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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

    每逢路过南门或西门,看见那破烂的城楼与城墙上的炮眼,文博士就觉得一阵恶心,象由饭菜里吃出个苍蝇来那样。恶心,不是伤心。文博士并不十分热心记着五三惨案。他是觉得这样的破东西不应该老摆在大街上;能修呢,修;不能修呢,干脆拆去!既不修理,不又拆去,这就见出中国的没希望。

    中国的所以没希望,第一是因为没有人才,第二是因为有几个人才而国家社会不晓得去拔用。文博士这么想。以他自己说吧,回国已经半年了,还没找到事情作。上海,南京,北平,都跑过了,空费了些路费与带博士头衔的名片,什么也没弄到手。最后,他跑到济南来;一看见破城楼便恶心。

    当他初回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不能拿中国与美国比,这不仅是原谅中国,也是警告自己不要希望得过高。按理说,他一回来便应得到最高的地位与待遇。倘若能这样,他必定有方法来救救这个落伍的国家;即使自己想不出好主意来,至少他有那一套美国办法可以应用。算算看吧,全国可有多少博士?可有多少在美国住过五年的?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可是,他早就预备好作退一步想,事情不要操之过切,中国是中国;他只希望每月进四五百块钱,慢慢的先对付着,等到羽翼已成,再向顶高的地方飞。他深信自己必能打入社会的最上层去,不过须缓缓的来,由教授或司长之类的地位往上爬,即使爬不上去,也不至于再往下落。志愿要大,步骤要稳,他不敢希望这个社会真能一下子就认清博士的价值。他不便完全看不起中国,因为自己到底得在这里施展本事——往不好听里说,是必须在中国挣饭吃。他想好了,既是得吃中国饭,就得——不管愿意不愿意——同情于这些老人民,承认他们是他的同胞,可怜他们,体谅他们。即使他们不能事事处处按照美国标准来供养他,他也只好将就着,忍受着,先弄个四五百元的事混着。

    回来半年了,半年了,竟自没他的事作!他并没因此而稍微怀疑过他自己;他的本事,他的博士学位,不会有什么错儿,不会。那么,错处是在国家与社会,一个瞎了眼的国家,一个不识好歹的社会,他没办法。他,美国博士,不能从下层社会拾个饭碗,抢点饭吃;他必须一坐就坐在楼上。要是他得从扫地挑水作起,何必去上美国得博士?他开始厌恶这个不通情理的社会,处处惹他恶心,那俩城楼就是中国办法的象征。假若不为挣钱吃饭,他真不想再和这个破社会有什么来往!这个社会使他出不来气。

    更可气的是,以能力说,他在留学生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在留学生里能露两手儿,可是容易的事?哼,到了国内,反倒一天到晚皮鞋擦着土路,楞会找不到个事;他真想狂笑一场了。

    在留学期间,他就时时处处留着神,能多交一个朋友便多交一个,为是给将来预备下帮手。见着谁,他也不肯轻易放过,总得表示出:“咱们联合起来,将来回到国内,这是个势力!”对比他钱多,身分高的,他特别的注意,能够于最短期间变成在一块儿嘀咕的朋友。比他身分低的,他也不肯冷淡。他知道这些苦读书的青年都有个光明的将来,他必须拉拢住他们,鼓励他们:“咱们联合起来,一群人的势力必定比一个人的大;捧起一个,咱们大家就都能起来!咱们不愁;想当初,一个寒士中了状元,马上妻财位禄一概俱全。咱们就是当代的状元,地位,事业,都给咱们留着呢;就是那有女儿的富家也应当连人带钱双手捧送过来!不是咱们的希望过高,是理应如此!”这个,即使打不动他们的心,到底大家对他亲密了一些。自然也有几个根本不喜欢听这一套的,可是他也并不和他们红着脸争辩,而心里说:有那么一天,你们会想起我的话来!

    这样,贫的富的都以他为中心而联合起来——至少是他自己这么觉得——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才力与手腕。有时候宁肯少读些书,他也不肯放弃这种交际与宣传。留学生中彼此有什么一点小的冲突,他总要下工夫去探听,猜测,而后去设法调解。他觉得他是摸住大家的脉路,自己是他们的心房,他给大家以消息,思想,灵感,计划。越来越自信,越来越喜爱这种工作,东边嘀咕嘀咕,西边扫听扫听,有时觉得疲乏,可是心里很痛快。

    他不算个不爱读书的人,可是慢慢的他看出来,专指着读书是危险的。有几个专心读书的人,总不肯和他亲近,甚至于不愿和他说话。他觉出来,人不可以成个书呆子;有学问而乖僻,还不如没有多少学问而通达人情世故。人生不应抓住学问,而是应把握住现实,他说。在他所谓的把握住现实之下,事情并不难作:种种代表,种种讲演,种种集会,种种打电报发传单,他都作过了,都很容易,而作得不算不漂亮。因为欣喜自己的作事漂亮,进一步就想到这些事也并不容易,而是自己有本事,在有本事的人手里什么事儿才也不难。

    在美国五年——本来预备住四年,因为交际与别种工作,论文交不上,所以延长了一年——他的体态相貌蜕去少年时代的天真与活泼,而慢慢都有了定形,不容易再有多大变化。就是服装也有了一定的风格,至少是在得到博士学位前后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动。中等的身材,不见得胖,可是骨架很大,显着不甚灵活。方脸:腮,额,都见棱见角,虽然并不瘦。头发很黑很多很低很硬,发旋处老直立着一小股,象个小翅膀;时常用手拍按,用化学的小梳子调整,也按不倒。粗眉,圆眼,鼻子横宽,嘴很厚。见棱见角的方脸,配上这些粗重的口鼻,显着很迟笨。他自己最得意的是脸色,黄白,不暗也不亮,老象刚用热手巾擦完,扑上了点粉那样。这个脸色他带出些书气。

    他似乎知道自己不甚体面,所以很注意表情:在听人讲话的时候,他紧紧的拧起那双粗眉,把厚嘴闭严,嘴角用力下垂,表示出非常的郑重,即使人们不喜欢他,也不好意思不跟他一问一答的谈,他既是这么郑重诚挚。轮到他自己开口的时候,他的圆眼会很媚的左右撩动,补充言语所不能传达到的意思或感情。说高了兴,他不是往前凑一凑,便是用那骨胳大且硬的手拉人家一下。说完一句自以为得意的话,他的鼻上纵起些碎折,微微吐出点舌头,“啼”!迸出些星沫;赶紧用手遮住口,在手后唧唧的笑。他的话即使不是卑鄙无聊,可也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不过,有眼,鼻,口等的帮忙,使人不好意思不听着,仿佛他的专长就是抓住了大家的不好意思。

    唯一得意的地方既是淡黄的脸色,所以他的服装很素净,黑的或是深灰的洋服,黑鞋,高白硬领;只有领带稍带些鲜明的纹色,以免装束得象个神学的学生。这样打扮,也可以省些钱,不随着时尚改变风格与色彩,只求干净整齐;他并不是很有钱的人。

    在美国住了五年,他真认识了不少人。留学生们你来我去,欢迎与欢送的工作总是他的,他的站台票钱花得比谁都多。他的消息灵通,腿脚勤紧,一得到消息,他就准备上车站。打扮整齐,走得很有力气,脚掌辗地,一辗,身子跟着一挺。脖子不动,目不旁视的一路走去,仿佛大家都在注意他,不好意思往左右看似的。他舍不得钱去坐车,可是赶上给女友送行,就是借点钱,也得买一束鲜花。把人们接来或送走,他又得到许多谈话资料:谁谁是怎个身分,在美国研究什么,在国内接近某方面,将来的工作是什么,他都有详细的报告,而且劝告大家对此人如何的注意。工作,方面,关系,发展,这些字眼老在他的嘴边上,说得纯熟而亲切,仿佛这些留学生的命运都应当由他支配;至少他也象个相士,断定了大家的利钝成败。

    当他得到学位,离开美国,到了船上的时候,他看着那茫茫的大海,心中有点难过,一种并非不甜美的难过。无边无际的海水,一浪催着一浪,一直流向天涯,没有一点归宿。他自己呢,五年的努力,得了博士;五年的交际活动,结识了那么多有起色的青年;不虚此行!那在他以前回国的,不啻是为他去开辟道路,只要找到他们,不愁没他的事作;那些还在美国的呢,将来依次的归国,当然和他互通声气,即使不是受他指导与帮助的话。天水茫茫,可是他有了身分,有了办法,所以在满意之中,不好意思的不发一些闲愁,一些诗意的轻叹。

    平日,他很能吃;在船上这几天,他吃得更多;吃完,在甲板上一坐,睡觉或是看海,心中非常的平静。摸着脸上新添的肉,他觉得只要自己不希望过高,四五百块钱的事,和带过来几万赔送的夫人,是绝不会落空的。有了事之后,凭他的本事与活动,不久就有些发展也是必然的。

    在上海与南京,他确是见了不少的朋友,有的显出相当的客气,有的很冷淡;对于事情,有的乐观,有的悲观,一概没有下落!他的脸又瘦了下去。他可是并不死心,不敢偷懒。到各处去打听朋友们的工作,关系,与将来的发展,他总以为朋友们是各自有了党派系属,所以不肯随便的拉拔他一把;他得抄着根儿,先把路子探清,再下手才能准确。果然,被他打听出不少事儿来,这些事又比在美国读书时所遇到的复杂多了,几乎使他迷乱,不知所从。事情可是始终没希望。

    他感觉到南边复杂,于是来到北平;北平是个大学城,至不济他还能谋个教授。这次他是先去打听教育界的党系,关系,联属;打听明白再进行自己的事。跑了不少的路,打听来不少的事,及至来到谋事上,没希望。

    失败使他更坚定了信仰——虽然他很善于探听消息,很会把二与二加在一处,到底他还是没打进去;想找到事,他得打进一个团体或党系,死抱住不放,才能成功。博士,学问,本事,几乎都可以搁在一边不管,得先“打进去”!这个社会,凭他几个月的观察来说,是个大泥塘,只管往下陷人,不懂得什么人才,哪叫博士;只有明眼的才能一跳,跳到泥塘里埋藏着的那块石头上;一块一块的找,一步一步的迈,到最后,泥塘的终点有个美的园林。他不能甘心跳下泥塘去,他得找那些石头。

    最后,他找出点路子来,指示给他:到济南去。

    (2)

    在北平,教授虽无望,文博士总可以拿到几个钟点。他不肯这样零卖。一露面就这么窝窝囊囊,他不干。哪怕是教授的名义,而少拿点钱,倒能行。新回国的博士不能做倒了名誉。名片上,头一行是“美国哲学博士”,第二行必须是中央什么馆或什么局的主任才能镇得住;至少也得是某某大学——顶好是国立的——教授;只是“教员”,绝对拿不出手去。

    他硬拒绝了朋友们,决不去教几个钟点。饿死,是社会杀了他;饿不死,他自有方法打进一个门路去,非常的坚决。就凭一位博士,大概一时半会儿也不会饿死吧,虽然社会是这么瞎眼,他心里这样说。

    对在美国认识的那些人,他根本不想再拉拢了。不行,这群留学生没本事,没有团结力,甚至于没有义气,他不再指望着他们。他看出来,留学生是学问有余,而办事的能力不足;所以好的呢作个研究员或教授,不好的还赶不上国内大学毕业生的地位。学问是条死路,钻进去便出不来,对谁也没有多大好处。留学生既是多数钻死牛犄角,难怪他们不能打倒老的势力,取而代之。他自己要想有发展的话,得舍弃这群书呆子,而打进老势力圈去;打进去,再徐图抽梁换柱,自己独树一帜。哪怕先去作私人的秘书,或教个家馆呢,只要人头儿是那么回事,他必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那一天。既不能马上出人头地,那么去养精蓄锐先韬晦两年,也是办法;至少比教几个钟点,去赶上堂铃强。

    拿定了这个主意,他投奔了焦委员去。焦委员的名片上没有印着什么官衔,因为专是委员一项已经够印满两面的,很难匀出地方把一切职衔全印进去,所以根本不印,既省事,又大气。由他这一堆委员,就可以知道他的势力之大与方面之多了。这在文博士看起来,是个理想的人物。拿着介绍信,文博士去了三趟,才见着焦委员。

    焦委员没看那封介绍信,只懒洋洋的打量了文博士一番,而后看明白名片上印得是“美国哲学博士”;这就够了。他简截的把文博士放在“新留学生”的类下。焦委员的心中有许多小格,每一小格收藏着一些卡片成为一类:旧官僚,新官僚,旧军阀,新军阀,西医,中医,旧留学生,新留学生……农学工商,三教九流,都各据一格。三眼两眼,把人的“类”认清,他闭上眼,把心中的小格拉开几个,象电池上接线似的彼此碰一碰,碰合了适,他便有了主意。对“新留学生”,他现在有很好的办法。这就是说,在政府里,党部里,慈善团体里,学术机关里,他已都有了相当的布置。现在,他想吸收农商。他比谁都更清楚:钱在哪儿,势力也在哪儿。国内最有钱的人,自然不是作官的,就是军阀;对这两类人,他已有了很深的关系,即使不能全听他指挥,可是总不会和他冲突,或妨碍他的事业。其次有钱的是商人,商人有许多地方不如作官的与军阀可靠,但是钱会说话,商人近来也懂得张张嘴,这是值得注意的。商人的钱忽聚忽散,远不如文武大官的势力那么持久稳固,可是每逢大商人一倒,必有些人发财:公司的老板塌台的时候,就是管事人阔起来的时候,这非常的准确。他得分派些人去给大商人作顾问,作经理,好等着机会把钱换了手。再说,商与官本来相通,历来富商都想给子孙在宦途上预备个前程,至少也愿把姑娘们嫁给官宦之家,或读书的人,以便给家庭一些气派与声势。至于那些老派的商人,财力虽不大,可是较比新兴的商人可靠:他们历代相传的作一种生意,如药材,茶叶,粮米等行,字号老,手法稳,有的二三百年,一脉相传,没有突然的猛进,也没有忽然失败到底的危险。这样的商家,在社会上早已打进绅士的阶级,即使财力欠着雄厚,可是字号声望摆在那里,象商会的会长,各种会议中的商界代表,总是落在他们身上。他们家的子孙能受高等教育,他们家的女子也嫁给有些身分的人。他们不但是个势力,而且是个很持久的势力。在公众事业上,他们的姓名几乎老与官宦军阀名流齐列。焦委员想供给一些青年,备他们的选择,好把他自己的势力与他们的联成一气。

    富农,在国内本就不多,现在就更少了。一县中,就是在最富庶的省分里,要想找到一两家衬几十万的就很难了,农已不是发财之道。那在全省里数得着的几家,有的能够上百万之富,虽然还不能和官宦与军阀们相抗,可是已经算麟角凤毛了。不过,就是这等人家,也不是专靠着种地发的财;有的是早年流落在初开辟的都市,象上海与青岛等处,几块钱买到的地皮,慢慢变得值了几千几万,他们便成了财主。有的是用地产作基础,而在都市里另想了发财的方法,所以农村虽然破产,他们还能保持住相当的财富。这些,在名义上还是乡间的富豪,事实上已经住在——至少是家族的一部分——都市里,渐渐变成遥领佃租的地主。“拿”这些人,根本无须到乡间去,而只须在都市抓住他们;即使这些人在都市的事业有了动摇,他们在乡间的房子地亩还不会连根儿烂;所以,在都市里抓住他们,就可以把血脉通到乡间去,慢慢也扎住了根,这是种摘瓜而仍留着秧儿的办法,即使没有多大好处,至少在初秋还能收一拨儿小瓜,腌腌吃也是好的。

    焦委员的办法便是打发新留学生们深入这些商家与农家去。拜盟兄弟,认干儿子,据他看,都有些落伍了,知识阶级的人们不好意思再玩这一套。而且从实质上说呢,这些远不如联姻的可靠。只有给他们一位快婿,才能拿稳了他们的金钱与势力。从新留学生这一方面看起呢,既是新回来的,当然对作事没有多少经验,不能把重大的责任付托给他们。况且政治上的势力又是那么四分五裂,各据一方,找个地位好不容易。至于学问,留学生中不是没有好手,可是中庸的人才总居多数;而且呢,真正的好手,学术机关自会抢先的收罗了去,也未必到焦宅门口来;来求他的,反之,未必是好手。那么,这些无经验,难于安置,又没多大学问的新博士与硕士们,顶好是当新姑爷。他们至少是年轻,会穿洋服,有个学位;别的不容易,当女婿总够格儿了。自然有的人连这点事儿也办不了,焦委员只好放弃了他们,他没那个精神,也没那个工夫,一天到晚用手领着他们。这一半是为焦委员造势力,一半也是为他们自己找出路,况且实际上他们的便宜大,因为无论怎样他们先得个有钱的太太,焦委员总不会享到这个福,他既是六十开外的人了。

    这个办法,在焦委员口中叫作“另辟途径”。被派去联络富商的名为“振兴实业”,联络都市里的富农的是“到民间去”。他派文博士到济南去,那里的振兴实业与到民间去的工作都需要人。他给了文博士一张名单,并没有介绍信,意思是这些人都晓得焦委员,只须提他一声就行了。其余的事,也并没有清楚的指示与说明,只告诉文博士到济南可以住在齐鲁文化学会。焦委员很懒得说话,这点交派仿佛不是说出来的,而是用较强的呼气徐徐吐给文博士的。他的安恬冷静的神气可是教文博士理会到:他的话都有分量,可靠,带出来“照办呢,自有好处;不愿意呢,拉倒,我还有许多人可以差派!”文博士也看出来,他不必再请示什么,顶好是依着焦委员所指出的路子去作;怎么作,全凭自己的本事与机警;焦委员是提拔人才,不是在这儿训练护士,非事事都嘱咐好了不可。这点了解,使他更加钦佩这个老人,他觉得这个老人才真是明白中国的社会情形,真知道怎样把人才安置在适当的地方;他自己是个生手,所以派他去开辟,去创造,这不仅是爱护后起的人才,而且是敬重人才,使人有自由运动用才力的机会与胆量。最可佩服的还是焦委员那点关于联姻的暗示,正与自己在美国时所宣传的相合:当代的状元理应受富人们的供养与信托。他的圆眼发了光,心中这么想:先来个带着十万的夫人,岂不一切都有了基础?满打自己真是块废物——怎能呢——大概也不必很为生计发愁了。把这些日子的牢骚一齐扫光,他上了济南。

    齐鲁文化学会很不容易找,可是到底被他找到了,在大明湖岸上一个小巷里。找到了,他的牢骚登时回来一半。一个小门,影壁上挤着一排宽窄长短不同,颜色不同,字体不同的木牌:劳工代笔处,明湖西洋绘画研究社,知音国剧社,齐鲁文化学会……他进去在院中绕了一圈,没人招呼他一声。一共有十来间屋子,包着一个小院,屋子都很破,院子里很潮很脏,除了墙角儿长着一棵红鸡冠花,别无任何鲜明的色彩。又绕了一圈,他找到了“学会”,是在一进门的三间南房。一个单间作为传达室,两间打通的是会所;都有木牌,可是白粉写的字早已被雨水冲去多一半了。他敲了敲传达室的门,里面先打了声哈欠,而后很低很硬的问:“干煞?”文博士不由的挂了气:“出来!”

    屋里的人又打了个哈欠,一种深长忧愁的哈欠。很慢的,门开了,一个瘦长的大汉,敞着怀,低着头,走出来。出了门,一抬头,一个瘦长的脸,微张着点嘴,向文博士不住的眨巴眼。

    “会里有人没有?”

    “嗯?”大个子似乎没听懂。

    虽然是四川人,可是很自傲自己的官话讲得漂亮;一个北方人要是听不懂他的话,他以为是故意的羞辱他。他重了一句:“会里有人没有?”

    “俺说不上!”大个子仿佛还是没听懂而假充懂了的样子,语音里也带出不愿意再伺候的意思。

    “你是干吗的?”

    “俺也知不道!”

    “这不是齐鲁文化学会,焦委员——”

    “啊,焦老爷?”大个子忽然似乎全明白了。急忙进去,找着会所的钥匙,去开门;嘴里露出很长的牙,笑着,念道着“焦老爷”,顺手把钮扣扣上。

    屋里顺墙放着一份铺板;中间放着一张方桌,桌上铺着块白布,花纹是茶碗印儿和墨点子;上面摆着一个五寸见方的铜墨盒,一个铜笔架,四个茶碗,一把小罐子似的白瓷茶壶。桌旁有两把椅子。铺板的对面有个小书架,放着些信封信纸,印色盒,与一落儿黄旧的报纸。东西只有这些,可是潮气十分充足。大个子进去就把茶壶提了起来:“倒壶水喝,焦老爷?”

    “我不是焦委员,我是焦委员派了来的!”文博士堵着鼻子说。

    “喂,那咱就说不上了!”大个子把茶壶又放下了,很失望来的不是焦老爷。

    看出来,这个大汉除了焦老爷,是一概不晓得。他得另想方法,至少得找到个懂点事儿的:“除去你,还有别人没有?”他一字一字的说,怕是大汉又听不懂。“俺自己呀,还吃不饱;鱼子他妈在乡下哪!粮贵,不敢都上来!”大个子的话来得方便一些了,而且带着一些感情在里边。

    “我问你,‘会’里还有别人没有?”文博士的鼻子上见了点汗。

    “那,说不上呢!”

    “你是干吗的,到底?”

    “俺?”大个子想了会儿:“不能说!”

    也想了会儿,掏出块钱来:“拿去。告诉你,焦委员派我来的,我就住在这儿,都属我管,明白?”

    大个子嘻嘻了几声,把钱拿起去,说了实话:会里的事归一个姓唐的管;唐老爷名叫什么?知不道。原先的当差的姓崔,崔三,是大个子的乡亲。崔三每月拿八块钱工钱。前四个月吧,崔三又在别处找到了事,教大个子来顶替着,他们是乡亲呀。大个子每月到唐老爷那里去领八块钱工钱,两块钱杂费,一共十块。崔三要五块,大个子拿四块,还有一块为点灯买水什么的用。崔三说,五块并不能都落在他手里,因为到三节总得给唐老爷送点象样的礼物去,好堵住他的嘴。崔三嘱咐过大个子,这些事就是别教焦老爷知道了。“俺姓楚哇,四块钱,还得给家捎点去,够吃的!”大个子结束了他的报告,叹了口气。别的事,他都不知道;唐老爷也许知道?说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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