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余英时《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考定袁令是
公元479年 本年
[1]余英时《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考定袁令是袁粲,谢中书为谢庄,尤其排比材料,认为张吴兴则是张吴郡之讹误,其非张绪莫属。
并且从“设令袁令命汝言《易》”之语,指出“袁令”之由来,是因袁粲始于泰始七年迄于昇明元年任尚书令,故有此称。余英时分析此书写作的实际时间,假如拘泥于王慈年届而立的当年,应是齐建元二年,然而《南齐书》明言是“宋世”,所以“年入立境”,自然是指王慈三十岁之前,究竟哪一年可能性较大？余文结合袁粲于昇明元年被杀,而作书诫子,若出之于“设令袁令命汝言《易》”之语,则殊不近情理,因此此书撰写时间应在袁粲任尚书令期间,即477年7月以前。余文刊于《中国文化》第八期,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春泓按,关于“袁令”称号之由来,袁粲泰始二年任中书令,此时似亦可以称之为“袁令”；观“设令袁令命汝言《易》”一句,是否作为诫子书应以一位在世者作譬喻,否则就有不吉利之嫌？因为袁氏之死,在当时博得广泛的同情和敬佩,譬如刘祥和谢超宗就曾当面指责褚渊,称颂袁粲,令褚渊这样苟活的人无地自容,所以王僧虔在袁粲身后说此话,亦并非不可能,姑将此诫子书写作时间定于昇明三年。
[1]余英时《王僧虔〈诫子书〉与南朝清谈考辨》考定袁令是袁粲,谢中书为谢庄,尤其排比材料,认为张吴兴则是张吴郡之讹误,其非张绪莫属。
并且从“设令袁令命汝言《易》”之语,指出“袁令”之由来,是因袁粲始于泰始七年迄于昇明元年任尚书令,故有此称。余英时分析此书写作的实际时间,假如拘泥于王慈年届而立的当年,应是齐建元二年,然而《南齐书》明言是“宋世”,所以“年入立境”,自然是指王慈三十岁之前,究竟哪一年可能性较大？余文结合袁粲于昇明元年被杀,而作书诫子,若出之于“设令袁令命汝言《易》”之语,则殊不近情理,因此此书撰写时间应在袁粲任尚书令期间,即477年7月以前。余文刊于《中国文化》第八期,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3年版。春泓按,关于“袁令”称号之由来,袁粲泰始二年任中书令,此时似亦可以称之为“袁令”；观“设令袁令命汝言《易》”一句,是否作为诫子书应以一位在世者作譬喻,否则就有不吉利之嫌？因为袁氏之死,在当时博得广泛的同情和敬佩,譬如刘祥和谢超宗就曾当面指责褚渊,称颂袁粲,令褚渊这样苟活的人无地自容,所以王僧虔在袁粲身后说此话,亦并非不可能,姑将此诫子书写作时间定于昇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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