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狗肉将军”张宗昌率领的直鲁联军开进北京。
4月24日，张作霖以两万块大洋外加造币厂总监之职的双重诱饵收买邵飘萍的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张翰举绰号“夜壶张三”，是见利忘义，卖友求荣之徒，他打电话给邵飘萍，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滥杀名流，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少帅允诺《京报》可以照常出版。
此时，邵飘萍避处东交民巷使馆区，还算安全，可是百密一疏，他居然轻信张翰举的一通谎言，下午五时半乘坐私人汽车离开六国饭店，返回《京报》馆处理事情，两小时后即落入侦缉队在魏染胡同南口布下的陷阱，令人扼腕的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同为报人，张翰举的气节与操守与邵飘萍相差不可以道理计。
4月25日，《北京晚报》刊登了“京报馆被封”和“邵飘萍先生被捕”的消息，京城众多文化名人迅速行动，全力进行营救邵飘萍这个“社会的良心”。以杨度为首的十三位代表前往石老娘胡同求见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向众人交了底：“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处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惟此次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各方决定，余一个亦难做主。”
代表们再三恳请，张学良始终不为动容，他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此事实无挽回余地。”
张作霖杀害邵飘萍看来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营救行动遂告失败。
4月26日凌晨一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解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他死刑，所拟罪状为：京报社长邵振青，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极，实无可恕，着即执行-，以为炯戒，此令。
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凌晨四时三十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还表现了一回黑色幽默，向监刑官拱手道别，并且用满含嘲弄的语气调侃道：“诸位免送!”然后毫无惧色地哈哈大笑，直至枪声响起。
邵飘萍的传世之作有《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等，这是中国最早的新闻学著作。邵飘萍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乱世飘萍”、“一代报人”等，他用他的鲜血染红了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理想。著名报人张季鸾曾这样高度评价邵飘萍说：“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渐识飘萍，遂亦见重视报纸，飘萍声誉，以是日隆”
民国闻人多妻妾。邵飘萍也未能免俗，他有三位夫人，原配沈小奶、报人汤修慧、演员祝文秀。
1926年邵飘萍被反动军阀杀害后，其夫人汤修慧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于1928年恢复出版了《京报》。1931年9月20日，汤修慧秉承邵飘萍之气节，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向中外报道了“九一八”事变。1937年7月28日，《京报》出版最后一期，寿终正寝，结束了它19年不畏强权、秉笔直书的非凡历程。
此后，世间不再有《京报》。曾有的《京报》辉煌，成了遥远的绝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