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延龄传
裴延龄是河东道人，他父亲是裴旭，曾任和州刺史。裴延龄在乾元末年任汜水县县尉，遇到洛阳被史思明攻占，就避居鄂州，搜集裴马因注《史记》的缺漏，自称小裴。后来华州刺史董晋推荐他任防御判官；黜陟使推荐他的才能，调任太常博士。卢杞当了宰相，提升他为膳部员外郎、集贤院直学士，后移任祠部郎中。崔造任宰相，改变度支职责，命裴延龄掌管东都度支院。到韩氵晃管度支，召他进京，仍任本职官，裴延龄不等诏书下达，就急忙进集贤院管事。宰相张延赏讨厌他轻率，把他调出京城任昭应县令，裴延龄和京兆尹郑叔则争论是非，攻击郑叔则的短处。当时李泌任宰相，偏袒郑叔则；御史中丞窦参仗着皇帝器重，讨厌李泌而偏袒裴延龄。郑叔则被判罪贬任永州刺史，裴延龄改任著作郎。窦参不久任宰相，起用他任太府少卿，后改任司农少卿。
贞元八年(792)，班宏去世，又任命裴延龄在本身职务之外，代理度支职。他自知不懂经济事务，就多做调查，召集度支府老官员商量，来求得皇帝的恩宠。于是上奏说：“全国每年收支的钱和物品，新旧堆积，总不少于六七千万贯，只有一处仓库，差错丢失，无法知道。请求在左藏库里设分库：欠、负、耗等库和季、月库，放钱和各种物品。”皇帝听从了他。他想多立名称来迷惑皇帝，其实并没能使钱和物品增加，不过白费账本、多设官员罢了。
这年，升任户部侍郎、掌度支，上奏请求命京兆府用两税青苗钱买草百万把送到宫苑中。宰相陆贽、赵憬上奏，认为：“如买草百万把送来，即使全府百姓，从冬天到夏天，也搬运不完，所有劳役运输，都要停下来，又妨碍农活。请求令京兆府和各县看情况买二三万把，各自贮存在靠近宫苑的地方，到时要用就支取。”京城西边有洼地池塘，不时有芦苇长出，也不超过几亩大，裴延龄就上奏说：“宫中马匹冬天应在槽中喂养，夏天就应放牧。我近来调查了解到长安咸阳两县内有池塘几百顷大，请求用作内厩放马的地方；况且离京城十几里地，和宫苑马厩没有差别。”皇帝最初相信了这事，告诉了宰相，宰相回答说：“恐怕绝对没有这地方。”皇帝就派官员查看，结果都是虚假的，裴延龄既惭愧又恼怒。他又诬蔑京兆尹李充无中生有为百姓请求几年和市补贴，皇帝特下令京兆府交纳，称这为“底折钱”。曾因谈到请求将多年的钱和财物充实库藏，皇帝说：“怎样能得到财物和钱呢？”裴延龄上奏说：“开元、天宝年间，天下户数将近千万，百官公务繁忙，官员有时还有缺额；自从兵乱以来，户数已减少一多半，现一名官员可以兼管几个部门。请求从今以后，内外百官缺员，不必补充，把缺额官员俸禄收回，充实府藏。”
后来有次奏事，皇帝对裴延龄说：“我居住的浴堂院，内有一根梁，因年数长的原因，像有虫蛀损坏，想换掉但没有钱。”裴延龄回答说：“国家的事是大事，屋梁的事是小事。何况皇上自己有私房钱，用不完的。”皇帝吃惊地说：“私房钱指什么？”他回答说：“这是经典上说的，愚蠢和一般的儒生不知道，皇上正应问我，只有我知道。按照礼经，全国赋税应分成三份：一份供应祭品，一份招待宾客，一份供应国君的膳食。祭品是用来供宗庙祭祀的。现皇上祭祀宗庙，虽然恭敬严格，丰厚无比，但也没有用到三分之一的赋税。再说鸿胪卿招待宾客、各国使节，加上回纥卖马的钱，用三分之一的赋税，也有很多赢余。何况皇上膳食和管理都极简朴，自己食用和分给百官的俸禄、伙食钱等，也没有用完，这都是皇上的私房钱。用来修理几十座宫殿也不用发愁，何况一根屋梁。”皇帝说：“经书上这么说吗？别人从来没有说过这事。”点点头罢了。又因为筹备材料建神龙寺，需要长五十尺的松木，裴延龄上奏说：“我近来在同州发现了一山谷树木，约几千棵，都长八十尺。”皇帝说：“人们说开元、天宝年间就近寻找长五、六十尺长的树木，都不容易找到，需要到岚州、胜州去购买，现在怎么这么近的地方就有这木头？”裴延龄说：“我听说好木材、珍珠宝贝，稀罕物品，都是处处常有，只有遇到圣明天子才出现。现这木头在关内出现，是为圣明天子出现的，开元、天宝年间怎么会有呢！”
当时陆贽任宰相，皇帝一贯敬重陆贽，陆贽常常在延英殿说裴延龄怪诞荒唐，不能让他掌管财政。唐德宗认为是排挤他，对他更好了。陆贽上奏指责他的错误说：
“前年初秋，班宏去世，皇上特下诏命裴延龄接管国家赋税。几天以内，急忙炫耀自己的功劳能耐，上奏说：‘已查获隐瞒的财产，共计钱二十万贯，请求贮存在另外的仓库作为赢余，供皇帝使用，永不缺乏。’皇上高兴地同意了，因此认为任命到恰当人选。既然有多余的财产，就略为放纵了心里的愿望，劳役渐渐多起来，需要资金也就多了。裴延龄想让人认为以前说的话是真实的，又不敢违背诏命，不敢说没钱，也不敢推辞。查获赢余既然是假话，就没有用来执行命令的资金；供应制作都接受了严格的命令，只想勉强按期完成。于是就到民间搜刮，抢夺民财进献，追赶捕捉役夫工匠，强迫他们做工。以皇上命令做幌子，却不付工钱；以出钱雇工为名，也不给报酬。京城之中，各店铺因此白天都关着门；施工的地方，工匠像囚犯一样。各地的人都诅咒，拦道投诉的沿路都是，执政的不敢过问，巡察的不敢说话。有时有人批评这事，反而被说成是奸臣结党攻击贤臣。皇上眼皮底下，怨声一片，各地方都看到了，做的什么榜样？用奢侈来引诱皇上，在人民中制造怨恨，欺瞒上天危害皇上，远近的人都惶惶不安，这是他主要的罪过。
“总管全国开支，是度支的职责；收入支出财物，是太府的职能。凡是太府支出的，都凭度支的文件和印章，太府凭度支印章行事，度支凭文件审查，互相制约，用来杜绝偷盗欺骗。太府进出数额，每十天申报一次；库存的数目，每月统计上报。统一经过度支审核，再加上御史监督，上一旬与下一旬衔接，上月与下月衔接。清楚明了，环环相扣，钱和货物有多少，不能隐瞒和遗漏。裴延龄专打歪主意，公然进行欺骗，上奏说：‘左藏库管理多有遗漏，近来因为检查命他们立账目，就从弃物中找回了十三万两银子，绸缎和其他物品又有一百多万，这都是账目上漏掉的，像丢掉的东西一样。现在查出，就是收入，全应转进杂库，供皇上支取使用。’当时特报审批，命全按报告实行。太府卿韦少华上奏反对，非常不客气，明确地说：‘每月申报，都在库存数之中，请求命令审查，就能知道这是欺骗。’既然两个部门有争议，按理应详细考查谁是谁非，皇上都让他行骗，不去审查。将库中钱物作为收入的东西，用常年赋税收入作为赢余资金，欺骗皇上无所畏惧，昭示众人却不羞愧，这又是一桩大罪。
“国家仓库，支出收入已有常规，裴延龄阴险地玩弄骗局，以狡猾谋求宠信，就在左库里面，分别建立六个分库的名目，意图在于单独贮存他所谓的赢余，满足皇上的个人欲望。竟不知道天子的规矩，天下就是自己家，国家没有就向人民征收，人民没有了就由国家发放，在国库里是国家财物，到人民手里就是私人财产，哪有什么赢余，要另外存放？这必定是变换手法转移国家财产，或者乱立名目搜刮民财，除这两种途径，他还有什么来源？皇上只予宠幸信任，不予审查监督，一心扶植他，却不责问。裴延龄认为能够蒙蔽迷惑主上，不再顾忌，他的淫威已使各地失望，他的罪行又在内府得逞。从此欺负百官和部下，倒腾财物，从东边移到西边，就成了功劳，从这里移到那里，就叫作赢余，愚弄国家，像儿戏一样。
“治理天下的道理，以仁义为根本，以赢利为枝叶，以人民为重要，以财物为次要。根本壮实枝叶自然茂盛，枝叶太盛树就会倒掉。从古到今，有仁德却没有丰富的财富，人民安居乐业却没有财富供应，以致亡国丢皇位的，从来没有过。所以经典说：‘不担心少而担心不平均，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安定。’‘有德政必定有人民，有人民必定有国土，有国土必定有财富。’‘百姓富足了，国君怎么会不富足？’都说的是这个道理。从古到今，不讲仁德，却财源通畅，人民不安定却能保全财富，并靠这使国家兴盛皇位巩固的，从来没有过。所以经典说：‘财富分散了人民就团结了，财富集中了人心就离散了。’‘假如有搜刮民财的臣子，不如有偷盗国家的臣子。’这是说不要让这样的臣子盘剥人民，使人民怨恨皇上。
“皇上刚登皇位，立志消灭所有叛将，用兵频繁，赋税逐渐加重，搜刮盘剥，民不聊生。所以泾原叛军，乘百姓怨恨，白天进攻皇宫，京城百姓，无动于衷，反而跟着叛军，一起涌入宫殿。虽然愚民天性，什么事都干，但也因为仁政不彻底，而用暴虐的政令去驱使他们，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国库积蓄，还像山一样，全送给了叛贼，去收买他们贪心的士兵，这是皇上亲眼看见了的，这就是用失去民心的办法搜刮财物，有什么好处呢？
“皇上到了奉天，叛贼朱氵此立即追来围攻，一城之中，百官云集，像干涸的河床，什么都缺乏。曾想派一名士兵去侦察敌情，那人因天气太冷，跪着请求给一套衣裳，皇上为他找却找不到，只能难过地默默打发他走了。又有一次因内宫中的用度不足，皇上心里正以军事为急务，不忍心麻烦别人，就拆下亲王衣带上的金饰，卖了偿付。当时跟随的将领官员，随从的军队，仓促离开京城，都没带冬装，逐渐到了严冬，又没有木柴，饥寒交迫，城外敌人又发射箭和石头。白天挥动兵器守城，夜里在城上哆嗦，顶着狂风、冒着霜雪，四十多天没有人叛变，终于赶跑强敌守住了危险的城池。皇上难道是靠严刑重赏使他们这样的吗？只是靠不贪图享受，不吝啬财宝，和百姓共患难，与兵将同甘苦，才能使人冒着危险抵御敌人，受饿不离去，挨冻无不满，危险时不变心，面对死亡也不背离皇上，经典所说‘圣人感动人民的心因而天下安宁’，这就是实例。
“到包围解除，各条道路略为通畅，各地赋税逐渐收来，贡品进献物也不断送到，就在行宫外廊下边，另设琼林、大盈两个仓库。还没有奖赏功劳，就急忙把财宝据为私有，使希望革新的贤人非常失望，使杀身成仁的志士寒心，因此舆论讥讽，将士开始抱怨。财富集中了人心就离散，不正是这样吗？不久将领叛变，皇上南行，奉天城积聚的财物，又被各地军队取光了。迁到梁州后，每天供应都困难，单靠仁德礼义，就收复了京城。因此知道皇上以得人心为钱财，以德行为财富。人心如果归向，哪里担心没有钱财；德行高尚，哪里担心不富足？难道一定在藏到仓库里，才是自己拥有的吗？因此，把财富藏在全国，是皇帝的富足；把财富藏在辖境里，是官员的富足；把财富藏到仓库箱柜里，是农民、商人的富足。怎么用皇帝的高贵、拥有全国的富足，去做官员都不屑于去做，只有农夫、商人才做的事呢！
“皇上如果认为多收赋税能夺取军事胜利，建中年间的搜刮已证明了没有成效；如果认为多积贮可以据为己有，建中年间的积贮又化为乌有了；如果认为放纵欲望不会妨碍治理，建中年间的教训够深刻了；如果认为人民埋怨不至于危及国家，建中年间的灾难危险已到顶点了！后很快就能消灭巨大的祸害、形成中兴局面的原因，确实是因为皇上有改过图治的志向，有认错后悔的言谈，取消了苛捐杂税，崇尚节约俭朴，更换年号，和人民一起开创新局面；所以神灵被皇上的诚心感动，臣民被皇上的美德感动，放弃了成见，故局面转危为安。皇上也应为国家打下稳固的基础，为子孙后代和黎民百姓建立万代的伟业。以从前放纵欲望为鉴戒，恢复不断弘扬德政的言行；怎能又放纵奢欲，再次横征暴敛，导致后悔莫及，以前的教训还能再次重复吗？
“我又私下猜想皇上听从他的蛊惑，让他阴谋得逞，可能是认为横征暴敛，人民埋怨有关部门，而搜刮来的财富，却归皇上，这又大错特错了，应该审慎思考。君主昏庸还是英明，与所用的人密切相关，皋陶、夔、契仁德卓著，虞舜就享有圣贤的名声。皇父、蓏氏、木禹氏父受宠信，周厉王就被赶跑了。自古以来哪有奸臣掌权，而灾祸不连累国家的呢！就像用刀去杀人，天下的人不怪刀而怪拿刀的人；养害虫去危害别人的财物，天下的人不怪害虫而怪养害虫的人家，道理是必然的，不能不细想。
“我又私下考虑皇上认为任用裴延龄，是皇上的决定。裴延龄说话，多顺从皇上的意图，现如定罪惩治，好像是受众人胁迫，所以想保住他，用来表现主见。如果是这样，皇上任用人有始有终的用意是好的，但对于知错必改、驱除邪恶的主见，却不够好了。现在观望皇上意见不肯开口，已渐成风气，奖励臣下说话，还担心没有效果，如果又压制，谁还敢说真话。就像裴延龄这样恶劣狂妄，危害全国，上从王公近侍，下到官吏仆役，在下边议论的，成千上万，能够对皇上说的，能有几人？皇上如命亲信广泛了解舆论，比较近来听到的情况，足以知道世间真假。
“我生来卑贱鄙陋，却被任命为宰相，地位极高，又蒙恩遇。难道不知道看形势顺从皇上意见，可以保住皇上已给的恩宠，附和多数人的意见，可以免受严厉的责备。借病引退，能有见微知著的美名；同流合污苟合取容，没有遭仇视的危险。何必急于自找苦吃，独自和豺狼对抗，上违皇上欢心，下召谗言攻击。确因自省无能，没有什么贡献；长期承蒙恩遇，只因能说直话，我效忠皇上，全寄托在这上面，皇上已经因这容纳了我，我也因这自信。跟随皇上经历了逃离京城的危难，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里乱跳；因此怕重蹈复辙而担心，怕国家危亡而敲警钟，因为心中激动，想不说也不能保持沉默，为这事奏本，虽已有多次，皇上不肯采纳。没有体谅审查，故再次上奏，尽我的忠心。因极为担忧所以语句杂乱，因心情恳切所以言语冲动，从为自己求宠信考虑是不恰当的，从为皇上防止祸害考虑却是忠诚的表现。为皇上捐躯，我不敢逃避，沽名钓誉炫耀正直，是我不忍心做的事。但愿能唤醒皇上的智慧，为国家仔细思考，国家将因此受益，不光是微贱的我。”
奏章报上，唐德宗不高兴，对裴延龄更好了。当时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钅舌，因为公务联系，都证实裴延龄谎言欺上。唐德宗罢免了陆贽的宰相职务，任命为太子宾客；张滂、李充、李钅舌都被罢官贬职。
贞元十一年(795)晚春，皇帝多次在宫苑打猎。当时天气长期干旱，人们忧虑担心，裴延龄连忙上奏说：“陆贽、李充等人失去职权，心里怨恨，现故意公开对众人说：‘全国受大旱，人民流离失所，度支经常克扣各军粮食草料。’来激怒大众。”后几天，皇上又到宫苑中，刚好碰上神策军兵将诉说度支欠马匹草料。皇帝想起裴延龄的话，立刻回到宫中，下诏书把陆贽、李充、张滂、李钅舌等人贬出京城。朝廷内外恐惧不安。裴延龄还想谋害朝中正直官员，碰上谏议大夫阳城等人跪拜极力谏阻，事情才暂时停止了。陆贽、李充等人虽然已被贬官，裴延龄仍不解恨，就抓住李充最信任的官吏李忠，严刑拷打，命他做假证词，说：‘李充先后贪污公款五十余万贯，粮食也有这么多，这些钱粮多用来拉拢权贵，李充的妻子常把金子宝贝绸缎装在牛车里送给陆贽的妻子。’李忠被折磨得受不住了，就按裴延龄强加的话，在认罪口供上签了字。李忠的妻子、母亲在光顺门拦路喊冤，皇帝下诏命御史台审讯，一夜就弄清了真实情况，罪状都是假的，就把李忠放了。裴延龄又上奏说京兆府乱用钱粮，请求命比部复查，这是因为比部郎中崔元曾被陆贽贬官，到崔元复查钱粮后，又没有这事。
裴延龄既然一心靠盘剥人民附和皇上作为自己的功劳，每次奏事和回答皇上问题时，都任意虚构乱说。别人都不敢说话，裴延龄说得确凿无疑，也常是人绝没听说过的。唐德宗虽然也知道他常乱说，但因他敢说话不隐瞒，而想了解朝外情况，所以决意重用他。裴延龄仗着这一点，认为自己一定会当宰相，他尤其喜欢随口骂人，诽谤朝中大臣，同朝大臣都讨厌他。到他病倒了，把度支所辖公物放到自己家里，也没有人敢说。他贞元十二年(796)去世，享年六十九岁。裴延龄死了，朝廷内外的人都互相道贺，只有唐德宗悲伤惋惜不止，赠官为太子少保。
贞元八年(792)，班宏去世，又任命裴延龄在本身职务之外，代理度支职。他自知不懂经济事务，就多做调查，召集度支府老官员商量，来求得皇帝的恩宠。于是上奏说：“全国每年收支的钱和物品，新旧堆积，总不少于六七千万贯，只有一处仓库，差错丢失，无法知道。请求在左藏库里设分库：欠、负、耗等库和季、月库，放钱和各种物品。”皇帝听从了他。他想多立名称来迷惑皇帝，其实并没能使钱和物品增加，不过白费账本、多设官员罢了。
这年，升任户部侍郎、掌度支，上奏请求命京兆府用两税青苗钱买草百万把送到宫苑中。宰相陆贽、赵憬上奏，认为：“如买草百万把送来，即使全府百姓，从冬天到夏天，也搬运不完，所有劳役运输，都要停下来，又妨碍农活。请求令京兆府和各县看情况买二三万把，各自贮存在靠近宫苑的地方，到时要用就支取。”京城西边有洼地池塘，不时有芦苇长出，也不超过几亩大，裴延龄就上奏说：“宫中马匹冬天应在槽中喂养，夏天就应放牧。我近来调查了解到长安咸阳两县内有池塘几百顷大，请求用作内厩放马的地方；况且离京城十几里地，和宫苑马厩没有差别。”皇帝最初相信了这事，告诉了宰相，宰相回答说：“恐怕绝对没有这地方。”皇帝就派官员查看，结果都是虚假的，裴延龄既惭愧又恼怒。他又诬蔑京兆尹李充无中生有为百姓请求几年和市补贴，皇帝特下令京兆府交纳，称这为“底折钱”。曾因谈到请求将多年的钱和财物充实库藏，皇帝说：“怎样能得到财物和钱呢？”裴延龄上奏说：“开元、天宝年间，天下户数将近千万，百官公务繁忙，官员有时还有缺额；自从兵乱以来，户数已减少一多半，现一名官员可以兼管几个部门。请求从今以后，内外百官缺员，不必补充，把缺额官员俸禄收回，充实府藏。”
后来有次奏事，皇帝对裴延龄说：“我居住的浴堂院，内有一根梁，因年数长的原因，像有虫蛀损坏，想换掉但没有钱。”裴延龄回答说：“国家的事是大事，屋梁的事是小事。何况皇上自己有私房钱，用不完的。”皇帝吃惊地说：“私房钱指什么？”他回答说：“这是经典上说的，愚蠢和一般的儒生不知道，皇上正应问我，只有我知道。按照礼经，全国赋税应分成三份：一份供应祭品，一份招待宾客，一份供应国君的膳食。祭品是用来供宗庙祭祀的。现皇上祭祀宗庙，虽然恭敬严格，丰厚无比，但也没有用到三分之一的赋税。再说鸿胪卿招待宾客、各国使节，加上回纥卖马的钱，用三分之一的赋税，也有很多赢余。何况皇上膳食和管理都极简朴，自己食用和分给百官的俸禄、伙食钱等，也没有用完，这都是皇上的私房钱。用来修理几十座宫殿也不用发愁，何况一根屋梁。”皇帝说：“经书上这么说吗？别人从来没有说过这事。”点点头罢了。又因为筹备材料建神龙寺，需要长五十尺的松木，裴延龄上奏说：“我近来在同州发现了一山谷树木，约几千棵，都长八十尺。”皇帝说：“人们说开元、天宝年间就近寻找长五、六十尺长的树木，都不容易找到，需要到岚州、胜州去购买，现在怎么这么近的地方就有这木头？”裴延龄说：“我听说好木材、珍珠宝贝，稀罕物品，都是处处常有，只有遇到圣明天子才出现。现这木头在关内出现，是为圣明天子出现的，开元、天宝年间怎么会有呢！”
当时陆贽任宰相，皇帝一贯敬重陆贽，陆贽常常在延英殿说裴延龄怪诞荒唐，不能让他掌管财政。唐德宗认为是排挤他，对他更好了。陆贽上奏指责他的错误说：
“前年初秋，班宏去世，皇上特下诏命裴延龄接管国家赋税。几天以内，急忙炫耀自己的功劳能耐，上奏说：‘已查获隐瞒的财产，共计钱二十万贯，请求贮存在另外的仓库作为赢余，供皇帝使用，永不缺乏。’皇上高兴地同意了，因此认为任命到恰当人选。既然有多余的财产，就略为放纵了心里的愿望，劳役渐渐多起来，需要资金也就多了。裴延龄想让人认为以前说的话是真实的，又不敢违背诏命，不敢说没钱，也不敢推辞。查获赢余既然是假话，就没有用来执行命令的资金；供应制作都接受了严格的命令，只想勉强按期完成。于是就到民间搜刮，抢夺民财进献，追赶捕捉役夫工匠，强迫他们做工。以皇上命令做幌子，却不付工钱；以出钱雇工为名，也不给报酬。京城之中，各店铺因此白天都关着门；施工的地方，工匠像囚犯一样。各地的人都诅咒，拦道投诉的沿路都是，执政的不敢过问，巡察的不敢说话。有时有人批评这事，反而被说成是奸臣结党攻击贤臣。皇上眼皮底下，怨声一片，各地方都看到了，做的什么榜样？用奢侈来引诱皇上，在人民中制造怨恨，欺瞒上天危害皇上，远近的人都惶惶不安，这是他主要的罪过。
“总管全国开支，是度支的职责；收入支出财物，是太府的职能。凡是太府支出的，都凭度支的文件和印章，太府凭度支印章行事，度支凭文件审查，互相制约，用来杜绝偷盗欺骗。太府进出数额，每十天申报一次；库存的数目，每月统计上报。统一经过度支审核，再加上御史监督，上一旬与下一旬衔接，上月与下月衔接。清楚明了，环环相扣，钱和货物有多少，不能隐瞒和遗漏。裴延龄专打歪主意，公然进行欺骗，上奏说：‘左藏库管理多有遗漏，近来因为检查命他们立账目，就从弃物中找回了十三万两银子，绸缎和其他物品又有一百多万，这都是账目上漏掉的，像丢掉的东西一样。现在查出，就是收入，全应转进杂库，供皇上支取使用。’当时特报审批，命全按报告实行。太府卿韦少华上奏反对，非常不客气，明确地说：‘每月申报，都在库存数之中，请求命令审查，就能知道这是欺骗。’既然两个部门有争议，按理应详细考查谁是谁非，皇上都让他行骗，不去审查。将库中钱物作为收入的东西，用常年赋税收入作为赢余资金，欺骗皇上无所畏惧，昭示众人却不羞愧，这又是一桩大罪。
“国家仓库，支出收入已有常规，裴延龄阴险地玩弄骗局，以狡猾谋求宠信，就在左库里面，分别建立六个分库的名目，意图在于单独贮存他所谓的赢余，满足皇上的个人欲望。竟不知道天子的规矩，天下就是自己家，国家没有就向人民征收，人民没有了就由国家发放，在国库里是国家财物，到人民手里就是私人财产，哪有什么赢余，要另外存放？这必定是变换手法转移国家财产，或者乱立名目搜刮民财，除这两种途径，他还有什么来源？皇上只予宠幸信任，不予审查监督，一心扶植他，却不责问。裴延龄认为能够蒙蔽迷惑主上，不再顾忌，他的淫威已使各地失望，他的罪行又在内府得逞。从此欺负百官和部下，倒腾财物，从东边移到西边，就成了功劳，从这里移到那里，就叫作赢余，愚弄国家，像儿戏一样。
“治理天下的道理，以仁义为根本，以赢利为枝叶，以人民为重要，以财物为次要。根本壮实枝叶自然茂盛，枝叶太盛树就会倒掉。从古到今，有仁德却没有丰富的财富，人民安居乐业却没有财富供应，以致亡国丢皇位的，从来没有过。所以经典说：‘不担心少而担心不平均，不担心贫穷而担心不安定。’‘有德政必定有人民，有人民必定有国土，有国土必定有财富。’‘百姓富足了，国君怎么会不富足？’都说的是这个道理。从古到今，不讲仁德，却财源通畅，人民不安定却能保全财富，并靠这使国家兴盛皇位巩固的，从来没有过。所以经典说：‘财富分散了人民就团结了，财富集中了人心就离散了。’‘假如有搜刮民财的臣子，不如有偷盗国家的臣子。’这是说不要让这样的臣子盘剥人民，使人民怨恨皇上。
“皇上刚登皇位，立志消灭所有叛将，用兵频繁，赋税逐渐加重，搜刮盘剥，民不聊生。所以泾原叛军，乘百姓怨恨，白天进攻皇宫，京城百姓，无动于衷，反而跟着叛军，一起涌入宫殿。虽然愚民天性，什么事都干，但也因为仁政不彻底，而用暴虐的政令去驱使他们，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国库积蓄，还像山一样，全送给了叛贼，去收买他们贪心的士兵，这是皇上亲眼看见了的，这就是用失去民心的办法搜刮财物，有什么好处呢？
“皇上到了奉天，叛贼朱氵此立即追来围攻，一城之中，百官云集，像干涸的河床，什么都缺乏。曾想派一名士兵去侦察敌情，那人因天气太冷，跪着请求给一套衣裳，皇上为他找却找不到，只能难过地默默打发他走了。又有一次因内宫中的用度不足，皇上心里正以军事为急务，不忍心麻烦别人，就拆下亲王衣带上的金饰，卖了偿付。当时跟随的将领官员，随从的军队，仓促离开京城，都没带冬装，逐渐到了严冬，又没有木柴，饥寒交迫，城外敌人又发射箭和石头。白天挥动兵器守城，夜里在城上哆嗦，顶着狂风、冒着霜雪，四十多天没有人叛变，终于赶跑强敌守住了危险的城池。皇上难道是靠严刑重赏使他们这样的吗？只是靠不贪图享受，不吝啬财宝，和百姓共患难，与兵将同甘苦，才能使人冒着危险抵御敌人，受饿不离去，挨冻无不满，危险时不变心，面对死亡也不背离皇上，经典所说‘圣人感动人民的心因而天下安宁’，这就是实例。
“到包围解除，各条道路略为通畅，各地赋税逐渐收来，贡品进献物也不断送到，就在行宫外廊下边，另设琼林、大盈两个仓库。还没有奖赏功劳，就急忙把财宝据为私有，使希望革新的贤人非常失望，使杀身成仁的志士寒心，因此舆论讥讽，将士开始抱怨。财富集中了人心就离散，不正是这样吗？不久将领叛变，皇上南行，奉天城积聚的财物，又被各地军队取光了。迁到梁州后，每天供应都困难，单靠仁德礼义，就收复了京城。因此知道皇上以得人心为钱财，以德行为财富。人心如果归向，哪里担心没有钱财；德行高尚，哪里担心不富足？难道一定在藏到仓库里，才是自己拥有的吗？因此，把财富藏在全国，是皇帝的富足；把财富藏在辖境里，是官员的富足；把财富藏到仓库箱柜里，是农民、商人的富足。怎么用皇帝的高贵、拥有全国的富足，去做官员都不屑于去做，只有农夫、商人才做的事呢！
“皇上如果认为多收赋税能夺取军事胜利，建中年间的搜刮已证明了没有成效；如果认为多积贮可以据为己有，建中年间的积贮又化为乌有了；如果认为放纵欲望不会妨碍治理，建中年间的教训够深刻了；如果认为人民埋怨不至于危及国家，建中年间的灾难危险已到顶点了！后很快就能消灭巨大的祸害、形成中兴局面的原因，确实是因为皇上有改过图治的志向，有认错后悔的言谈，取消了苛捐杂税，崇尚节约俭朴，更换年号，和人民一起开创新局面；所以神灵被皇上的诚心感动，臣民被皇上的美德感动，放弃了成见，故局面转危为安。皇上也应为国家打下稳固的基础，为子孙后代和黎民百姓建立万代的伟业。以从前放纵欲望为鉴戒，恢复不断弘扬德政的言行；怎能又放纵奢欲，再次横征暴敛，导致后悔莫及，以前的教训还能再次重复吗？
“我又私下猜想皇上听从他的蛊惑，让他阴谋得逞，可能是认为横征暴敛，人民埋怨有关部门，而搜刮来的财富，却归皇上，这又大错特错了，应该审慎思考。君主昏庸还是英明，与所用的人密切相关，皋陶、夔、契仁德卓著，虞舜就享有圣贤的名声。皇父、蓏氏、木禹氏父受宠信，周厉王就被赶跑了。自古以来哪有奸臣掌权，而灾祸不连累国家的呢！就像用刀去杀人，天下的人不怪刀而怪拿刀的人；养害虫去危害别人的财物，天下的人不怪害虫而怪养害虫的人家，道理是必然的，不能不细想。
“我又私下考虑皇上认为任用裴延龄，是皇上的决定。裴延龄说话，多顺从皇上的意图，现如定罪惩治，好像是受众人胁迫，所以想保住他，用来表现主见。如果是这样，皇上任用人有始有终的用意是好的，但对于知错必改、驱除邪恶的主见，却不够好了。现在观望皇上意见不肯开口，已渐成风气，奖励臣下说话，还担心没有效果，如果又压制，谁还敢说真话。就像裴延龄这样恶劣狂妄，危害全国，上从王公近侍，下到官吏仆役，在下边议论的，成千上万，能够对皇上说的，能有几人？皇上如命亲信广泛了解舆论，比较近来听到的情况，足以知道世间真假。
“我生来卑贱鄙陋，却被任命为宰相，地位极高，又蒙恩遇。难道不知道看形势顺从皇上意见，可以保住皇上已给的恩宠，附和多数人的意见，可以免受严厉的责备。借病引退，能有见微知著的美名；同流合污苟合取容，没有遭仇视的危险。何必急于自找苦吃，独自和豺狼对抗，上违皇上欢心，下召谗言攻击。确因自省无能，没有什么贡献；长期承蒙恩遇，只因能说直话，我效忠皇上，全寄托在这上面，皇上已经因这容纳了我，我也因这自信。跟随皇上经历了逃离京城的危难，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心里乱跳；因此怕重蹈复辙而担心，怕国家危亡而敲警钟，因为心中激动，想不说也不能保持沉默，为这事奏本，虽已有多次，皇上不肯采纳。没有体谅审查，故再次上奏，尽我的忠心。因极为担忧所以语句杂乱，因心情恳切所以言语冲动，从为自己求宠信考虑是不恰当的，从为皇上防止祸害考虑却是忠诚的表现。为皇上捐躯，我不敢逃避，沽名钓誉炫耀正直，是我不忍心做的事。但愿能唤醒皇上的智慧，为国家仔细思考，国家将因此受益，不光是微贱的我。”
奏章报上，唐德宗不高兴，对裴延龄更好了。当时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钅舌，因为公务联系，都证实裴延龄谎言欺上。唐德宗罢免了陆贽的宰相职务，任命为太子宾客；张滂、李充、李钅舌都被罢官贬职。
贞元十一年(795)晚春，皇帝多次在宫苑打猎。当时天气长期干旱，人们忧虑担心，裴延龄连忙上奏说：“陆贽、李充等人失去职权，心里怨恨，现故意公开对众人说：‘全国受大旱，人民流离失所，度支经常克扣各军粮食草料。’来激怒大众。”后几天，皇上又到宫苑中，刚好碰上神策军兵将诉说度支欠马匹草料。皇帝想起裴延龄的话，立刻回到宫中，下诏书把陆贽、李充、张滂、李钅舌等人贬出京城。朝廷内外恐惧不安。裴延龄还想谋害朝中正直官员，碰上谏议大夫阳城等人跪拜极力谏阻，事情才暂时停止了。陆贽、李充等人虽然已被贬官，裴延龄仍不解恨，就抓住李充最信任的官吏李忠，严刑拷打，命他做假证词，说：‘李充先后贪污公款五十余万贯，粮食也有这么多，这些钱粮多用来拉拢权贵，李充的妻子常把金子宝贝绸缎装在牛车里送给陆贽的妻子。’李忠被折磨得受不住了，就按裴延龄强加的话，在认罪口供上签了字。李忠的妻子、母亲在光顺门拦路喊冤，皇帝下诏命御史台审讯，一夜就弄清了真实情况，罪状都是假的，就把李忠放了。裴延龄又上奏说京兆府乱用钱粮，请求命比部复查，这是因为比部郎中崔元曾被陆贽贬官，到崔元复查钱粮后，又没有这事。
裴延龄既然一心靠盘剥人民附和皇上作为自己的功劳，每次奏事和回答皇上问题时，都任意虚构乱说。别人都不敢说话，裴延龄说得确凿无疑，也常是人绝没听说过的。唐德宗虽然也知道他常乱说，但因他敢说话不隐瞒，而想了解朝外情况，所以决意重用他。裴延龄仗着这一点，认为自己一定会当宰相，他尤其喜欢随口骂人，诽谤朝中大臣，同朝大臣都讨厌他。到他病倒了，把度支所辖公物放到自己家里，也没有人敢说。他贞元十二年(796)去世，享年六十九岁。裴延龄死了，朝廷内外的人都互相道贺，只有唐德宗悲伤惋惜不止，赠官为太子少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