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王将伐犬戎，祭公谋父谏。
公元-965年 月份不详
穆王将伐犬戎，祭公谋父谏。
文中提出“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修刑”之说，认为有所征讨则“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要“布令陈辞”，是对军事应用文体的最早论述。文见《国语·周语上》，司马迁作《史记·周本纪》全文载录。关于祭公，韦注云：“祭，畿内之国，周公之后也，为王卿士。谋父，字也。《传》曰：‘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据《今本竹书纪年》，穆王十一年命祭公谋父为卿士，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逄公固帅师从王伐犬戎，姑据以系于此年。夏、商、西周的文献起初都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于世，后才被编辑在一起，许多学者对此都有论述。《国语》与《尚书》、《逸周书》、《战国策》等古代文献典籍一样，也是集合故有材料而成，并非出于一人之手。所谓“语”，本是古代以记言为主的史书。《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知古代的史书本有两种：或以记事为主，或以记言为主。当然，记事与记言并非不相兼容，只是各有侧重而已。在先秦时代，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史官所记之《语》，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档案资料，后被编辑在一起而成为《国语》，即列国之《语》的意思。《国语》非一时一人所作，各篇内容的不一致就是明证。如《周语》、《鲁语》、《楚语》、《郑语》等文多记贤达嘉言善语。至《齐语》则全同于《管子·小匡》，殆出于战国时期稷下先生之流。《晋语》叙晋献公宠骊姬、公子重耳的经历及即位后的作为，《吴语》、《越语》皆记夫差与勾践之事。《周语》等五部分原为周王朝及各诸侯国故有之书，流传中或遭删节，或出于后人补作。因此考察西周流传下来的文学文献，虽不能将西周时代的人物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看作文学文献，但对于《国语》中有关西周的篇章，应与《尚书》、《逸周书》中的诰誓号令一样，视为西周的文学文献。
穆王将伐犬戎，祭公谋父谏。
文中提出“修意”、“修言”、“修文”、“修名”、“修德”、“修刑”之说，认为有所征讨则“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要“布令陈辞”，是对军事应用文体的最早论述。文见《国语·周语上》，司马迁作《史记·周本纪》全文载录。关于祭公，韦注云：“祭，畿内之国，周公之后也，为王卿士。谋父，字也。《传》曰：‘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据《今本竹书纪年》，穆王十一年命祭公谋父为卿士，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逄公固帅师从王伐犬戎，姑据以系于此年。夏、商、西周的文献起初都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于世，后才被编辑在一起，许多学者对此都有论述。《国语》与《尚书》、《逸周书》、《战国策》等古代文献典籍一样，也是集合故有材料而成，并非出于一人之手。所谓“语”，本是古代以记言为主的史书。《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知古代的史书本有两种：或以记事为主，或以记言为主。当然，记事与记言并非不相兼容，只是各有侧重而已。在先秦时代，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史官所记之《语》，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的档案资料，后被编辑在一起而成为《国语》，即列国之《语》的意思。《国语》非一时一人所作，各篇内容的不一致就是明证。如《周语》、《鲁语》、《楚语》、《郑语》等文多记贤达嘉言善语。至《齐语》则全同于《管子·小匡》，殆出于战国时期稷下先生之流。《晋语》叙晋献公宠骊姬、公子重耳的经历及即位后的作为，《吴语》、《越语》皆记夫差与勾践之事。《周语》等五部分原为周王朝及各诸侯国故有之书，流传中或遭删节，或出于后人补作。因此考察西周流传下来的文学文献，虽不能将西周时代的人物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看作文学文献，但对于《国语》中有关西周的篇章，应与《尚书》、《逸周书》中的诰誓号令一样，视为西周的文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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