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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江皖侯国际有湖出金。太守遣吏收取，遣门下掾奉献。验符篇。
明帝致麟、醴泉、白雉、嘉禾。金出。宣汉篇。
按明帝纪，永平十一年，漅湖出黄金。时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明帝永平十二年 公元六九 充四十三岁
永昌郡有金。验符篇。
按明帝纪，永昌郡，永平十二年置。郡国志注云：「二年。」误。
杨子山为上计吏，见三府作哀牢传，不能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兰台。佚文篇。
按：明帝纪：「永平十二年，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西南夷传曰：「罢益州西部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置哀牢、博南二县。」郡国志：「永昌郡哀牢县，永平中置，故牢王国。」
明帝永平十三年 公元七０ 充四十四岁
明帝永平十四年 公元七一 充四十五岁
帝立广陵王荆子。恢国篇。
按明帝纪，永平十四年封故广陵王荆子元寿为广陵侯。
楚王英惑于侠客，王吞药。恢国篇。
按明帝纪，永平十四年四月，楚王英卒。
明帝永平十五年 公元七二 充四十六岁
蝗虫起泰山郡，流徙郡国，荐食五谷，弥衍兖、豫，过陈留、寿张界，飞逝不集。谢承书。（后书虞延传注、书抄三十五。）
明帝永平十六年 公元七三 充四十七岁
明帝永平十七年 公元七四 充四十八岁
永平中，神雀群集，百官颂上。佚文篇。
按：东观汉记十八贾逵传曰：「永平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采，翔集京师，奉觞上寿。上召逵。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范书逵传亦云：「永平中。」
明帝时，致甘露、神雀、紫芝，离木复合。宣汉篇。
按：明帝纪：「永平十七年正月，甘露降于甘陵。是岁，甘露仍降。树枝内附，芝草生前殿。神雀五色，翔集京师。」东观汉记：「明帝永平十七年正月，夜梦见先帝太后，觉悲不能寐。明日上陵，树叶有甘露，上令百官采之。」（类聚九十八。）
明帝永平十八年 公元七五 充四十九岁
章帝建初元年 公元七六 充五十岁
建初孟年，北州连旱。明雩篇。
建初孟年，无妄气至。恢国篇、须颂篇。
岁遭气运，谷颇不登。宣汉篇。
按：章帝纪：「永平十八年，是岁牛疫，京师及三州大旱。诏勿收兖、豫、徐州田租刍稿。其以见谷赈给贫民。」又建初元年丙寅诏曰：「比年牛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
地动。恢国篇。
按章帝纪，事在建初元年三月。
第五司空，股肱国维。恢国篇。
按章帝纪，永平十八年八月即帝位，十一月第五伦为司空。
隐强侯傅，县书市里，诽谤圣政，今上海恩，犯夺爵土。恢国篇。
按后汉纪十一云：「建初元年三月丙午，傅坐骄溢，免为庶人。」
章帝建初二年 公元七七 充五十一岁
元二之间，嘉德布流。恢国篇。
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对作篇。
按章帝纪，建初二年三月辛丑诏曰：「比年阴阳不调，饥馑屡臻。」后汉纪十一，建初二年夏四月太后诏曰：「今水旱连年，民流满道，至有饿馁者。」
帝立楚王英子。恢国篇。
按楚王英传，建初二年，封英子为楚侯。
章帝建初三年 公元七八 充五十二岁
零陵生芝草五本。恢国篇、验符篇。
按章帝纪，建初三年，零陵献芝草。
章帝建初四年 公元七九 充五十三岁
夏六月，雷击杀羊五头，皆死。雷虚篇。
甘露降五县。恢国篇、验符篇。
按章帝纪，建初四年，甘露降泉陵、洮阳二县。
章帝建初五年 公元八０ 充五十四岁
芝草复生泉陵六本。黄龙见，大小凡八。验符篇、恢国篇。
按章帝纪，建初五年，零陵献芝草。有八黄龙见于泉陵。
章帝建初六年 公元八一 充五十五岁
章帝建初七年 公元八二 充五十六岁
章帝建初八年 公元八三 充五十七岁
章帝元和元年 公元八四 充五十八岁
章帝元和二年 公元八五 充五十九岁
元和二年，始用四分历，时待诏张盛、京房、志作「景房」。鲍业等以四分历请，与待诏杨岑等共课岁余。盛等所中多，四分之历，始颇施行。见后汉书章帝纪及注引续汉书。后书律历志云在永平五年。
章帝时，麒麟五十一至。御览八八九引论衡佚文。
按东观汉记，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麒麟五十一至。
元和、章和之际，此篇谓讲瑞篇。已成。讲瑞篇。
按：会稽典录云：「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故至元和、章和之际，讲瑞篇稿已成。论衡各篇，据其征引史实，而可推定其造作先后者：恢国篇、验符篇言章帝建初六年事。（芝草生六本，黄龙见。）齐世篇云：「方今圣朝，承光武，袭孝明。」佚文篇云：「孝明文雄会聚，今上即命，诏求亡失。」又云：「杨子山见三府作哀牢传不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哀牢内属，在永平十二年。既云「孝明，」又称「今上」、「圣朝」，则齐世篇、佚文篇亦于章帝时作。须颂篇言章帝建初元二年灾。讲瑞篇、指瑞篇、是应篇、治期篇、齐世篇、宣汉篇、恢国篇、验符篇、须颂篇、佚文篇并为宣汉恢国而作，故并定为章帝时所撰。谴告篇避明帝讳，称楚庄王为严王；明雩篇言章帝建初元二年灾；遭虎篇言楚王英死，按英死于永平十四年，则遭虎篇当作于明帝永平十四年以后；商虫篇言蝗起太山郡，事在建武三十一年。自然、感类、寒温、谴告、变动、明雩、顺鼓、乱龙、遭虎、商虫等篇皆属于为汉应变论灾之作，则可据谴告、明雩等篇定为章帝时作品也。程材篇言宗均为东海相，事在永平元年，则程材篇必作于永平以后；别通篇称孝明；超奇篇言孟坚为尚书郎，事在永平五年，则超奇篇必作于明帝永平五年以后；别通篇作于明帝后，章帝时也。答佞、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奇、状留等篇，俱为校量贤佞知操之作，当属于一时，则并定为章帝时作。实知篇避明帝讳称庄襄王为严襄王，则亦为章帝时作。实知、知实、定贤三篇同一旨趣，当属于一时之作。九虚、三增、谈天、说日、问孔、刺孟盖属一时。雷虚篇，雷击杀羊五头，事在建初四年，则诸篇同为建初前后之作。正说、书解、案书、对作又属一类。案书篇言班固为尚书郎，事在明帝永平五年；对作篇载建初二年奏记郡守事，则此诸篇作于章帝建初前后。逢遇、初禀等篇盖当为一时之作。吉验篇言虞延为司徒，事在永平八年，则吉验篇必作于明帝永平以后。初禀篇目见恢国篇，恢国篇作于章帝元和中，则知逢遇诸篇当作于永平以后，元和以前。唯论死、祭意等篇为祛迷讥术之作，无以推定。通览全书，可知其先后顺序之例。如初禀、寒温、谴告等篇属稿在先，则居于自然、恢国等篇之前。初禀篇目见恢国篇，初禀第十二，恢国第五十八。寒温篇目见自然篇，寒温第四十一，自然第五十四。可证。）据此，则论死以下等篇，必成于宣汉、验符诸篇之后。总上所考，则知论衡大半作于章帝时。讲瑞篇云：「此论草于永平之初。」至和帝永元中，还改定旧稿。则仲任于此书致力前后凡三十年，亦云勤矣。
章帝元和三年 公元八六 充六十岁
徒家辟难，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自纪篇。
入州为从事。自纪篇。
刺史董勤辟为从事。本传。
按自纪篇「入州为从事」句，次于「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句下，乃通前后事言之，非为从事、为功曹并一时事也。「入州为从事」，即本传所云「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自纪篇云「后入为治中」，即本传「转治中」。王充明言「徙家辟难，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则「入州为从事」当在此时也。
章帝章和元年 公元八七 充六十一岁
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自纪篇。
转治中。本传。
按：云「历年寝废」，则「转治中」与「为州从事」当隔一年，故志于此。
元和章和之际，嘉瑞奇物，同时俱应。凤皇麒麟，连出并见。讲瑞篇。
永平以来，讫于章和，甘露常降。讲瑞篇。
按：后汉纪十二：「元和二年二月凤皇集于肥。五月丙戌诏曰：『凤皇、黄龙、鸾鸟比集七郡。神雀、甘露降自京都。』」东观汉记：「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凡三年，凤皇三十九见郡国，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黄龙三十四，青龙、黄鹄、鸾鸟、神马、神雀、九尾狐、三足乌、赤乌、白兔、白鹿、白燕、白鹊、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华苹、朱草、连理，实日月不绝，载于史官，不可胜纪。」古今注：「元和二年，甘露降河南，三足乌集沛国，麒麟见陈，一角，端如葱叶，色赤黄，芝生沛，如人冠。」
章帝章和二年 公元八八 充六十二岁
罢州家居。自纪篇。
自免还家。本传。
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章帝。）特诏公交车征，病不行。本传。
谢夷吾荐充曰：「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荀，近世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谢承书。（范书本传注。）
和帝永元元年 公元八九 充六十三岁
续讲瑞篇稿。
按：讲瑞篇云：「至元和、章和之际，孝章耀德。」则其续稿，已在章帝殁后，故志于此。
和帝永元二年 公元九０ 充六十四岁
年渐七十，时可悬舆，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自纪篇。
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作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本传。
按：臧琳经义杂记四曰：后汉书王充传「充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案充所著论衡八十五篇，今本无缺，而性书失传，隋、唐志亦无著录。论衡末有自纪云：「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年渐七十，作养性之书十六篇。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以上疑用十六篇之目。）庶冀性命可延，期须不老。既晚无还，垂书示后。惟人性命，长短有期，人亦虫物，生死一时。年历但记，孰使留之？犹入黄泉，消为土灰。上自黄、唐，下臻秦、汉而来，折衷以圣道，?理于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命以不延，吁叹悲哉！」读此，可想见其书之彷佛。
年渐七十，乃作养生之书，凡十六篇。会稽典录。
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已而作，岂虚语哉？文心雕龙养气篇。
年七十余，乃作养性一十六篇。韩愈后汉三贤赞。
按：会稽典录作「养生」，「性」、「生」字通。文心雕龙养气篇作「养气」，盖养气篇为养性书之目。「年渐七十」与「七十余」义异，韩氏失之。
王充年在顺耳，道穷望绝，惧声名之偕灭，故自纪终篇。抱朴子自序。
按：六十耳顺，云「六十」者，举成数也。仲任六十二罢州家居，年渐七十，作养性书，而养性书目，已见自纪篇，则其自纪篇非六十岁时作也。
和帝永元三年 公元九一 充六十五岁
和帝永元四年 公元九二 充六十六岁
和帝永元五年 公元九三 充六十七岁
和帝永元六年 公元九四 充六十八岁
和帝永元七年 公元九五 充六十九岁
和帝永元八年 公元九六 充七十岁
永元中，病卒于家。本传。
按：永元共十六年，其云「永元中」，故志于此。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推定仲任为八十岁，梁廷灿历代名人生卒表因之，并未考也。
又按：清唐煦春上虞县志二十五下：「汉郡功曹王充墓，在县西南十四都乌石山，（据万历志。）嘉庆十二年，邑人林鉴修治，（据嘉庆志。）咸丰五年，林鼎臣、谢简廷重修立石。」
论衡校释附编三
论衡旧评
抱朴子：书抄一百、御览五九九。谢尧卿东南书士，说王充以为一代英伟，御览作「世说王充一代英伟」。汉兴以来未有充比。若所著文，时有小疵，犹邓林之枯枝，若沧海之流芥，未易贬也已。
谢承书：范书本传注。夷吾荐充曰：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
会稽典录：三国志吴志虞翻传注。山阴朱育曰：「王景兴以渊妙之才，超迁临郡，思贤嘉善，乐采名俊，问功曹虞翻曰：『曾闻士人叹美贵邦旧多英俊，功曹好古，宁识其人邪？』翻对曰：『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络绎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盘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据人情之归极。』」
抱朴子：事文类聚别集二。王充好论说，始诡异，终有理。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笔类，着论衡八十五篇。蔡邕入吴，始得之，秘玩以为谈助。后王朗得其书，时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
袁山松书：范书本传注。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
抱朴子：书抄九八、御览六０二。王充所著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常到江东得之，叹其文高，度越诸子。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论更远，嫌得异书。或搜求至隐处，范书本传注引作「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捉取数卷持去，伯喈曰：「惟吾与汝共之，弗广也。」
抱朴子喻蔽篇：抱朴子曰：「余雅谓王仲任作论衡八十余篇，为冠伦大才。」有同门鲁生难余曰：「夫琼瑶以寡为奇，碛砾以多为贱，故庖牺卦不盈十，而弥纶二仪；老氏言不满万，而道德备举。王充著书，兼箱累)，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属辞比义，又不尽美。所谓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贤，徒见述作之品，未闻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谓窜巢穴之沉昧，不知八弦之无外；守灯烛之霄曜，不识三光之熀朗；游潢洿之浅狭，未觉南溟之浩污；滞丘垤之位卑，不悟嵩、岱之峻极也。两仪所以称大者，以其涵括八荒，缅邈无表也；山海所以为富者，以其包龙旷阔，含受杂错也。若如雅论，贵少贱多，则穹隆无取乎宏焘，而旁泊不贵于厚载也。夫尺水之中，无吞舟之鳞；寸枝之上，无垂天之翼；蚁垤之巅，无扶桑之林；潢潦之源，无襄陵之流。巨鳌首冠瀛洲，飞波凌乎方丈，洪桃盘于度陵，建木竦于都广，沉鲲横于天池，云鹏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骇，不能细其响；黄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骐騄追风，不能近其迹；鸿鹄奋翅，不能卑其飞。云厚者雨必猛，弓劲者箭必远。王生学博才大，又安河乎？吾子云：『玉以少贵，石以多贱。』夫玄圃之下，荆、华之巅，九员之泽，折方之渊，琳琅积而成山，夜光焕而灼天，顾不善也？又引庖牺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繇大易，而加之礼乐；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过于庖牺，多于老氏，皆当贬也？言少则至理不备，辞寡则庶事不畅，是以必须篇累卷积，而纲领举也。羲和升光以启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并生而异用，百药杂秀而殊功。四时会而岁功成，五色聚而锦绣丽，八音谐而萧、韶美，群言合而道艺辨。积猗顿之财，而用之甚少，是何异于原宪也？怀无铨之量，而著述约陋，亦何别于琐碌也？音为知者珍，书为识者传，瞽旷之调钟，未必求解于同世，格言高文，岂患莫赏而减之哉？且夫江海之秽物不可胜计，而不损其深也；五岳之曲木不可訾量，而无亏其峻也。夏后之璜，虽有分毫之瑕，晖曜符彩，足相补也；数千万言，虽有不艳之辞，事义高远，足相掩也。故曰四渎之浊，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讥之：『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发口为言，着纸为书，书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书事，若用笔不宜杂载，是论议当常守一物。昔诸侯访政，弟子问仁，仲尼答之，人人异辞。盖因事托规，随时所急。譬犹治疾之方千百，而针灸之处无常，却寒以温，除热以冷，期于救死存身而已，岂可诣者逐一道，如齐、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财不一物者，丰也；云梦、孟诸所生万殊者，旷也。故淮南鸿烈，始于原道、俶真，而亦有兵略、主术；庄周之书，以死生为一，亦有畏牺慕龟，请粟救饥。若以所言不纯而弃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疗湿痹而刖足，患荑莠而刈谷，憎枯枝而伐树也。」
后汉书本传：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刘知几史通自叙曰：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通释曰：恐作「转滋」。抵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二子类杂家曰：论衡三十卷。王先谦曰：袁本四无「十」字。后汉王充仲任撰。王充好论说，始如诡异，终有实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蔡邕得之，秘玩以为谈助云。汉世文章，温厚尔雅，及其东也，已衰。观此书与潜夫论、风俗通义之类，比西京诸书，骤不及远甚，乃知世人之言不诬。
高似孙子略卷四曰：论衡者，汉治中王充所论著也。书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其为言皆叙天证，敷人事，析物类，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详，详则礼义莫能核，而精辞莫能肃而括，几于芜且杂矣。汉承灭学之后，文、景、武、宣以来，所以崇励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学者向风承意，日趋于大雅多闻之习，凡所撰录，日益而岁有加，至后汉盛矣，往往规度如一律，体裁如一家，是足以隽美于一时，而不足以准的于来世。何则？事之鲜纯，言之少择也。刘向新序、说苑奇矣，亦复少探索之功，阙论定之密，其叙事有与史背者不一。二书尚尔，况他书乎！袁崧后汉书云：「充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见之，以为谈助。」「谈助」之言，可以了此书矣。客有难充书烦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为珍；龙少鱼众，少者为神乎？」充曰：「文众可以胜寡矣。人无一引，吾百篇；人无一字，吾万言。为可贵矣。」予所谓乏精核而少肃括者，正此谓欤？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论衡三十卷。汉上虞王充仲任撰。肃宗时人，仕为州从事治中。初著书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蔡邕、王朗初传之时，以为不见异人，当见异书。自今观之，亦未见其奇也。
王应麟困学纪闻十诸子曰：论衡盖蔡中郎所秘玩，而刘氏史通序传篇。讥之曰：「充自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名胜仲，字鲁卿。亦曰：「充刺孟子，犹之可也。至诋訾孔子，以系而不食之言为鄙，以从佛肸、公山之召为浊；又非其脱骖旧馆，而惜车于鲤；又谓道不行于中国，岂能行于九夷？具见问孔篇。若充者，岂足以语圣人之趣哉？」即二说观之，此书非小疵也。吕南公谓：「充饰小辩以惊俗，蔡邕欲独传之，何其谬哉？」
吕南公题王充论衡后：事文类聚别集二。传言蔡伯喈初得此书，常秘玩以助谈。或搜其帐中，见之，辄抱以去。邕且叮咛戒以勿广也。嗟乎！邕不得为贤儒，岂不宜哉！夫饰小辩以惊俗，充之二十万言既自不足多道，邕则以欲独传为过人之功，何谬如之？良金美玉，天下之公宝，为其贵于可用耳。小夫下人，偶获寸片，则卧握行怀，如恐人之弗知，又兢兢于或吾寇也。而金玉果非天下所无，信以充书为果可用乎？孰御天下之同贵？有如不然也，邕之志虑，曾小夫下人之及耶！
黄氏日抄五七诸子三：王充尝师班彪，博学有独见。既仕不偶，退而作论衡二十余万言。蔡邕、王朗尝得其书，皆秘之以为己助。盖充亦杰然以文学称者。惜其初心发于怒愤，持论至于过激，失理之平，正与自名「论衡」之意相背耳。如谓穷达皆出于命，达者未必贤，穷者未必不肖，可矣。乃推而衍之，至以治和非尧、舜之功，败亡非桀、纣之罪，亦归之时命，焉可乎？义见治期篇。甚至讥孔、孟义见问孔篇、刺孟篇。而尊老子；义见自然篇。抑殷周而夸大汉；义见宣汉、恢国等篇。谓龙无灵；谓雷无威；义见龙虚、雷虚篇。谓天地无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生虮虱；义见物势、自然等篇。欲以尽废天地百神之祀，虽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死无知，不能为鬼，而忽蔑之。义见论死、订鬼、祀义、祭意等篇。凡皆发于一念之怨愤，故不自知其轻重失平如此。至其随事各主一说，彼此自相背驰，如以十五说主土龙必能致雨，见乱龙篇。他日又曰「仲舒言土龙难晓」。见案书篇。如以千余言力辩虎狼食人非部吏之过矣，见遭虎篇。他日又曰「虎狼之来，应政失也」。见解除篇。凡皆以不平之念，尽欲更时俗之说，而时俗之说之通行者，终不可废。矫枉过正，亦不自觉其衡决至此也。惟其辩讹正谬，有裨后学见闻。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八九流绪论中：王充氏论衡八十四篇，其文猥冗尔沓，世所共轻，而东汉、晋、唐之间特为贵重。蔡邕秘弗视人；葛洪赞弗容口；刘子玄槌提班、马不遗余力，而独尊信是书。三子皆鸿生硕彦，目无古今，乃昌歜羊枣，异代同心，何哉？秦汉以还，圣道陆沉，淫词日炽，庄周、列御，邹衍、刘安之属，捏怪兴妖，不可胜纪。充生茅靡澜倒之辰，而独岌然自信，攘背其间，虚点增，订讹斮伪，诐淫之旨，遏截弗行，俾后世人人咸得藉为口实，不可谓非特立之士也。故伯喈尚其新奇，稚川大其宏洽，子玄高其辩才。特其偏愎自是，放言不伦，稍不留心，上圣大贤，咸在诃斥。至于问孔、刺孟等篇，而辟邪之功，不足以赎其横议之罪矣。近世诮充太甚，若何氏、沈氏诸说，或未足以大服其衷，故余稍为次其功罪，以折衷后之君子。
又曰：中郎以论衡为谈助，盖目为稗官野史之流；且此编骤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秘之帐中，如今人收录异书，文固非所论也。自论衡不甚称后世，究竟举主，多归咎中郎者，余特为一洒之。
又曰：汉王氏论衡烦猥琐屑之状，溢乎楮素之间，辩乎其所弗必辩，疑乎其所弗当疑。允矣！其词之费也。至精见越识足以破战国以来浮诡不根之习，则东、西京前，邈焉罕睹。当时以新特而过称之，近世以冗庸而剧诋之，匪充书异习也，骤出于秦、汉之间，习闻于伊、洛之后，遇则殊也。而宋人穷理之功，昭代上儒之效，亦着矣。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一二０子部三０杂家类四：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充字仲任，上虞人。自纪谓在县为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又称元和三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卢江，后为治中。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其书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录无书，实八十四篇。考其自纪曰：「书虽文重，所论百种。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纔出百，而云太多。」然则原书实百余篇，此本目录八十五篇，已非其旧矣。充书大旨，详于自纪一篇，盖内伤时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虚伪，故发愤著书。其言多激，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誖矣！又露才扬己，好为物先，至于述其祖父顽很，以自表所长，傎亦甚焉！其它论辨，如日月不圆诸说，虽为葛洪所驳，载在晋志，然大抵订讹砭俗，中理者多，亦殊有裨于风教，储泳袪疑说、谢应芳辩惑篇不是过也。至其文反复诘难，颇伤词费，则充所谓：「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众，簿籍不得少；失实之事多，虚华之语众，指实定宜，辨争之言，安得约径」者，固已自言之矣。充所作别有讥俗书、政务书，晚年又作养性书，今皆不传，惟此书存。儒者颇病其芜杂，然终不能废也。高似孙子略曰：「袁山松后汉书载：『充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见之，以为谈助。』谈助之言，可以了此书矣。」其论可云允惬。此所以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欤。
四库全书，乾隆读王充论衡：向偶翻阅诸书，见有王充论衡，喜其识博而言辩，颇具出俗之识，其全书则未之览也。兹因校四库一书，始得其全卷而读之，乃知其背经离道，好奇立异之人，而欲以言传者也。夫欲以言传者，不衷于圣贤，未有能传者也。孔、孟为千古圣贤，孟或可问，而不可刺，充则刺孟而且问孔矣。此与明末李贽之邪说何异？夫时命坎坷，当悔其所以自致坎坷耳，不宜怨天尤人，诬及圣贤。为激语以自表，则己有犯非圣无法之诛。即有韪其言者，亦不过同其乱世惑民之流耳，君子必不为也。且其死伪篇以杜伯之鬼为无，而言毒篇又以杜伯之鬼为有，似此矛盾处，不可屈指数，予故辟而诃之。读论衡者，效其博辩，取其轶才，则可；效其非圣灭道，以为正人笃论，则不可。乾隆戊戌孟秋。
学海堂四集谭宗浚论衡跋：论衡三十卷，后汉王充仲任撰。是书四库全书已著录。其纯驳不一处，经刘知几、晁公武、高似孙、吕南公、黄东发、郎瑛诸人指摘外，固已无庸赘述。揆其阙谬，约有数端：一曰论人之失。如谓尧溷舜浊，见逢遇篇。谓老子、文子德似天地之类是也。见自然篇。一曰论事之失。如谓周公不当下白屋礼士，见语增篇。按：充谓此事非实，非谓周公不当。谓李斯、商鞅为奉天行诛之类是也。见祸虚篇。一曰论理之失。如谓鬼神为无凭，谓祸福不关于天命之类是也。见论死、订鬼、祸虚、福虚等篇。一曰论物之失。如谓日月为不圆，见说日篇。土龙不能致雨之类是也。见死伪篇、案书篇。其踳驳讹谬，自相矛盾者，犹不可枚举。盖文士发愤著书，立词过激，大抵然矣。然充此书虽近于冗漫，而人品则颇高。当其时谶纬方盛，异说日兴，而充独能指驳偏谬，剖析源流，卓然不为浮论所惑，其识见有过人者。又阴、窦擅权之际，明、章邪政之初，不闻藉学问以求知，托权门以进取，其淡然荣利，不逐时流，范史特为取之，有以也。且其中议论甚详，颇资证据。其足考古事者；如谓尧为美谥，见须颂篇。则三代以前之谥法。引孔子云：「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见对作篇。则足见孔门之轶事。引公孙尼子、漆雕子、宓子诸家之言，见本性篇。按汉志，公孙尼子二十八篇，漆雕子十二篇，宓子十六篇，则足见古时之旧说。谓论语之篇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者，取怀持之便，见正说篇。则足见古人书册之制。谓始皇未尝至鲁，见实知篇。谓孔子至不能十国，见儒增篇。则足订太史公之误。此皆足考古事者也。其足考当时之事者：如谓古人井田，民为公家耕食，今量租刍何意？一岁使民居更一月，何据？年二十三傅，十五赋，七岁头钱二十三，何缘？则足证当时之食货。谓有尉史、令史，无承长史，何制？两郡移书曰「敢告卒人」，两县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何状？赐民爵八级，何法？名曰簪褭、上造，何谓？吏上功曰「伐阅」，名籍墨将，何指？皆足证当时之文案。吏衣黑衣，宫阙赤单，何慎？疑。服革于腰，佩刀于左，何人备？着絇于履，冠在于首，何象？并见谢短篇。则足证当时之儒服。以及所称邹伯奇、袁太伯、袁文术、周长生等见案书篇。后汉文苑传皆未载。所称郁林太守张孟尝，见别通篇。近人广东通志表皆未载。验符篇言甘露降泉陵、零陵、洮阳、始安、冷道五县，今后汉书仅称零陵、洮阳二县。吉验篇言陈留东莞人虞延位至司徒，今后汉书实作「东昏人」。此皆足考当时之事者也。更有进者。史称充不为章句之学，疑其于训诂必无所解。今观是书所引，则经学宏深，迥非后人所及。如引康诰云：「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见初禀篇。以「冒」字属下为句，则与赵岐孟子注合。「我旧云孩子。」见本性篇。「刻子」作「孩子」，则与今文尚书合。谓康王德缺于朝，故诗作，见谢短篇。则与鲁诗说合。引尚书大传曰：「烟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风雨不时，霜雪不降，责于天公。臣杀主，蘗多杀宗，五品不训，责于人公。城郭不缮，沟渠不修，水泉不隆，水为民害，责于地公。」见顺鼓篇。则与韩诗外传之说合。「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礿祭。」见祀义篇。则与荀氏说合。按：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揖荀爽易注无说。谓成王欲以礼葬周公，天为感动。见感类篇。则与汉书梅福传、后汉书寇荣传合。他如引毛诗「彼姝者子」，传云：「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见率性篇、本性篇。按今毛传不见此文。引诗云：「乃眷西顾，此为予度。」见初禀篇。按此三家无此说。引礼记：「水潦降，不献鱼鳖。」谓水潦暴下，龙蛇化为鱼鳖，臣子敬其君父，故不敢献。见无形篇。引论语：「浴乎沂，风乎舞雩。」为雩祭之事。见明雩篇。皆与古义稍殊。知其说必有所本。夫以不为章句之人，而经义深通尚如此，则当时专经之士，其淹博该洽可知矣。至刘勰文心雕龙养气篇云：「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已而作，岂虚也哉？」按今书并无此篇名，此则或出于充他所著述之书，或即论衡中之一篇，而近时佚去，亦未可定。亦犹管、晏、吕览诸书，经后人窜乱，往往与古本相殊也。若其意浅语冗，过于凡近，则充自纪篇所称「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言则无不可晓，旨则无不可赌」者，早已自知之，而自言之，兹不赘云。
黄式三儆居集四读子集一读王仲任论衡：后汉王仲任充、王节信符、仲长公理统同传，范氏论此三子，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赞曰：「管视好偏，群言难一，救朴虽文，矫迟必疾。」然则节信潜夫论、公理昌言，传录其要略，而独不录论衡，岂非以仲任之书矫枉过正之尤甚邪！读其书，问孔、刺孟，谬矣。汉世以灾异免三公，欲矫其说，而谓灾变非政事所召，复谬矣。讥时之厚葬，遂申墨子薄葬之说，而谓人死无知，不能为鬼，抑又谬矣。物之灵者蓍龟，皆死而有知，人独无知乎？而仲任所详言者天命，其说之遗误后人，而不可不辩者，尤在此也。人之命有三：有定命，有遭命，有随命。随命者，随行为命，遏恶扬善之道也。人生初之所禀，寿有长短，遇有富贵贫贱，是为定命，孟子所谓「正命」也。长平之坑，老少并陷，万数之中，必有长命未当死之人；宋、卫、陈、郑同日灾，四国之民，必有禄盛未当衰之人，是谓遭命，遭天之变，天绝人民也。洪范言考终命，凶短折，非独为自触祸者戒，抑亦虑皇极之不建也乎！以是知三命之说，杂见诸书，而白虎通言之已详，盖可信矣。仲任详言命之一定不可易，遂申老子天道自然之说，而谓遏恶扬善，非天之道；且谓国祚之长短，不在政事之得失。其将以易、春秋所纪，诗、书所载，天人交格之义，皆为虚语乎？仲任师事班叔皮，书中盛称班孟坚，而孟坚所撰白虎通，辩驳固多，于命义篇既引传之言三命，宜信而不信乎？书偁论衡，非衡之平也。君子之言，将以俟百世而不惑，不尚矫情以立论。
十七史商榷三六：后汉书应劭传曰：「应劭撰风俗通，以辩物类名号，识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又曰：「甄纪异知，虽云小道，亦有可观。」按劭，汉俗儒也；风俗通，小说家也。蔚宗讥其不典，又云异知小道，可谓知言。王充传云：「着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此与风俗通品题略同，尤为妙解。盖两书正是一类，皆摭拾謏闻，郢书燕说也。
刘熙载艺概：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范史讥三子好申一隅之说，然无害为各自成家。
又曰：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故不独蔡中郎、刘子玄深重其书，即韩退之之性有三品之说，亦承藉于其本性篇也。
意林周广业注：论衡之成，人固有嫌其太繁者，抱朴子辩之详矣。汉末王景兴、虞仲翔辈俱盛称之。而蔡中郎直秘为谈助，或取数卷去，亟戒勿广，其珍重如此。宋儒乃以为无奇，且訾其义乏精核，词少肃括。此又稚川所谓守灯烛之辉，游潢污之浅者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故仲任自言论衡以一言蔽之曰：「疾虚妄。」虽间有过当，然如九虚、三增之类，皆经传宿疑，当世盘结，其文不可得略，况门户栌椽，各置笔砚，成之甚非易事。时会稽又有吴君高作越纽录，周长生作洞历，仲任极为推服，赵长君作诗细，蔡中郎以为长于论衡。见后汉书赵晔传。今越绝书，说者谓即越纽，而二书皆佚不传，可惜也。
陈鳣策对四：王符之潜夫论，王充之论衡，仲长统之昌言，自成一家之言，不愧三贤之目。
臧琳经义杂记十六：范书王充传：「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师事班彪，好博学而不守章句。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着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隋志杂家二十九卷，唐志三十卷，今本同。读其书，好辨论，喜逞机锋，蔡伯喈秘以为谈助，不虚矣。其友谢夷吾拟之扬、刘、司马，非其伦也。九虚、三增以祸福感应皆不实，经传之文多增饰，然则德不必修，恶不必戒，圣贤之言不足凭，此岂所谓信而好古者耶？非韩是矣。问孔、刺孟语多有得罪名教者。盖充资性虽敏，学力未深，故据其臆见，肆其私言，而不自知其非也。其破往古之妖妄，订时俗之忌讳，颇足取焉。可见世之陋习，自东汉已深矣。若明雩、顺鼓、正说、书解，略得经子端绪，兼存汉儒旧义，又为不可不读之书。余或揣摩秦、仪，文似小说，又每以词华之士，为优于章句之儒，见书解篇。皆其所蔽也。学者以此为汉人著述中有古文故事，可节取为考索之助，则颇有益。若论其本书大体，似逊于诸子。此书素名重，殆因蔡、王一时之珍秘耳。见本传注引袁山松后汉书。范书载其着论衡，造性书外，无他表见，止当入文苑、儒林，而范氏特为大传，岂亦因论衡欤？
赵坦宝甓斋札记：王充论衡立说乖戾，不足道。其所引尚书，时有古解。
梁章巨退庵随笔卷十七：王充论衡，四库亦列之杂家。纪文达师谓充生当汉季，愤世嫉俗，作此书以劝善黜邪，订讹砭惑，大旨不为不正，然激而过当，至于问孔刺孟，无所畏忌，转至于不可以训，瑕瑜不掩，当分别观之。按昔人以论衡为枕中秘，名流颇重其书，惟其议论支离，文笔冗漫，实不类汉人所为，故余每窃疑其膺作。近阅杭大宗世骏集中，有论王充一篇，直指其自誉而毁祖父为不孝，又引陈际泰诫子书，至以村学究刻画所生，其端实自王充发之云云。则所论尤为严正，又不在区区文字之间矣。
章炳麟国故论衡原道上：断神事而公孟言无鬼，尚裁制而公孙论坚白，贵期验而王充作论衡，明齐物而儒名、法不道天志。晖按：此明王充本道家。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文心雕龙情采篇：「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
又论式篇：后汉诸子渐兴，讫魏初几百种。然深达理要者，辨事不过论衡，议政不过昌言，方人不过人物志，三家差可以攀晚周。其余虽娴雅，悉腐谈耳。
又检论卷三学变：汉、晋间学术则五变：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神人大巫也。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故扬雄变之以法言。法言持论至岂易，在诸生间峻矣。王逸因之为正部论，以法言杂错无主，然己亦无高论，正部论原书已亡，诸家援引，犹见大略。顾猥曰：「颜渊之箪瓢，则胜庆封之玉杯。」艺文类聚七十三、御览七百五十九引。欲以何明？而比拟违其伦类，盖忿悁之亢辞也。华言积而不足以昭事理，故王充始变其术曰：「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也。」见自纪篇。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尟有能逮者也。然善为蜂芒摧陷，而无枢要足以持守，惟内心之不光颎，故言辩而无继。
孙人和论衡举正序：自嬴秦焚坑而后，古籍荡然。汉代所收，十仅一二。加之谶纬纷作，殽乱群经，尚论恢奇，标举门户。或废视而任听，或改古以从今，卒致真伪杂糅，是非倒植。仲任生当两汉之交，匡正谬传，畅通郁结。九虚、三增，启蒙砭俗；自然所论，颇识道原。虽间逞胸臆，语有回穴，要皆推阐原始，不离于宗。至若征引故实，转述陈言，可以证经，可以考史，可以推寻百家。其远知卓识，精深博雅，自汉以来，未之有也。
张九如与章士钊书：「论衡用客观的眼光，批评史事，鞭辟入里，实为中国有数之作品，惟嫌其中多琐碎处。公正校读论衡，期蔚成本邦逻辑之宗，则公于此书，已下过明辨工夫，请即指示其中最精到者，俾便启示学子。」章士钊答书：吾家太炎，曾盛称论此书，谓其「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检论学变篇。允哉斯言！或谓充之所为，有破无立，「其释物类也，好举形似以相质正，而其理之一者，有所未明」。韩性论衡序。不知书以「衡」名，其职即于权物而止。至天人之际，政学之微，直摅己见而成一系统者。充别有一书曰政务，惜不传矣。韩生所云，非能概充之全书也。此编看似碎细，然持论欲其密合，复语有时不可得避，一观欧文名著，自悟此理。邦文求简，往往并其不能简者而亦去之，自矜义法。曾涤生谓古文不适于辨理，即此等处。充文布势遣词，胡乃颇中横文灾矱？殊不可解。钊既就此书而钩稽者，乃是最要一点。清初湖北熊伯龙以读八股文之法读论衡，妄事割截，别为编列，号无何集，即是未明此窍之故。君以琐碎为嫌，钊窃忧之。充书通体一律，难言孰最精到。若初学未能尽读，则天、日、龙、虎等义，暂为略去，而注重于九虚、三增也可。实知、知实二首，开东方逻辑之宗，尤未宜忽！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十一号。以上总评。
文心雕龙论说篇：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
文选刘孝标辩命论：性命之道，穷通之数，夭阏纷纶，莫知其辩，仲任蔽其源，子长阐其惑。
旧唐书吕才传，才叙禄命曰：谨案史记宋忠、贾谊讥司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又案王充论衡云：「见骨体而知命录，睹命禄而知骨体。」此即禄命之书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寻，本非实录。但以积善余庆，不假建禄之吉；积恶余殃，岂由劫杀之灾？皇天无亲，常与善人，福祸之应，其犹影响。故有夏多罪，天命剿绝；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学也禄在，岂待生当建学？文王勤忧损寿，不关月值空亡；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历阳成湖，非独河魁之上；蜀郡炎疗，岂由灾厄之下？今时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以上评命禄、命义等篇。
章炳麟国故论衡下辨性上：儒者言性有五家：无善无不善，是告子也；善，是孟子也；恶，是孙卿也；善恶混，是杨子也；善恶以人异殊上中下，是漆雕开、世硕、公孙尼、王充也。五家皆有是，而身不自明其故，又不明人之故，务相斩伐；调之者又两可。独有控名责实，临观其上，以析其辞之所谓，然后两解。人有八识，其宗曰「如来臧」。以「如来臧」无所对奄，忽不自知，视若胡、越，则眩有万物。物各有其分职，是之谓「阿罗耶」。「阿罗耶」者，「臧万有」既分，即以起「末那」。「末那」者，此言「意根」。「意根」常执「阿罗耶」以为我，二者若束芦相依以立，「我爱」、「我慢」由之起。「意根」之动，谓之「意识」。物至而知接，谓之眼、耳、鼻、舌、身识。彼六识者，或施或受，复归于「阿罗耶」。「臧万有」者，谓之「初种」；六识之所归者，谓之「受熏之种」。诸言性者，或以「阿罗耶」当之，或以「受熏之种」当之，或以「意根」当之。漆雕诸家，亦以「受熏之种」为性。我爱、我慢其在意根，分齐均也，而意识用之有偏胜，故受熏之种有强弱，复得后有即仁者鄙者殊矣。虽然人之生未有一用爱者，亦未有一用慢者。慢者不过欲尽制万物，物皆尽，则慢无所施，故虽慢，犹不欲荡灭万物也。爱者不过能近取，譬人搤我咽，犹奋以解之，故虽爱，犹不欲人之加我也。有偏胜，则从所胜以为言，故曰有上中下也。去尘埃抪覆，则昏不见泰山；建绛帛万端，以围尺素，则白者若赤。物固有相夺者，然其质不可夺。漆雕之徒不悟，而偏执其一，至以为无余，亦过也。以上评本性篇性有三品。
临安志：事文类聚十一。王充论衡以为水者地之血脉，随气进退。此未之尽。大抵天包水，水承天，而一元之气，升降于太虚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与元气升降。方其气升而地沉，则海水溢上而为潮；及其气降而地浮，则海水缩而为汐。以上评书虚篇「水者地之血脉」。
朱子曰：调燮类编。雷虽只是气，必有形。据此则雷斧雷字之说，理或有之。必泥王充论衡，则非敬天之道也。
黄式三儆居集杂着三对王仲任雷虚问：雷果为天怒乎？天之有雷，所以宣阳出滞，不得尽谓之天怒也。在易于豫言作乐，而其象为雷出地奋。天有雷，人有钟鼓，一而已矣。然礼言君子之道，遇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论语记圣人之事曰：「迅雷风烈，必变。」雷之迅，其战陈之钟鼓也耶？儒者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游，雷震恐惧修省，心懔懔于此，而汉王仲任专辄发论，以明雷之非天怒。此说也，固非儒者所敢道，顾其言善诘辩，多端发难，不有以破之，疑于其义，而求敬天之诚，弗可得也。仲任之意曰：雷所击人，问其罪，或甚小也，世有大辜，天胡不击之？天不击之，是天不怒也。式三曰：天之诛恶，不尽以雷，凡降灾于不善者，皆天之怒矣，而雷尤显者耳。传曰：「有钟鼓曰代，无曰侵。」人之怒不尽用钟鼓，天之怒，何独用雷也？仲任之辩又曰：人君不空喜怒，雷之怒有时不杀人，不折败物，是天有空怒也。空则妄，妄则失威，天胡若是耶？式三曰：天以好生为心，而示之以变，所以冀人之反身省察，终于免谴而已，岂必主于杀伤哉？且天之怒，有人事之感焉，抑有阴阳之薄焉。阴薄阳而激为雷，阴之锢者厚，阳之激者益力。激之益力，其发之也声大以远而急疾，因之有调燮之意者所当思也。仲任之辩又曰：雷为天怒，雨之澍濡者，必为天喜。喜怒不同时，雷起常与雨俱，曷知其为怒也？式三曰：雷迅者雨必暴，雷既震怒，雨亦非甘霖。雨，阴也。雷，阳也。疾风、迅雷、甚雨，其阴阳相激之极也乎！今夫天烜之以日，照之以月，凡所以生物者，天之喜也。阴之气盛，将害于生生之道，天因是而有怒，怒已而雷息，即天之喜也。当其震击则怒耳。然而天之杀物以秋冬，而雷常怒于夏，仲任因是益疑焉。曰：以天统言之，一阳始于子，盛于巳，至午未之月阴生，而雷之鸣益迅，阳怒而敌阴也；仲秋而雷收声者，力不能敌阴，则阳退而伏，以保其性也。若以人统言之，阳始寅终未，雷卯震而卯遯，其盛于六阳之未月，抑亦宜矣。孔子所谓「行夏之时」，非以人统之得天乎？仲任胡不思之也？仲任以雷为虚，而福虚、祸虚大说误亦类此，而其罪至于慢天。以上评雷虚篇。
广弘明集二七樊孝谦答沙汰释李诏表：刘向之信洪宝，殁有余责。王充之非黄帝，此为不朽。以上评道虚篇。
俞樾湖楼笔谈七：古人文字喜为已甚之辞，称其早慧，则曰颜渊十八天下归仁；语其晚成，则曰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王充有语增之篇，非无见也。以上评语增篇。
史通惑经篇：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论语群经，多所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
笔丛九流绪论：论衡之问孔，序意甚明，以仲尼大圣，其语言应迹有绝出常情者，当时门弟子不能极问，故设疑发难，以待后人之答。藉在孔门固好学之一事，第词间伤直，旨或过求，此充罪也。刘子玄辈不能详察，遽从而效之，以讥诋圣人，至尧、舜、禹、汤咸弗能免，犹李斯之学荀况也。
梁玉绳瞥记五：论衡问孔篇最无忌惮，王充之为人，必傲愎不可近。他若说孔子畏阳虎，却行流汗，见物势篇。亦犹庄生称孔子谒盗跖，尚得以寓言戏谈置之。充又言夷、齐以庶兄夺国饿死，今本佚，见意林引。不知何据。以上评问孔篇。
邵博曰：经义考二百三十二。大贤若孟子，其可议乎？后汉王充乃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删孟。刺孟出论衡，韩退之赞其闭门潜思，论衡以修矣，则退之于孟子醇乎醇之论，亦或不然也！以上评刺孟篇。
钱塘淮南天文训补注：王充不信盖天。不知天以辰极为中，地以昆仑为中，二中相值，俱当在人西北。人居昆仑东南，视辰极则在正北者，辰极在天，随人所视，方位皆同，无远近之殊，处高故也；昆仑在地，去人有远近，则方位各异，处卑故也。不妨今天下在极南，自在地东南隅也。以上评谈天篇「方今天下，以极言之，不在东南」。
晋书天文志：亦见隋志。浑天理妙，学者多疑。汉王仲任据盖天之说，以驳浑仪云：「旧说『天转从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随天而转，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过十里，天地合矣。实非合也，远使然耳。今视日入，非入也，亦远耳。当日入西方之时，其下之人，亦将谓之为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为出，远者为入矣。何以明之？今试使一人把大炬火，夜半行于平地，去人十里，火光灭矣。非灭也，远使然耳。今日西转，不复见，是火灭之类也。日月不员也，望视之所以员者，去人远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员，在天何故员？」故丹阳葛洪释之曰：「浑天仪注云：『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如车毂之运也。』诸论天者虽多，然精于阴阳者少。「少」字据隋志补。张平子、陆公纪之徒，咸以为推步七曜之道，以度历象昏明之证候，「以」字据隋志补。校以四八之气，考以漏刻之分，占晷景之往来，求形验于事情，莫密于浑象者也。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观天者曰：『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崔子玉为其碑铭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伟艺，与神合契。』盖由于平子浑仪及地动仪之有验故也。若天果如浑者，则天之出入，行于水中，为的然矣。故黄帝书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者也。』又易曰：『时乘六龙。』夫阳爻称龙，龙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也，又出入水中，与龙相似，故以比龙也。圣人仰观府察，审其如此，故晋卦坤下离上，以证日出于地也。又明夷之卦，离下坤上，以证日入于地也。需卦干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当有何损，而谓为不可乎？故桓君山曰：『春分日出卯入酉，此乃人之卯酉。天之卯酉，常值斗极为天中。今视之乃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时，日出入乃在斗极之南。若如磨右转，则北方道远，而南方道近，昼夜漏刻之数，不应等也。』后奏事待报，坐西廊庑下，以寒故，暴背。有顷，日光出去，不复暴背。君山乃告信盖天者曰：『天若如推磨右转而日西行者，其光景当照此廊下稍而东耳，不当拔出去。拔出去，是应浑天法也。浑为天之真形，于是可知矣。』然则天出入水中，无复疑矣。又今视诸星出于东者，初但去地小许耳。渐而西行，先经人上，后遂西转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没，无北转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谓天磨右转者，日之出入亦然，隋志无此句，是。疑涉上文衍。众星日月，宜随天而回，初在于东，次经于南，次到于西，次及于北，而复还于东，不应横过去也。今日出于东，冉冉转上，及其入西，亦复渐渐稍下，都不绕边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谓为不然者，疏矣。今日径千里，围周三千里，中足以当小星之数十也。若日以转远之故，但当光曜，不能复来照及人耳，宜犹望见其体，不应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体又大于星多矣。今见极北之小星，而不见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转远之故，不复可见，其北入之间，隋志「北」作「比」，是。应当稍小，而日方入之时乃更大，此非转远之征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将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把火之隋志「之」下有「人」字。去人转远，其光转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渐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谬矣。又日之入西方，视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横破镜之状，须臾沦没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转北去有半者，隋志无「有半」二字，是。其北都没之顷，宜先如竖破镜之状，不应如横破镜也。如此言之，日入西方，隋志作「北方」，是也。不亦孤孑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远矣。月盛之时，虽有重云蔽之，不见月体，而夕犹朗然，是月光犹从云中而照外也。「月」字据隋志增。日若绕西及北者，其光故应如月在云中之状，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则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昼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应日亦入而星月亦出也。下「亦」字，隋志无。又按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阴阳之余气也。』夫言『余气』也，则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顾当言日阳精生火者可耳。隋志无「阳」字。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则亦何得尽如日月之员乎？今火出于阳燧，阳燧员而火不员也；水出于方诸，方诸方而水不方也。又阳燧可以取火于日，而无取日于火之理，此则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诸可以取水于月，而无取月于水之道，此则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远，故视之员。』若审然者，月初生之时，及既亏之后，何以视之不员乎？初学记天部月条引抱朴子曰：「王生云：『月不圆』者，月初生及既亏之后，视之宜如三寸镜，稍稍转大，不当如破环渐渐满也。」而日食或上或下，从侧而起，或如钩至尽。若远视见员，不宜见其残缺左右所起也。此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矣。」
贺道养浑天记：御览二、事类赋一。近世有四术，一曰方天，兴于王充；二曰轩夜，起于姚信；三曰穹天，闻于虞昺。皆臆断浮说，不足观也。
卢肇海湖赋前序：唐文粹五。日傅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随之。古人或以日如平地执烛，远则不见。何甚谬乎？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自朔之后，月入不尽，昼常见焉，以至于望；自望之后，月出不尽，昼常见焉，以至于晦。见于昼者，未尝有光，必待日入于海，隔以应之。
卢肇海潮赋后序唐文粹五。自古说天有六：一曰浑天，张衡所述。二曰盖天，周髀以为法。三曰宣夜，无所法。四曰安天，虞喜作。五曰昕天，姚信作。六曰穹天。虞耸作。自盖天以下，盖好奇徇异之说。其增立浑天之术，自张平子始，言天包于地，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言不及浑天而乖诞者，凡五家：庄子、逍遥篇。玄中记、王仲任论衡、言日不入地。山经、释氏言四天。并无证验，不可究寻。王仲任徒肆谈天，失之极远，桓君山攻之已破，此不复云。
杨炯浑天赋：唐文粹卷四。有为宣夜之学者曰：天常安而不动，地极深而不测。有称周髀之术者曰：阳动而阴静，天迥而地游，天如倚盖，地若浮舟。太史公盱衡而告曰：言宣夜者，星辰不可以阔狭有常；言盖天者，漏刻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径一，远近乖于辰极；东井南箕，曲直殊于河汉。明入于地，仲任言日不入地。葛稚川所以有辞；候应于天，桓君山由其发难。以上评说日篇。
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文德之论，发诸王充论衡，论衡佚文篇：「文德之操为文。」又云：「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杨遵彦依用之魏书文苑传：「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而章学诚窃焉。以上评佚文篇「文德之操」。书解篇云：「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着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文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亦发挥「文德」之义。
又检论六，原教：诸奉天神地祇物□者，皆上世之左道，愚陋下材之所拥树。独奉人鬼为不诬耳。人之死，由浮屠之言，中阴不独存，必生诸趣。庄生乐焉而说其传薪。唯儒家公孟亦言无鬼，见墨子公孟篇。王充、阮瞻传其说以为典刑，独未知变化相嬗之道也。言有鬼则为常见。徒言无鬼不知中阴流转则为断见。以上评论死、死伪等篇。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二十二论王充：范史之传充曰：「充少孤，乡里以孝称。」杭子曰：夫孝者己有善不敢以为善，己有能不敢以为能，曰：「是吾先人之所留遗也。是吾祖若父之所培植而教诲也。」乡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谓孝已。」而吾所闻于充者有异焉。充细族孤门，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雠众多。祖父泛，贾贩为事，生子蒙及诵，任气滋甚，在钱塘勇势凌人，诵即充父也。充作论衡，悉书不讳，而乃特创或人问答，扬己以丑其祖先。其尤甚之辞，则曰：「母骊犊骍，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牓奇人。夫禹圣也，而繇恶；舜神也，而叟顽。」使禹谓圣于繇，舜谓神于叟，则禹与舜将不得为神圣，矧复以繇为恶，以叟为顽，而挂诸齿颊，着之心胸，笔之简牍，即禹亦且不免于恶，舜亦且不免于顽，虽甚神圣，焉得称孝？充知尚口以自誉而已。唐刘子玄氏谓「责以名教，斯三千之罪人。」旨哉言乎！吾取以实吾言矣。且夫言立将以垂教也，论衡之书虽奇，而不孝莫大，蔡邕、王朗、袁山松、葛洪之徒，皆一代作者，寻其书而不悟其失，殆不免于阿私所好。而范晔又不孝之尤者，随而附和之，而特书之以孝。呜呼！孝子固讦亲以成名乎？
又曰：充之立论，固不可以训，而吾特申申辨之不已者，岂以招其过也？盖有所绳尔。临川陈际泰，小慧人也，而闇于大道，作书诫子，而以村学究刻画其所生，禾中无识之徒，刊其文以诏世，而以斯语冠诸首简，承学之士，胥喜谈而乐道之。嗟乎！人之无良，壹至于此乎！而其端实自王充发之。充自矜其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审若斯谈，匹如中风病易之夫，谵諵不已，不待听其终而已莫不非而笑之者。不谓后世且有转相仿效之徒，流传觚翰，则此坏人心而害世道莫此为甚也。且充不特敢于疮疵先人，而亦欲诬蔑前哲，颜路讥其庸固，孔、墨谓其祖愚，始以解免其贱微，而既乃挤贤圣而扳之，此其弊，庸讵止诡于众而已哉？以上评自纪篇。
论衡校释附编四
王充的论衡见现代学生第一卷，四、六、八、九期。
胡适
王充字仲任，是会稽上虞人。他生于建武三年。公历二七。他的家世很微贱，他的祖父是做「贾贩」的，故人笑他「宗祖无淑懿之基」。他后来到京师做太学的学生，跟班彪受业。他也曾做过本县本郡的小官。元和三年，公历八六。他已五十九岁了，到扬州做治中。章和二年，公历八八。罢州家居，他从此不做官了。后汉书本传说他「永元中病卒于家」。大概他死时在公历一百年左右。他著书很多，有讥俗节义十二篇，不传。是用俗话做的，又有政务一书，是谈政治的书，不传。又有论衡八十五篇。今存，但阙招致篇。他老年时做了养性书十六篇。不传。论衡末卷有他的自叙一篇，可以参看。
王充的时代——公历二七至一００——是很可注意的，这个时代有两种特别色彩。第一，那时代是迷信的儒教最盛行的时代。我们看汉代的历史，从汉武帝提倡种种道士迷信以后，直到哀帝、平帝、王莽的时候，简直是一个灾异符瑞的迷信时代。西汉末年最特别是谶纬的书。谶字训验，是一种预言，验在后来，故叫做谶。纬是对于经而言，织锦的纵丝为经，横丝为纬，图谶之言都叫做纬书，以别于经书。王莽当国的时候，利用当时天人感应的迷信，造作了「麟凤龟龙众祥之瑞七百有余」，还不够用。于是他叫人造作许多预言的「符命」。孺子婴元年，（公历六年）孟通浚井，得白石，上有丹书，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自此以后，符命繁多，王莽一一拜受。初始元年，（公历八年）有一个无赖少年，名叫哀章，造作铜匮，内藏图书，言王莽为真天子。到黄昏时候，哀章穿着黄衣，捧着铜匮，到高庙里，交给守官。官闻奏，王莽遂亲到高庙拜受金匮。明年，莽遂做皇帝。图谶的起源很有政治和宗教的意味。汉初的儒生用天人感应的儒教来做那「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事业。后来儒教总算成功了，居然养成了皇帝的尊严，居然做到了「辩上下，定民志」的大功。王莽生在儒教已成功之后，想要做皇帝，很不是容易的事。他不能不利用这天人感应的宗教来打破人民迷信汉室的忠心。解铃还须系铃人，儒教造成的忠君观念，只有儒教可以打破。王莽、刘歆一班人拼命造假的经书和假的纬书，正是这个道理。王莽提倡经术，起明堂，灵台，辟雍，求古逸书，即是叫人造假书。添设博士员，——骗得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称颂他的功德。这是儒教的第一步成功。他那七百多种的祥瑞——白雉，凤皇，神爵，嘉禾，甘露，醴泉，禾长丈余，一粟三米，——骗得他的九锡。九锡是当时九百零二个大儒根据「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所定的古礼。这是儒教的第二步成功。平帝病了，王莽又模仿周公「作策请命于泰畤，载璧秉圭，愿以身代，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不幸平帝没有成王的洪福，一病遂死了。王莽却因此做了周公，「居摄践阼，如周公故事」。这是儒教第三步成功。但是儒教的周公究竟不曾敢做真皇帝。王莽没有法子，只好造作符命图谶，表示天命已归周公，成王用不着了。于是这个新周公乃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民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明年，遂「顺符命，去汉号」。读策的时候，王莽亲执小皇帝的手，流涕歔欷，说道：「昔周公摄位，终得复于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这出戏遂唱完了。这是儒教的第四步大成功。
这是图谶符命的起源。光武帝中兴，也有许多图谶。李通造谶曰：「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又强华奏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七之际火为主。」光武遂即帝位。故光武很相信这些说谶的人，甚至用图谶来决定嫌疑。后汉书桓谭传，又郑兴传。光武末年，公历五七。初起灵台，明堂，辟雍，又宣布图谶于天下。明帝、公历五八至七五。章帝七六至八八。继续提倡这一类的书，遂使谶纬之书布满天下。汉人造的纬书，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都是说「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说是自初起到孔子九位圣人增演出来的。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都说是孔子所作。七经纬是：易纬六种，书纬五种，诗纬三种，礼纬三种，乐纬三种，孝经纬二种，春秋纬十三种。详见后汉书樊英传注。这种书的作伪的痕迹，很容易看出。据尹敏光武时人。说：「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后汉书尹敏传。其实单看那些纬书的书名——钩命决，是类谋，元命苞，文耀钩，考异邮等等，——也就可以晓得那些书的鄙陋可笑了。又据张衡说：
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也。
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
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后汉书张衡传。
这四条证据都是作伪的铁证。但是汉朝的君主和学者都是神迷了心窍，把这些书奉作神圣的经典，用来改元定历，决定嫌疑。看律历志中屡引图谶之处可证。这种荒谬可笑的迷忌，自然要引起一般学者的反抗。桓谭、郑兴、尹敏在光武时已极力攻击图谶的迷信。尹敏最滑稽，他攻击图谶，光武不听，他就也在谶书的阙文上补了一段，说：「君无口，为汉辅。」光武问他，他说：「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光武也无可如何。桓谭攻击图谶，光武大怒，说他「非圣无法」，要把他拿下去斩首。但是迷信已深，这几个人又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当时的天人感应的儒教，郑兴、尹敏都是信灾异之学的，桓谭略好。故不能发生效果。王充也是这种反抗运动的一个代表。不懂得这个时代荒谬迷忌的情形，便不能懂得王充的哲学。
上文说的谶纬符瑞等等的道士迷信，即是儒教迷信。是公历一世纪的第一种特别色彩。但是那时代，又是一个天文学发展时代。刘歆的三统历是儒教的天文学，是王莽时代的天文学。建武八年，公历三二。已有朱浮、许淑等人请修改历法。从永平五年六二。到元和二年，八五。是四分历和三统历竞争最烈的时代。四分历最后战胜，遂得颁行。八五。当两派争胜的时候，人人都尽力实地测候的工夫。谁的效验最优，谁便占胜利。故杨岑候月食成绩比官历优，政府就派杨岑署理弦望月食官。六二。后来张盛、景防等用四分法与杨岑比课，一年之中，他们候月食的成绩比杨岑多六事，政府就派他们代杨岑署理月食官。六九。四分历所以能颁行，全靠他的效验远胜太初历。后来贾逵与王充年岁略相同，死于公历一０一，年七十二。用这种实验的方法，比较新旧两历，得结果如下：
以太初历考汉元，前二０六。尽太初元年，前一０四。日朔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三日。旧历成绩比新历好。
以太初历考太初元年，尽更始二年，二四。日朔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新历成绩比旧历好。
以太初历考建武元年，二五。尽永元元年，八九。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历，十七得朔，三得晦，二得二日。新历成绩比旧历好。
又以新历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新历成绩很坏。
实测的结果指出一个大教训：「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有异世之术，太初历不能下通于今，新历不能上得汉元。」
这种实验态度，是汉代天文学的基本精神。太初历的成立，在于效验；（见上章。）四分历的成立，也在于效验。这种效验是真确可靠的，不比那些图谶纬书的效验是邈茫无稽的。这种科学的态度，在当时自然不能不发生一点影响。王充生在这个时代；他著书的时候，正当四分历与太初历争论最烈的时期。论衡著作的时期很可研究。讲瑞篇说：「此论草于永平之初，……至元和、章和之际，孝章耀德天下。」又恢国篇记章帝六年事，称今上；宣汉篇也称章帝为今上；齐世篇称章帝为方今圣明。据此可见论衡不是一个时代做的。大概这书初起在永平初年，当公历六十余年，正在四分法初通行的时候。后来随时增添修改，大部分当是章帝时著作。直至和帝初年还在修改，故有称孝章的地方。此书最后的修正，当在公历九十年左右，四分历已颁行了。此书的著作与修正，前后共需三十年。但此后还有后人加入的地方，如别通篇提及蔡伯喈。蔡邕生于公历一三三年，王充已死了三十多年了。此外尚有许多加入的痕迹。但论衡大体是公历六十年至九十年之间做的。这是大概可以无疑的。他又是很佩服贾逵的人，又很留心当时天文学上的问题，如说日篇可为证。故不能不受当时天文学方法的影响。依我看来，王充的哲学，只是当时的科学精神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故不懂得当时的科学情形，也不能了解王充的哲学。
王充的哲学的动机，只是对于当时种种虚妄和种种迷信的反抗。王充的哲学的方法，只是当时科学精神的表现。
先说王充著书的动机。他自己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佚文篇。
他又说：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自纪篇。
他又说：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悦虚妄之文。何则？事实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今吾不得已也。」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杂糅。以情言之，吾心岂能忍哉？……人君遭弊，改教于上；人臣愚惑，作论于下。实得，则上教从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后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对作篇。
他又说：
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俗传蔽惑，伪书放流。……是反为非，虚转为实，安能不言？俗传既过，俗书又伪。若夫……淮南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鲁阳战而日暮，援戈挥日，日为却还。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濆涌，笔手扰，安能不论？同上。
这几段都可写出王充著书的动机。他的哲学的宗旨，只是要对于当时一切虚妄的迷信和伪造的假书，下一种严格的批评。凡是真有价值的思想，都是因为社会有了病纔发生的。王充所谓「皆起人间有非」。汉代的大病就是「虚妄」。汉代是一个骗子时代。那二百多年之中，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荒唐的神话，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荒谬的假书。我们读的古代史，自开辟至周朝，其中也不知道有多少部分是汉代一班骗子假造出来的。王莽、刘歆都是骗子中的国手。谶纬之学便是西汉骗子的自然产儿。王充对于这种虚妄的行为，实在看不上眼。我们看他「心濆涌，笔手扰」，「吾不得已也」，「吾岂能忍哉」的语，便可想见他的精神。他的书名是「论衡」。他自己解释道：「论衡，论之平也。」自纪。又说：「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衡即是度量权衡的衡。即是估量，即是评判。论衡现存八十四篇，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批评的文章。最重要的如：
书虚、第十六。道虚、二四。语增、二五。儒增、二六艺增、二七。对作八四。等篇，都是批评当时的假书的。
问孔、二八。非韩、二九。刺孟三十。是批评古书的。
变虚、十六。异虚、十八。感虚、十九。福虚、二十。祸虚、二一。龙虚、二二。雷虚二三。是批评假书中纪载的天人感应的事的。
寒温、四一。谴告、四二。变动、四三。招致第四四篇，今阙。四篇，是从根本上批评当时儒教的天人感应论的。
讲瑞、五十。指瑞、五一。是应五二。是批评当时的祥瑞论的。
死伪、六三。纪妖、六四。订鬼、六五。四讳、六八。□时、六九。讥日、七十。卜筮、七一。难岁、七三。诘术七四。等篇，是批评当时的许多迷信的。
论衡的精神只在「订其真伪，辨其实虚」八个字。所以我说王充的哲学是批评的哲学，他的精神只是一种评判的精神。
现在且说王充的批评方法。上文我说王充的哲学只是当时科学的方法适用到天文学以外的问题上去。当时的天文学者最注重效验，王充的批评方法也最注重效验。他批评当时的灾异学派说：
变复之家不推类验之，空张法术惑人君。明雩。
他是属于自然主义一派的道家的，说见下。但他嫌当时的自然学派也不注重效验的方法。他说：
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故自然之说未见信。自然。
他又说：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知实。
他的方法的根本观念，只是这「效验」两字。他自己说：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唯圣心贤意，方比物类，为能实之。薄葬。
我们若要懂得王充说的「效验」究竟是什么，最好是先举几条例：
（例一）儒者曰：「日朝见，出阴中。暮不见，入阴中。阴气晦冥，故没不见。」如实论之，不出入阴中。何以效之？
夫夜，阴也，气亦晦冥。或夜举火者，光不灭焉。……火夜举，光不灭，日暮入，独不见，非气验也。
夫观冬日之入出，朝出东南，暮入西南。东南西南非阴，古以北方为阴。何故谓出入阴中？
且夫星小犹见，日大反灭，世儒之论虚妄也。说日。
（例二）雷者，太阳之激气也。……盛夏之时，太阳用事，阴气承之。阴阳分争，则相较轸，较轸则激射。激射为毒，中人，辄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坏。人在木下屋间，偶中而死矣。何以验之。
试以一斗水灌冶铸之火，气激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体。天地为炉大矣，阳气为火猛矣，云雨为水多矣，分争激射，安得不迅？中伤人身，安得不死？……
雷者，火也。何以验之？这两句，今本倒置，今以意改正。以人中雷而死，即询其身，中头则须发烧燋，中身则皮肤灼，临其尸，上闻火气，一验也。道术之家以为雷烧石色赤，投于井中，石焦井寒，激声大鸣，若雷之状，二验也。人伤于寒，寒气入腹，腹中素温，温寒分争，激气雷鸣，三验也。当雷之时，雷光时见，大若火之耀，四验也。当雷击时，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验也。
夫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雷虚。
古文「效」与「验」可以互训。广雅释言：「效，验也。」吕览察传篇注、及淮南主术注，验，效也。王充的效与验也只是一件事。效验只是实验的左证。这种左证，大略可分为两种：（一）是从实地考察本物得来的。如雷打死人，有烧焦的痕迹，又有火气，又如雷能燔烧房屋草木，都属于这一种。（二）是本物无从考验观察，不能不用譬喻和类推的方法，如阴中气可举火，又可见星，可以推知日入不是入阴气中；又如用水灌火能发大声，激射中人能烧灼人，可以推知雷为阴气与阳气的激射，这都属于第二类。第一种效验，因当时的科学情形，不容易做到。只有天文学在当时确能做到了。医学上的验方也是如此。王充的书里，用这种实地试验的地方，比较的很少。他用的效验，大都是第二种类推的效验。他说的「推类验之」与「方比物类」都是这一类的效验。这种方法，从个体推知个体，从这物推知那物，从名学上看来，是很容易错过的。但是有时这种类推法也很有功效。王充的长处在此，他的短处也正在此。
这种重效验的方法，依我看来，大概是当时的科学家的影响。但是科学家的方法固然注重证验，不过我们要知道证验是科学方法的最后一步。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要能疑问。第二步是要能提出假设的解决。第三步方纔是搜求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设。王充的批评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倡这三种态度：疑问，假设，证据。他知道单有证验是不够用的，证验自身还须经过一番评判，方纔站得住。例如墨家说鬼是有的，又举古代相传杜伯一类的事为证验。墨子明鬼篇。王充驳道：
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智者之心。薄葬。
这一段说立论的方法，最痛快，最精彩。王充的批评哲学的精神，只是注重怀疑，注重心意的「诠订于内」。诠订就是疑问，就是评判。他自己说论衡的方法是：
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对作。
看他先说「考之以心」，后说「效之以事」，可见他的方法最重心意的诠订，效验不过是用来帮助心意提出的假设，使他立脚得住。不曾诠订过的证验，王充说：「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有时诠订已分明，便可不须再求证验，也能成立。例如汉儒说上古圣王太平之世，厨房里自生肉脯，像一种蒲扇摇动生风，寒凉食物，使他不腐败，故名萐脯。王充驳道：
太平之气……能使厨自生肉萐，何不使饭自蒸于甑，火自燃于灶乎？……何不使食物自不?？何必生萐以风之乎？是应。
儒者又说尧时有蓂荚夹阶而生，月朔生一荚，至十五日而十五荚；十六落一荚，至月晦落完。王充驳他道：
夫起视堂下之荚，孰与悬历日于扆坐旁，顾辄见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娱王者，须起察乃知日数，是生烦物以累之也。且荚，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虽质，宫室之中，草生辄耘，安得生荚而人得经月数之乎？同上。
儒者又说尧时有草名屈轶，生于庭，见了佞人便能指出。王充驳道：
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圣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复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惮烦也？……经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人含五常，音气交通，且犹不能相知；屈轶，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则太平之时草木踰贤圣也。同上。
王充书里这一类的怀疑的批评最多，往往不用证验，已能使人心服。有时他的怀疑或假设，同普通的信仰相去太远了，不容易使人领会信从，那时他方纔提出证验来。如上文所引「日不入阴中」及「雷者火也」两个假设。
总之，王充在哲学史上的绝大贡献，只是这种评判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表现，便是他的怀疑的态度。怀疑的态度，便是不肯糊里胡涂的信仰，凡事须要经我自己的心意「诠订」一遍，「订其真伪，辨其虚实」，然后可以信仰。若主观的评判还不够，必须寻出证据，提出效验，然后可以信仰。这种怀疑的态度，并不全是破坏的，其实是建设的。因为经过了一番诠订批评，信仰方纔是真正可靠的信仰。凡是禁不起疑问的信仰，都是不可靠的。譬如房屋建在散沙上，当不住一阵风雨，就要倒了。
汉代的许多迷信都挂着「儒教」的招牌。许多极荒谬的书，都假托儒家所谓圣人做的。这种虚妄诈伪的行为，和当时人迷信假书的奴性，引起了王充的怀疑态度。王充明明的说当时有许多书是假造的。他说：
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贤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谓短书不可信用。汉代的古书，长二尺四寸，后出新书篇幅减短，仅长一尺，故名短书。看论衡正篇说。……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着殊略之名。书虚。
他又说：
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盛溢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对作。
他不但怀疑那些假造的书，并且攻击当时儒生说经的种种荒谬。他说：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妄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早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正说。
我们知道当时经师的荒谬，便知道王充说的「五经并失其实」，并非过当的责备。正说篇引当时说经家的话：「春秋二百四十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怪不得王充要痛骂。
王充不但攻击当时的经师，就是古代的圣贤，也逃不了他的批评。他有问孔、非韩、刺孟三篇，我们可引他对于孔子的态度作例：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问孔。
我们虽不必都赞同他的批评，有许多批评是很精到的，例如他批孟子「王何必曰利」一节。但这种「距师」、「伐圣」的精神，是我们不能不佩服的。
王充生平最痛恨的就是当时的天人感应的儒教。从前天文学还在幼稚时代，把人类看作与天地并立的东西，把人看得太重要了，人类遂妄自尊大，以为「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皆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董仲舒语。善政可招致祥瑞，恶政必招致灾异。汉书天文志说的「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可以代表这种迷信。王充所以能打破这种迷信，大概是受了当时天文学进步的影响。天文家测候天象，渐渐的知道宇宙有无穷的大，人类在这个大宇宙之中，真算不得什么东西。知道了人类的微细，便不会妄自尊大，妄想感动天地了。正如王充说的：
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逆顺横纵，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筳不能鸣钟，而萤火不爨鼎者，何也？钟长而筳短，鼎大而萤小也。以七尺之细形，感皇天之大气，其无分铢之验，必也。变动。
天文学的进步，不但打破人类妄自尊大的迷误，又可使人知道天行是有常度的，是自然的，是不会受人事的影响的。王充说：
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六月，月亦一食。五六月，湖北局本作「五十六月」。按说日篇云：「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蚀，蚀之皆有时。」故改正。西汉天文家测定五个月又二十三分之二十为一个月食之限，故知「五十六月」必误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治期。又寒温篇：「水旱之至，自有期节，百灾万变，殆同一曲。」与此同。
这种议论，自然是天文学发达时代的产物。古代荀子也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王充的话，竟可算是荀子的天论新得了科学的根据。
王充说：「日月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王充对于一切灾异，都持这个态度。我们只能举一条最痛快的驳论，不能遍举了。他说：
世之圣君莫若尧、汤。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如谓政治所致，则尧、汤恶君也。如非政治，是运气也。运气有时，安可请求？世之论者，犹谓「尧、汤水旱，水旱者时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审然，何用致湛？……世审称尧、汤水旱，天之运气，非政所致。夫天之运气，时当自然，虽雩祭请求，终无补益。而世又称汤以五过祷于桑林时，立得雨。夫言运气，则桑林之说绌；称桑林，则运气之论消。世之说称者，竟当何由？救水旱之术，审当何用？明雩。
以上所述，大半都是侧重批评破坏一方面的。王充的绝大贡献就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思想若不经过这一番破坏的批评，决不能有汉末与魏、晋的大解放。王充的哲学是中古思想的一大转机。他不但在破坏的方面打倒迷信的儒教，扫除西汉的乌烟瘴气，替东汉以后的思想打开一条大路；并且在建设的方面，提倡自然主义，恢复西汉初期的道家哲学，替后来魏、晋的自然派哲学打下一个伟大的新基础。
我们且看王充哲学的建设方面。
自从淮南王失败后，自然派的哲学被儒教的乌烟瘴气遮住了，竟不能发展。祗有道家的一小支派——炼金炼丹的神仙家——居然与天人感应的儒教拉得拢来，合成汉代儒教的一部分。汉武帝与刘向便是绝好的例。但道家理论一方面的天道自然观念，与天人感应的儒教根本上不能兼容，故无人提倡。直到王充起来，他要推翻那天人感应的迷信，要打破那天人同类的天道观念，（Anthropomorphism）不能不用一种自然的天道观念来代他。试看他的谴告篇说：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变复之家，损皇天之德，使自然无为转为人事，故难听之也。
看这寥寥的几句，可见王充的天道论与他的反对迷信是有密切关系的。又可见他的天道论是从道家哲学里面产生出来的。物势篇说：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则人生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矣。……何以验之？如天故生万物，当令其相亲爱，不当令之相贼害也。或曰：「五行之气，天生万物。以万物含五行之气，五行之气更相贼害。」曰：「天自当以一行之气生万物，令之相亲爱，不当令五行之气反使相贼害也。」或曰：「欲为之用，故令相贼害。贼害，相成也。……金不贼木，木不成用；火不烁金，金不成器，故诸物相贼相利，含血之虫相胜服、相啮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气使之然也。」曰：「天生万物欲令相为用，不得不相贼害也，则生虎狼蝮蛇及蜂虿之虫皆贼害人，天又欲使人为之用耶？……凡万物相刻贼，含血之虫则相服，至于相啖食者，自以齿牙顿利，筋力优劣，动作巧便，气势勇桀。若人之在世，势不与适，力不均等，自相胜服。以力相服，则以刃相贼矣。夫人以刃相贼，犹物以角齿爪牙相触刺也。力强，角利，势烈，牙长，则能胜；气微，爪短，则诛；胆小，距顿，则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战有胜负。胜者未必受金气，负者未必得木精也。物势。
看这一大段的主意，只是要推翻当时天人同类的「目的论」。（Teleology）老子、庄子、慎到、淮南子一系的哲学，无论怎样不同，却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不承认天是有意志的，有目的的。王充也只是攻击一个「故」字。淮南子说的「智故」、「故曲」，现在俗话说的「故意」，即是故字的意义。天地是无意志的，是无目的的，故不会『故』生人，也不会『故』生万物。一切物的生死变化，都是自然的。这是道家哲学的公同观念。王充的自然哲学和古代的自然哲学不同之处，就在王充受了汉代思想的影响，加上了一个『气』的观念。故说：「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故说：
试依道家论之。天者，普施气。……夫天之不故生五谷丝麻以衣食人，由同犹。其有灾变不欲以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气自变而人畏惧之。……如天瑞为故，自然焉在？无为何居？自然。
自然主义的天道观解释万物的生长变化，比那目的论的天道观满意得多了。王充说：
草木之生，华叶青葱，皆有曲折，象类文章。谓天为文章，复为华叶乎？宋人或刻木为楮叶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如孔子之言，万物之叶自为生也。自为生也，故生并成。如天为之，其迟当若宋人刻楮叶矣。观鸟兽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为乎？……春观万物之生，秋观其成，天地为之乎？物自然也？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必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并为万万千千物乎？诸物之在天地之间也，犹子在母腹中也。母怀子气，十月而生，鼻、口、耳、目、发、肤、毛理、血脉、脂腴、骨节、爪齿，自然成腹中乎？母为之也？偶人千万，不名为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自然。
这一段论自然主义和目的论的优劣，说得明白。我们试想一个有意志的上帝，在这个明媚的春光里，忙着造作万物，「已拼腻粉涂双蝶，更着雌黄滴一蜂」，杨诚斋诗。请问这种宇宙观能使我们满意吗？即使有人能承认这种目的论的天道观，即使有人能承认这个「无事忙」为造化者，那么，天地之间万物互相残杀，互相吞吃——大鱼吃小鱼，人又吃大鱼，蚊虫臭虱又咬人——难道这都是这个造化者的意志吗？
王充的自然论一方面要打破一个「故」字，一方面要提出一个「偶」字，故是目的论，偶是因缘论。故他再三说「人偶自生」，「物偶自生」，偶即是无意志的因缘凑合的。他说：
长数仞之竹，大连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见举持，或遗材而遭废弃。非工技之人有爱憎也，刀斧之加「之加」二字，湖北本作「加」字，今依下文改。有偶然也。蒸谷为饭，酿饭为酒。酒之成也，甘苦异味；饭之熟也，刚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意异也，手指之调有偶适也。调饭也，殊筐而居；甘酒也，异器而处。虫堕一器，酒弃不饮；鼠涉一筐，饭捐不食。夫百草之类，皆有补益。遭医人采掇，成为良药；或遗枯泽，为火所烁。等之金也，或为剑戟，或为锋铦。同之木也，或梁于宫，或柱于桥。……幸偶。
凡人操行有贤有愚，及遭祸福，有幸有不幸。举事有是有非，及触赏罚，有偶有不偶。并时遭兵，隐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伤。中伤未必恶，隐蔽未必善，隐蔽幸，中伤不幸。幸偶。
王充把天地间一切现象和一切变化都看作无意识的因缘偶合，这种幸偶论，一方面是他的自然主义的结果，一方面又是他的命定论的根据。道家本是信命定说的。儒家虽然注重人事，但孔子的天道观念也是自然主义，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信天道自然无为，故儒家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孟子也是信命天论的。儒家只有一个荀子不信命。看他的天论与非相篇。老、庄一系没有不信命的。庄子更说得详细。墨家信仰一个有意志又能赏善罚恶的天，故不能不反对有命说。墨子说：
执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固且罚，非暴固罚也。」……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墨子非命上。
汉代的儒生要造出一种天人感应的宗教来限制当时的君权，故不能不放弃「原始的儒教」的天命论，换上墨教的「天志」论。古代儒教的天命论，是如孟子说的「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篇。孟子又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篇。这种命定主义与道家「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正没有一点分别。汉代的新儒教表面上也信天命，但他的天命已不是孟子「莫之致而至，殀寿不贰」的命，乃是孟子最反对的那个「谆谆然命之」的天命。这种「谆谆然命之」的天命论，并不是儒家的遗产，乃是墨家的信条。汉代一切春秋派、洪范派、诗派、易派的天人感应论，都含有这个有意志，能赏罚，能用祥瑞灾异来表示喜怒的天帝观念。
王充因为要推翻这「谆谆然命之」的天命，故极力主张那「莫之致而至」的命。他说命有两种：（一）是禀气厚薄之命，（二）是所当触值的命。气寿篇。分说如下：
第一，禀气的命。「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气寿。「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夭之命，以立长短之形。……用气为性，性成命定。体气与形骸相抱，生死与期节相须。形不可变化，命不可加减」。无形。这一种命，王充以为就是「性」。故他说：「用气为性，性成命定。」他又解释子夏「死生有命」一句道：「死生者，无象于天，以性为主。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则寿命短，短则夭死。故言有命，命即性也。」命义。这一种命，简单说来，只是人受生的时候，禀气偶然各有不同。人所受的气，即是性，性即是命，这种命是不可加减的。
第二，触值的命。这一种是从外面来的。人禀气也许很强，本可长寿，但有时「遭逢外祸累害」，使他半途夭折。这种外来的累害，属于触值的命。王充说：「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动之类，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内。……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马践根，刀镰割茎，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类，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捐饭之味与彼不污者钧，以鼠为害，弃而不御。君子之累害，与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饭，同一实也。俱由外来，故为累害。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福祸之至，幸不幸也。」累害。王充这样说法，把祸福看作偶然的遭逢，本是很有理的。参看上文引的幸偶篇。可惜他终究不能完全脱离当时的迷信。他解说「富贵在天」一句话道：「至于富贵所禀，犹性所禀之气，得众星之精。众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贵象则富贵，得贫贱象则贫贱，故曰在天。……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赀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命义。这种说法，便远不如触值遭逢说的圆满。富贵贫贱与兵烧压溺，其实都应该归到外物的遭逢偶合。王充受了当时星命骨相迷信的影响，他有骨相篇，很赞成骨相的迷信。故把富贵贫贱归到星位的尊卑大小，却不知道这种说法和他的逢遇、幸偶、累害等篇是不相容的。既说富贵定于天象，何以又说福祸由于外物的累害呢？
王充的命定论，虽然有不能使人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们都可以原谅他，因为他的动机只是要打破「人事可以感动天道」的观念。故他极力提倡这种「莫之致而至」的命定论，要人知道死生富贵贫贱兵烧压溺都是有命的，是不能改变的。他要推翻天人感应的宗教，故不知不觉的走到极端，主张一种极端的有命论。
不但人有命，国也有命。王充这种主张，也是对于人天感应的灾异祥瑞论而发的。他说：
世谓古人君贤则道德施行，施行则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则道德顿废，顿废则功败治乱。……如实论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夫贤君能治当安之民，不能化当乱之世。良医能行其针药，使方术验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穷病困，则虽扁鹊末如之何。……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治期。
这种极端的国命论，初看了似乎很可怪，其实只是王充的有命论的自然趋势。王充痛恨当时的天人感应的政治学说，故提倡这种极端的议论。他的目的只是要人知道「祸变不足以明恶，福瑞不足以表善」。治期篇中的话。他这种学说，也有很精采的部分，例如他说：
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仪，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饥岁之春，不食亲戚；穰岁之秋，召及四邻。不食亲戚，恶行也；召及四邻，善义也。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案谷成败自有年岁，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必谓水旱政治所致，不能为政者莫过桀、纣，桀、纣之时宜常水旱。案桀、纣之时无饥耗之灾。灾至自有数，或时返在圣君之世。实事者说尧之洪水，汤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恶之所致；说百王之害，独为有恶之应，此见尧、汤德优，百王劣也。审一足以见百，明恶足以招善。尧、汤证百王，至百王遭变，非政所致。……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治期。
这是一种很明了的「唯物的历史观」。最有趣的就是，近世马克思（Marx）的唯物史观也是和他的「历史的必然趋向说」是相关的；王充的唯物观也是和他的「历史的命定论」是在一处的。
这种国命论和班彪一流人的王命论大不相同。班彪生公历三年，死四五年。生当王莽之后，眼见隗嚣、公孙述一班人大家起兵想做皇帝，故他的王命论只是要人知道天命有归，皇帝是妄想不到的。故他说：
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崛起此在位者也。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夫饿馑流隶，……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贵，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处哉？故虽遭罹阨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韩信、黥布。强如梁、籍，项梁、项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锧，烹醢分裂，又况么尚不及数子，而欲闇于天位者乎？……英雄诚知觉悟，畏若祸戒，……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几，……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班彪王命论。
这种王命论是哄骗那些野心的豪杰的。王充的国命论是规劝那些迷信灾异祥瑞的君主的。我们知道他们当时的时势，便可懂得他们的学说的用意。懂得他们的用意，便能原谅他们的错谬了。
论衡校释附编五
论衡版本卷帙考
〔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二〕 论衡二十五卷。残。宋光宗时刻本。附明修本、通津草堂本、程荣本。今所通行明万历程荣刻三十八种汉魏丛书本，以嘉靖通津草堂本为蓝本；通津本根原于宋椠明成化修本；明修本则又基于是书。自宋椠明成化修本极多伪误，后来诸本皆沿其谬。又加之以明人妄改增删，故有脱一张而强接上下者；有不可句者。诸子颇多粗本，论衡则其一也。是书左右双边，半页十行，行十九、二十、二十一字。界高七寸一分五厘，横五寸。卷端题「论衡卷第几」。「王充」。次行以下列篇目。版心记刻工氏名王永、王林、王政、王存中、王玺、徐颜、徐亮、徐彦、陈俊、陈明、李宪、李文、赵通、高俊、许中、方佑、杨昌、朱章、宋端、张谨、周彦、刘文、卓宥、卓宄、卓佑、潘亨、毛昌、洪新、洪悦、毛奇、梁济等。卷中凡遇宋讳「完、慎、贞、桓、征、惩、匡、筐、胤、朗、竟、境、恒、让、墙、玄、鲧、弦、泫、殷、弘、煦、构、敬、惊、树、竖」等字，皆阙末笔，盖光宗时刻本也。后人遇宋讳阙画，乃加朱围，盖王山僧徒之所为也。论衡一书，以是书为最善。乃如累害篇「污为江河」下，宋本有「矣，夫如是，市虎之讹，……然而太山之恶，君子不得名，毛」四百字，此一张，今跳在命禄篇中，宜改装也。宋椠明成化修本、嘉靖通津草堂本及程荣、何允中诸本俱阙，盖明修本偶脱此一叶，通津本之所据，即佚兹一张，首尾文句不属，浅人乃不得其意，妄改「毛」字为「毫」字，以曲成其义耳。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载元刊明修本、元至元刊本并有，今据秘府宋本补录。是书纸刻鲜朗，字字员秀，脱胎于鲁公，更觉有逸致，宋本之存于今日者，当奉是本为泰、华矣。狩谷掖斋求古楼所收，后归于况斋冈本缝殿之助。闻诸本村正辞氏，况斋之病将殁，属之于门人本村正辞氏，且捺一小印以为左券，卷首所捺小圆印即是也。后十洲细川润次郎先生介书肆琳琅阁而获之，是书遂升为秘府之藏。惜阙第二十六以下。案宋椠明成化修本者，首有目录，体样一与前记宋椠本同。半版十行，行二十字。界长六寸九分，幅四寸七分五厘，长短不齐。其出于明时修版者，缝心上方有「成化九年补刊」字。比宋椠高短三分，横减四分五厘。通津草堂本之称，以其版心有「通津草堂」四字。起是嘉靖中袁褧所刻。首有嘉靖十年春三月吴郡袁褧引。体式行款，与明修本相同。但界长六寸四分，幅四寸七分，是为异耳。卷末题曰：「周慈写。」案嘉靖袁褧刻十一行本六家文选，世所称以为精绝，秘府收三通。亦有「周慈写」三字。宜乎是书笔画遒劲，可以接武于文选。程荣本者，万历中程荣所校，首有万历庚寅虞淳熙及戊子沈云揖序。世多有之，故不详说。
〔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四子类〕 论衡三十卷，宋刻本。余聚书四十余年，所见论衡，无逾此本。盖此真宋刻元修明又增补残损版片者，故中间每页行款字形各异。至文字之胜于他本者特多。其最著者，卷首至元七年仲春安阳韩性书两纸，第一卷多七下一叶。余之佳处不可枚举，近始于校程荣本知之。程本实本通津草堂本，通津草堂本乃出此本，故差胜于程荣本。其最佳者，断推此为第一本矣。通体评阅圈点出东涧翁手迹，「言里世家」，其即此老印记乎？俟与月霄二兄质之。宋廛一翁。
〔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二〕 明版论衡三十卷，题「王充」二字，末有庆历五年杨文昌序，称：「先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又得史馆本二，各三十卷。然后互质疑讹。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此本即从杨本翻雕。每叶二十行，行二十字。板心下有「通津草堂」四字，末卷后有「周慈写，陆奎刻」六字。收藏有「嘉靖己未进士夷斋沈瀚私印」朱文方印。
〔叶德辉郋园读书记〕 论衡三十卷，题「王充」二字，明嘉靖乙未苏献可通津草堂刻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版心下有「通津草堂」四字。后有「周慈写，陆奎刻」。明本中之至佳者。卷一累害篇「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缺一叶，约四百字。其它明刻如程荣汉魏丛书本、何镗汉魏丛书本缺叶同。因南监补刊元至元本早缺此叶，无从校补也。元本为绍兴路儒学刊。余从归安陆存斋心源皕宋楼所藏本钞补之。行字数目与此本恰合。孙星衍祠堂书目著录，平津馆鉴藏书籍记亦详载此本版式行字，而不及缺叶，但未细阅耳。
〔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 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明通津草堂仿宋本。正德辛巳南监补刊本。嘉靖乙未吴郡苏献可刊本。钱震泷本。汉魏本。坊刊本。抱经有校宋本。张金吾云：论衡明刊元修本目录后有「正德辛巳四月吉日南京国子监补刊完本」记。卷一累害篇「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通津草堂以下诸本俱缺。又元至元刊本残帙一卷，其书合两卷为一卷，凡十五卷，缺六至十五。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不缺。
〔悼厂过录杨校宋本题记〕 宜都杨惺吾氏所校论衡凡五册，册各六卷，系汉魏丛书程荣本，卷首有虞熙序，卷末为杨文昌后序，用宋本与通津本互校，校文俱用朱墨书于眉端，间亦提及坊本及广汉魏丛书本作某字者。通卷点读，时有是正。卷首有杨氏印像，右角上端有长方阳文朱印，文曰：「星吾七十岁肖像。」左角下端有正方阴文朱印，文曰：「杨守敬印。」每册第一叶俱钤有阴文「宜都杨氏藏书记」七字章，于眉端右角。
通卷无题跋，唯卷首目录之末，题「宋椠本每半叶十行，行或十九字，或二十或二十一字。版心有刻手姓名。缺笔□□□□□□□□□□□□□□戍□。明刊本版心有『通津草堂』四字，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凡改正，皆系宋本，不悉出也。」云云。今悉迻录于此本。
杨氏观海堂书，收归国务院。民七、十二月新会梁启超致书大总统徐世昌，请将杨书捐赠松坡图书馆。徐赠二百七十六箱与之，余者尚有书目四册，不下数千卷，仍存国务院图书室。今岁经清室善后委员会索回，暂储景山西街大高殿。因助教胡文玉先生之介绍，往迻录一过，凡四日始告竣事。
杨氏所校宋本，与予三年前在历史博物馆所校论衡残本，行款缺笔，一一相符，更足证该馆所藏者确系宋椠也。
十五年三月十二日，全书录竟，因题记焉。四月十六日，始书于此。 悼厂自记
〔朱宗莱校元至元本题记〕 七年夏，从硖石蒋氏借得元至元本校勘一过。其书合两卷为一卷，凡十五卷，每卷首标曰：「新刊王充论衡卷之几。」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不缺。然其中讹字甚多，疑是当时坊本。蒋氏藏本又多缺叶烂字。
蒋氏所藏元本论衡，其书合两卷为一卷，凡十五卷，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与独山莫氏所称元至元本行款合。后有某氏跋，首尾烂损。又有干道丁亥五月二十八日番阳洪适景伯跋，亦破缺不完。意是元本而覆干道本者与？篇中空缺讹脱之字，于行二十四字者，为参差不齐，然合诸行二十四字乃多在同列，岂其所据宋本为行二十字者与？（陆心源群书校补云：元至元绍兴路总管宋文瓒覆宋十五卷本，每页二十行，行二十字，则蒋氏藏本为覆至元本无疑。莫氏所言至元本行款殆误也。十月十二日。）瑞安孙氏尝据元本校程荣本，今观其所谓元本作某者，虽十六七与此合，而讹脱之字，此尤为多，岂元本本不止一本，而此又元本中之最下者与？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校录竟，附识于此，以俟考定。
〔隋书经籍志杂家〕 论衡二十九卷。后汉征士王充撰。
〔旧唐书经籍志杂家〕 论衡三十卷。王充撰。
〔唐书艺文志杂家〕 王充论衡三十卷。
〔宋史艺文志杂家〕 王充论衡三十卷。
〔唐马总意林三〕 论衡二十七卷。注：「王充。」周广业注曰：「隋志二十九卷，唐志三十卷。今存卷如唐，惟阙招致一篇。此云『二十七卷』，未详。」按：宋杨文昌曰：「俗本二十七卷。」与马氏所见本合。
〔宋王尧臣崇文总目杂家〕 论衡三十卷。王充撰。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杂家〕 王充论衡。
〔宋王应麟玉海六十二〕 唐志杂家，王充论衡三十卷。隋志二十九卷。今本亦三十卷，八十五篇，逢遇第一至自纪八十五。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子杂家〕 论衡三十卷。
〔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子杂〕 王充论衡。一部七册阙。一部十册残阙。
〔明叶盛菉竹堂书目子杂〕 王充论衡七册。
〔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子部杂家类〕 论衡三十卷，刊本。汉王充着，宋庆历五年杨文昌后序，嘉靖乙未后学吴郡苏献可校刊。
〔天禄琳琅书目卷九明版子部〕 论衡，二函，十二册。汉王充着。三十卷。后有宋杨文昌后序。文昌爵里无考，其序作于庆历五年。称：「先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斋所贮。又得史馆本，各三十卷。于是互质疑谬，沿造本源，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募工刊印。」云云。今考晁公武、陈振孙、马端临诸家著录卷目悉符，则文昌校刊之本为可据矣。此本版心下方有「通津草堂」四字，纸质墨光，系为明制。盖取文昌定本而重加校刻者。
〔瞿镛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宋子部〕 论衡三十卷，宋刊元、明补本。此为庆历中杨文昌刊本。迨元至元间绍兴路总管宋文瓒重为补刊，故有至元七年安阳韩性后序。目录后有墨图记二行云：「正德辛巳四月吉旦南京国子监补刊。」通津草堂本即从此出。卷末有「汲古阁毛氏收藏子孙永保」朱记。
〔皕宋楼丛书子部杂家类三〕 论衡，明通津草堂刊本。汉王充撰。载有杨文昌序。
〔孙氏宗祠书目诸子第三杂家〕 论衡二十九卷。汉王充撰。一明通津草堂刊本。一明程荣本。
〔稽瑞楼书目〕 论衡三十卷。校本十册。
〔世善堂书目子部各家传世名书〕 论衡三十卷。
〔述古堂藏书目子杂〕 王充论衡三十卷六本。
〔钱谦益揖绛云楼书目子杂〕 论衡。三十卷。王充。
〔黄丕烈辑季沧苇书目〕 王充论衡三十卷八本。
〔天一阁见存书目子部杂家类〕 论衡三十卷，缺。汉王充撰。存卷一至二十一。卷二十五至末。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 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其书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录无书，实八十四篇。考其自纪曰：「书虽文重，所论百种。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纔出百，而云太多。」然则原书实百余篇，此本目录八十五篇，已非其旧矣。
〔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家〕 论衡三十卷。后汉征士王充撰。
〔刘盼遂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见古史辩第四册六九一页。）
论衡一书，今存八十五篇，内惟招致一卷，有录无书。盖实存八十四篇，从未有加以异议者。惟予尝按考其实，则论衡篇数，应在一百以外，至今日佚失实多，最少亦应有十五六篇。今分三项，说明之如次：
一、以仲任自己之言为证。
甲、自纪篇云：「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亦纔出百，而云泰多。」
乙、佚文篇云：「故夫占迹以睹足，观文以知情，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百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按：百数各本皆误作十数，今正。百数者，百许也，百所也，今山东言千之左右曰千数，百之左右曰百数，其遗语也。此本由后人误仞八十四篇为足本，故妄改百数为十数，而不顾其欠通也。）据以上二事，足证今之八十五篇，非完书矣。
二、以论衡本书之篇名为证。
明帝致麟、醴泉、白雉、嘉禾。金出。宣汉篇。
按明帝纪，永平十一年，漅湖出黄金。时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明帝永平十二年 公元六九 充四十三岁
永昌郡有金。验符篇。
按明帝纪，永昌郡，永平十二年置。郡国志注云：「二年。」误。
杨子山为上计吏，见三府作哀牢传，不能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兰台。佚文篇。
按：明帝纪：「永平十二年，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西南夷传曰：「罢益州西部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置哀牢、博南二县。」郡国志：「永昌郡哀牢县，永平中置，故牢王国。」
明帝永平十三年 公元七０ 充四十四岁
明帝永平十四年 公元七一 充四十五岁
帝立广陵王荆子。恢国篇。
按明帝纪，永平十四年封故广陵王荆子元寿为广陵侯。
楚王英惑于侠客，王吞药。恢国篇。
按明帝纪，永平十四年四月，楚王英卒。
明帝永平十五年 公元七二 充四十六岁
蝗虫起泰山郡，流徙郡国，荐食五谷，弥衍兖、豫，过陈留、寿张界，飞逝不集。谢承书。（后书虞延传注、书抄三十五。）
明帝永平十六年 公元七三 充四十七岁
明帝永平十七年 公元七四 充四十八岁
永平中，神雀群集，百官颂上。佚文篇。
按：东观汉记十八贾逵传曰：「永平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采，翔集京师，奉觞上寿。上召逵。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范书逵传亦云：「永平中。」
明帝时，致甘露、神雀、紫芝，离木复合。宣汉篇。
按：明帝纪：「永平十七年正月，甘露降于甘陵。是岁，甘露仍降。树枝内附，芝草生前殿。神雀五色，翔集京师。」东观汉记：「明帝永平十七年正月，夜梦见先帝太后，觉悲不能寐。明日上陵，树叶有甘露，上令百官采之。」（类聚九十八。）
明帝永平十八年 公元七五 充四十九岁
章帝建初元年 公元七六 充五十岁
建初孟年，北州连旱。明雩篇。
建初孟年，无妄气至。恢国篇、须颂篇。
岁遭气运，谷颇不登。宣汉篇。
按：章帝纪：「永平十八年，是岁牛疫，京师及三州大旱。诏勿收兖、豫、徐州田租刍稿。其以见谷赈给贫民。」又建初元年丙寅诏曰：「比年牛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
地动。恢国篇。
按章帝纪，事在建初元年三月。
第五司空，股肱国维。恢国篇。
按章帝纪，永平十八年八月即帝位，十一月第五伦为司空。
隐强侯傅，县书市里，诽谤圣政，今上海恩，犯夺爵土。恢国篇。
按后汉纪十一云：「建初元年三月丙午，傅坐骄溢，免为庶人。」
章帝建初二年 公元七七 充五十一岁
元二之间，嘉德布流。恢国篇。
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对作篇。
按章帝纪，建初二年三月辛丑诏曰：「比年阴阳不调，饥馑屡臻。」后汉纪十一，建初二年夏四月太后诏曰：「今水旱连年，民流满道，至有饿馁者。」
帝立楚王英子。恢国篇。
按楚王英传，建初二年，封英子为楚侯。
章帝建初三年 公元七八 充五十二岁
零陵生芝草五本。恢国篇、验符篇。
按章帝纪，建初三年，零陵献芝草。
章帝建初四年 公元七九 充五十三岁
夏六月，雷击杀羊五头，皆死。雷虚篇。
甘露降五县。恢国篇、验符篇。
按章帝纪，建初四年，甘露降泉陵、洮阳二县。
章帝建初五年 公元八０ 充五十四岁
芝草复生泉陵六本。黄龙见，大小凡八。验符篇、恢国篇。
按章帝纪，建初五年，零陵献芝草。有八黄龙见于泉陵。
章帝建初六年 公元八一 充五十五岁
章帝建初七年 公元八二 充五十六岁
章帝建初八年 公元八三 充五十七岁
章帝元和元年 公元八四 充五十八岁
章帝元和二年 公元八五 充五十九岁
元和二年，始用四分历，时待诏张盛、京房、志作「景房」。鲍业等以四分历请，与待诏杨岑等共课岁余。盛等所中多，四分之历，始颇施行。见后汉书章帝纪及注引续汉书。后书律历志云在永平五年。
章帝时，麒麟五十一至。御览八八九引论衡佚文。
按东观汉记，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麒麟五十一至。
元和、章和之际，此篇谓讲瑞篇。已成。讲瑞篇。
按：会稽典录云：「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故至元和、章和之际，讲瑞篇稿已成。论衡各篇，据其征引史实，而可推定其造作先后者：恢国篇、验符篇言章帝建初六年事。（芝草生六本，黄龙见。）齐世篇云：「方今圣朝，承光武，袭孝明。」佚文篇云：「孝明文雄会聚，今上即命，诏求亡失。」又云：「杨子山见三府作哀牢传不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哀牢内属，在永平十二年。既云「孝明，」又称「今上」、「圣朝」，则齐世篇、佚文篇亦于章帝时作。须颂篇言章帝建初元二年灾。讲瑞篇、指瑞篇、是应篇、治期篇、齐世篇、宣汉篇、恢国篇、验符篇、须颂篇、佚文篇并为宣汉恢国而作，故并定为章帝时所撰。谴告篇避明帝讳，称楚庄王为严王；明雩篇言章帝建初元二年灾；遭虎篇言楚王英死，按英死于永平十四年，则遭虎篇当作于明帝永平十四年以后；商虫篇言蝗起太山郡，事在建武三十一年。自然、感类、寒温、谴告、变动、明雩、顺鼓、乱龙、遭虎、商虫等篇皆属于为汉应变论灾之作，则可据谴告、明雩等篇定为章帝时作品也。程材篇言宗均为东海相，事在永平元年，则程材篇必作于永平以后；别通篇称孝明；超奇篇言孟坚为尚书郎，事在永平五年，则超奇篇必作于明帝永平五年以后；别通篇作于明帝后，章帝时也。答佞、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奇、状留等篇，俱为校量贤佞知操之作，当属于一时，则并定为章帝时作。实知篇避明帝讳称庄襄王为严襄王，则亦为章帝时作。实知、知实、定贤三篇同一旨趣，当属于一时之作。九虚、三增、谈天、说日、问孔、刺孟盖属一时。雷虚篇，雷击杀羊五头，事在建初四年，则诸篇同为建初前后之作。正说、书解、案书、对作又属一类。案书篇言班固为尚书郎，事在明帝永平五年；对作篇载建初二年奏记郡守事，则此诸篇作于章帝建初前后。逢遇、初禀等篇盖当为一时之作。吉验篇言虞延为司徒，事在永平八年，则吉验篇必作于明帝永平以后。初禀篇目见恢国篇，恢国篇作于章帝元和中，则知逢遇诸篇当作于永平以后，元和以前。唯论死、祭意等篇为祛迷讥术之作，无以推定。通览全书，可知其先后顺序之例。如初禀、寒温、谴告等篇属稿在先，则居于自然、恢国等篇之前。初禀篇目见恢国篇，初禀第十二，恢国第五十八。寒温篇目见自然篇，寒温第四十一，自然第五十四。可证。）据此，则论死以下等篇，必成于宣汉、验符诸篇之后。总上所考，则知论衡大半作于章帝时。讲瑞篇云：「此论草于永平之初。」至和帝永元中，还改定旧稿。则仲任于此书致力前后凡三十年，亦云勤矣。
章帝元和三年 公元八六 充六十岁
徒家辟难，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自纪篇。
入州为从事。自纪篇。
刺史董勤辟为从事。本传。
按自纪篇「入州为从事」句，次于「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句下，乃通前后事言之，非为从事、为功曹并一时事也。「入州为从事」，即本传所云「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自纪篇云「后入为治中」，即本传「转治中」。王充明言「徙家辟难，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则「入州为从事」当在此时也。
章帝章和元年 公元八七 充六十一岁
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自纪篇。
转治中。本传。
按：云「历年寝废」，则「转治中」与「为州从事」当隔一年，故志于此。
元和章和之际，嘉瑞奇物，同时俱应。凤皇麒麟，连出并见。讲瑞篇。
永平以来，讫于章和，甘露常降。讲瑞篇。
按：后汉纪十二：「元和二年二月凤皇集于肥。五月丙戌诏曰：『凤皇、黄龙、鸾鸟比集七郡。神雀、甘露降自京都。』」东观汉记：「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凡三年，凤皇三十九见郡国，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黄龙三十四，青龙、黄鹄、鸾鸟、神马、神雀、九尾狐、三足乌、赤乌、白兔、白鹿、白燕、白鹊、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华苹、朱草、连理，实日月不绝，载于史官，不可胜纪。」古今注：「元和二年，甘露降河南，三足乌集沛国，麒麟见陈，一角，端如葱叶，色赤黄，芝生沛，如人冠。」
章帝章和二年 公元八八 充六十二岁
罢州家居。自纪篇。
自免还家。本传。
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章帝。）特诏公交车征，病不行。本传。
谢夷吾荐充曰：「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荀，近世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谢承书。（范书本传注。）
和帝永元元年 公元八九 充六十三岁
续讲瑞篇稿。
按：讲瑞篇云：「至元和、章和之际，孝章耀德。」则其续稿，已在章帝殁后，故志于此。
和帝永元二年 公元九０ 充六十四岁
年渐七十，时可悬舆，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自纪篇。
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作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本传。
按：臧琳经义杂记四曰：后汉书王充传「充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案充所著论衡八十五篇，今本无缺，而性书失传，隋、唐志亦无著录。论衡末有自纪云：「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年渐七十，作养性之书十六篇。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以上疑用十六篇之目。）庶冀性命可延，期须不老。既晚无还，垂书示后。惟人性命，长短有期，人亦虫物，生死一时。年历但记，孰使留之？犹入黄泉，消为土灰。上自黄、唐，下臻秦、汉而来，折衷以圣道，?理于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命以不延，吁叹悲哉！」读此，可想见其书之彷佛。
年渐七十，乃作养生之书，凡十六篇。会稽典录。
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已而作，岂虚语哉？文心雕龙养气篇。
年七十余，乃作养性一十六篇。韩愈后汉三贤赞。
按：会稽典录作「养生」，「性」、「生」字通。文心雕龙养气篇作「养气」，盖养气篇为养性书之目。「年渐七十」与「七十余」义异，韩氏失之。
王充年在顺耳，道穷望绝，惧声名之偕灭，故自纪终篇。抱朴子自序。
按：六十耳顺，云「六十」者，举成数也。仲任六十二罢州家居，年渐七十，作养性书，而养性书目，已见自纪篇，则其自纪篇非六十岁时作也。
和帝永元三年 公元九一 充六十五岁
和帝永元四年 公元九二 充六十六岁
和帝永元五年 公元九三 充六十七岁
和帝永元六年 公元九四 充六十八岁
和帝永元七年 公元九五 充六十九岁
和帝永元八年 公元九六 充七十岁
永元中，病卒于家。本传。
按：永元共十六年，其云「永元中」，故志于此。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推定仲任为八十岁，梁廷灿历代名人生卒表因之，并未考也。
又按：清唐煦春上虞县志二十五下：「汉郡功曹王充墓，在县西南十四都乌石山，（据万历志。）嘉庆十二年，邑人林鉴修治，（据嘉庆志。）咸丰五年，林鼎臣、谢简廷重修立石。」
论衡校释附编三
论衡旧评
抱朴子：书抄一百、御览五九九。谢尧卿东南书士，说王充以为一代英伟，御览作「世说王充一代英伟」。汉兴以来未有充比。若所著文，时有小疵，犹邓林之枯枝，若沧海之流芥，未易贬也已。
谢承书：范书本传注。夷吾荐充曰：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
会稽典录：三国志吴志虞翻传注。山阴朱育曰：「王景兴以渊妙之才，超迁临郡，思贤嘉善，乐采名俊，问功曹虞翻曰：『曾闻士人叹美贵邦旧多英俊，功曹好古，宁识其人邪？』翻对曰：『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络绎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盘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据人情之归极。』」
抱朴子：事文类聚别集二。王充好论说，始诡异，终有理。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笔类，着论衡八十五篇。蔡邕入吴，始得之，秘玩以为谈助。后王朗得其书，时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
袁山松书：范书本传注。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
抱朴子：书抄九八、御览六０二。王充所著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常到江东得之，叹其文高，度越诸子。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论更远，嫌得异书。或搜求至隐处，范书本传注引作「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捉取数卷持去，伯喈曰：「惟吾与汝共之，弗广也。」
抱朴子喻蔽篇：抱朴子曰：「余雅谓王仲任作论衡八十余篇，为冠伦大才。」有同门鲁生难余曰：「夫琼瑶以寡为奇，碛砾以多为贱，故庖牺卦不盈十，而弥纶二仪；老氏言不满万，而道德备举。王充著书，兼箱累)，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属辞比义，又不尽美。所谓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贤，徒见述作之品，未闻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谓窜巢穴之沉昧，不知八弦之无外；守灯烛之霄曜，不识三光之熀朗；游潢洿之浅狭，未觉南溟之浩污；滞丘垤之位卑，不悟嵩、岱之峻极也。两仪所以称大者，以其涵括八荒，缅邈无表也；山海所以为富者，以其包龙旷阔，含受杂错也。若如雅论，贵少贱多，则穹隆无取乎宏焘，而旁泊不贵于厚载也。夫尺水之中，无吞舟之鳞；寸枝之上，无垂天之翼；蚁垤之巅，无扶桑之林；潢潦之源，无襄陵之流。巨鳌首冠瀛洲，飞波凌乎方丈，洪桃盘于度陵，建木竦于都广，沉鲲横于天池，云鹏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骇，不能细其响；黄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骐騄追风，不能近其迹；鸿鹄奋翅，不能卑其飞。云厚者雨必猛，弓劲者箭必远。王生学博才大，又安河乎？吾子云：『玉以少贵，石以多贱。』夫玄圃之下，荆、华之巅，九员之泽，折方之渊，琳琅积而成山，夜光焕而灼天，顾不善也？又引庖牺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繇大易，而加之礼乐；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过于庖牺，多于老氏，皆当贬也？言少则至理不备，辞寡则庶事不畅，是以必须篇累卷积，而纲领举也。羲和升光以启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并生而异用，百药杂秀而殊功。四时会而岁功成，五色聚而锦绣丽，八音谐而萧、韶美，群言合而道艺辨。积猗顿之财，而用之甚少，是何异于原宪也？怀无铨之量，而著述约陋，亦何别于琐碌也？音为知者珍，书为识者传，瞽旷之调钟，未必求解于同世，格言高文，岂患莫赏而减之哉？且夫江海之秽物不可胜计，而不损其深也；五岳之曲木不可訾量，而无亏其峻也。夏后之璜，虽有分毫之瑕，晖曜符彩，足相补也；数千万言，虽有不艳之辞，事义高远，足相掩也。故曰四渎之浊，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讥之：『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发口为言，着纸为书，书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书事，若用笔不宜杂载，是论议当常守一物。昔诸侯访政，弟子问仁，仲尼答之，人人异辞。盖因事托规，随时所急。譬犹治疾之方千百，而针灸之处无常，却寒以温，除热以冷，期于救死存身而已，岂可诣者逐一道，如齐、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财不一物者，丰也；云梦、孟诸所生万殊者，旷也。故淮南鸿烈，始于原道、俶真，而亦有兵略、主术；庄周之书，以死生为一，亦有畏牺慕龟，请粟救饥。若以所言不纯而弃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疗湿痹而刖足，患荑莠而刈谷，憎枯枝而伐树也。」
后汉书本传：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刘知几史通自叙曰：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通释曰：恐作「转滋」。抵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二子类杂家曰：论衡三十卷。王先谦曰：袁本四无「十」字。后汉王充仲任撰。王充好论说，始如诡异，终有实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蔡邕得之，秘玩以为谈助云。汉世文章，温厚尔雅，及其东也，已衰。观此书与潜夫论、风俗通义之类，比西京诸书，骤不及远甚，乃知世人之言不诬。
高似孙子略卷四曰：论衡者，汉治中王充所论著也。书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其为言皆叙天证，敷人事，析物类，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详，详则礼义莫能核，而精辞莫能肃而括，几于芜且杂矣。汉承灭学之后，文、景、武、宣以来，所以崇励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学者向风承意，日趋于大雅多闻之习，凡所撰录，日益而岁有加，至后汉盛矣，往往规度如一律，体裁如一家，是足以隽美于一时，而不足以准的于来世。何则？事之鲜纯，言之少择也。刘向新序、说苑奇矣，亦复少探索之功，阙论定之密，其叙事有与史背者不一。二书尚尔，况他书乎！袁崧后汉书云：「充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见之，以为谈助。」「谈助」之言，可以了此书矣。客有难充书烦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为珍；龙少鱼众，少者为神乎？」充曰：「文众可以胜寡矣。人无一引，吾百篇；人无一字，吾万言。为可贵矣。」予所谓乏精核而少肃括者，正此谓欤？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论衡三十卷。汉上虞王充仲任撰。肃宗时人，仕为州从事治中。初著书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蔡邕、王朗初传之时，以为不见异人，当见异书。自今观之，亦未见其奇也。
王应麟困学纪闻十诸子曰：论衡盖蔡中郎所秘玩，而刘氏史通序传篇。讥之曰：「充自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名胜仲，字鲁卿。亦曰：「充刺孟子，犹之可也。至诋訾孔子，以系而不食之言为鄙，以从佛肸、公山之召为浊；又非其脱骖旧馆，而惜车于鲤；又谓道不行于中国，岂能行于九夷？具见问孔篇。若充者，岂足以语圣人之趣哉？」即二说观之，此书非小疵也。吕南公谓：「充饰小辩以惊俗，蔡邕欲独传之，何其谬哉？」
吕南公题王充论衡后：事文类聚别集二。传言蔡伯喈初得此书，常秘玩以助谈。或搜其帐中，见之，辄抱以去。邕且叮咛戒以勿广也。嗟乎！邕不得为贤儒，岂不宜哉！夫饰小辩以惊俗，充之二十万言既自不足多道，邕则以欲独传为过人之功，何谬如之？良金美玉，天下之公宝，为其贵于可用耳。小夫下人，偶获寸片，则卧握行怀，如恐人之弗知，又兢兢于或吾寇也。而金玉果非天下所无，信以充书为果可用乎？孰御天下之同贵？有如不然也，邕之志虑，曾小夫下人之及耶！
黄氏日抄五七诸子三：王充尝师班彪，博学有独见。既仕不偶，退而作论衡二十余万言。蔡邕、王朗尝得其书，皆秘之以为己助。盖充亦杰然以文学称者。惜其初心发于怒愤，持论至于过激，失理之平，正与自名「论衡」之意相背耳。如谓穷达皆出于命，达者未必贤，穷者未必不肖，可矣。乃推而衍之，至以治和非尧、舜之功，败亡非桀、纣之罪，亦归之时命，焉可乎？义见治期篇。甚至讥孔、孟义见问孔篇、刺孟篇。而尊老子；义见自然篇。抑殷周而夸大汉；义见宣汉、恢国等篇。谓龙无灵；谓雷无威；义见龙虚、雷虚篇。谓天地无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生虮虱；义见物势、自然等篇。欲以尽废天地百神之祀，虽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死无知，不能为鬼，而忽蔑之。义见论死、订鬼、祀义、祭意等篇。凡皆发于一念之怨愤，故不自知其轻重失平如此。至其随事各主一说，彼此自相背驰，如以十五说主土龙必能致雨，见乱龙篇。他日又曰「仲舒言土龙难晓」。见案书篇。如以千余言力辩虎狼食人非部吏之过矣，见遭虎篇。他日又曰「虎狼之来，应政失也」。见解除篇。凡皆以不平之念，尽欲更时俗之说，而时俗之说之通行者，终不可废。矫枉过正，亦不自觉其衡决至此也。惟其辩讹正谬，有裨后学见闻。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八九流绪论中：王充氏论衡八十四篇，其文猥冗尔沓，世所共轻，而东汉、晋、唐之间特为贵重。蔡邕秘弗视人；葛洪赞弗容口；刘子玄槌提班、马不遗余力，而独尊信是书。三子皆鸿生硕彦，目无古今，乃昌歜羊枣，异代同心，何哉？秦汉以还，圣道陆沉，淫词日炽，庄周、列御，邹衍、刘安之属，捏怪兴妖，不可胜纪。充生茅靡澜倒之辰，而独岌然自信，攘背其间，虚点增，订讹斮伪，诐淫之旨，遏截弗行，俾后世人人咸得藉为口实，不可谓非特立之士也。故伯喈尚其新奇，稚川大其宏洽，子玄高其辩才。特其偏愎自是，放言不伦，稍不留心，上圣大贤，咸在诃斥。至于问孔、刺孟等篇，而辟邪之功，不足以赎其横议之罪矣。近世诮充太甚，若何氏、沈氏诸说，或未足以大服其衷，故余稍为次其功罪，以折衷后之君子。
又曰：中郎以论衡为谈助，盖目为稗官野史之流；且此编骤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秘之帐中，如今人收录异书，文固非所论也。自论衡不甚称后世，究竟举主，多归咎中郎者，余特为一洒之。
又曰：汉王氏论衡烦猥琐屑之状，溢乎楮素之间，辩乎其所弗必辩，疑乎其所弗当疑。允矣！其词之费也。至精见越识足以破战国以来浮诡不根之习，则东、西京前，邈焉罕睹。当时以新特而过称之，近世以冗庸而剧诋之，匪充书异习也，骤出于秦、汉之间，习闻于伊、洛之后，遇则殊也。而宋人穷理之功，昭代上儒之效，亦着矣。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一二０子部三０杂家类四：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充字仲任，上虞人。自纪谓在县为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又称元和三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卢江，后为治中。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其书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录无书，实八十四篇。考其自纪曰：「书虽文重，所论百种。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纔出百，而云太多。」然则原书实百余篇，此本目录八十五篇，已非其旧矣。充书大旨，详于自纪一篇，盖内伤时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虚伪，故发愤著书。其言多激，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誖矣！又露才扬己，好为物先，至于述其祖父顽很，以自表所长，傎亦甚焉！其它论辨，如日月不圆诸说，虽为葛洪所驳，载在晋志，然大抵订讹砭俗，中理者多，亦殊有裨于风教，储泳袪疑说、谢应芳辩惑篇不是过也。至其文反复诘难，颇伤词费，则充所谓：「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众，簿籍不得少；失实之事多，虚华之语众，指实定宜，辨争之言，安得约径」者，固已自言之矣。充所作别有讥俗书、政务书，晚年又作养性书，今皆不传，惟此书存。儒者颇病其芜杂，然终不能废也。高似孙子略曰：「袁山松后汉书载：『充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见之，以为谈助。』谈助之言，可以了此书矣。」其论可云允惬。此所以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欤。
四库全书，乾隆读王充论衡：向偶翻阅诸书，见有王充论衡，喜其识博而言辩，颇具出俗之识，其全书则未之览也。兹因校四库一书，始得其全卷而读之，乃知其背经离道，好奇立异之人，而欲以言传者也。夫欲以言传者，不衷于圣贤，未有能传者也。孔、孟为千古圣贤，孟或可问，而不可刺，充则刺孟而且问孔矣。此与明末李贽之邪说何异？夫时命坎坷，当悔其所以自致坎坷耳，不宜怨天尤人，诬及圣贤。为激语以自表，则己有犯非圣无法之诛。即有韪其言者，亦不过同其乱世惑民之流耳，君子必不为也。且其死伪篇以杜伯之鬼为无，而言毒篇又以杜伯之鬼为有，似此矛盾处，不可屈指数，予故辟而诃之。读论衡者，效其博辩，取其轶才，则可；效其非圣灭道，以为正人笃论，则不可。乾隆戊戌孟秋。
学海堂四集谭宗浚论衡跋：论衡三十卷，后汉王充仲任撰。是书四库全书已著录。其纯驳不一处，经刘知几、晁公武、高似孙、吕南公、黄东发、郎瑛诸人指摘外，固已无庸赘述。揆其阙谬，约有数端：一曰论人之失。如谓尧溷舜浊，见逢遇篇。谓老子、文子德似天地之类是也。见自然篇。一曰论事之失。如谓周公不当下白屋礼士，见语增篇。按：充谓此事非实，非谓周公不当。谓李斯、商鞅为奉天行诛之类是也。见祸虚篇。一曰论理之失。如谓鬼神为无凭，谓祸福不关于天命之类是也。见论死、订鬼、祸虚、福虚等篇。一曰论物之失。如谓日月为不圆，见说日篇。土龙不能致雨之类是也。见死伪篇、案书篇。其踳驳讹谬，自相矛盾者，犹不可枚举。盖文士发愤著书，立词过激，大抵然矣。然充此书虽近于冗漫，而人品则颇高。当其时谶纬方盛，异说日兴，而充独能指驳偏谬，剖析源流，卓然不为浮论所惑，其识见有过人者。又阴、窦擅权之际，明、章邪政之初，不闻藉学问以求知，托权门以进取，其淡然荣利，不逐时流，范史特为取之，有以也。且其中议论甚详，颇资证据。其足考古事者；如谓尧为美谥，见须颂篇。则三代以前之谥法。引孔子云：「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见对作篇。则足见孔门之轶事。引公孙尼子、漆雕子、宓子诸家之言，见本性篇。按汉志，公孙尼子二十八篇，漆雕子十二篇，宓子十六篇，则足见古时之旧说。谓论语之篇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者，取怀持之便，见正说篇。则足见古人书册之制。谓始皇未尝至鲁，见实知篇。谓孔子至不能十国，见儒增篇。则足订太史公之误。此皆足考古事者也。其足考当时之事者：如谓古人井田，民为公家耕食，今量租刍何意？一岁使民居更一月，何据？年二十三傅，十五赋，七岁头钱二十三，何缘？则足证当时之食货。谓有尉史、令史，无承长史，何制？两郡移书曰「敢告卒人」，两县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何状？赐民爵八级，何法？名曰簪褭、上造，何谓？吏上功曰「伐阅」，名籍墨将，何指？皆足证当时之文案。吏衣黑衣，宫阙赤单，何慎？疑。服革于腰，佩刀于左，何人备？着絇于履，冠在于首，何象？并见谢短篇。则足证当时之儒服。以及所称邹伯奇、袁太伯、袁文术、周长生等见案书篇。后汉文苑传皆未载。所称郁林太守张孟尝，见别通篇。近人广东通志表皆未载。验符篇言甘露降泉陵、零陵、洮阳、始安、冷道五县，今后汉书仅称零陵、洮阳二县。吉验篇言陈留东莞人虞延位至司徒，今后汉书实作「东昏人」。此皆足考当时之事者也。更有进者。史称充不为章句之学，疑其于训诂必无所解。今观是书所引，则经学宏深，迥非后人所及。如引康诰云：「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见初禀篇。以「冒」字属下为句，则与赵岐孟子注合。「我旧云孩子。」见本性篇。「刻子」作「孩子」，则与今文尚书合。谓康王德缺于朝，故诗作，见谢短篇。则与鲁诗说合。引尚书大传曰：「烟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风雨不时，霜雪不降，责于天公。臣杀主，蘗多杀宗，五品不训，责于人公。城郭不缮，沟渠不修，水泉不隆，水为民害，责于地公。」见顺鼓篇。则与韩诗外传之说合。「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礿祭。」见祀义篇。则与荀氏说合。按：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揖荀爽易注无说。谓成王欲以礼葬周公，天为感动。见感类篇。则与汉书梅福传、后汉书寇荣传合。他如引毛诗「彼姝者子」，传云：「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见率性篇、本性篇。按今毛传不见此文。引诗云：「乃眷西顾，此为予度。」见初禀篇。按此三家无此说。引礼记：「水潦降，不献鱼鳖。」谓水潦暴下，龙蛇化为鱼鳖，臣子敬其君父，故不敢献。见无形篇。引论语：「浴乎沂，风乎舞雩。」为雩祭之事。见明雩篇。皆与古义稍殊。知其说必有所本。夫以不为章句之人，而经义深通尚如此，则当时专经之士，其淹博该洽可知矣。至刘勰文心雕龙养气篇云：「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已而作，岂虚也哉？」按今书并无此篇名，此则或出于充他所著述之书，或即论衡中之一篇，而近时佚去，亦未可定。亦犹管、晏、吕览诸书，经后人窜乱，往往与古本相殊也。若其意浅语冗，过于凡近，则充自纪篇所称「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言则无不可晓，旨则无不可赌」者，早已自知之，而自言之，兹不赘云。
黄式三儆居集四读子集一读王仲任论衡：后汉王仲任充、王节信符、仲长公理统同传，范氏论此三子，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赞曰：「管视好偏，群言难一，救朴虽文，矫迟必疾。」然则节信潜夫论、公理昌言，传录其要略，而独不录论衡，岂非以仲任之书矫枉过正之尤甚邪！读其书，问孔、刺孟，谬矣。汉世以灾异免三公，欲矫其说，而谓灾变非政事所召，复谬矣。讥时之厚葬，遂申墨子薄葬之说，而谓人死无知，不能为鬼，抑又谬矣。物之灵者蓍龟，皆死而有知，人独无知乎？而仲任所详言者天命，其说之遗误后人，而不可不辩者，尤在此也。人之命有三：有定命，有遭命，有随命。随命者，随行为命，遏恶扬善之道也。人生初之所禀，寿有长短，遇有富贵贫贱，是为定命，孟子所谓「正命」也。长平之坑，老少并陷，万数之中，必有长命未当死之人；宋、卫、陈、郑同日灾，四国之民，必有禄盛未当衰之人，是谓遭命，遭天之变，天绝人民也。洪范言考终命，凶短折，非独为自触祸者戒，抑亦虑皇极之不建也乎！以是知三命之说，杂见诸书，而白虎通言之已详，盖可信矣。仲任详言命之一定不可易，遂申老子天道自然之说，而谓遏恶扬善，非天之道；且谓国祚之长短，不在政事之得失。其将以易、春秋所纪，诗、书所载，天人交格之义，皆为虚语乎？仲任师事班叔皮，书中盛称班孟坚，而孟坚所撰白虎通，辩驳固多，于命义篇既引传之言三命，宜信而不信乎？书偁论衡，非衡之平也。君子之言，将以俟百世而不惑，不尚矫情以立论。
十七史商榷三六：后汉书应劭传曰：「应劭撰风俗通，以辩物类名号，识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又曰：「甄纪异知，虽云小道，亦有可观。」按劭，汉俗儒也；风俗通，小说家也。蔚宗讥其不典，又云异知小道，可谓知言。王充传云：「着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此与风俗通品题略同，尤为妙解。盖两书正是一类，皆摭拾謏闻，郢书燕说也。
刘熙载艺概：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范史讥三子好申一隅之说，然无害为各自成家。
又曰：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故不独蔡中郎、刘子玄深重其书，即韩退之之性有三品之说，亦承藉于其本性篇也。
意林周广业注：论衡之成，人固有嫌其太繁者，抱朴子辩之详矣。汉末王景兴、虞仲翔辈俱盛称之。而蔡中郎直秘为谈助，或取数卷去，亟戒勿广，其珍重如此。宋儒乃以为无奇，且訾其义乏精核，词少肃括。此又稚川所谓守灯烛之辉，游潢污之浅者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故仲任自言论衡以一言蔽之曰：「疾虚妄。」虽间有过当，然如九虚、三增之类，皆经传宿疑，当世盘结，其文不可得略，况门户栌椽，各置笔砚，成之甚非易事。时会稽又有吴君高作越纽录，周长生作洞历，仲任极为推服，赵长君作诗细，蔡中郎以为长于论衡。见后汉书赵晔传。今越绝书，说者谓即越纽，而二书皆佚不传，可惜也。
陈鳣策对四：王符之潜夫论，王充之论衡，仲长统之昌言，自成一家之言，不愧三贤之目。
臧琳经义杂记十六：范书王充传：「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师事班彪，好博学而不守章句。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着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隋志杂家二十九卷，唐志三十卷，今本同。读其书，好辨论，喜逞机锋，蔡伯喈秘以为谈助，不虚矣。其友谢夷吾拟之扬、刘、司马，非其伦也。九虚、三增以祸福感应皆不实，经传之文多增饰，然则德不必修，恶不必戒，圣贤之言不足凭，此岂所谓信而好古者耶？非韩是矣。问孔、刺孟语多有得罪名教者。盖充资性虽敏，学力未深，故据其臆见，肆其私言，而不自知其非也。其破往古之妖妄，订时俗之忌讳，颇足取焉。可见世之陋习，自东汉已深矣。若明雩、顺鼓、正说、书解，略得经子端绪，兼存汉儒旧义，又为不可不读之书。余或揣摩秦、仪，文似小说，又每以词华之士，为优于章句之儒，见书解篇。皆其所蔽也。学者以此为汉人著述中有古文故事，可节取为考索之助，则颇有益。若论其本书大体，似逊于诸子。此书素名重，殆因蔡、王一时之珍秘耳。见本传注引袁山松后汉书。范书载其着论衡，造性书外，无他表见，止当入文苑、儒林，而范氏特为大传，岂亦因论衡欤？
赵坦宝甓斋札记：王充论衡立说乖戾，不足道。其所引尚书，时有古解。
梁章巨退庵随笔卷十七：王充论衡，四库亦列之杂家。纪文达师谓充生当汉季，愤世嫉俗，作此书以劝善黜邪，订讹砭惑，大旨不为不正，然激而过当，至于问孔刺孟，无所畏忌，转至于不可以训，瑕瑜不掩，当分别观之。按昔人以论衡为枕中秘，名流颇重其书，惟其议论支离，文笔冗漫，实不类汉人所为，故余每窃疑其膺作。近阅杭大宗世骏集中，有论王充一篇，直指其自誉而毁祖父为不孝，又引陈际泰诫子书，至以村学究刻画所生，其端实自王充发之云云。则所论尤为严正，又不在区区文字之间矣。
章炳麟国故论衡原道上：断神事而公孟言无鬼，尚裁制而公孙论坚白，贵期验而王充作论衡，明齐物而儒名、法不道天志。晖按：此明王充本道家。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文心雕龙情采篇：「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
又论式篇：后汉诸子渐兴，讫魏初几百种。然深达理要者，辨事不过论衡，议政不过昌言，方人不过人物志，三家差可以攀晚周。其余虽娴雅，悉腐谈耳。
又检论卷三学变：汉、晋间学术则五变：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神人大巫也。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故扬雄变之以法言。法言持论至岂易，在诸生间峻矣。王逸因之为正部论，以法言杂错无主，然己亦无高论，正部论原书已亡，诸家援引，犹见大略。顾猥曰：「颜渊之箪瓢，则胜庆封之玉杯。」艺文类聚七十三、御览七百五十九引。欲以何明？而比拟违其伦类，盖忿悁之亢辞也。华言积而不足以昭事理，故王充始变其术曰：「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也。」见自纪篇。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尟有能逮者也。然善为蜂芒摧陷，而无枢要足以持守，惟内心之不光颎，故言辩而无继。
孙人和论衡举正序：自嬴秦焚坑而后，古籍荡然。汉代所收，十仅一二。加之谶纬纷作，殽乱群经，尚论恢奇，标举门户。或废视而任听，或改古以从今，卒致真伪杂糅，是非倒植。仲任生当两汉之交，匡正谬传，畅通郁结。九虚、三增，启蒙砭俗；自然所论，颇识道原。虽间逞胸臆，语有回穴，要皆推阐原始，不离于宗。至若征引故实，转述陈言，可以证经，可以考史，可以推寻百家。其远知卓识，精深博雅，自汉以来，未之有也。
张九如与章士钊书：「论衡用客观的眼光，批评史事，鞭辟入里，实为中国有数之作品，惟嫌其中多琐碎处。公正校读论衡，期蔚成本邦逻辑之宗，则公于此书，已下过明辨工夫，请即指示其中最精到者，俾便启示学子。」章士钊答书：吾家太炎，曾盛称论此书，谓其「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检论学变篇。允哉斯言！或谓充之所为，有破无立，「其释物类也，好举形似以相质正，而其理之一者，有所未明」。韩性论衡序。不知书以「衡」名，其职即于权物而止。至天人之际，政学之微，直摅己见而成一系统者。充别有一书曰政务，惜不传矣。韩生所云，非能概充之全书也。此编看似碎细，然持论欲其密合，复语有时不可得避，一观欧文名著，自悟此理。邦文求简，往往并其不能简者而亦去之，自矜义法。曾涤生谓古文不适于辨理，即此等处。充文布势遣词，胡乃颇中横文灾矱？殊不可解。钊既就此书而钩稽者，乃是最要一点。清初湖北熊伯龙以读八股文之法读论衡，妄事割截，别为编列，号无何集，即是未明此窍之故。君以琐碎为嫌，钊窃忧之。充书通体一律，难言孰最精到。若初学未能尽读，则天、日、龙、虎等义，暂为略去，而注重于九虚、三增也可。实知、知实二首，开东方逻辑之宗，尤未宜忽！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十一号。以上总评。
文心雕龙论说篇：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
文选刘孝标辩命论：性命之道，穷通之数，夭阏纷纶，莫知其辩，仲任蔽其源，子长阐其惑。
旧唐书吕才传，才叙禄命曰：谨案史记宋忠、贾谊讥司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又案王充论衡云：「见骨体而知命录，睹命禄而知骨体。」此即禄命之书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寻，本非实录。但以积善余庆，不假建禄之吉；积恶余殃，岂由劫杀之灾？皇天无亲，常与善人，福祸之应，其犹影响。故有夏多罪，天命剿绝；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学也禄在，岂待生当建学？文王勤忧损寿，不关月值空亡；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历阳成湖，非独河魁之上；蜀郡炎疗，岂由灾厄之下？今时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以上评命禄、命义等篇。
章炳麟国故论衡下辨性上：儒者言性有五家：无善无不善，是告子也；善，是孟子也；恶，是孙卿也；善恶混，是杨子也；善恶以人异殊上中下，是漆雕开、世硕、公孙尼、王充也。五家皆有是，而身不自明其故，又不明人之故，务相斩伐；调之者又两可。独有控名责实，临观其上，以析其辞之所谓，然后两解。人有八识，其宗曰「如来臧」。以「如来臧」无所对奄，忽不自知，视若胡、越，则眩有万物。物各有其分职，是之谓「阿罗耶」。「阿罗耶」者，「臧万有」既分，即以起「末那」。「末那」者，此言「意根」。「意根」常执「阿罗耶」以为我，二者若束芦相依以立，「我爱」、「我慢」由之起。「意根」之动，谓之「意识」。物至而知接，谓之眼、耳、鼻、舌、身识。彼六识者，或施或受，复归于「阿罗耶」。「臧万有」者，谓之「初种」；六识之所归者，谓之「受熏之种」。诸言性者，或以「阿罗耶」当之，或以「受熏之种」当之，或以「意根」当之。漆雕诸家，亦以「受熏之种」为性。我爱、我慢其在意根，分齐均也，而意识用之有偏胜，故受熏之种有强弱，复得后有即仁者鄙者殊矣。虽然人之生未有一用爱者，亦未有一用慢者。慢者不过欲尽制万物，物皆尽，则慢无所施，故虽慢，犹不欲荡灭万物也。爱者不过能近取，譬人搤我咽，犹奋以解之，故虽爱，犹不欲人之加我也。有偏胜，则从所胜以为言，故曰有上中下也。去尘埃抪覆，则昏不见泰山；建绛帛万端，以围尺素，则白者若赤。物固有相夺者，然其质不可夺。漆雕之徒不悟，而偏执其一，至以为无余，亦过也。以上评本性篇性有三品。
临安志：事文类聚十一。王充论衡以为水者地之血脉，随气进退。此未之尽。大抵天包水，水承天，而一元之气，升降于太虚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与元气升降。方其气升而地沉，则海水溢上而为潮；及其气降而地浮，则海水缩而为汐。以上评书虚篇「水者地之血脉」。
朱子曰：调燮类编。雷虽只是气，必有形。据此则雷斧雷字之说，理或有之。必泥王充论衡，则非敬天之道也。
黄式三儆居集杂着三对王仲任雷虚问：雷果为天怒乎？天之有雷，所以宣阳出滞，不得尽谓之天怒也。在易于豫言作乐，而其象为雷出地奋。天有雷，人有钟鼓，一而已矣。然礼言君子之道，遇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论语记圣人之事曰：「迅雷风烈，必变。」雷之迅，其战陈之钟鼓也耶？儒者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游，雷震恐惧修省，心懔懔于此，而汉王仲任专辄发论，以明雷之非天怒。此说也，固非儒者所敢道，顾其言善诘辩，多端发难，不有以破之，疑于其义，而求敬天之诚，弗可得也。仲任之意曰：雷所击人，问其罪，或甚小也，世有大辜，天胡不击之？天不击之，是天不怒也。式三曰：天之诛恶，不尽以雷，凡降灾于不善者，皆天之怒矣，而雷尤显者耳。传曰：「有钟鼓曰代，无曰侵。」人之怒不尽用钟鼓，天之怒，何独用雷也？仲任之辩又曰：人君不空喜怒，雷之怒有时不杀人，不折败物，是天有空怒也。空则妄，妄则失威，天胡若是耶？式三曰：天以好生为心，而示之以变，所以冀人之反身省察，终于免谴而已，岂必主于杀伤哉？且天之怒，有人事之感焉，抑有阴阳之薄焉。阴薄阳而激为雷，阴之锢者厚，阳之激者益力。激之益力，其发之也声大以远而急疾，因之有调燮之意者所当思也。仲任之辩又曰：雷为天怒，雨之澍濡者，必为天喜。喜怒不同时，雷起常与雨俱，曷知其为怒也？式三曰：雷迅者雨必暴，雷既震怒，雨亦非甘霖。雨，阴也。雷，阳也。疾风、迅雷、甚雨，其阴阳相激之极也乎！今夫天烜之以日，照之以月，凡所以生物者，天之喜也。阴之气盛，将害于生生之道，天因是而有怒，怒已而雷息，即天之喜也。当其震击则怒耳。然而天之杀物以秋冬，而雷常怒于夏，仲任因是益疑焉。曰：以天统言之，一阳始于子，盛于巳，至午未之月阴生，而雷之鸣益迅，阳怒而敌阴也；仲秋而雷收声者，力不能敌阴，则阳退而伏，以保其性也。若以人统言之，阳始寅终未，雷卯震而卯遯，其盛于六阳之未月，抑亦宜矣。孔子所谓「行夏之时」，非以人统之得天乎？仲任胡不思之也？仲任以雷为虚，而福虚、祸虚大说误亦类此，而其罪至于慢天。以上评雷虚篇。
广弘明集二七樊孝谦答沙汰释李诏表：刘向之信洪宝，殁有余责。王充之非黄帝，此为不朽。以上评道虚篇。
俞樾湖楼笔谈七：古人文字喜为已甚之辞，称其早慧，则曰颜渊十八天下归仁；语其晚成，则曰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王充有语增之篇，非无见也。以上评语增篇。
史通惑经篇：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论语群经，多所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
笔丛九流绪论：论衡之问孔，序意甚明，以仲尼大圣，其语言应迹有绝出常情者，当时门弟子不能极问，故设疑发难，以待后人之答。藉在孔门固好学之一事，第词间伤直，旨或过求，此充罪也。刘子玄辈不能详察，遽从而效之，以讥诋圣人，至尧、舜、禹、汤咸弗能免，犹李斯之学荀况也。
梁玉绳瞥记五：论衡问孔篇最无忌惮，王充之为人，必傲愎不可近。他若说孔子畏阳虎，却行流汗，见物势篇。亦犹庄生称孔子谒盗跖，尚得以寓言戏谈置之。充又言夷、齐以庶兄夺国饿死，今本佚，见意林引。不知何据。以上评问孔篇。
邵博曰：经义考二百三十二。大贤若孟子，其可议乎？后汉王充乃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删孟。刺孟出论衡，韩退之赞其闭门潜思，论衡以修矣，则退之于孟子醇乎醇之论，亦或不然也！以上评刺孟篇。
钱塘淮南天文训补注：王充不信盖天。不知天以辰极为中，地以昆仑为中，二中相值，俱当在人西北。人居昆仑东南，视辰极则在正北者，辰极在天，随人所视，方位皆同，无远近之殊，处高故也；昆仑在地，去人有远近，则方位各异，处卑故也。不妨今天下在极南，自在地东南隅也。以上评谈天篇「方今天下，以极言之，不在东南」。
晋书天文志：亦见隋志。浑天理妙，学者多疑。汉王仲任据盖天之说，以驳浑仪云：「旧说『天转从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随天而转，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过十里，天地合矣。实非合也，远使然耳。今视日入，非入也，亦远耳。当日入西方之时，其下之人，亦将谓之为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为出，远者为入矣。何以明之？今试使一人把大炬火，夜半行于平地，去人十里，火光灭矣。非灭也，远使然耳。今日西转，不复见，是火灭之类也。日月不员也，望视之所以员者，去人远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员，在天何故员？」故丹阳葛洪释之曰：「浑天仪注云：『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如车毂之运也。』诸论天者虽多，然精于阴阳者少。「少」字据隋志补。张平子、陆公纪之徒，咸以为推步七曜之道，以度历象昏明之证候，「以」字据隋志补。校以四八之气，考以漏刻之分，占晷景之往来，求形验于事情，莫密于浑象者也。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观天者曰：『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崔子玉为其碑铭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伟艺，与神合契。』盖由于平子浑仪及地动仪之有验故也。若天果如浑者，则天之出入，行于水中，为的然矣。故黄帝书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者也。』又易曰：『时乘六龙。』夫阳爻称龙，龙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也，又出入水中，与龙相似，故以比龙也。圣人仰观府察，审其如此，故晋卦坤下离上，以证日出于地也。又明夷之卦，离下坤上，以证日入于地也。需卦干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当有何损，而谓为不可乎？故桓君山曰：『春分日出卯入酉，此乃人之卯酉。天之卯酉，常值斗极为天中。今视之乃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时，日出入乃在斗极之南。若如磨右转，则北方道远，而南方道近，昼夜漏刻之数，不应等也。』后奏事待报，坐西廊庑下，以寒故，暴背。有顷，日光出去，不复暴背。君山乃告信盖天者曰：『天若如推磨右转而日西行者，其光景当照此廊下稍而东耳，不当拔出去。拔出去，是应浑天法也。浑为天之真形，于是可知矣。』然则天出入水中，无复疑矣。又今视诸星出于东者，初但去地小许耳。渐而西行，先经人上，后遂西转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没，无北转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谓天磨右转者，日之出入亦然，隋志无此句，是。疑涉上文衍。众星日月，宜随天而回，初在于东，次经于南，次到于西，次及于北，而复还于东，不应横过去也。今日出于东，冉冉转上，及其入西，亦复渐渐稍下，都不绕边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谓为不然者，疏矣。今日径千里，围周三千里，中足以当小星之数十也。若日以转远之故，但当光曜，不能复来照及人耳，宜犹望见其体，不应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体又大于星多矣。今见极北之小星，而不见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转远之故，不复可见，其北入之间，隋志「北」作「比」，是。应当稍小，而日方入之时乃更大，此非转远之征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将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把火之隋志「之」下有「人」字。去人转远，其光转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渐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谬矣。又日之入西方，视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横破镜之状，须臾沦没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转北去有半者，隋志无「有半」二字，是。其北都没之顷，宜先如竖破镜之状，不应如横破镜也。如此言之，日入西方，隋志作「北方」，是也。不亦孤孑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远矣。月盛之时，虽有重云蔽之，不见月体，而夕犹朗然，是月光犹从云中而照外也。「月」字据隋志增。日若绕西及北者，其光故应如月在云中之状，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则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昼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应日亦入而星月亦出也。下「亦」字，隋志无。又按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阴阳之余气也。』夫言『余气』也，则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顾当言日阳精生火者可耳。隋志无「阳」字。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则亦何得尽如日月之员乎？今火出于阳燧，阳燧员而火不员也；水出于方诸，方诸方而水不方也。又阳燧可以取火于日，而无取日于火之理，此则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诸可以取水于月，而无取月于水之道，此则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远，故视之员。』若审然者，月初生之时，及既亏之后，何以视之不员乎？初学记天部月条引抱朴子曰：「王生云：『月不圆』者，月初生及既亏之后，视之宜如三寸镜，稍稍转大，不当如破环渐渐满也。」而日食或上或下，从侧而起，或如钩至尽。若远视见员，不宜见其残缺左右所起也。此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矣。」
贺道养浑天记：御览二、事类赋一。近世有四术，一曰方天，兴于王充；二曰轩夜，起于姚信；三曰穹天，闻于虞昺。皆臆断浮说，不足观也。
卢肇海湖赋前序：唐文粹五。日傅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随之。古人或以日如平地执烛，远则不见。何甚谬乎？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自朔之后，月入不尽，昼常见焉，以至于望；自望之后，月出不尽，昼常见焉，以至于晦。见于昼者，未尝有光，必待日入于海，隔以应之。
卢肇海潮赋后序唐文粹五。自古说天有六：一曰浑天，张衡所述。二曰盖天，周髀以为法。三曰宣夜，无所法。四曰安天，虞喜作。五曰昕天，姚信作。六曰穹天。虞耸作。自盖天以下，盖好奇徇异之说。其增立浑天之术，自张平子始，言天包于地，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言不及浑天而乖诞者，凡五家：庄子、逍遥篇。玄中记、王仲任论衡、言日不入地。山经、释氏言四天。并无证验，不可究寻。王仲任徒肆谈天，失之极远，桓君山攻之已破，此不复云。
杨炯浑天赋：唐文粹卷四。有为宣夜之学者曰：天常安而不动，地极深而不测。有称周髀之术者曰：阳动而阴静，天迥而地游，天如倚盖，地若浮舟。太史公盱衡而告曰：言宣夜者，星辰不可以阔狭有常；言盖天者，漏刻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径一，远近乖于辰极；东井南箕，曲直殊于河汉。明入于地，仲任言日不入地。葛稚川所以有辞；候应于天，桓君山由其发难。以上评说日篇。
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文德之论，发诸王充论衡，论衡佚文篇：「文德之操为文。」又云：「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杨遵彦依用之魏书文苑传：「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而章学诚窃焉。以上评佚文篇「文德之操」。书解篇云：「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着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文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亦发挥「文德」之义。
又检论六，原教：诸奉天神地祇物□者，皆上世之左道，愚陋下材之所拥树。独奉人鬼为不诬耳。人之死，由浮屠之言，中阴不独存，必生诸趣。庄生乐焉而说其传薪。唯儒家公孟亦言无鬼，见墨子公孟篇。王充、阮瞻传其说以为典刑，独未知变化相嬗之道也。言有鬼则为常见。徒言无鬼不知中阴流转则为断见。以上评论死、死伪等篇。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二十二论王充：范史之传充曰：「充少孤，乡里以孝称。」杭子曰：夫孝者己有善不敢以为善，己有能不敢以为能，曰：「是吾先人之所留遗也。是吾祖若父之所培植而教诲也。」乡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谓孝已。」而吾所闻于充者有异焉。充细族孤门，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雠众多。祖父泛，贾贩为事，生子蒙及诵，任气滋甚，在钱塘勇势凌人，诵即充父也。充作论衡，悉书不讳，而乃特创或人问答，扬己以丑其祖先。其尤甚之辞，则曰：「母骊犊骍，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牓奇人。夫禹圣也，而繇恶；舜神也，而叟顽。」使禹谓圣于繇，舜谓神于叟，则禹与舜将不得为神圣，矧复以繇为恶，以叟为顽，而挂诸齿颊，着之心胸，笔之简牍，即禹亦且不免于恶，舜亦且不免于顽，虽甚神圣，焉得称孝？充知尚口以自誉而已。唐刘子玄氏谓「责以名教，斯三千之罪人。」旨哉言乎！吾取以实吾言矣。且夫言立将以垂教也，论衡之书虽奇，而不孝莫大，蔡邕、王朗、袁山松、葛洪之徒，皆一代作者，寻其书而不悟其失，殆不免于阿私所好。而范晔又不孝之尤者，随而附和之，而特书之以孝。呜呼！孝子固讦亲以成名乎？
又曰：充之立论，固不可以训，而吾特申申辨之不已者，岂以招其过也？盖有所绳尔。临川陈际泰，小慧人也，而闇于大道，作书诫子，而以村学究刻画其所生，禾中无识之徒，刊其文以诏世，而以斯语冠诸首简，承学之士，胥喜谈而乐道之。嗟乎！人之无良，壹至于此乎！而其端实自王充发之。充自矜其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审若斯谈，匹如中风病易之夫，谵諵不已，不待听其终而已莫不非而笑之者。不谓后世且有转相仿效之徒，流传觚翰，则此坏人心而害世道莫此为甚也。且充不特敢于疮疵先人，而亦欲诬蔑前哲，颜路讥其庸固，孔、墨谓其祖愚，始以解免其贱微，而既乃挤贤圣而扳之，此其弊，庸讵止诡于众而已哉？以上评自纪篇。
论衡校释附编四
王充的论衡见现代学生第一卷，四、六、八、九期。
胡适
王充字仲任，是会稽上虞人。他生于建武三年。公历二七。他的家世很微贱，他的祖父是做「贾贩」的，故人笑他「宗祖无淑懿之基」。他后来到京师做太学的学生，跟班彪受业。他也曾做过本县本郡的小官。元和三年，公历八六。他已五十九岁了，到扬州做治中。章和二年，公历八八。罢州家居，他从此不做官了。后汉书本传说他「永元中病卒于家」。大概他死时在公历一百年左右。他著书很多，有讥俗节义十二篇，不传。是用俗话做的，又有政务一书，是谈政治的书，不传。又有论衡八十五篇。今存，但阙招致篇。他老年时做了养性书十六篇。不传。论衡末卷有他的自叙一篇，可以参看。
王充的时代——公历二七至一００——是很可注意的，这个时代有两种特别色彩。第一，那时代是迷信的儒教最盛行的时代。我们看汉代的历史，从汉武帝提倡种种道士迷信以后，直到哀帝、平帝、王莽的时候，简直是一个灾异符瑞的迷信时代。西汉末年最特别是谶纬的书。谶字训验，是一种预言，验在后来，故叫做谶。纬是对于经而言，织锦的纵丝为经，横丝为纬，图谶之言都叫做纬书，以别于经书。王莽当国的时候，利用当时天人感应的迷信，造作了「麟凤龟龙众祥之瑞七百有余」，还不够用。于是他叫人造作许多预言的「符命」。孺子婴元年，（公历六年）孟通浚井，得白石，上有丹书，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自此以后，符命繁多，王莽一一拜受。初始元年，（公历八年）有一个无赖少年，名叫哀章，造作铜匮，内藏图书，言王莽为真天子。到黄昏时候，哀章穿着黄衣，捧着铜匮，到高庙里，交给守官。官闻奏，王莽遂亲到高庙拜受金匮。明年，莽遂做皇帝。图谶的起源很有政治和宗教的意味。汉初的儒生用天人感应的儒教来做那「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事业。后来儒教总算成功了，居然养成了皇帝的尊严，居然做到了「辩上下，定民志」的大功。王莽生在儒教已成功之后，想要做皇帝，很不是容易的事。他不能不利用这天人感应的宗教来打破人民迷信汉室的忠心。解铃还须系铃人，儒教造成的忠君观念，只有儒教可以打破。王莽、刘歆一班人拼命造假的经书和假的纬书，正是这个道理。王莽提倡经术，起明堂，灵台，辟雍，求古逸书，即是叫人造假书。添设博士员，——骗得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称颂他的功德。这是儒教的第一步成功。他那七百多种的祥瑞——白雉，凤皇，神爵，嘉禾，甘露，醴泉，禾长丈余，一粟三米，——骗得他的九锡。九锡是当时九百零二个大儒根据「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所定的古礼。这是儒教的第二步成功。平帝病了，王莽又模仿周公「作策请命于泰畤，载璧秉圭，愿以身代，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不幸平帝没有成王的洪福，一病遂死了。王莽却因此做了周公，「居摄践阼，如周公故事」。这是儒教第三步成功。但是儒教的周公究竟不曾敢做真皇帝。王莽没有法子，只好造作符命图谶，表示天命已归周公，成王用不着了。于是这个新周公乃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民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明年，遂「顺符命，去汉号」。读策的时候，王莽亲执小皇帝的手，流涕歔欷，说道：「昔周公摄位，终得复于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这出戏遂唱完了。这是儒教的第四步大成功。
这是图谶符命的起源。光武帝中兴，也有许多图谶。李通造谶曰：「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又强华奏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七之际火为主。」光武遂即帝位。故光武很相信这些说谶的人，甚至用图谶来决定嫌疑。后汉书桓谭传，又郑兴传。光武末年，公历五七。初起灵台，明堂，辟雍，又宣布图谶于天下。明帝、公历五八至七五。章帝七六至八八。继续提倡这一类的书，遂使谶纬之书布满天下。汉人造的纬书，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都是说「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说是自初起到孔子九位圣人增演出来的。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都说是孔子所作。七经纬是：易纬六种，书纬五种，诗纬三种，礼纬三种，乐纬三种，孝经纬二种，春秋纬十三种。详见后汉书樊英传注。这种书的作伪的痕迹，很容易看出。据尹敏光武时人。说：「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后汉书尹敏传。其实单看那些纬书的书名——钩命决，是类谋，元命苞，文耀钩，考异邮等等，——也就可以晓得那些书的鄙陋可笑了。又据张衡说：
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也。
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
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后汉书张衡传。
这四条证据都是作伪的铁证。但是汉朝的君主和学者都是神迷了心窍，把这些书奉作神圣的经典，用来改元定历，决定嫌疑。看律历志中屡引图谶之处可证。这种荒谬可笑的迷忌，自然要引起一般学者的反抗。桓谭、郑兴、尹敏在光武时已极力攻击图谶的迷信。尹敏最滑稽，他攻击图谶，光武不听，他就也在谶书的阙文上补了一段，说：「君无口，为汉辅。」光武问他，他说：「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光武也无可如何。桓谭攻击图谶，光武大怒，说他「非圣无法」，要把他拿下去斩首。但是迷信已深，这几个人又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当时的天人感应的儒教，郑兴、尹敏都是信灾异之学的，桓谭略好。故不能发生效果。王充也是这种反抗运动的一个代表。不懂得这个时代荒谬迷忌的情形，便不能懂得王充的哲学。
上文说的谶纬符瑞等等的道士迷信，即是儒教迷信。是公历一世纪的第一种特别色彩。但是那时代，又是一个天文学发展时代。刘歆的三统历是儒教的天文学，是王莽时代的天文学。建武八年，公历三二。已有朱浮、许淑等人请修改历法。从永平五年六二。到元和二年，八五。是四分历和三统历竞争最烈的时代。四分历最后战胜，遂得颁行。八五。当两派争胜的时候，人人都尽力实地测候的工夫。谁的效验最优，谁便占胜利。故杨岑候月食成绩比官历优，政府就派杨岑署理弦望月食官。六二。后来张盛、景防等用四分法与杨岑比课，一年之中，他们候月食的成绩比杨岑多六事，政府就派他们代杨岑署理月食官。六九。四分历所以能颁行，全靠他的效验远胜太初历。后来贾逵与王充年岁略相同，死于公历一０一，年七十二。用这种实验的方法，比较新旧两历，得结果如下：
以太初历考汉元，前二０六。尽太初元年，前一０四。日朔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三日。旧历成绩比新历好。
以太初历考太初元年，尽更始二年，二四。日朔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新历成绩比旧历好。
以太初历考建武元年，二五。尽永元元年，八九。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历，十七得朔，三得晦，二得二日。新历成绩比旧历好。
又以新历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新历成绩很坏。
实测的结果指出一个大教训：「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有异世之术，太初历不能下通于今，新历不能上得汉元。」
这种实验态度，是汉代天文学的基本精神。太初历的成立，在于效验；（见上章。）四分历的成立，也在于效验。这种效验是真确可靠的，不比那些图谶纬书的效验是邈茫无稽的。这种科学的态度，在当时自然不能不发生一点影响。王充生在这个时代；他著书的时候，正当四分历与太初历争论最烈的时期。论衡著作的时期很可研究。讲瑞篇说：「此论草于永平之初，……至元和、章和之际，孝章耀德天下。」又恢国篇记章帝六年事，称今上；宣汉篇也称章帝为今上；齐世篇称章帝为方今圣明。据此可见论衡不是一个时代做的。大概这书初起在永平初年，当公历六十余年，正在四分法初通行的时候。后来随时增添修改，大部分当是章帝时著作。直至和帝初年还在修改，故有称孝章的地方。此书最后的修正，当在公历九十年左右，四分历已颁行了。此书的著作与修正，前后共需三十年。但此后还有后人加入的地方，如别通篇提及蔡伯喈。蔡邕生于公历一三三年，王充已死了三十多年了。此外尚有许多加入的痕迹。但论衡大体是公历六十年至九十年之间做的。这是大概可以无疑的。他又是很佩服贾逵的人，又很留心当时天文学上的问题，如说日篇可为证。故不能不受当时天文学方法的影响。依我看来，王充的哲学，只是当时的科学精神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故不懂得当时的科学情形，也不能了解王充的哲学。
王充的哲学的动机，只是对于当时种种虚妄和种种迷信的反抗。王充的哲学的方法，只是当时科学精神的表现。
先说王充著书的动机。他自己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佚文篇。
他又说：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自纪篇。
他又说：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悦虚妄之文。何则？事实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今吾不得已也。」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杂糅。以情言之，吾心岂能忍哉？……人君遭弊，改教于上；人臣愚惑，作论于下。实得，则上教从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后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对作篇。
他又说：
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俗传蔽惑，伪书放流。……是反为非，虚转为实，安能不言？俗传既过，俗书又伪。若夫……淮南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鲁阳战而日暮，援戈挥日，日为却还。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濆涌，笔手扰，安能不论？同上。
这几段都可写出王充著书的动机。他的哲学的宗旨，只是要对于当时一切虚妄的迷信和伪造的假书，下一种严格的批评。凡是真有价值的思想，都是因为社会有了病纔发生的。王充所谓「皆起人间有非」。汉代的大病就是「虚妄」。汉代是一个骗子时代。那二百多年之中，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荒唐的神话，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荒谬的假书。我们读的古代史，自开辟至周朝，其中也不知道有多少部分是汉代一班骗子假造出来的。王莽、刘歆都是骗子中的国手。谶纬之学便是西汉骗子的自然产儿。王充对于这种虚妄的行为，实在看不上眼。我们看他「心濆涌，笔手扰」，「吾不得已也」，「吾岂能忍哉」的语，便可想见他的精神。他的书名是「论衡」。他自己解释道：「论衡，论之平也。」自纪。又说：「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衡即是度量权衡的衡。即是估量，即是评判。论衡现存八十四篇，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批评的文章。最重要的如：
书虚、第十六。道虚、二四。语增、二五。儒增、二六艺增、二七。对作八四。等篇，都是批评当时的假书的。
问孔、二八。非韩、二九。刺孟三十。是批评古书的。
变虚、十六。异虚、十八。感虚、十九。福虚、二十。祸虚、二一。龙虚、二二。雷虚二三。是批评假书中纪载的天人感应的事的。
寒温、四一。谴告、四二。变动、四三。招致第四四篇，今阙。四篇，是从根本上批评当时儒教的天人感应论的。
讲瑞、五十。指瑞、五一。是应五二。是批评当时的祥瑞论的。
死伪、六三。纪妖、六四。订鬼、六五。四讳、六八。□时、六九。讥日、七十。卜筮、七一。难岁、七三。诘术七四。等篇，是批评当时的许多迷信的。
论衡的精神只在「订其真伪，辨其实虚」八个字。所以我说王充的哲学是批评的哲学，他的精神只是一种评判的精神。
现在且说王充的批评方法。上文我说王充的哲学只是当时科学的方法适用到天文学以外的问题上去。当时的天文学者最注重效验，王充的批评方法也最注重效验。他批评当时的灾异学派说：
变复之家不推类验之，空张法术惑人君。明雩。
他是属于自然主义一派的道家的，说见下。但他嫌当时的自然学派也不注重效验的方法。他说：
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故自然之说未见信。自然。
他又说：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知实。
他的方法的根本观念，只是这「效验」两字。他自己说：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唯圣心贤意，方比物类，为能实之。薄葬。
我们若要懂得王充说的「效验」究竟是什么，最好是先举几条例：
（例一）儒者曰：「日朝见，出阴中。暮不见，入阴中。阴气晦冥，故没不见。」如实论之，不出入阴中。何以效之？
夫夜，阴也，气亦晦冥。或夜举火者，光不灭焉。……火夜举，光不灭，日暮入，独不见，非气验也。
夫观冬日之入出，朝出东南，暮入西南。东南西南非阴，古以北方为阴。何故谓出入阴中？
且夫星小犹见，日大反灭，世儒之论虚妄也。说日。
（例二）雷者，太阳之激气也。……盛夏之时，太阳用事，阴气承之。阴阳分争，则相较轸，较轸则激射。激射为毒，中人，辄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坏。人在木下屋间，偶中而死矣。何以验之。
试以一斗水灌冶铸之火，气激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体。天地为炉大矣，阳气为火猛矣，云雨为水多矣，分争激射，安得不迅？中伤人身，安得不死？……
雷者，火也。何以验之？这两句，今本倒置，今以意改正。以人中雷而死，即询其身，中头则须发烧燋，中身则皮肤灼，临其尸，上闻火气，一验也。道术之家以为雷烧石色赤，投于井中，石焦井寒，激声大鸣，若雷之状，二验也。人伤于寒，寒气入腹，腹中素温，温寒分争，激气雷鸣，三验也。当雷之时，雷光时见，大若火之耀，四验也。当雷击时，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验也。
夫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雷虚。
古文「效」与「验」可以互训。广雅释言：「效，验也。」吕览察传篇注、及淮南主术注，验，效也。王充的效与验也只是一件事。效验只是实验的左证。这种左证，大略可分为两种：（一）是从实地考察本物得来的。如雷打死人，有烧焦的痕迹，又有火气，又如雷能燔烧房屋草木，都属于这一种。（二）是本物无从考验观察，不能不用譬喻和类推的方法，如阴中气可举火，又可见星，可以推知日入不是入阴气中；又如用水灌火能发大声，激射中人能烧灼人，可以推知雷为阴气与阳气的激射，这都属于第二类。第一种效验，因当时的科学情形，不容易做到。只有天文学在当时确能做到了。医学上的验方也是如此。王充的书里，用这种实地试验的地方，比较的很少。他用的效验，大都是第二种类推的效验。他说的「推类验之」与「方比物类」都是这一类的效验。这种方法，从个体推知个体，从这物推知那物，从名学上看来，是很容易错过的。但是有时这种类推法也很有功效。王充的长处在此，他的短处也正在此。
这种重效验的方法，依我看来，大概是当时的科学家的影响。但是科学家的方法固然注重证验，不过我们要知道证验是科学方法的最后一步。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要能疑问。第二步是要能提出假设的解决。第三步方纔是搜求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设。王充的批评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倡这三种态度：疑问，假设，证据。他知道单有证验是不够用的，证验自身还须经过一番评判，方纔站得住。例如墨家说鬼是有的，又举古代相传杜伯一类的事为证验。墨子明鬼篇。王充驳道：
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智者之心。薄葬。
这一段说立论的方法，最痛快，最精彩。王充的批评哲学的精神，只是注重怀疑，注重心意的「诠订于内」。诠订就是疑问，就是评判。他自己说论衡的方法是：
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对作。
看他先说「考之以心」，后说「效之以事」，可见他的方法最重心意的诠订，效验不过是用来帮助心意提出的假设，使他立脚得住。不曾诠订过的证验，王充说：「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有时诠订已分明，便可不须再求证验，也能成立。例如汉儒说上古圣王太平之世，厨房里自生肉脯，像一种蒲扇摇动生风，寒凉食物，使他不腐败，故名萐脯。王充驳道：
太平之气……能使厨自生肉萐，何不使饭自蒸于甑，火自燃于灶乎？……何不使食物自不?？何必生萐以风之乎？是应。
儒者又说尧时有蓂荚夹阶而生，月朔生一荚，至十五日而十五荚；十六落一荚，至月晦落完。王充驳他道：
夫起视堂下之荚，孰与悬历日于扆坐旁，顾辄见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娱王者，须起察乃知日数，是生烦物以累之也。且荚，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虽质，宫室之中，草生辄耘，安得生荚而人得经月数之乎？同上。
儒者又说尧时有草名屈轶，生于庭，见了佞人便能指出。王充驳道：
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圣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复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惮烦也？……经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人含五常，音气交通，且犹不能相知；屈轶，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则太平之时草木踰贤圣也。同上。
王充书里这一类的怀疑的批评最多，往往不用证验，已能使人心服。有时他的怀疑或假设，同普通的信仰相去太远了，不容易使人领会信从，那时他方纔提出证验来。如上文所引「日不入阴中」及「雷者火也」两个假设。
总之，王充在哲学史上的绝大贡献，只是这种评判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表现，便是他的怀疑的态度。怀疑的态度，便是不肯糊里胡涂的信仰，凡事须要经我自己的心意「诠订」一遍，「订其真伪，辨其虚实」，然后可以信仰。若主观的评判还不够，必须寻出证据，提出效验，然后可以信仰。这种怀疑的态度，并不全是破坏的，其实是建设的。因为经过了一番诠订批评，信仰方纔是真正可靠的信仰。凡是禁不起疑问的信仰，都是不可靠的。譬如房屋建在散沙上，当不住一阵风雨，就要倒了。
汉代的许多迷信都挂着「儒教」的招牌。许多极荒谬的书，都假托儒家所谓圣人做的。这种虚妄诈伪的行为，和当时人迷信假书的奴性，引起了王充的怀疑态度。王充明明的说当时有许多书是假造的。他说：
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贤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谓短书不可信用。汉代的古书，长二尺四寸，后出新书篇幅减短，仅长一尺，故名短书。看论衡正篇说。……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着殊略之名。书虚。
他又说：
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盛溢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对作。
他不但怀疑那些假造的书，并且攻击当时儒生说经的种种荒谬。他说：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妄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早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正说。
我们知道当时经师的荒谬，便知道王充说的「五经并失其实」，并非过当的责备。正说篇引当时说经家的话：「春秋二百四十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怪不得王充要痛骂。
王充不但攻击当时的经师，就是古代的圣贤，也逃不了他的批评。他有问孔、非韩、刺孟三篇，我们可引他对于孔子的态度作例：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问孔。
我们虽不必都赞同他的批评，有许多批评是很精到的，例如他批孟子「王何必曰利」一节。但这种「距师」、「伐圣」的精神，是我们不能不佩服的。
王充生平最痛恨的就是当时的天人感应的儒教。从前天文学还在幼稚时代，把人类看作与天地并立的东西，把人看得太重要了，人类遂妄自尊大，以为「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皆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董仲舒语。善政可招致祥瑞，恶政必招致灾异。汉书天文志说的「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可以代表这种迷信。王充所以能打破这种迷信，大概是受了当时天文学进步的影响。天文家测候天象，渐渐的知道宇宙有无穷的大，人类在这个大宇宙之中，真算不得什么东西。知道了人类的微细，便不会妄自尊大，妄想感动天地了。正如王充说的：
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逆顺横纵，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筳不能鸣钟，而萤火不爨鼎者，何也？钟长而筳短，鼎大而萤小也。以七尺之细形，感皇天之大气，其无分铢之验，必也。变动。
天文学的进步，不但打破人类妄自尊大的迷误，又可使人知道天行是有常度的，是自然的，是不会受人事的影响的。王充说：
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六月，月亦一食。五六月，湖北局本作「五十六月」。按说日篇云：「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蚀，蚀之皆有时。」故改正。西汉天文家测定五个月又二十三分之二十为一个月食之限，故知「五十六月」必误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治期。又寒温篇：「水旱之至，自有期节，百灾万变，殆同一曲。」与此同。
这种议论，自然是天文学发达时代的产物。古代荀子也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王充的话，竟可算是荀子的天论新得了科学的根据。
王充说：「日月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王充对于一切灾异，都持这个态度。我们只能举一条最痛快的驳论，不能遍举了。他说：
世之圣君莫若尧、汤。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如谓政治所致，则尧、汤恶君也。如非政治，是运气也。运气有时，安可请求？世之论者，犹谓「尧、汤水旱，水旱者时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审然，何用致湛？……世审称尧、汤水旱，天之运气，非政所致。夫天之运气，时当自然，虽雩祭请求，终无补益。而世又称汤以五过祷于桑林时，立得雨。夫言运气，则桑林之说绌；称桑林，则运气之论消。世之说称者，竟当何由？救水旱之术，审当何用？明雩。
以上所述，大半都是侧重批评破坏一方面的。王充的绝大贡献就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思想若不经过这一番破坏的批评，决不能有汉末与魏、晋的大解放。王充的哲学是中古思想的一大转机。他不但在破坏的方面打倒迷信的儒教，扫除西汉的乌烟瘴气，替东汉以后的思想打开一条大路；并且在建设的方面，提倡自然主义，恢复西汉初期的道家哲学，替后来魏、晋的自然派哲学打下一个伟大的新基础。
我们且看王充哲学的建设方面。
自从淮南王失败后，自然派的哲学被儒教的乌烟瘴气遮住了，竟不能发展。祗有道家的一小支派——炼金炼丹的神仙家——居然与天人感应的儒教拉得拢来，合成汉代儒教的一部分。汉武帝与刘向便是绝好的例。但道家理论一方面的天道自然观念，与天人感应的儒教根本上不能兼容，故无人提倡。直到王充起来，他要推翻那天人感应的迷信，要打破那天人同类的天道观念，（Anthropomorphism）不能不用一种自然的天道观念来代他。试看他的谴告篇说：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变复之家，损皇天之德，使自然无为转为人事，故难听之也。
看这寥寥的几句，可见王充的天道论与他的反对迷信是有密切关系的。又可见他的天道论是从道家哲学里面产生出来的。物势篇说：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则人生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矣。……何以验之？如天故生万物，当令其相亲爱，不当令之相贼害也。或曰：「五行之气，天生万物。以万物含五行之气，五行之气更相贼害。」曰：「天自当以一行之气生万物，令之相亲爱，不当令五行之气反使相贼害也。」或曰：「欲为之用，故令相贼害。贼害，相成也。……金不贼木，木不成用；火不烁金，金不成器，故诸物相贼相利，含血之虫相胜服、相啮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气使之然也。」曰：「天生万物欲令相为用，不得不相贼害也，则生虎狼蝮蛇及蜂虿之虫皆贼害人，天又欲使人为之用耶？……凡万物相刻贼，含血之虫则相服，至于相啖食者，自以齿牙顿利，筋力优劣，动作巧便，气势勇桀。若人之在世，势不与适，力不均等，自相胜服。以力相服，则以刃相贼矣。夫人以刃相贼，犹物以角齿爪牙相触刺也。力强，角利，势烈，牙长，则能胜；气微，爪短，则诛；胆小，距顿，则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战有胜负。胜者未必受金气，负者未必得木精也。物势。
看这一大段的主意，只是要推翻当时天人同类的「目的论」。（Teleology）老子、庄子、慎到、淮南子一系的哲学，无论怎样不同，却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不承认天是有意志的，有目的的。王充也只是攻击一个「故」字。淮南子说的「智故」、「故曲」，现在俗话说的「故意」，即是故字的意义。天地是无意志的，是无目的的，故不会『故』生人，也不会『故』生万物。一切物的生死变化，都是自然的。这是道家哲学的公同观念。王充的自然哲学和古代的自然哲学不同之处，就在王充受了汉代思想的影响，加上了一个『气』的观念。故说：「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故说：
试依道家论之。天者，普施气。……夫天之不故生五谷丝麻以衣食人，由同犹。其有灾变不欲以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气自变而人畏惧之。……如天瑞为故，自然焉在？无为何居？自然。
自然主义的天道观解释万物的生长变化，比那目的论的天道观满意得多了。王充说：
草木之生，华叶青葱，皆有曲折，象类文章。谓天为文章，复为华叶乎？宋人或刻木为楮叶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如孔子之言，万物之叶自为生也。自为生也，故生并成。如天为之，其迟当若宋人刻楮叶矣。观鸟兽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为乎？……春观万物之生，秋观其成，天地为之乎？物自然也？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必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并为万万千千物乎？诸物之在天地之间也，犹子在母腹中也。母怀子气，十月而生，鼻、口、耳、目、发、肤、毛理、血脉、脂腴、骨节、爪齿，自然成腹中乎？母为之也？偶人千万，不名为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自然。
这一段论自然主义和目的论的优劣，说得明白。我们试想一个有意志的上帝，在这个明媚的春光里，忙着造作万物，「已拼腻粉涂双蝶，更着雌黄滴一蜂」，杨诚斋诗。请问这种宇宙观能使我们满意吗？即使有人能承认这种目的论的天道观，即使有人能承认这个「无事忙」为造化者，那么，天地之间万物互相残杀，互相吞吃——大鱼吃小鱼，人又吃大鱼，蚊虫臭虱又咬人——难道这都是这个造化者的意志吗？
王充的自然论一方面要打破一个「故」字，一方面要提出一个「偶」字，故是目的论，偶是因缘论。故他再三说「人偶自生」，「物偶自生」，偶即是无意志的因缘凑合的。他说：
长数仞之竹，大连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见举持，或遗材而遭废弃。非工技之人有爱憎也，刀斧之加「之加」二字，湖北本作「加」字，今依下文改。有偶然也。蒸谷为饭，酿饭为酒。酒之成也，甘苦异味；饭之熟也，刚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意异也，手指之调有偶适也。调饭也，殊筐而居；甘酒也，异器而处。虫堕一器，酒弃不饮；鼠涉一筐，饭捐不食。夫百草之类，皆有补益。遭医人采掇，成为良药；或遗枯泽，为火所烁。等之金也，或为剑戟，或为锋铦。同之木也，或梁于宫，或柱于桥。……幸偶。
凡人操行有贤有愚，及遭祸福，有幸有不幸。举事有是有非，及触赏罚，有偶有不偶。并时遭兵，隐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伤。中伤未必恶，隐蔽未必善，隐蔽幸，中伤不幸。幸偶。
王充把天地间一切现象和一切变化都看作无意识的因缘偶合，这种幸偶论，一方面是他的自然主义的结果，一方面又是他的命定论的根据。道家本是信命定说的。儒家虽然注重人事，但孔子的天道观念也是自然主义，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信天道自然无为，故儒家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孟子也是信命天论的。儒家只有一个荀子不信命。看他的天论与非相篇。老、庄一系没有不信命的。庄子更说得详细。墨家信仰一个有意志又能赏善罚恶的天，故不能不反对有命说。墨子说：
执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固且罚，非暴固罚也。」……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墨子非命上。
汉代的儒生要造出一种天人感应的宗教来限制当时的君权，故不能不放弃「原始的儒教」的天命论，换上墨教的「天志」论。古代儒教的天命论，是如孟子说的「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篇。孟子又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篇。这种命定主义与道家「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正没有一点分别。汉代的新儒教表面上也信天命，但他的天命已不是孟子「莫之致而至，殀寿不贰」的命，乃是孟子最反对的那个「谆谆然命之」的天命。这种「谆谆然命之」的天命论，并不是儒家的遗产，乃是墨家的信条。汉代一切春秋派、洪范派、诗派、易派的天人感应论，都含有这个有意志，能赏罚，能用祥瑞灾异来表示喜怒的天帝观念。
王充因为要推翻这「谆谆然命之」的天命，故极力主张那「莫之致而至」的命。他说命有两种：（一）是禀气厚薄之命，（二）是所当触值的命。气寿篇。分说如下：
第一，禀气的命。「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气寿。「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夭之命，以立长短之形。……用气为性，性成命定。体气与形骸相抱，生死与期节相须。形不可变化，命不可加减」。无形。这一种命，王充以为就是「性」。故他说：「用气为性，性成命定。」他又解释子夏「死生有命」一句道：「死生者，无象于天，以性为主。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则寿命短，短则夭死。故言有命，命即性也。」命义。这一种命，简单说来，只是人受生的时候，禀气偶然各有不同。人所受的气，即是性，性即是命，这种命是不可加减的。
第二，触值的命。这一种是从外面来的。人禀气也许很强，本可长寿，但有时「遭逢外祸累害」，使他半途夭折。这种外来的累害，属于触值的命。王充说：「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动之类，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内。……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马践根，刀镰割茎，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类，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捐饭之味与彼不污者钧，以鼠为害，弃而不御。君子之累害，与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饭，同一实也。俱由外来，故为累害。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福祸之至，幸不幸也。」累害。王充这样说法，把祸福看作偶然的遭逢，本是很有理的。参看上文引的幸偶篇。可惜他终究不能完全脱离当时的迷信。他解说「富贵在天」一句话道：「至于富贵所禀，犹性所禀之气，得众星之精。众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贵象则富贵，得贫贱象则贫贱，故曰在天。……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赀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命义。这种说法，便远不如触值遭逢说的圆满。富贵贫贱与兵烧压溺，其实都应该归到外物的遭逢偶合。王充受了当时星命骨相迷信的影响，他有骨相篇，很赞成骨相的迷信。故把富贵贫贱归到星位的尊卑大小，却不知道这种说法和他的逢遇、幸偶、累害等篇是不相容的。既说富贵定于天象，何以又说福祸由于外物的累害呢？
王充的命定论，虽然有不能使人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们都可以原谅他，因为他的动机只是要打破「人事可以感动天道」的观念。故他极力提倡这种「莫之致而至」的命定论，要人知道死生富贵贫贱兵烧压溺都是有命的，是不能改变的。他要推翻天人感应的宗教，故不知不觉的走到极端，主张一种极端的有命论。
不但人有命，国也有命。王充这种主张，也是对于人天感应的灾异祥瑞论而发的。他说：
世谓古人君贤则道德施行，施行则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则道德顿废，顿废则功败治乱。……如实论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夫贤君能治当安之民，不能化当乱之世。良医能行其针药，使方术验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穷病困，则虽扁鹊末如之何。……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治期。
这种极端的国命论，初看了似乎很可怪，其实只是王充的有命论的自然趋势。王充痛恨当时的天人感应的政治学说，故提倡这种极端的议论。他的目的只是要人知道「祸变不足以明恶，福瑞不足以表善」。治期篇中的话。他这种学说，也有很精采的部分，例如他说：
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仪，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饥岁之春，不食亲戚；穰岁之秋，召及四邻。不食亲戚，恶行也；召及四邻，善义也。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案谷成败自有年岁，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必谓水旱政治所致，不能为政者莫过桀、纣，桀、纣之时宜常水旱。案桀、纣之时无饥耗之灾。灾至自有数，或时返在圣君之世。实事者说尧之洪水，汤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恶之所致；说百王之害，独为有恶之应，此见尧、汤德优，百王劣也。审一足以见百，明恶足以招善。尧、汤证百王，至百王遭变，非政所致。……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治期。
这是一种很明了的「唯物的历史观」。最有趣的就是，近世马克思（Marx）的唯物史观也是和他的「历史的必然趋向说」是相关的；王充的唯物观也是和他的「历史的命定论」是在一处的。
这种国命论和班彪一流人的王命论大不相同。班彪生公历三年，死四五年。生当王莽之后，眼见隗嚣、公孙述一班人大家起兵想做皇帝，故他的王命论只是要人知道天命有归，皇帝是妄想不到的。故他说：
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崛起此在位者也。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夫饿馑流隶，……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贵，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处哉？故虽遭罹阨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韩信、黥布。强如梁、籍，项梁、项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锧，烹醢分裂，又况么尚不及数子，而欲闇于天位者乎？……英雄诚知觉悟，畏若祸戒，……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几，……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班彪王命论。
这种王命论是哄骗那些野心的豪杰的。王充的国命论是规劝那些迷信灾异祥瑞的君主的。我们知道他们当时的时势，便可懂得他们的学说的用意。懂得他们的用意，便能原谅他们的错谬了。
论衡校释附编五
论衡版本卷帙考
〔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二〕 论衡二十五卷。残。宋光宗时刻本。附明修本、通津草堂本、程荣本。今所通行明万历程荣刻三十八种汉魏丛书本，以嘉靖通津草堂本为蓝本；通津本根原于宋椠明成化修本；明修本则又基于是书。自宋椠明成化修本极多伪误，后来诸本皆沿其谬。又加之以明人妄改增删，故有脱一张而强接上下者；有不可句者。诸子颇多粗本，论衡则其一也。是书左右双边，半页十行，行十九、二十、二十一字。界高七寸一分五厘，横五寸。卷端题「论衡卷第几」。「王充」。次行以下列篇目。版心记刻工氏名王永、王林、王政、王存中、王玺、徐颜、徐亮、徐彦、陈俊、陈明、李宪、李文、赵通、高俊、许中、方佑、杨昌、朱章、宋端、张谨、周彦、刘文、卓宥、卓宄、卓佑、潘亨、毛昌、洪新、洪悦、毛奇、梁济等。卷中凡遇宋讳「完、慎、贞、桓、征、惩、匡、筐、胤、朗、竟、境、恒、让、墙、玄、鲧、弦、泫、殷、弘、煦、构、敬、惊、树、竖」等字，皆阙末笔，盖光宗时刻本也。后人遇宋讳阙画，乃加朱围，盖王山僧徒之所为也。论衡一书，以是书为最善。乃如累害篇「污为江河」下，宋本有「矣，夫如是，市虎之讹，……然而太山之恶，君子不得名，毛」四百字，此一张，今跳在命禄篇中，宜改装也。宋椠明成化修本、嘉靖通津草堂本及程荣、何允中诸本俱阙，盖明修本偶脱此一叶，通津本之所据，即佚兹一张，首尾文句不属，浅人乃不得其意，妄改「毛」字为「毫」字，以曲成其义耳。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载元刊明修本、元至元刊本并有，今据秘府宋本补录。是书纸刻鲜朗，字字员秀，脱胎于鲁公，更觉有逸致，宋本之存于今日者，当奉是本为泰、华矣。狩谷掖斋求古楼所收，后归于况斋冈本缝殿之助。闻诸本村正辞氏，况斋之病将殁，属之于门人本村正辞氏，且捺一小印以为左券，卷首所捺小圆印即是也。后十洲细川润次郎先生介书肆琳琅阁而获之，是书遂升为秘府之藏。惜阙第二十六以下。案宋椠明成化修本者，首有目录，体样一与前记宋椠本同。半版十行，行二十字。界长六寸九分，幅四寸七分五厘，长短不齐。其出于明时修版者，缝心上方有「成化九年补刊」字。比宋椠高短三分，横减四分五厘。通津草堂本之称，以其版心有「通津草堂」四字。起是嘉靖中袁褧所刻。首有嘉靖十年春三月吴郡袁褧引。体式行款，与明修本相同。但界长六寸四分，幅四寸七分，是为异耳。卷末题曰：「周慈写。」案嘉靖袁褧刻十一行本六家文选，世所称以为精绝，秘府收三通。亦有「周慈写」三字。宜乎是书笔画遒劲，可以接武于文选。程荣本者，万历中程荣所校，首有万历庚寅虞淳熙及戊子沈云揖序。世多有之，故不详说。
〔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四子类〕 论衡三十卷，宋刻本。余聚书四十余年，所见论衡，无逾此本。盖此真宋刻元修明又增补残损版片者，故中间每页行款字形各异。至文字之胜于他本者特多。其最著者，卷首至元七年仲春安阳韩性书两纸，第一卷多七下一叶。余之佳处不可枚举，近始于校程荣本知之。程本实本通津草堂本，通津草堂本乃出此本，故差胜于程荣本。其最佳者，断推此为第一本矣。通体评阅圈点出东涧翁手迹，「言里世家」，其即此老印记乎？俟与月霄二兄质之。宋廛一翁。
〔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二〕 明版论衡三十卷，题「王充」二字，末有庆历五年杨文昌序，称：「先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又得史馆本二，各三十卷。然后互质疑讹。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此本即从杨本翻雕。每叶二十行，行二十字。板心下有「通津草堂」四字，末卷后有「周慈写，陆奎刻」六字。收藏有「嘉靖己未进士夷斋沈瀚私印」朱文方印。
〔叶德辉郋园读书记〕 论衡三十卷，题「王充」二字，明嘉靖乙未苏献可通津草堂刻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版心下有「通津草堂」四字。后有「周慈写，陆奎刻」。明本中之至佳者。卷一累害篇「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缺一叶，约四百字。其它明刻如程荣汉魏丛书本、何镗汉魏丛书本缺叶同。因南监补刊元至元本早缺此叶，无从校补也。元本为绍兴路儒学刊。余从归安陆存斋心源皕宋楼所藏本钞补之。行字数目与此本恰合。孙星衍祠堂书目著录，平津馆鉴藏书籍记亦详载此本版式行字，而不及缺叶，但未细阅耳。
〔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 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明通津草堂仿宋本。正德辛巳南监补刊本。嘉靖乙未吴郡苏献可刊本。钱震泷本。汉魏本。坊刊本。抱经有校宋本。张金吾云：论衡明刊元修本目录后有「正德辛巳四月吉日南京国子监补刊完本」记。卷一累害篇「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通津草堂以下诸本俱缺。又元至元刊本残帙一卷，其书合两卷为一卷，凡十五卷，缺六至十五。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不缺。
〔悼厂过录杨校宋本题记〕 宜都杨惺吾氏所校论衡凡五册，册各六卷，系汉魏丛书程荣本，卷首有虞熙序，卷末为杨文昌后序，用宋本与通津本互校，校文俱用朱墨书于眉端，间亦提及坊本及广汉魏丛书本作某字者。通卷点读，时有是正。卷首有杨氏印像，右角上端有长方阳文朱印，文曰：「星吾七十岁肖像。」左角下端有正方阴文朱印，文曰：「杨守敬印。」每册第一叶俱钤有阴文「宜都杨氏藏书记」七字章，于眉端右角。
通卷无题跋，唯卷首目录之末，题「宋椠本每半叶十行，行或十九字，或二十或二十一字。版心有刻手姓名。缺笔□□□□□□□□□□□□□□戍□。明刊本版心有『通津草堂』四字，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凡改正，皆系宋本，不悉出也。」云云。今悉迻录于此本。
杨氏观海堂书，收归国务院。民七、十二月新会梁启超致书大总统徐世昌，请将杨书捐赠松坡图书馆。徐赠二百七十六箱与之，余者尚有书目四册，不下数千卷，仍存国务院图书室。今岁经清室善后委员会索回，暂储景山西街大高殿。因助教胡文玉先生之介绍，往迻录一过，凡四日始告竣事。
杨氏所校宋本，与予三年前在历史博物馆所校论衡残本，行款缺笔，一一相符，更足证该馆所藏者确系宋椠也。
十五年三月十二日，全书录竟，因题记焉。四月十六日，始书于此。 悼厂自记
〔朱宗莱校元至元本题记〕 七年夏，从硖石蒋氏借得元至元本校勘一过。其书合两卷为一卷，凡十五卷，每卷首标曰：「新刊王充论衡卷之几。」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不缺。然其中讹字甚多，疑是当时坊本。蒋氏藏本又多缺叶烂字。
蒋氏所藏元本论衡，其书合两卷为一卷，凡十五卷，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与独山莫氏所称元至元本行款合。后有某氏跋，首尾烂损。又有干道丁亥五月二十八日番阳洪适景伯跋，亦破缺不完。意是元本而覆干道本者与？篇中空缺讹脱之字，于行二十四字者，为参差不齐，然合诸行二十四字乃多在同列，岂其所据宋本为行二十字者与？（陆心源群书校补云：元至元绍兴路总管宋文瓒覆宋十五卷本，每页二十行，行二十字，则蒋氏藏本为覆至元本无疑。莫氏所言至元本行款殆误也。十月十二日。）瑞安孙氏尝据元本校程荣本，今观其所谓元本作某者，虽十六七与此合，而讹脱之字，此尤为多，岂元本本不止一本，而此又元本中之最下者与？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校录竟，附识于此，以俟考定。
〔隋书经籍志杂家〕 论衡二十九卷。后汉征士王充撰。
〔旧唐书经籍志杂家〕 论衡三十卷。王充撰。
〔唐书艺文志杂家〕 王充论衡三十卷。
〔宋史艺文志杂家〕 王充论衡三十卷。
〔唐马总意林三〕 论衡二十七卷。注：「王充。」周广业注曰：「隋志二十九卷，唐志三十卷。今存卷如唐，惟阙招致一篇。此云『二十七卷』，未详。」按：宋杨文昌曰：「俗本二十七卷。」与马氏所见本合。
〔宋王尧臣崇文总目杂家〕 论衡三十卷。王充撰。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杂家〕 王充论衡。
〔宋王应麟玉海六十二〕 唐志杂家，王充论衡三十卷。隋志二十九卷。今本亦三十卷，八十五篇，逢遇第一至自纪八十五。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子杂家〕 论衡三十卷。
〔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子杂〕 王充论衡。一部七册阙。一部十册残阙。
〔明叶盛菉竹堂书目子杂〕 王充论衡七册。
〔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子部杂家类〕 论衡三十卷，刊本。汉王充着，宋庆历五年杨文昌后序，嘉靖乙未后学吴郡苏献可校刊。
〔天禄琳琅书目卷九明版子部〕 论衡，二函，十二册。汉王充着。三十卷。后有宋杨文昌后序。文昌爵里无考，其序作于庆历五年。称：「先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斋所贮。又得史馆本，各三十卷。于是互质疑谬，沿造本源，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募工刊印。」云云。今考晁公武、陈振孙、马端临诸家著录卷目悉符，则文昌校刊之本为可据矣。此本版心下方有「通津草堂」四字，纸质墨光，系为明制。盖取文昌定本而重加校刻者。
〔瞿镛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宋子部〕 论衡三十卷，宋刊元、明补本。此为庆历中杨文昌刊本。迨元至元间绍兴路总管宋文瓒重为补刊，故有至元七年安阳韩性后序。目录后有墨图记二行云：「正德辛巳四月吉旦南京国子监补刊。」通津草堂本即从此出。卷末有「汲古阁毛氏收藏子孙永保」朱记。
〔皕宋楼丛书子部杂家类三〕 论衡，明通津草堂刊本。汉王充撰。载有杨文昌序。
〔孙氏宗祠书目诸子第三杂家〕 论衡二十九卷。汉王充撰。一明通津草堂刊本。一明程荣本。
〔稽瑞楼书目〕 论衡三十卷。校本十册。
〔世善堂书目子部各家传世名书〕 论衡三十卷。
〔述古堂藏书目子杂〕 王充论衡三十卷六本。
〔钱谦益揖绛云楼书目子杂〕 论衡。三十卷。王充。
〔黄丕烈辑季沧苇书目〕 王充论衡三十卷八本。
〔天一阁见存书目子部杂家类〕 论衡三十卷，缺。汉王充撰。存卷一至二十一。卷二十五至末。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 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其书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录无书，实八十四篇。考其自纪曰：「书虽文重，所论百种。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纔出百，而云太多。」然则原书实百余篇，此本目录八十五篇，已非其旧矣。
〔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家〕 论衡三十卷。后汉征士王充撰。
〔刘盼遂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见古史辩第四册六九一页。）
论衡一书，今存八十五篇，内惟招致一卷，有录无书。盖实存八十四篇，从未有加以异议者。惟予尝按考其实，则论衡篇数，应在一百以外，至今日佚失实多，最少亦应有十五六篇。今分三项，说明之如次：
一、以仲任自己之言为证。
甲、自纪篇云：「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亦纔出百，而云泰多。」
乙、佚文篇云：「故夫占迹以睹足，观文以知情，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百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按：百数各本皆误作十数，今正。百数者，百许也，百所也，今山东言千之左右曰千数，百之左右曰百数，其遗语也。此本由后人误仞八十四篇为足本，故妄改百数为十数，而不顾其欠通也。）据以上二事，足证今之八十五篇，非完书矣。
二、以论衡本书之篇名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