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谦之传

  高谦之,字道让,高道穆的哥哥。少年以侍奉后母孝顺闻名。他专心致志地学习经典史籍,对于天文、算术、历法、占卜图谶之类的书籍,也多有涉猎。喜好写文章,又留心于《老子》、《易经》。后来他继承了父亲的爵位。

  孝昌年间,他代理河阴县令。原先,有一个人用布袋装上瓦砾片,诈称是钱币,到集市上骗买别人的马匹,然后逃去。朝廷下诏命地方追捕罪犯,一定要将案情报告朝廷。谦之便将一名在押旧犯戴上枷锁,让他站到马市上示众,说这就是前些时候诈骗马匹的骗子,今天想对他施以大刑。然后他派心腹查访集市上私下议论的人们,有两个人见面非常高兴,说:“我们不用再担忧了。”心腹把他们扭送到衙门审问,将他们所有的同伙全部抓获,并查出窝藏赃物的地方。丢东西的人家,都找回了丢失的东西,他把案件处理的情况报告给朝廷。不久,正式任他为河阴县令。在县任职三年,革新政治,大多采用历史上有益的旧例。这时,他的兄弟高道穆任御史,也博得美好的名声,人们称赞他们父子兄弟都享有当官的美好声誉。

  旧制规定,京郊的两位县令可以当面向皇帝陈奏当地政治得失。当时,由于受宠幸的佞臣害怕他们的劣迹被揭发,便一起奏报朝廷,要废除这项规定。高谦之上奏朝廷说:“我没有才能,侥幸管理河阴县,实在想着奉公守法,不屈不挠,尽职尽责,以酬报朝廷对我无法估量的恩德,尽到我做臣子为国家守土安民的职责。但是,那些豪门大姓的旁支近亲,帝王与外戚们的亲戚朋友,盘根错节,到处都是。他们都有邪恶之人憎恶正直人的面色,有蔑视上官的傲慢之心。县令职轻力弱,怎能制服他们?先帝过去曾明确下诏,允许县令当面陈奏。我已去世的父亲高崇曾任洛阳县的县令,常常入宫陈奏地方上的政情,所以,朝廷的王公贵族都自我约束,不敢干涉该县的政事。近几年以来,这条规定已经废除,所以,使得天下首县威望降低,下情不能上达。现在,太后和皇帝遵循尧、舜的治国之道,按照高祖孝文帝的典章制度管理朝政,愚臣我也希望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国家多少树立些功名。请求在实行新制度的同时,也能恢复过去一些有益的规定。这样,那些奸恶豪纵之徒就会自我约束,更加小心谨慎。”朝廷下诏交付外廷讨论。

  高谦之又上疏言事,认为:“自从正光年以来,边境城镇多次被骚扰,受命出师征讨的军队,在路途上往来不断。但是,将帅们有些并非是能打仗的人才,大多派遣他们的亲属,妄称是应征入伍,实际上是他们的亲属又派自己的家丁奴仆充数罢了。一旦与敌人对垒,连弓都拉不开。这样,实则是让朝廷空封了一些王爵,征战的士卒又大多缺失,敌人怎么能被消灭?勇敢忠贞的人又怎么能够被劝诫鼓舞呢?况且,接近天子的侍臣,向朝臣们推荐自己的亲属,请托官员替自己办事,擅自作威作福。如果有清廉贞洁,不替他们回护或不接受请托的,他们就一起攻击诋毁,使人家横遭罪名和惩罚。朝臣们为此胆怯徘徊,谁还敢向朝廷奏闻?欺上瞒下,败坏风气,危害朝政,使得谗言害人者为所欲为,忠贞诚实的人压抑着自己的满腔正义。另外,多年以来,常常征兵讨伐,人民不堪忍受,动不动就背井离乡,以保全妻子儿女的性命,竞相逃脱国家的劳役,不再种植桑田,都是由于害怕刑律的制裁。所以,他们回来,还会被困难滋扰,没有一条能自我保全的道路。如果允许他们归来从事原来的职业,重新甄别,并减轻他们的徭役,那么,回来的人一定很多,被开垦的土地也会增加,数年之后,国家就会收到大量的租税。现在,不按照情理让他们还乡,只想凭着严格的命令逼迫他们,恐怕几年之后流失的人口更多。所以,有国有家,就不担心人家不归顺我们,只担心我们的政治不清明;不要侥幸地想着敌人不进攻我们,而要依赖我们强不可侮。这是千百年来共同遵守、百代帝王认识一致的道理。谨望能稍有垂览省察。”灵太后看到他的奏章,借此责备左右侍臣。这些受宠的政要们因此非常妒恨他,便启奏灵太后,说他很有学问,便将他从河阴县调离,任命为国子博士。

  高谦之与袁翻、常景、郦道元、温子升等人都喜欢恪守过去的典章制度,对贫穷无告的人喜好布施抚恤,讲究信义,允诺的事情从不落空。对待家里的奴仆,从不当着儿女的面去鞭打他们的父母。生三个儿子的奴仆,便免去他们奴仆的身份。从不对奴婢施行髡刑和黥刑,常常说:“都是人的身体,为什么要加以残害?”他因五舅父沮渠蒙逊曾据守凉州一带,而国书上却没有记载,便撰写了《凉书》十卷,刊行于世。凉国盛行佛教,他写文章贬斥,称佛教是九流中的一家。当世的名流学士,竞相用佛理向他发难诘问,他也用佛教的义理来应付,论敌竟不能使他屈服。因为当时流行的历法不尽完善,他便重新修改撰写,成为独立一家的历法。虽然没有在社会上流行传播,懂行的人都佩服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能。

  这时,朝廷商讨铸造钱币的事,便命高谦之为铸钱都将长史。他便上表请求铸造三铢钱,说:

  “钱币的出现,本来是用它作媒介使交换双方互通有无,方便交易。所以,钱币分量的轻重,各个朝代都不相同。姜太公为周创立了使财帛流通的九府圜法。到了东周景王姬贵时,进一步铸造较大的金属币。秦朝统一中国,铸造的钱有半两重。汉朝建立,因秦代的钱币太重,改铸为重量较轻的榆荚钱。到了孝文帝五年(前184),又铸造四铢钱。孝武帝刘彻时,又全部销毁,改铸为三铢钱。到汉武帝元狩年间,又变成了五铢钱,并铸造了赤仄钱,以一当五。王莽当政,钱币分为六等,大钱重十二铢,其他依次为七铢、五铢、三铢、一铢。魏文帝废除了五铢钱,明帝曹睿重又恢复。孙权在江东铸造重量很大的钱,以一当五百。孙权赤乌年间,又铸造大钱,以一当千。钱的轻重和大小,无不随着朝代的变化而变化。

  “我认为理财的要旨,要把国家施政必不可少的八个方面放在首位。聚集财富的重要,都保留在经典著作中。所以,古代的帝王借着天地赐予的丰饶的条件,驾驭着天下的财富,无不在太仓中贮存上足够的粮食,在钱库里存放着充足的货币。储蓄既然充盈,人民就不会困苦,这样就使四海安静无事,就像自己的身体挥动胳膊那样方便。

  “现在,天下寇乱没有平息,四方的边境战争不断,赋税烦苛,日费千金。仓库的储蓄渐渐耗尽,国家的财用行将枯竭,实在是到了杨氏献税、桑儿言利的时候了。以西京的兴盛,前代铸钱还屡次改动,大的和小的,重的和轻的都一起流行。更何况现今敌寇没有被消灭,州郡沦丧,人民疲敝,国家和军队的开支越来越紧,另外铸造小钱,可以增加钱的数量,对朝廷有什么损失,对百姓有什么妨害呢?况且,国家兴盛不是因为钱铸造得大,国家衰败也不是因为钱铸造得小,最重要的是公私各得其所,政治教化不受影响。这种办法古代既然能够通行,也应该在今天产生作用。”

  朝廷将下诏按他的建议去办,事情还没有实行,他就去世了。

  早先,谦之的弟弟道穆在正光时任御史,曾弹劾相州刺史李世哲,颇使李世哲遭到打击,他全家对此都怀恨在心。这时,李世哲的兄弟李神轨被灵太后重用,恰巧,谦之的家僮诬告主人,李神轨将家僮控制,到尚书那里告了高谦之一状,因而将他关进廷尉的监狱。将要释放,李神轨又奏报灵太后,下诏在监狱里赐他自尽。朝臣们无不为他悲哀。他写的文章有一百多篇,另有文集。永安年间,追赠他为营州刺史,谥号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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