宰相时，建议被放逐之臣不宜到条件好的地方，因此多流放到湘黔五溪不毛之地。现在读他的文章，他从朝官被贬为始安郡守，便叹息身处烟瘴疫病之地；从宰相贬为荆州刺史，便感觉自己像被囚禁的犯人。托言于叹禽鸟，寄辞于咏草树，郁郁然具有与屈原之辈相同的风格。哎呀，自己本生长偏远之地，一旦失意便不能忍受，何况生长中原或出身士族之人，难道必定要遣送到贫瘠之地，然后才觉得称心如意吗？议者认为张曲江是个良臣，看出安禄山有反叛之意，羞于与那些平庸之辈同列朝班，便秘密启奏圣上，即使古代圣贤也赶不上他，作为辅佐之臣虽无人可比，却最终落得惨败。难道不是因忌妒之心不能宽恕人，暗中遭到最大的报复，即使二美也不能相救吗？若非如此，为什么袁安一平反楚王株连之冤狱便四世受福呢？把两者相比较，难道神灵是可以不信的吗？”
元和十年(815)，刘禹锡从朗州被召回，宰相仍打算将他安置在郎署。当时刘禹锡做《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诗句有讥讽朝政之嫌，宰相不高兴，再次将他调出京师任播州刺史。诏书下达，御史中丞裴度奏道：“刘禹锡有母，八十多岁了。这播州在京师西南极远处，是猿犭穴居住之地，人迹罕至。禹锡确实应受处罚，然而他的老母必定不能去，那么同这个儿子便是死别了，臣担心伤害陛下倡导的孝道之传统。臣俯首恳请委屈法规，将他换到稍近一点的地方。”宪宗道：“为人之子，每件事都要特别谨慎，时时担忧给亲人留下祸患。现在刘禹锡所获罪罚，应更重于旁人，爱卿怎能用这番道理原谅他。”裴度无言对答。过了许久皇上改变了态度说道：“我所说的，是责备为人之子所做的事，然而终究不想让他的亲人伤心。”于是改授刘禹锡为连州刺史。刘禹锡离开京师又十多年，接连做了几个郡的刺史。
大和二年(828)，刘禹锡从和州任上被召回，官拜主客郎中。刘禹锡为先前的事含恨不已，又做《游玄都观诗序》说：“贞元二十一年(805)我任尚书省屯田员外郎，当时这观中没花木，这一年出京任连州刺史，接着便贬为朗州司马。十年后，召回京师，人人都说有道士在观中遍植红桃，如朝霞闪耀，于是做诗记述当时的事。很快又出京任职，至今已十四年，才回京任主客郎中，重游此观，空荡荡已无一株桃树，惟有兔葵燕麦在春风中摆动，因此又题二十八字，以待日后再来游览。”他所做前篇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们赞赏他的才华而鄙薄他的行为。刘禹锡很恨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比较了解他。大和年间(827～835)，裴度在中书省，打算让刘禹锡掌管制诰之事，而当权宰相又看到他的《诗序》，越发不高兴，因此只让他先后任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等职。裴度被罢宰相职务后，刘禹锡请求去东都洛阳任职。终究因仗恃才华心胸狭隘，不能长久任职朝内。六月，授苏州刺史，当即赐紫服佩金鱼袋。任满回朝，授汝州刺史，又调任太子宾客，到东都任职。
刘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写诗做文，一时无人超过他。白居易常与刘禹锡往来唱和，于是将唱和之诗汇编成集并做序道：“彭城刘梦得，是诗中豪杰。他的笔锋锐利，很少有人能同他匹敌。我自不量力，往往冒犯他。能应合者同样有美声，能相争者力量相当。你往我来，欲罢不能。于是每做一篇，先起草稿琢磨，琢磨透彻便诗兴大发，诗兴发做诗句便写成。一两年来，每日做诗，彼此赠答唱和，不觉越来越多。大和三年(829)春天以前，书写留存的，总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或借醉，随口吟咏者不在此数之内。于是命小侄龟儿编录，刻印成两轴。并书写两本，一本交付龟儿，一本交付梦得的小儿子仑郎，令他们各自收藏，附于两家文集之后。我近来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有的已被人们传诵。我曾对微之打趣道：‘我与足下二十年为文友诗敌，幸运啊，也不幸呀。吟咏情性，播扬名声，舒畅而忘形，快乐而忘老，这是幸运。然而江南智男慧女言及才子，多半口称元、白，因您之故，使我不能在吴、越间独占鳌头，这也是不幸呀。现今年老又遇梦得。岂不是加倍的不幸吗？’梦得梦得，文字之神妙，首推诗歌。若说到诗的神妙，我怎敢占先？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可谓神妙哇。他的诗无论在哪儿，都应有神灵护佑，岂止是两家子弟秘藏呀！”作为名流他应享此称誉。梦得曾做《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被江南文士誉为佳作。虽然他身份地位不高，公卿大僚许多人同他交往。开成(836～840)初年，刘禹锡再度担任太子宾客分司，不久又任同州刺史。会昌二年(842)七月，刘禹锡去世，时年七十一岁，追赠户部尚书。
子承雍，应考进士及第，亦有才华。
贞元末，王叔文任太子侍读，许多年轻人欲求上进，都去依附他。王叔文特别赏识刘禹锡，把他作为宰相人选来对待。顺宗即位后，长期患病不能主持政务，朝廷文诰，都由王叔文掌管。王叔文将刘禹锡及柳宗元召入宫中，同他们商议，对二人的意见没有不听从的。刘禹锡调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他们颇依仗权势，中伤正直人士。柳宗元一向不喜欢武元衡，当时武元衡任御史中丞，于是被降职做右庶子。侍御史窦群上奏弹劾刘禹锡心怀叵测扰乱朝政，不宜留在朝内，结果窦群当天便被罢官。韩皋仗着自己出身显贵，不依附王叔文一党，便被调出任湖南观察使。他们既然凭自己的喜怒欺凌旁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斥责，路上遇着则以白眼相看，当时号称二王(王叔文、王亻丕)、刘、柳。
王叔文失败后，刘禹锡亦获罪贬为连州刺史，赴任途中，又贬为郎州司马。郎州在西南夷人之地，风气很落后，习俗处处与中原不同，没有一个能交谈的人。刘禹锡在郎州十年，惟有靠作文吟诗来陶冶性情。蛮夷之风俗崇尚巫术，每每滥修祠庙，击鼓舞蹈，必定唱言辞俚俗的歌曲。刘禹锡间或也参与其中，便依照屈原等人作品，写了新辞教巫祝歌唱。所以郎州地方夷人唱歌，多是刘禹锡所做歌词。
当初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触犯众怒，宪宗也很生气，所以对他们一再贬谪。诏书上有“逢恩不宽恕”的命令。然而执政官惋惜他们的才华，欲待事情淡化后，逐步提升他们。等到程异再次掌管转运事务，朝廷下诏派韩皋以及刘禹锡等人任边远州郡刺史。恰好武元衡官居中书省，让谏官十余人列举理由，说刘禹锡等人不可再用，于是作罢。
刘禹锡多年在湘州、澧州一带，忧郁不乐，于是读《张九龄文集》，并做叙表明自己的见解道：“世人说张曲江做宰相时，建议被放逐之臣不宜到条件好的地方，因此多流放到湘黔五溪不毛之地。现在读他的文章，他从朝官被贬为始安郡守，便叹息身处烟瘴疫病之地；从宰相贬为荆州刺史，便感觉自己像被囚禁的犯人。托言于叹禽鸟，寄辞于咏草树，郁郁然具有与屈原之辈相同的风格。哎呀，自己本生长偏远之地，一旦失意便不能忍受，何况生长中原或出身士族之人，难道必定要遣送到贫瘠之地，然后才觉得称心如意吗？议者认为张曲江是个良臣，看出安禄山有反叛之意，羞于与那些平庸之辈同列朝班，便秘密启奏圣上，即使古代圣贤也赶不上他，作为辅佐之臣虽无人可比，却最终落得惨败。难道不是因忌妒之心不能宽恕人，暗中遭到最大的报复，即使二美也不能相救吗？若非如此，为什么袁安一平反楚王株连之冤狱便四世受福呢？把两者相比较，难道神灵是可以不信的吗？”
元和十年(815)，刘禹锡从朗州被召回，宰相仍打算将他安置在郎署。当时刘禹锡做《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诗》，诗句有讥讽朝政之嫌，宰相不高兴，再次将他调出京师任播州刺史。诏书下达，御史中丞裴度奏道：“刘禹锡有母，八十多岁了。这播州在京师西南极远处，是猿犭穴居住之地，人迹罕至。禹锡确实应受处罚，然而他的老母必定不能去，那么同这个儿子便是死别了，臣担心伤害陛下倡导的孝道之传统。臣俯首恳请委屈法规，将他换到稍近一点的地方。”宪宗道：“为人之子，每件事都要特别谨慎，时时担忧给亲人留下祸患。现在刘禹锡所获罪罚，应更重于旁人，爱卿怎能用这番道理原谅他。”裴度无言对答。过了许久皇上改变了态度说道：“我所说的，是责备为人之子所做的事，然而终究不想让他的亲人伤心。”于是改授刘禹锡为连州刺史。刘禹锡离开京师又十多年，接连做了几个郡的刺史。
大和二年(828)，刘禹锡从和州任上被召回，官拜主客郎中。刘禹锡为先前的事含恨不已，又做《游玄都观诗序》说：“贞元二十一年(805)我任尚书省屯田员外郎，当时这观中没花木，这一年出京任连州刺史，接着便贬为朗州司马。十年后，召回京师，人人都说有道士在观中遍植红桃，如朝霞闪耀，于是做诗记述当时的事。很快又出京任职，至今已十四年，才回京任主客郎中，重游此观，空荡荡已无一株桃树，惟有兔葵燕麦在春风中摆动，因此又题二十八字，以待日后再来游览。”他所做前篇中有“玄都观里桃千树，总是刘郎去后栽”之句，后篇有“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到来”之句，人们赞赏他的才华而鄙薄他的行为。刘禹锡很恨武元衡、李逢吉，而裴度比较了解他。大和年间(827～835)，裴度在中书省，打算让刘禹锡掌管制诰之事，而当权宰相又看到他的《诗序》，越发不高兴，因此只让他先后任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等职。裴度被罢宰相职务后，刘禹锡请求去东都洛阳任职。终究因仗恃才华心胸狭隘，不能长久任职朝内。六月，授苏州刺史，当即赐紫服佩金鱼袋。任满回朝，授汝州刺史，又调任太子宾客，到东都任职。
刘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写诗做文，一时无人超过他。白居易常与刘禹锡往来唱和，于是将唱和之诗汇编成集并做序道：“彭城刘梦得，是诗中豪杰。他的笔锋锐利，很少有人能同他匹敌。我自不量力，往往冒犯他。能应合者同样有美声，能相争者力量相当。你往我来，欲罢不能。于是每做一篇，先起草稿琢磨，琢磨透彻便诗兴大发，诗兴发做诗句便写成。一两年来，每日做诗，彼此赠答唱和，不觉越来越多。大和三年(829)春天以前，书写留存的，总计一百三十八首。其余乘兴或借醉，随口吟咏者不在此数之内。于是命小侄龟儿编录，刻印成两轴。并书写两本，一本交付龟儿，一本交付梦得的小儿子仑郎，令他们各自收藏，附于两家文集之后。我近来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有的已被人们传诵。我曾对微之打趣道：‘我与足下二十年为文友诗敌，幸运啊，也不幸呀。吟咏情性，播扬名声，舒畅而忘形，快乐而忘老，这是幸运。然而江南智男慧女言及才子，多半口称元、白，因您之故，使我不能在吴、越间独占鳌头，这也是不幸呀。现今年老又遇梦得。岂不是加倍的不幸吗？’梦得梦得，文字之神妙，首推诗歌。若说到诗的神妙，我怎敢占先？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可谓神妙哇。他的诗无论在哪儿，都应有神灵护佑，岂止是两家子弟秘藏呀！”作为名流他应享此称誉。梦得曾做《西塞怀古》、《金陵五题》等诗，被江南文士誉为佳作。虽然他身份地位不高，公卿大僚许多人同他交往。开成(836～840)初年，刘禹锡再度担任太子宾客分司，不久又任同州刺史。会昌二年(842)七月，刘禹锡去世，时年七十一岁，追赠户部尚书。
子承雍，应考进士及第，亦有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