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境遇每况愈下。
公元428年 本年
谢灵运境遇每况愈下。
时以维摩诘自况。上已述及与谢灵运十分亲近的族叔谢混，已在晋义熙八年九月(412)，被刘裕投于狱中赐死。按，《宋书•王弘传》所载王弘在宋国初建(418)时，曾奏弹谢灵运“罔顾宪轨，忿杀自由”，建议严惩。而永初元年(420)，谢灵运从“康乐公”降为“县侯”。此皆昭示着谢灵运的境遇每况愈下，而王弘对于谢氏的排挤，似乎隐含着琅邪王氏对陈郡谢氏的夙敌情结；至元嘉三年，谢灵运族弟谢晦因废弑少帝之罪而被处死，陈郡谢氏在宋朝可谓大势已去，谢灵运诗文中密集出现的“卧疾”一词，真实地反映出他对于政治深感无奈的心结。宋初以来，谢灵运的境遇每况愈下，若分析“卧疾”一词的内涵，首先第一层意思，结合其“维摩诘”信仰来看，其所谓“卧病”、“养疴”等，出自《维摩诘所说经》之《文殊师利问疾品》，谢氏好以维摩诘自况。维摩诘是一个世俗化的菩萨形象，也是居士佛的始祖，他为中土佛教徒既可不遵循清规戒律、心安理得地享受尘世的快乐，又拥有涅槃成佛的希冀，提供了理据。谢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东晋石季伦之金谷别庐，拥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的富豪庄园生活，谢灵运对此十分认同，这在其《山居赋》里可以得到印证。这说明谢氏虽信奉佛教，而尘世的享受，则绝不肯放弃，维摩诘的处世方式最能够获得其认同；更主要者在于，维摩诘神通广大，法力无边，谢氏以此来指代自己的才能卓绝，仍然流露出作为高门世族的不可一世，他挣扎于出世的孤傲与入世的躁竞之间，而维摩诘恰好可以櫽括其出世与在俗心理之两端；第二层意思，所谓“东山”最能表现其先祖谢安、谢玄的名士风流，在他们退隐的表象之下，入世进取的激情却在蓄势待发。谢安曾高卧东山，《世说新语•排调》第26条载时人有“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呼声。谢灵运之“谢病东山”，在表面的宁静超然之下，同样潜藏着奔涌的情绪，所以其“东山”意象颇有矫情的特征，表象与本质自相矛盾。因此，“东山”既是隐逸避世的象征，更有待机察变的潜台词，在此静与动的结合点上，谢灵运标举谢安、谢玄曾经高蹈的“东山”，正提醒世人不忘其先祖使“中华免乎左衽”的功绩[3]。而谢氏当下正时运不济，是否能够再次“东山再起”呢？谢氏是怀有幻想的。即使幻想落空，谢氏也要借“东山”以建构起江湖与朝廷之间尖锐的对立，在此对立之中，挑战朝政，发泄一己高门特权被剥夺的愤慨，这就造成了其诗歌表层意象与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冲突。维摩诘无可无不可，尽可游走八方，谢灵运也深受《庄子》“适性”说的影响，但是，作为高门接受“维摩诘”思想，亦必定会受其身份的约束，他决不肯放下身份，混同流俗，所以非危峙“东山”，非特立独行，不足以显示其落势高门的不同凡响。如《山居赋》讲士人的隐逸方式：“言心也，黄屋实不殊于汾阳；即事也，山居良有异乎市廛。”固守山林，其意在藐视当政，因此，当遭刘宋政权抛弃之后，其笔下的“维摩诘”也就是其本人，面对“朝廷”和“山林”之间，就难以调和二者，这将他本人置于“当途”者的对立面了，这有悖于《维摩经》的圆融周至，而这恰是谢氏高门世族的心态使然，他非故作崖异，不足于表现其优越感。故此，“谢病东山”表现在谢氏诗文中，从中正可以体会到其内心的暗流汹涌
谢灵运境遇每况愈下。
时以维摩诘自况。上已述及与谢灵运十分亲近的族叔谢混，已在晋义熙八年九月(412)，被刘裕投于狱中赐死。按，《宋书•王弘传》所载王弘在宋国初建(418)时，曾奏弹谢灵运“罔顾宪轨，忿杀自由”，建议严惩。而永初元年(420)，谢灵运从“康乐公”降为“县侯”。此皆昭示着谢灵运的境遇每况愈下，而王弘对于谢氏的排挤，似乎隐含着琅邪王氏对陈郡谢氏的夙敌情结；至元嘉三年，谢灵运族弟谢晦因废弑少帝之罪而被处死，陈郡谢氏在宋朝可谓大势已去，谢灵运诗文中密集出现的“卧疾”一词，真实地反映出他对于政治深感无奈的心结。宋初以来，谢灵运的境遇每况愈下，若分析“卧疾”一词的内涵，首先第一层意思，结合其“维摩诘”信仰来看，其所谓“卧病”、“养疴”等，出自《维摩诘所说经》之《文殊师利问疾品》，谢氏好以维摩诘自况。维摩诘是一个世俗化的菩萨形象，也是居士佛的始祖，他为中土佛教徒既可不遵循清规戒律、心安理得地享受尘世的快乐，又拥有涅槃成佛的希冀，提供了理据。谢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东晋石季伦之金谷别庐，拥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的富豪庄园生活，谢灵运对此十分认同，这在其《山居赋》里可以得到印证。这说明谢氏虽信奉佛教，而尘世的享受，则绝不肯放弃，维摩诘的处世方式最能够获得其认同；更主要者在于，维摩诘神通广大，法力无边，谢氏以此来指代自己的才能卓绝，仍然流露出作为高门世族的不可一世，他挣扎于出世的孤傲与入世的躁竞之间，而维摩诘恰好可以櫽括其出世与在俗心理之两端；第二层意思，所谓“东山”最能表现其先祖谢安、谢玄的名士风流，在他们退隐的表象之下，入世进取的激情却在蓄势待发。谢安曾高卧东山，《世说新语•排调》第26条载时人有“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的呼声。谢灵运之“谢病东山”，在表面的宁静超然之下，同样潜藏着奔涌的情绪，所以其“东山”意象颇有矫情的特征，表象与本质自相矛盾。因此，“东山”既是隐逸避世的象征，更有待机察变的潜台词，在此静与动的结合点上，谢灵运标举谢安、谢玄曾经高蹈的“东山”，正提醒世人不忘其先祖使“中华免乎左衽”的功绩[3]。而谢氏当下正时运不济，是否能够再次“东山再起”呢？谢氏是怀有幻想的。即使幻想落空，谢氏也要借“东山”以建构起江湖与朝廷之间尖锐的对立，在此对立之中，挑战朝政，发泄一己高门特权被剥夺的愤慨，这就造成了其诗歌表层意象与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冲突。维摩诘无可无不可，尽可游走八方，谢灵运也深受《庄子》“适性”说的影响，但是，作为高门接受“维摩诘”思想，亦必定会受其身份的约束，他决不肯放下身份，混同流俗，所以非危峙“东山”，非特立独行，不足以显示其落势高门的不同凡响。如《山居赋》讲士人的隐逸方式：“言心也，黄屋实不殊于汾阳；即事也，山居良有异乎市廛。”固守山林，其意在藐视当政，因此，当遭刘宋政权抛弃之后，其笔下的“维摩诘”也就是其本人，面对“朝廷”和“山林”之间，就难以调和二者，这将他本人置于“当途”者的对立面了，这有悖于《维摩经》的圆融周至，而这恰是谢氏高门世族的心态使然，他非故作崖异，不足于表现其优越感。故此，“谢病东山”表现在谢氏诗文中，从中正可以体会到其内心的暗流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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