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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民公会

    一国民公会

    (一)

    我们走近巅峰。

    这就是国民公会。

    在这个顶峰前,目光凝停不动。

    人类地平线上从未出现过如此的高峰。

    有喜马拉雅山,也有国民公会。

    国民公会可能是历史上的最高点。

    当国民公会活着时——因为议会是有生命的——人们不理解它,而人们当时所无法理解的正是国民公会的伟大。人们太恐惧了,看不到它的夺目光辉。一切伟大的事物都包含神圣的恐怖。赞赏平庸和土丘,这是很容易的。然而高耸的东西,例如天才、高山、会议、杰作,如果从近处看,就会使人骇然。任何巅峰都显得过高,攀登起来十分吃力。你会在峭壁上气喘吁吁,在坡路上滑倒,在崎岖不平的地方撞伤,但崎岖正是它的美。激流汹涌,表明近处有悬崖。云雾遮住山顶,攀登与坠落都令人胆战心惊。因此,恐惧盖过赞赏。你体验到一种奇异的感觉,你厌恶伟大。你看见深渊而看不见崇高;你看见魔鬼而看不见奇才。当初人们就是这样看待国民公会的。它应该受到雄鹰的赞赏,却受到近视眼者的藐视。

    今天国民公会已成遗迹,它在宁静而悲壮的远方,在深邃的天空中勾画出法兰西革命的巨大侧影。

    (二)

    七月十四日是解放。

    八月十日是打击。

    九月二十一日是建立。

    九月二十一日,秋分、平衡。Libra①,天秤。用罗姆的话说,共和国是在平等与公正的标志下成立的。灿烂的群星宣告了共和国。

    国民公会是人民的第一个化身。正是国民公会揭开了新的伟大的一页,从此开始了今天的历史。

    任何思想都必须有一个看得见的包装,任何原则都必须有一个居所。教堂就是神的居所。教义必须有自己的殿宇。当国民公会诞生时,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给它找居所。

    首先挑选的是马内日大厅,后来挑选了杜伊勒里宫。人们在马内日大厅搭上了框架、布景,采用了大卫徐的暗灰色,摆上一排排长椅,一个方形讲坛,平行的壁柱,像砧板一样的基座,长而直的艄柱,容纳拥挤入群的长方形蜂房式的公众席,罗马式顶棚,希腊式帷幔;国民公会就被安置在这些直角和直线中,暴风骤雨就被安置在这个几何图形中。在讲坛上,红色无檐帽被涂成灰色。保皇派嘲笑这顶灰色的红色无檐帽,嘲笑这个虚饰的大厅,纸搭的建筑,混凝纸浆拼凑的圣所,污泥和唾沫构成的先贤词。它很快就会消失的!圆柱是用木桶板做的,圆穹是用板条做的,大理石是画的,墙壁是用布做的,而在这临时搭制的场景中,国民公会做出了永恒的事业。

    当国民公会在马内日大厅开会时,大厅墙上盖满了国王从瓦雷被押回时布满巴黎街头的标语。一张标语是:“国王回来了。为国王鼓掌者,将处以鞭刑;侮辱国王者,将处以续刑。”另一张是:“安静。别脱帽。国王将受审。”另一张是:“国王早就瞄准了法兰西,没有射中,现在该法兰西射击了。”还有一张是;“法律!法律!国民公会正是在这里审判路易十六的。

    一七九三年五月十日,国民公会移至杜伊勒里宫,杜伊勒里宫改名为民族宫。会议厅位于两座楼之间,一座是团结楼即原先的钟楼,另一

    ①拉丁文,意为天秤。座是自由楼即原先的马尔桑楼。弗洛尔楼改名为平等楼。让-比朗大楼梯直通会议厅。会议厅在二楼,一楼成了长长的守卫厅,里面塞满了守卫国民公会的各兵种的武器和行军床。国民公会有一支仪仗队,叫作“国民公会的精锐部队”。

    一条三色带将开会的宫殿与行人来来往往的花园隔开。

    (三)

    我们再看看会议厅吧。这个可怕地方的一切都使人们感兴趣。

    一进门,首先印入眼帘的,是两扇大窗之间的那尊高高的自由神雕像。

    会议厅曾是国王的剧场,现在成为革命的舞台。它长四十二米,宽十米,高十米,是维加拉尼所建。高雅华丽的大厅上方是原始的梁架,它在九三年承受了人民的重量。梁架上有公众席,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公众席的唯一支撑是一根木柱,一块跨度为十米的整水。如此结实的女像柱实在不多。它一年又一年承受革命的猛烈涌动。它承受过欢呼、热情、咒骂、起哄、喧哗、乱哄哄的愤怒与暴动。它没有被压垮。在国民公会以后,它见识过元老院。雾月十八日它被替换了。

    佩尔西埃用大理石柱子换下了这根木柱,但石柱没有维持多久。

    建筑师们的理想有时很奇怪。里沃利街的建筑师的理想是炮弹的笔直射程。卡尔斯鲁厄城的建筑师的理想是扇面。一七九三年五月十日召开国民公会的那个大厅,其建筑师的理想似乎是巨大的衣柜抽屉:既高又长又平。贴着这个平行四边形的一边有一个宽宽的半圆形,这是呈阶梯形的代表席,既无平面桌又无斜面桌。勤于写作的加朗一库隆只好枕着膝盖写。在代表席对面是讲坛,讲坛前有勒佩勒蒂埃-圣-法尔若的半身雕像,讲坛后是议长席。

    雕像的头稍稍挡住了讲坛的边沿,因此后来被挪开了。

    阶梯部分有呈半圆形的、依次而上的十九排座位,两端的座位逐渐延伸。

    在下面,在讲坛前的马蹄铁状地方,有执达员。

    在讲坛一侧的墙上,有一个用黑木框住的、约九法尺①高的牌子,上面是两页《人权宣言》,中间用权杖隔开。另一侧的墙上是空的,后来挂上了同样的黑木框,里面是共和二年宪法,两页之间是一把利剑。在讲台上方,演说者的头部上方,从两个挤满了人的、深深的包厢里伸出了三面巨大的三色旗,它们微微抖动,几乎平铺在一个祭台上;祭台上写着《法律》,后面矗立着一个像圆柱一般高的、巨大的罗马束律,仿佛是言论自由的保障。紧贴着墙是笔直的、巨大的雕像,它们面对代表。议长右边是利库尔戈斯①的雕像,左边是梭伦②的雕像,山岳派上方是柏拉图的雕像——

    ①法国古长度单位,约为三百二十五毫米。

    这些雕像的底座是简单的方块石,它们立在大厅四周那一圈长长的突饰上,突饰是议会与人民的分界线,观众把臂肘支在突饰上。

    《人权宣言》的那个黑木框架高及突饰,触到柱顶盘,破坏了直线,因此夏博对瓦迪埃说:“真是难看。”

    雕像头戴橡树花冠或月桂花冠。

    从四周的突饰垂下大皱折的绿色帷幔,上面有深绿色的花冠,它装饰了国民公会所在的大厅的底层。帷幔上方的墙壁呈冷冷的白色。墙上挖出了两层公众席,下层是方形,上层是圆形,仿佛是用打洞钳挖成的,既无线脚也无叶饰;当时实行的还是维特吕维乌斯③的建筑规范,柱顶盘的下桅上加拱门饰。大厅的两侧各有十个公众席,纵面两端各有两个巨大的包厢,一共是二十四个观众席,都堆满了人。

    下层看台的观众挤出了木栏杆,凡是突出的建筑部位上都有观众。上层看台有一根结结实实的、长长的铁护栏,使观众不致被上楼的嘈杂人群挤得摔下来。然而,有一次,有个人掉了下来,正碰到博泣的主教马西厄身上,没有摔死,说道:“噫!主教还有点用处嘛。”

    国民公会的大厅可以容纳两千人,起义时容纳三千人。

    国民公会召开两次会议,白天一次,夜晚一次。

    议长面前有厚厚一叠文件,上面有金色的钉头。他的桌子是由四个单腿有翼的魔鬼抬着,它们仿佛是从《启示录》里出来列席革命的,大概是从以西结④的车上卸下来为桑松⑤拉车的吧——

    ①公元前雅典演说家及政治家。

    ②公元前雅典政治家,雅典民主的先驱者。

    ③公元前一世纪建筑师,著有《论建筑》一书。

    ④《圣经》中的预言家,曾见异像:四个奇形怪状的活物和四个轮子。

    ⑤巴黎一刽子手家族,其中一人曾处决路易十六。

    议长的桌子上有一个几乎像钟的大铃,一个宽宽的铜制墨水瓶;一个用羊皮纸面装订的对开本,那是会议记录。

    一些被砍下的脑袋,被梭标尖挑着,在这张桌子上沥干。

    要走上讲台,先得上九级阶梯。阶梯又高又陡,相当费劲。有一天让索内终于在阶梯上踉跄了一下,他说:“这简直是上断头台。”卡里埃对他喊道:“你现在学学吧。”

    大厅四角的墙上显得空荡荡,建筑师在上面配了些装饰:斧头朝外的束棒。

    讲台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带底座的枝形烛架饰,它高十二法尺,顶端是四对带油罐的油灯。每个公众厢座里都有这样一个烛架饰。烛架底座上刻着圆圈,人民称它是“断头颈圈”。

    代表坐席逐渐上升,几乎触及公众席的突饰。代表和人民可以对话交谈。

    公众席的出口外是迷宫般的走廊,那里喧闹嘈杂。

    国民公会将杜伊勒里宫挤得满满的,并且波及附近的饭店,龙格维尔饭店、夸尼饭店。如果布雷德福德勋爵的信属实,那么,在八月十日以后,王宫里的家具就搬到了夸尼饭店,花了两个月才将杜伊勒里宫搬空。

    委员会都安置在大厅附近的楼馆里,立法、农业和商业在平等楼,海运、殖民地、财政、指券、救国在自由楼,国防在统一楼。

    公安委员会与救国委员会由一条阴暗的走廊直接相连,走廊里无论白天黑夜都点着灯,各种间谍来来往往,但是没有人说话。

    国民公会的证人席被挪动过好几次。一般它位于议长的右边。

    在大厅两端,各有两堵笔直的隔板,它们一左一右将同心半圆形阶梯会场与墙壁隔开,因此在隔板与墙壁之间有一条窄而深的走道,走道上有两扇深色的方门,人们从那里进出。

    代表们则直接从朝向斐杨平台的门中进出。

    白天从窗户透进的光线很苍白,黄昏时的灯光很微弱,因此大厅永远阴暗,有一种黑夜的气氛。黑夜的昏暗加上灯光的昏暗,夜间会议便显得十分阴森。谁也看不清谁。从大厅的这一端到那一端,从右到左,一堆堆模糊的面孔相互辱骂。人们相遇不相识。有一天,莱提洛跑上讲台时在台阶上撞了一个人,便说:“对不起,罗伯斯比尔。”“你当我是谁了?”一个粗哑的声音回答。“对不起,马拉。”莱捏洛说。

    在下面,在议长席的左右两侧,有两个保留的公众席。国民公会里居然还有特殊观众,真是奇事。这两个公众席有帷幔。在柱顶盘的下楣中央有两条由金流苏装饰的帷幔。人民的公众席则是空无装饰的。

    所有这一切都显得庄严、粗犷、正规。粗犷之中合乎规矩。这几乎就是革命。国民公会的大厅提供了后来被艺术家们称作“穑月建筑”的最完整的典范。它庞大而纤弱。当时的建筑师们认为对称就是美。文艺复兴风格在路易十五时期已经结束,出现了反作用。高贵变成了平淡无奇,纯净变成了呆滞刻板。在建筑中也存在候正经。艺术在十八世纪令人眩目的形式与色彩的盛宴之后,开始禁食,只承认直线。这种进步的结果是丑陋。艺术变成了空骨架,这就是现象,是审慎和节制带来的弊病。艺术风格朴实得近乎干瘪。

    且不说政治热情,单就建筑而言,这个大厅也令人战栗。人们模糊想起原先的剧场,由花环装饰的包厢、天蓝色和大红色的天花板、多刻面的分枝吊灯、晶莹闪亮的多技烛台、闪色壁饰、窗帘和帷幔上众多的爱神和仙女、表现皇族情爱的各种金色绘画和雕刻,它们曾使这个严厉场所充满了微笑,而现在,四周是僵硬笔直的线条,像钢铁一样冰冷而尖利,仿佛布歇①被大卫②砍了头——

    ①画家与室内装饰家(一七0三——一七七0),擅长田园或神话题材。

    ②画家(一七四八——一八二五),国民公会委员,后为拿破仑作画。

    (四)

    谁看见了大会就不再想到会场。谁看到戏剧就不再想到剧场。没有什么比国民公会更为畸形,也更为崇高的了。英雄成堆,懦夫成群。山上是猛兽,沼泽里是蛇。今天已成为幽灵的那些斗士当年正是在那里争斗和生活的,他们相互摩擦、相互挑衅、相互恫吓。

    巨人的名单。

    右边是吉伦特派——大批思想家,左边是山岳派——一群角斗土。一边是:布里索,他接管了巴土底狱的钥匙;巴尔巴鲁,他使马赛人对他言听计从;克尔韦莱冈,他手下的布雷斯特管住扎在圣马尔索郊区;让柬内,他树立了代表对将军的霸权;致命的加代,一天晚上他在杜伊勒里宫随皇后看了熟睡的王太子,并亲吻孩子的前额,却让孩子的父亲人头落地;萨尔,他是揭露山岳派与奥地利密切交往的神秘人物;西耶里,右派的疯子,正如库东是左派的双残腿;洛兹-迪贝雷,他被一位记者称作“无赖”,便请记者吃饭,说道:“我知道‘无赖’不过是指‘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拉博-圣埃蒂安,他在一七九0年的年历开头写了这句话:“革命已经结束”;基内特,他是推翻路易十六者中之一位;冉森派教士加缪,他起草了教士公民法,相信副祭帕里的奇迹,在卧室的光墙上钉着七法尺高的基督圣像,每晚在像前下跪;福谢,他是教土,但与卡米耶-戴穆兰一起制造了七月十四日;伊斯纳尔,他的罪行是这句话:“巴黎将被毁”,而当时布伦瑞克正好说:“巴黎将被烧光”;雅科布-迪蓬,他最先喊出:“我是无神论者”,对此罗伯斯比尔回答说:“无神论是贵族政治”;朗儒伊内,一个强硬的、有远见、有头脑的勃良策勇士;迪科,他是布瓦耶-丰弗雷德的欧里阿尔①;勒贝吉,他是巴尔巴鲁的彼拉季斯②,因罗伯斯比尔尚未被送上断头台而辞职;里肖,他反对巴黎各区成为永久性机构;拉祖尔斯,他曾发出致命的名句:“感恩戴德的民族有祸了!”后来又在断头台前改变初衷,对山岳派掷去这句高傲的话:“我们死去是因为人民在沉睡,你们将死去是因为人民将觉醒”;比罗托;他促成了不可侵犯性的废除,因此无意中铸成了铡刀,而且为自己立起了断头台;夏尔-维雅特,他用这句话为自己开脱:“我不愿意在刀下投票”;卢韦,他是小说《福布拉斯》的作者,后来在罗亚尔宫和洛多伊斯卡一起开书店;梅尔西埃,他写了把黎图景》,呼道:“所有的国王都感到后颈上有一月二十一日③”;马雷克,他担心的是“旧限价的乱党”;记者卡拉,他在断头台上对别子手说:“我真不想死,想看看下文”;维热,他自称是梅延一卢瓦尔第二营的掷弹手,在受到公众席的起哄时喊道:“只要公众席一出声,我们就全体退席,举着军刀向凡尔赛宫进发”;比佐,他后来因饥饿而死;瓦拉泽,他后来自刎而死;孔多塞,他后来因携带诗剧《贺拉斯》而泄露身份,死在改名为平等镇的皇后镇;佩西翁,一七九二年他被群众崇拜,一七九三年被恶狠吞食;此外还有二十多人,如:蓬泰库朗、马尔博兹、利东、圣马丹、迪索尔(他译过尤维纳利斯④的作品并参加过汉诺威战役)、布瓦洛、贝尔特朗、莱斯泰尔一博汉、勒萨日、戈梅尔、加尔迪安、曼维埃尔、迪普朗蒂埃、拉卡兹、昂蒂布尔,在他们前面还有在另一面有:——

    ①古罗马史诗《埃涅阿斯记》中主人公的战友。

    ②古希腊悲剧中的挚友典型。

    ③即路易十六被处死的那一天,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④古罗马诗人。

    一位巴尔纳夫①式人物,名叫韦尔尼奥。

    安托万-路易-菜翁-弗洛雷尔-德-圣茹斯特,他面色苍白,额头很窄,五官端正,眼光神秘,忧郁而深沉,二十三岁;梅尔兰-德-蒂翁维尔,德国人称他“火鬼”;杜埃的梅尔兰,他是制定反嫌疑分子法的罪魁祸首;苏布拉尼,政月一日巴黎人民曾请他任将军;原本堂神甫勒邦,他用洒过圣水的手拿军刀;比若一瓦雷内,他设想过未来的司法,没有法官,只有仲裁人;法布尔-戴格朗蒂,他发明了一项可爱的东西,共和历,就好比鲁热-德-利尔获得非凡的灵感作了《马赛曲》一样,不过这两人都仅此一次;马尼埃尔,他是公社的检察官,曾说:“死一个国王算不得是少了一个人”;古戎,他曾进人特里普施塔特、纽施塔特和施派尔,目睹普军逃窜;拉克鲁瓦,他由律师变成了将军,并在八月十日前六天获圣路易骑士勋章;弗雷龙一泰尔西特②,他是弗雷龙一佐利奥斯③之子;吕尔,国王铁柜的无情搜查者,注定要自取灭亡的共和派,后来当共和国灭亡时,他也自杀;伏谢,他有魔鬼的灵魂和死尸的面孔;康布拉,他是杜敬老爹的朋友,曾对吉奥坦说:“你是斐扬派,可你女儿④是雅各宾派”;雅戈,当有人埋怨他让犯人赤身露体时,他粗暴地回答:“监牢就是石头做的衣服”;雅沃格,他是圣德尼皇陵可怕的掘基人;奥斯兰,这位放逐者在家中私藏了一位被放逐者夏里夫人绑塔博尔,他主持会议时示意公众席喝倒彩;记者罗贝尔,他是凯拉利奥小姐的丈夫,那位小姐写道:“罗伯斯比尔和马拉都不来我家,罗伯斯比尔愿意时会来的,马拉永远不会”;加朗一库隆,当西班牙介入对路易十六的审判时,他高傲地要求大会不要屈尊地宣读一位国王致另一位国王的信油雷瓜尔,他是主教,最初提倡早期基督教,后来在帝制下由共和派变为伯爵;阿马尔,他说:“整个地球都认为路易十六有罪。由谁来裁决呢?别的星球”;鲁耶,一月二十一日他反对在新桥鸣炮,说:“国王掉脑袋应该和别人一样,不声不响”;谢尼埃,他是安德烈的兄弟;瓦迪埃,他也曾把枪放在讲台上;帕尼,他对莫莫罗说:“我希望马拉和罗伯斯比尔在我家餐桌旁拥抱。”——

    ①立宪君主派(一七六一——一七九三),曾颇有影响,后死在断头台上。

    ②荷马的《伊利昂记》中可笑而懦弱的人物。

    ③古希腊诡辩家,以批评荷马著称。

    ④吉奥坦(Guilforin)是法国议员(一七三八一——一八一四),一七八九年国民议会通过了他发明的断头机,以他的名字命名为Guillotine,即他的女儿。

    “你住在哪里?”“夏朗东①”“那就不奇怪了”;勒让德尔,他是法国革命的屠夫,就像普赖德曾是英国革命的屠夫一样,他对朗朱伊内喊道:“过来,让我宰了你。”朗朱伊内回答:“你先得颁布法令,宣布我是牛”;科洛-戴尔布瓦,他是位阴阳怪气的演员,脸上戴着古代的面具,上面有两张嘴,一张说“是”,一张说“不”,一张同意,一张反对,他在南特痛斥卡里埃,在里昂神化夏利埃,将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将马拉送进先贤调;热尼西厄,他要求对凡持有“路易十六被害”纪念章者一律判死刑;莱奥纳尔-布尔东,他是小学教师,曾接待汝拉山的长者②;海员托普桑、律师古比约、商人洛朗-勒库安特、医生迪埃姆、雕塑家塞尔让、画家大卫、亲王约瑟夫早等。此外还有勒库安特被伊拉沃,他要求宣布马拉“患痴呆症”;罗贝尔-兰代,是他创造了这个令人不安的大章鱼:公安委员会是它的头,它的二万一千条肢体覆盖全国,即革命委员会;勒伯夫,关于他吉雷一迪普雷曾在《假革命者的圣诞》中写了这句诗:

    勒伯夫③见到勒让德尔便牛吼起来。

    还有托马斯-佩思,他是美国人,慈悲为怀;阿纳夏尔西-克洛兹,他是德国人、男爵、百万富翁、无神论者、埃贝尔派的天真汉;勒巴,他是迪普莱的朋友,正直廉洁;罗韦尔,他是罕见的为恶而恶的人,因为为艺术而艺术的确存在,超过人们的想像;夏尔利埃,他要求称呼贵族时用“您”;塔利安,他悲哀而无情,出于爱好而制造了热月九日④;康巴塞雷,他是检察官,后来成为王公;卡里埃,他是检察官,后来成为残暴者;拉普朗什,有一天他喊道:“我要求给警炮以优先权”;蒂里奥,他要求革命法庭的陪审员采用口头表决;瓦兹省的布尔东,他向香邦提出决斗,揭发佩思,又被埃贝尔揭发;法约,他提议向旺代地区“派一支纵火部队”;塔沃,他在四月十三日几乎成为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的调解人;维尔尼埃,他要求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首领们去当普通一兵;香贝尔,他在美因茨闭门不出;布尔博特,他在攻占索米尔时坐骑被击毙;甘贝尔托,他指挥瑟堡海防军;雅尔一庞维耶,他指挥拉罗舍尔海防军;——

    ①帕尼管理夏朗东的神经病院。

    ②伏尔泰曾避难于汝拉山区的费尔尼。

    ③字意为牛。

    ④即罗伯斯比尔被逮捕之日。

    勒卡尔庞蒂埃,他指挥康卡尔分队;罗贝尔若,拉斯塔特的敌军正设下陷饼等他;马恩省的普里厄尔,他在营地里喊着骑兵上尉无流苏的旧肩章;萨尔特的勒瓦瑟尔,他只用一句话就使圣阿芒营的指挥官赛朗被人杀死;雷维尔雄、摩尔、森特的贝尔纳、夏尔-里夏、勒尼尼奥,在这群人之上是一位米拉博式的人物,名叫丹东。

    在这两个阵营之外名立着一位使他们敬畏的人,就是罗伯斯比尔。

    (五)

    恐怖和畏惧在他们面前弯腰,恐怖可能是高贵的,而畏惧是卑下的。在豪迈气概、英雄主义、牺牲精神、激愤狂热之下,是一大群毫无生气的无名人。坐在会场最低处的叫作平原派,那里的一切都飘浮不定,人们怀疑、犹豫、退却、拖延、窥视,人人自危。山岳派是精英,吉伦特派也是精英,平原派是群众。平原派的集中代表是西埃耶斯。

    西埃耶斯是一位高深但变得空洞的人。他停留在第三等级,未能上升到人民。有些人生来只能半途而废。西埃耶斯称罗伯斯比尔是老虎,罗伯斯比尔称他是鼹鼠。这位玄学家达到的不是智慧,而是谨慎。他是革命的朝臣,而不是革命的仆人。他拿起铁锹和人民一同去马尔斯校场劳动,但与亚力山大-德-博尔阿内套在一辆车上。他建议铁腕政策,但不使用。他对吉伦特派说:“让大炮也站在你们一边吧。”有些思想家是斗士,例如韦尔尼奥身边的孔多塞,丹东身边的卡米耶-戴穆兰,也有些思想家考虑的是生存,例如西埃耶斯身边的人。

    最慷慨的酿酒槽里也有酒渣。在平原派下面还有沼泽派。可怕的停滞下面是利己主义。胆小鬼在默默的战栗中等待。这是再悲惨不过的了。忍辱含垢,忍气吞声,用奴颜盖住怒容。他们在厚颜无耻地畏惧,什么怯弱行为都做得出来。他们喜欢吉伦特派,却挑选了山岳派;他们决定了结局。他们朝成功者倾斜,将路易十六交给韦尔尼奥,将韦尔尼奥交给丹东,将丹东交给罗伯斯比尔,将罗伯斯比尔交给塔利安。他们将活着的马拉示众,将死去的马拉奉若神明。他们支持一切直到某一天推翻一切。他们最善于将摇摇欲坠的东西最后推倒。在他们看来,你根基深厚,他们才为你服务,你若摇摇欲坠,那就是对他们的背叛。他们是多数,他们是力量,他们是恐惧,由此产生公然的卑鄙行径。

    由此产生了五月三十一日、芽月十一日、热月九日①这些由巨人结织,由侏儒解结的悲剧——

    ①分别指反吉伦特派的“行动日”、丹东被清洗、罗伯斯比尔被逮捕。

    (六)

    与这些充满热情的人在一起的是一些充满幻想的人。这里有各种形式的乌托邦:赞成断头台的好战形式与废除死刑的天真形式,它对帝王是幽灵,对人民是天使。有些头脑在战斗,有些头脑在酝酿。有人想的是战争,有人想的是和平。卡尔诺的大脑就想出了十四支军队,让-德布雷的大脑就想出了大同世界民主联盟。在这些狂热的雄辩之中,在这些响亮的吼声中,有一些含蕴丰富的沉默。拉卡纳尔沉默,但在脑中策划了国民公共教育;朗特纳沉默,但创办了小学;雷韦利耶尔一荣波沉默,但幻想将哲学提到宗教的高度。另一些人思考的则是更小、更实际的细节问题。吉通一莫尔沃研究的是改善医院,梅尔研究的是消除实际上的奴役,让一邦一圣安德烈研究的是取消债狱及民事拘禁,罗姆研究的是整理档案,科朗一菲斯蒂埃研究的是成立解剖室和自然历史博物馆,吉奥蒙研究的是内河航运和埃斯考河水坝。艺术有它狂热的信徒甚至艺术迷。一月二十一日,当国王在革命广场被斩首时,瓦兹省的代表贝扎尔去圣拉扎尔街一家陋室里观看在那里被发现的鲁本斯的画。艺术家、演说家、预言家、像丹东那样的巨人,像克洛兹那样童心未泯的人、斗土和哲学家,大家都奔向同一目标:进步。什么也无法使他们困惑。国民公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从人们所称不可能性中寻找现实性的部分。在它的一端是紧盯着权利的罗伯斯比尔,在另一端是紧盯着义务的孔多塞。

    孔多塞是个富于遐想、思路清晰的人,而罗伯斯比尔是个实际行动的人。在衰老的社会的最后危机中,行动有时意味着消灭。革命有两面山坡,一面是上坡,一面是下坡,每面山坡上都依次排列着所有的季节,从冰雪到鲜花。山坡上的每一段都产生与其气候相适应的人,从生活在阳光下的人到生活在霹雳下的人。

    (七)

    人们相互指着左边走道的隐蔽处,罗伯斯比尔曾在那里对克拉维埃尔的朋友加拉说了这句可怕的话:“克拉维埃尔在哪里呼吸就在哪里搞阴谋。”还是在这个适于私下密谈和低声埋怨的角落里,法布尔-戴格朗蒂和罗姆争吵,责备罗姆把日历上的诚月篡改成热月。人们相互指着那七位上加龙省代表并排坐着的角落,他们首先被点名对路易十六作出裁决,便依次回答,马伊:“死刑”,戴尔马:“死刑”,普罗让:“死刑”,卡莱:“死刑”,埃拉尔:“死刑”,于连:“死刑”,德萨比:“死刑”。这是充斥全部历史的永恒回响,自从人类有了法庭,它总是使法庭墙壁发出坟墓的回响。人们在嘈乱的众多面孔中,指出那些闹哄哄地赞成悲惨下场的人,其中有:帕加内尔,他说:“死刑。国王只有死才有点用处。”米约,他说:“如果不存在死刑,那么今天也应该发明死刑。”老拉弗龙-迪特鲁伊耶,他说:“赶快处死。”古比约,他说:“立刻送上断头台,拖延更加重死罪。”西埃耶斯简单明了地说:“死刑。”蒂里奥拒绝了比佐的提议:“什么!基层议会!什么,四万四千个法庭!无休止的审判,路易十六的脑袋都变白了才会掉下来!”奥居斯坦一邦-罗伯斯比尔,他在兄弟后面叫道:“有扼杀人民、宽恕暴君的仁慈吗?死刑!缓刑就是用暴君们的裁决来替代人民的裁决。”富斯杜瓦尔这位贝尔纳丹-德-圣彼埃尔的接班人说:“我憎恶人类流血,但是国王的血不是人血。死刑。”让-邦-安德烈说:“暴君不死,人民就没有自由。”拉维孔特里发表名言:“只要暴君在呼吸,自由就会窒息。死刑。”夏托纳夫一朗东喊道:“将未代路易处死!”居亚尔亚表达了愿望;“处决翻倒的障碍!”翻倒的障碍就是王位。泰利埃说:“我们应该用路易十六这颗炮弹向敌人射击。”还有那些宽容者们:让蒂说:“我赞成徒刑,制造一个查理一世就是制造一个克伦威尔。”邦卡尔说:“流放。我想看见天下第一王被迫去劳动谋生。”阿尔布伊说:“放逐,让这个活着的鬼魂去别的王国流浪。”藏吉阿科米说:“关起来。留着这个卡佩吓唬别人。”夏依翁说:“让他活着,我不愿意他死后被罗马奉为圣人。”当这些判决从严厉的口中说出,-一散落在历史中时,观众席上有些盛装打扮、袒胸露肩的女人看着手中的名单数票数,并且在每个投票者名字下面刺几针。

    悲剧所过之处,留下的是憎恶与悲悯。

    看国民公会——不论它处于哪一阶段——就是重温对卡佩王朝末代国王的审判、一月二十一日的事件似乎渗入了国民公会的一切行动。令人畏惧的大会充满了一种致命的气息,它吹过燃烧了十八个世纪的、古老君主制的蜡烛,将它吹灭。在一位国王身上对所有的国王进行裁决,这就是对过去展开大清算。不论人们参加哪一次国民公会会议,会场上总有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影子。观众们相互告知凯尔塞辞职了,罗朗辞职了,两塞弗尔省的代表迪夏泰尔让人将他连同病床一同抬到会场,并在奄奄一息中投票反对死刑,引起了马拉的嘲笑。人们用眼睛寻找那位代表——他如今已被历史遗忘——他在三十七小时的会议后,厌烦之极,在座位上昏昏睡去,执达员唤醒他投票,他半眯着眼睛说:“死刑!”然后就又睡着了。

    当路易十六被判死刑时,罗伯斯比尔的生命只剩下一年半,丹东只剩下一年零三个月,韦尔尼奥只剩下九个月,马拉只剩下五个月零三星期。勒佩勒蒂埃-圣法尔若只剩下一天。人类的气息是多么短暂而可怕!

    (八)

    人民从一扇开着的窗户来观看国民公会,那扇窗户就是公众席,而当窗户不够用时,人民便打开大门,于是平民涌进了会场。群众涌人国民公会,这是历史上最惊人的景象之一。一般说来,这种闯入都是善意的。平头百姓与当政官员融洽一致。然而人民的这种友善十分可怕,因为他们曾在三小时内就夺取了荣军院的大炮和四万支长枪。会议时时被打断,或是代表团、请愿书,或是致敬、献礼。妇女们扛来了圣安托万区的荣誉梭枪,英国人为赤脚士兵送来了两万双鞋。《箴言报》写道:“奥比尼昂的本堂神甫兼德罗姆营的指挥官阿尔努公民,要求上前线并保留其本堂神甫职位。”巴黎各区的代表用担架拾来托盘、圣盘、圣餐杯、圣体显供台、一堆堆金银和红宝石,这是一大群衣衫褴楼的人献给祖国的,他们要求的回报只是在国民公会上跳卡马尼奥舞。什纳尔、纳尔博和瓦利耶尔到场唱歌,歌颂山岳派;布朗峰区带来了勒佩勒蒂埃的胸像;一位妇女将红色无檐帽戴在议长头上,议长亲吻她;“粘球场区的女公民们”向“立法者们”掷去鲜花;“祖国的学生们”跟在乐队后面前来感谢国民公会“开创了本世纪的繁荣”;法兰西卫队区的妇女们献上了玫瑰花;香谢丽舍大街区的妇女们献上一个橡树王冠启普勒区的妇女们来到会场,宣誓“只和真正的共和派团结一致”;莫里哀区送来一枚富兰克林纪念章,国民公会决定将它挂在自由神像的王冠上;被称为“共和国之子”的孤儿院的孩子们穿着制服列队走过;九二年区的年轻姑娘们穿着白色长抱来到会场,第二天,《箴言报》就这样写道:“议长从一位年轻美女的天真无邪的手中接过一束鲜花。”演说者向群众致敬,有时还奉承群众,说:“你是不会错的,你是无可挑剔的,你是崇高的。”人民有孩子气的一面,喜欢甜食糖果。有时,叛乱穿越会场,来时气势汹汹,去时心平气和,就像罗讷河流经莱芒湖一样,进湖时污浊不堪,出湖时清澈碧蓝。

    有时情况不太平静,于是昂里奥让人将大炮抬到杜伊勒里宫门前。

    (九)

    国民公会释放出革命,同时也产生文明。它是大火炉,也是大熔炉;恐怖在锅中翻滚,进步也在锅中沸腾。从这堆杂乱的阴影中,从这些狂舞的乱云中,透射出宛若永恒法则的强烈光束。这些光束一直留在地平线上,在人民的天空中永远清晰可见,它们就是:公正、宽容、善良、理智、真理、仁爱。国民公会宣布这个伟大真理:“一位公民的自由在另一位公民的自由的开始处结束。”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归纳了人与人关系的全部内容。国民公会宣布贫穷是神圣的;残疾是神圣的——盲人和聋哑人由国家收养;未婚母亲的生育是神圣的——国民公会安慰她们,使她们振作起来;儿童是神圣的——孤儿由祖国抚养;清白无辜是神圣的——对无罪释放的被告赔偿损失。国民公会谴责贩卖黑人,废除奴隶制。它宣告公民团结,颁布义务教育法,在巴黎建立师范学校,在省会建立中心学校,在市镇建立小学。它创立了音乐戏剧学院和博物馆。它确立了统一的法典、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十进制。它建立了法国财政,以公共信贷取代了帝制下的长期破产。它为交流提供了电报,为老年人提供了养老院,为病人提供了干净的医院,为教育提供了综合工科学校,为科学提供了经度研究室,为人类精神提供了科学院。国民公会既有国家性,也有世界性。它颁布了一万一千二百一十条法令,其中三分之一涉及政治,三分之二涉及人类。它宣布普遍道德是社会的基础,普遍觉悟是法律的基础。而这一切,废除奴隶制、宣扬友爱、保护人类、匡正人心、将劳动法则变为权利,使之不再是难以承受的,而是有益的、巩固国家资产、教育儿童和救济儿童、宣扬文艺和科学、在所有的顶峰点燃光明、援助一切困苦者、宣布一切原则,国民公会做了这一切,虽然它腹中有旺代这条七头蛇,肩上有国王们这群老虎。

    (十)

    庞大的场所。这里有一切典型:人、非人、超人。这是由众多对抗组成的史诗。吉奥坦回避大卫,巴齐尔侮辱夏博,加代嘲笑圣茹斯特,韦尔尼奥蔑视丹东,卢韦攻击罗伯斯比尔,比佐揭发平等,尚邦斥责帕什,所有的人都憎恶马拉。此外还有许多人!阿尔蒙维尔,他开会时戴红色无檐帽,因此绰号是红色无檐帽,他是罗伯斯比尔的朋友,然而,为了保持平衡,他希望“在将路易十六斩首后,将罗伯斯比尔斯首”;马西厄,他是仁慈的拉穆雷特主教的同事和复制品,这位主教的名字令人想到轻浮的爱情①;莫尔比昂的勒阿尔迪,他对布列塔尼的教士们痛加斥责;巴雷尔,他依附多数派,路易十六出庭受审时,他是议长,他与帕梅拉的关系就等于卢韦与治多伊斯卡的关系;多努,他是奥拉托利会会员,曾说:“要争取时间”;迪布瓦一克朗塞,马拉曾对他耳语密谈;德-夏托纳夫俱爵、拉克洛、埃罗-德-塞谢尔,当昂里奥高呼:“炮手们,各就各位”时,埃罗-德-塞谢尔后退了;于连,他把山岳派比作塞尔莫皮尔②战役;加蒙,他希望为妇女保留一个专用席;拉卢瓦,他在会上赞扬主教戈贝尔,因为戈贝尔来到国民公会摘下主教帽,戴上红色无檐帽;勒孔特,他喊道:“看谁先还俗”;费罗,他的人头曾受到布瓦西一当格拉的敬礼,在历史上留下这个问题:布瓦西一当格拉是向人头还是向矛枪致敬?是向牺牲品还是向凶手致敬?还有迪普拉两兄弟,一个是山岳派,一个是吉伦特派,他们像谢尼埃兄弟一样相互仇恨。

    从这个讲台上发出了许多令人眩晕的话语,言者也许无意,但话语有时像革命的预言,在它们以后,事实仿佛突然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似乎对刚刚听见的话不以为然;事实似乎对话语感到气恼;灾难忿忿而来,仿佛被话语激怒了,这就好比是在山上一说话就能引起雪崩。多一个字就会引起倒坍。如果没有说话,事情就不会发生。有时事件好似具有暴躁易怒的性格。

    伊丽莎白③夫人就是这样掉脑袋的,出于演说者的话所引起的误解——

    ①拉穆雷特Lamourette与轻浮爱情l-amourtte同音。

    ②公元前五世纪的战役,波斯人大胜斯巴达人。

    ③即路易十六的妹妹。

    在国民公会,语言的放肆无度是理所当然的。在辩论中,威胁恫吓满天飞,而且相互碰撞,好比是大火中的火星。佩西翁:“罗伯斯比尔,说正题!”罗伯斯比尔:“正题就是你,佩西翁,我这就说,你等着吧。”一个声音喊道:“处死马拉!”马拉说:“马拉死了就再没有巴黎了,巴黎死了就再没有共和国了。”比佑-瓦雷恩站起来说:“我们要……”巴雷尔打断了他:“你的口气像国王……”有一天菲利波说:“有人向我拔出了枪。”奥杜安说:“议长,你叫凶手遵守秩序。”议长说:“等一等。”帕尼说:“议长我请你遵守秩序。”人们哄堂大笑。勒库安特说:“尚德布的本堂神甫状告主教福谢,因为主教不许他结婚。”一个声音说:“我就不明白,既然福谢有情妇,为什么不许别人娶老婆。”另一个声音说:“神甫,娶老婆吧!”观众也参加对话。他们对大会以亲密的“你”相称。有一大,代表吕昂走上讲台,他的屁股这半边比那半边大得多。一位旁听者喊道:“朝右边转过来呀,你不是有大卫式的半边屁股吗①?”人民就是这样随随便便地和国民公会说话。然而有一次,一七九三年四月十一日,在一片嘈杂中,议长下令逮捕了一位阻碍发言的观众——

    ①吕昂及大卫均为山岳派。大卫的画作中有相当现实主义的裸体画。

    有一天——老比奥纳罗蒂是这次会议的见证人——罗伯斯比尔发言,讲了两个小时,有时死盯住丹东——这是很严重的——有时斜眼瞧着丹东——这更糟糕。他用密集的火力猛击丹东,最后气势汹汹地说了许多充满杀气的话:“我知道谁是阴谋家,我知道谁行贿,谁受贿,我知道谁是叛徒。他们就在这个会场上。他们听见我们说话,我们看见他们,我们盯住他们。让他们瞧瞧自己头上吧,那里有法律的利剑;让他们看看自己的良心吧,那里有他们的耻辱。他们得小心点!”罗伯斯比尔说完后,丹东脸朝天花板,眯着眼睛,一支手臂从椅背上垂下,整个身体向后仰,哼哼道:

    卡代-鲁塞尔②夸夸其谈

    不长的话就叫短诗——

    ②一七九二年流行于革命军中的民歌。

    于是诅咒铺天盖地而来:“阴谋家!”“凶手!”“恶棍!”“捣乱分子!”“温和派!”人们对着布鲁多的胸像相互揭露。斥责、辱骂、挑衅。双方怒目而视,挥舞拳头,露出短枪和匕首。讲台上火光熊熊。有些人慷慨陈词,仿佛背后是断头台。人头起伏摆动,既惊恐又可怖。山岳派、吉伦特派、斐扬派、温和主义派、恐怖主义浪、雅各宾派、科尔德利派;十八位散君教士。

    所有这些人都是随风四散的青烟!

    (十一)

    人们随风摆动。

    但这是奇风。

    成为国民公会之一员,就是成为大洋中的一个波浪。大人物更是如此。推动力来自上天。国民公会中有一种意志,它是所有人的意志,又不属于任何人。这个意志是一种思想,一种无法驾驭的巨大思想,它在上空的暗处吹动。我们称它为革命。当这个思想经过时,有人被压倒,有人被抬起,有人像泡沫一样被吹走,有人撞到礁石上粉身碎骨。这个思想知道自己去哪里,而且推着深渊前行。将革命归之于人,就等于将潮汐归之于波浪。

    革命是无名氏的行动。你可以说它好或环,这要看你期望的是未来还是过去,但是你必须让做它的人去做。革命似乎是大事件和大人物相互结合而成的共同事业,其实不然,它只是事件的结果。事件在花费,付钱的是人;事件在口授,签名的是人。七月十四日签名的是卡米耶-戴穆兰,八月十日签名的是丹东,九月二日签名的是马拉,九月二十一日签名的是格雷瓜尔,一月二十一日签名的是罗伯斯比尔。然而,戴穆兰、丹东、马拉、格雷瓜尔、罗伯斯比尔不过是记录员。这些巨大卷页的非凡而阴森的撰稿人有一个名字,神,有一个面具,命运。罗伯斯比尔是信仰神的,当然!

    革命是内在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现象从四面挤压我们,我们称之为必然性。

    面对这种令人不解的、错综复杂的善行与痛苦,历史提出了: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无所知者的回答,也是无所不知者的回答。

    在这些既蹂躏文明又使之复苏的灾难性关口前,很难对细节作出判断。根据结果来责怪或赞扬人,就好比根据总数来责怪或赞扬数字。该来的一定来,该刮的风一定刮。这种劲风不会破坏永恒的宁静。真理与公正始终在革命的上方,宛如风暴之上的星空。

    (十二)

    这就是巨大的国民公会;它好比是人类在四面黑暗的袭击下所维护的营地;它好比是被包围的思想大军在黑夜里发出的火光;它好比是深渊峭壁上一座巨大的精神营地。历史上没有任何东西能与它相比,它既是议会又是群氓,既是正式选举会议又是十字街头,既是权威机关又是平民大众,既是法庭又是被告。

    国民公会始终随风而倒,但这风出自人民之四,它是神的气息。

    八十年后的今天,每当国民公会出现在人们脑海中时,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哲学家,都会停下来沉思。这些巨大的影子所到之处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幕后的马拉

    正如他对西蒙娜-埃弗拉尔所说,在孔雀街会谈的第二天,马拉就来到了国民公会。

    国民公会里有一位马拉派侯爵,路易-德-蒙托,他后来赠送国民公会一座顶上有马拉胸像的十进制座钟。

    马拉进来时,夏博刚刚走近蒙托,说道:

    “前贵族……”

    蒙托抬起眼睛:

    “为什么叫我前贵族?”

    “因为你就是前贵族。”

    “我?”

    “你不是侯爵吗?”

    “从来不是。”

    “呵?”

    “我父亲当兵,我祖父是织布工人。”

    “你胡说些什么呀,蒙托?”

    “我不姓蒙托。”

    “那你姓什么?”

    “我姓马里邦。”

    “其实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夏博说,接着又从牙缝中漏出一句话,“谁都抢着说自己不是候爵。”

    马拉在左边的走道上站住了,瞧着蒙托和夏博。

    马拉每次来都引起喧哗,但离他很远,离他近的人们则默不作声。马拉不在乎,他蔑视“沼泽里的呱呱叫声”。

    在下排阴暗的座位上,瓦兹省的库佩、普目内尔、维拉尔(主教,后来是法兰西学院院土)、布特鲁、佩蒂、普莱复水、博内、蒂博多、瓦尔德吕什都相互指着马拉。

    “瞧,马拉!”

    “他没生病?”

    “是生病了,瞧他穿着睡饱。”

    “睡袍?”

    “可不是!”

    “他这人为所欲为。”

    “竟敢穿着睡袍来国民公会?”

    “他不是戴着桂冠来过吗?当然可以穿睡抱来了。”

    “脸是铜色,牙齿是铜绿色。”

    “睡袍像是新的。”

    “什么料子?”

    “棱纹乎市。”

    “有条纹。”

    “瞧瞧翻领。”

    “是皮子。”

    “老虎皮。”

    “不,是白鼬皮。”

    “假白鼬皮。”

    “他还穿着长袜!”

    “真古怪。”

    “带扣的鞋。”

    “银扣!”

    “康布拉的木鞋是不会原谅他的。”

    其他座位上的人假装没看见马拉,谈着别的事。桑托纳克斯对迪索尔说:

    “你知道吗,迪索尔?”

    “什么?”

    “前贵族德-布里埃内伯爵。”

    “他曾经和前公爵德-维勒鲁瓦一起坐牢。”

    “不错。”

    “我认识他们两人。怎么了?”

    “他们胆战心惊,一看见监狱看守的红色无檐帽就鞠躬,有一次他们还不肯玩皮克牌,因为牌上有国王和皇后。”

    “后来呢,怎么了?”

    “昨天他们上了断头台。”

    “两个人?”

    “两个人。”

    “他们在监狱里表现得怎么样?”

    “胆小鬼。”

    “在断头台上呢?”

    “很勇敢。”

    迪索尔感慨道:

    “死比生容易呀。”

    巴雷尔正在宣读一份报告,内容是旺代的叛乱。莫尔比昂派出了九百人和一些大炮去支援南特。勒东受到农民的威胁。潘伯夫遭到攻击。海军监视船在曼德兰附近游大以防止登陆。从安格朗德到莫尔,卢瓦尔河左岸全都是保皇党的炮队。三千农民控制了波尔尼克,喊道:“英国人万岁!”巴雷尔念的是桑泰尔致国民公会的信,信的结尾如下:“七千农民攻打瓦恩,被我们击退了,我们缴获了四门大炮……”

    “多少俘虏?”一个声音打断说。

    巴雷尔继续念……附言:“我们没有俘虏,因为我们不再抓俘虏了。”

    马拉始终一动不动,他没有听,仿佛在专注地思考一件严重的事。

    他手里拿着一张纸,在手指间控揉着。谁要是展开它,就会看到莫莫罗的这几行字,它们大概是对马拉的探询的回答:——

    ①《箴言报》第十九卷,八十四页——原编者注

    对特派员的绝对权力,简直毫无办法,特别是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热尼西厄在五月六日的会议上说:“每个特派员都比国王还厉害。”但这话也无济于事。他们掌握着生死大权。昂热的马萨德-圣阿芒的特目拉尔、马尔塞将军身边的尼翁、萨布勒军中的帕兰、尼奥尔军中的米尼埃,他们都有极大的权力。雅各宾俱乐部甚至任命帕兰为准将(旅长),一切都说是形势所迫。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使主将无法行动。

    马拉将那张纸揉成一团放回衣袋,慢慢朝蒙托和夏搏走去,那两人还在聊天,没有看见他进来。

    夏博说:

    “不管你是马里邦还是蒙托,你听我说,我刚从救国委员会出来。”

    “他们在干什么?”

    “派一位教士去监视一位贵族。”

    “呵!”

    “像你这样的贵族……”

    “我不是贵族。”蒙托说。

    “派一位教士去……”

    “你这样的教士。”

    “我不是教士。”夏博说。

    两人都笑了起来。

    “你说清楚一点。”蒙托说。

    “是这样的。一位叫西穆尔丹的教士作为全权特派员被派到一位叫戈万的子爵身边去。这位子爵指挥着海岸军的远征队。因此既要防止贵族弄虚作假,也要防止教士叛变。”

    “这很简单嘛,”蒙托说,“只要事关生死就行了。”

    “我正是为这来的。”马拉说。

    他们抬起头来。

    “你好,马拉,”夏博说,“你很少来开会。”

    “医生嘱咐我沐浴。”马拉回答说。

    “别太相信沐浴了。”夏博说,“塞内克①就是沐浴时死的。”——

    ①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哲学家,曾是暴君尼禄的家庭教师,后受到尼禄贬谪,自杀而死。

    马拉微微一笑:

    “夏博,这里没有尼禄。”

    “这里有你。”一个粗嗓子说。

    这是丹东,他正经过这里去他的座位。

    马拉没有回头。

    他在蒙托和夏博两张脸中间俯下头说:

    “听我说,我来是为了一件重要的事。我们三个人中间,必须有一个人今天在国民公会上提出一项议案。”

    “我不干。”蒙托说,“他们不听我的,我是候爵。”

    “我呢,他们也不会听的,我是嘉布遣会修士。”夏博说。

    “至于我,他们也不会听的,我是马拉。”

    一阵沉默。

    马拉满腹心事,不愿回答询问,但是蒙托还是大胆地提出了问题:

    “马拉,你想要什么法令?”

    “任何军事领袖,一旦放跑了反叛分子俘虏,一律判死刑。”

    夏博插嘴说:

    “这项法令已经有了,是在四月底通过的。”

    “那就是说,有等于没有。”马拉说,“在整个旺代地区,哪里都有人放跑俘虏,而且我们也没惩罚他们的避难所。”

    “马拉,这是因为这项法令失效了。”

    “夏博,那就应该让它重新生效。”

    “当然。”

    “因此应该在国民公会上讲讲。”

    “马拉,大可不必,救国委员会就足够了。”

    “如果救国委员会在旺代的所有市镇张贴这项法令,再挑两三个惩办对象,目的不就达到了吗?”蒙托说。

    “要挑大人物,”夏博说,“挑将军。”

    马拉低声说:“的确,这就够了。”

    “马拉,”夏博又说,“你自己去找救国委员会吧。”

    马拉盯着他,即使对夏博来说,这也不是愉快的事。

    “夏博,”马拉说,“救国委员会是在罗伯斯比尔家,我不去他家。”

    “那我去吧。”蒙托说。

    “好的。”马拉说。

    第二天,救国委员会向各处发出命令,要求在旺代地区的城镇村庄张贴这项法令并严格执行:凡是与土匪及叛乱分子越狱逃跑有牵连者一律处死刑。

    这项法令只是第一步,国民公会后来走得更远。几个月以后,共和二年雾月十一日(一七九三年十一月),由于拉瓦尔城开门接纳旺代逃亡者,国民公会通过法令:任何接纳叛乱分子的城市都将被夷为平地。

    另一方面,欧洲的王公们在布伦瑞克的宣言——它是由流亡贵族授意,由奥尔良公爵的总管兰农侯爵起草的——中声明:手执武器的法国人都将被枪决;如果国王掉一根头发,巴黎将被夷为平地。

    一方是残忍,一方是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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