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序
乙亥仲夏，余自旧都南归，道天津晤郭君蛰云。君语余有《诗乘》之作，且曰：“吾旧史氏也，於历朝掌故，固习闻之矣。又尝与选诗之役，有清一代，诗人之诗，涉目者泰半。是编所辑，以事为，而以诗证之。其事之击於治乱兴亡之大者，反覆其褒讥讽论，多足与官书相发明。或为官书所讳，而因诗以得其情者，亦十常三四焉。盖始辑於辛、壬之际，二十年来，迭有增缀，因循未定，意固有待。今史局讫矣，身且浸衰，诚惧并此散佚，乃恃其犹可自力於文字也而勉成之，子幸为之序。“嗟夫！诗之为史也，由来久矣。《诗》三百篇，大抵王者之迹之所存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盖古者遒人采诗，进於王朝，以考风俗之美恶，念政教之得失。诗人之以诗谏者，虽发端比兴，而缠绵悱恻、忠爱无已之情，皆可以感观兴起，故诗之道尊。自庠序之制废，民失其学，村谣里讴，荐绅先生所不道，於是诗一出於士大夫。而文纲严密，其托於讽刺者，大都谬悠离乱，其辞致不可究诘，而诗遂等於雕刻纂组、图书玩好之物，世轻之，以为无用。文人之无行者，又往往出其才藻，缘饰故实以自文，故诗之道日卑。蛰云所为书，余未得悉睹，要其意，则固以诗为史之遗也。知其人，论其世，因其行事，以考其所言，岂徒一代之典章文物与夫政教隆赖之以著，即诗人之贤不肖，亦有不可得而掩者焉。夫使贤人君子忠孝笃斐之忱，有以自见於百世之下，而倾邪讠皮险者，无所遁其形，世之人将不复比诗为末技，而诗道复尊，非《诗乘》为之乎！故乐为赘言於末。湘潭袁思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