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既为谢氏立传，自当熟悉谢氏的诗歌特点，此诗所谓“
公元423年 本年
沈约既为谢氏立传，自当熟悉谢氏的诗歌特点，此诗所谓“园禽与时变，兰根应节抽”，即从谢氏《登池上楼诗》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脱胎而来，故而此几乎是谢诗的仿作，在沈约的理解中，谢诗代表着一种脱离喧嚣、优游于山水之间的人生情趣，其诗中理应汇集自然界种种清雅美好的景物，虽然沈约并不完全认同谢氏的处世态度，但是联系其所赞赏谢氏“兴会标举”，这首诗正可以起到注脚的作用。
沈约体会到谢诗比较彻底地摆脱了现世种种观念意识的缠绕，其诗意独与自然交流，显得比较纯净，而这恰是谢氏被逐出政治主流的遭际使然；而钟嵘《诗品》评价五言诗人，用到“兴”字者，除了谢灵运之外，计有张华、陶渊明和谢庄，钟嵘称晋司空张华“……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评宋征士陶潜曰：“……笃意真古，词兴婉惬。”又论宋光禄谢庄曰：“……然兴属闲长，良无鄙促也。”[9]后二者的诗风都体现“兴”的特征，盖指此辈抒情有所假借，景物描写构成了其诗歌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张华则“儿女情多”，故“兴托不奇”。按钟嵘《诗品序》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义有余，兴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钟嵘定义“兴”为“文已尽而义有余”，乃指诗歌借助有限的物象或意象，传递无穷的旨意。据此可以印证陶潜、谢庄二氏既已不同程度地祛除了思辨的玄言习气，又戒除了直接抒情的弊病，而惟独谢灵运被置于上品，其在“兴会标举”和“兴多才高”方面，应是南朝人心目中的楷模。
沈约既为谢氏立传，自当熟悉谢氏的诗歌特点，此诗所谓“园禽与时变，兰根应节抽”，即从谢氏《登池上楼诗》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脱胎而来，故而此几乎是谢诗的仿作，在沈约的理解中，谢诗代表着一种脱离喧嚣、优游于山水之间的人生情趣，其诗中理应汇集自然界种种清雅美好的景物，虽然沈约并不完全认同谢氏的处世态度，但是联系其所赞赏谢氏“兴会标举”，这首诗正可以起到注脚的作用。
沈约体会到谢诗比较彻底地摆脱了现世种种观念意识的缠绕，其诗意独与自然交流，显得比较纯净，而这恰是谢氏被逐出政治主流的遭际使然；而钟嵘《诗品》评价五言诗人，用到“兴”字者，除了谢灵运之外，计有张华、陶渊明和谢庄，钟嵘称晋司空张华“……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评宋征士陶潜曰：“……笃意真古，词兴婉惬。”又论宋光禄谢庄曰：“……然兴属闲长，良无鄙促也。”[9]后二者的诗风都体现“兴”的特征，盖指此辈抒情有所假借，景物描写构成了其诗歌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张华则“儿女情多”，故“兴托不奇”。按钟嵘《诗品序》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义有余，兴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钟嵘定义“兴”为“文已尽而义有余”，乃指诗歌借助有限的物象或意象，传递无穷的旨意。据此可以印证陶潜、谢庄二氏既已不同程度地祛除了思辨的玄言习气，又戒除了直接抒情的弊病，而惟独谢灵运被置于上品，其在“兴会标举”和“兴多才高”方面，应是南朝人心目中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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