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明集

  《弘明集》为南朝梁着名高僧僧祐所着。僧祐,俗姓俞,彭城下邳人。该地为今江苏邳县。从后汉以来,这一带便是华东佛教的重镇。据《梁高僧传》,僧祐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西元四四五年)生于建康(今南京)。幼时即有向佛之心,曾随父母参建初寺,不肯归家。十四岁时为逃婚走往钟山定林寺,依法达法师。达师戒行精严,闻名于世。二十岁,僧祐受具足戒,又从法颖律师学毗尼,悉心钻求,晨昏不懈。齐竟陵文宣王礼请他,为之设讲席,一时座下听律者达七八百众。武帝时,他奉敕到吴中整顿僧伽,并讲《十诵律》,申受戒之法。他精于《十诵》,春秋开讲,四十余年间演此律达七十余遍。作为律学大师,在齐梁时,为世人所宗仰。颇为齐梁诸帝尊崇。晚年患脚疾,梁武帝赐乘舆径入内殿为六宫嫔妃授戒。帝室眷属诸王多有依其受戒,尽师资之敬者。

  他除了除精通律学外,每于讲席之余广探内典,披览群籍,或专日遗餐,或通宵继烛,游目积心,深有所悟,多有撰述,涉及自东汉至齐梁间所译出之佛经,各代的撰述。其对经教制度、僧人言行、内外争辩都有把握。有关于史传、僧传、行仪、杂缘者百余卷。今存于世者,尚有《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和《弘明集》。这些着作,从宗旨到体例均对后来僧传和经录有所示范和借鉴。僧祐还精于佛像造像的仪则规模,曾监造兴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本传说他「为性巧思,能自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凭眼视心度便能使营造的巨像合于比例,悉现庄严。僧祐逝于梁天监十七年(西元五一八年)。葬于钟山定林寺。

  佛教在隋唐方至极盛,无论于教于讲,此期皆臻于烂熟。

  至此佛教已同儒道鼎足而三。佛教的滥觞期在汉末三国。

  晋宋六朝则为中国佛教极重要之发展时期。从三世纪下半期至六世纪末,中国南北也由分裂走向统一。佛教由先前南方的重讲和北方的重禅逐渐归于教律并重,实践与义理俱宏。僧祐的《弘明集》便记载了这三百年间佛教流传的纷纭情况。联繫《弘明集》中所涉及的僧人的活动及佛教大势,足以表明,魏晋以来南方以玄学为思想文化主流,北地则仍承汉代以来的阴阳谶讳的影响;表现在佛教中,北方重视行践,即修禅、造像之类;南人则以清谈似的玄理见长。南北两地对佛教若有拒斥,也就表现在一为理论上的争辩,一为政治上的暴力。就《弘明集》言,其中反映出来的主要是江南的佛教大事。

  僧祐在〈弘明集序〉中所说,大法东流差不多五百年,佛教在中国引起各不相同的反应,赞礼者有之,毁谤者也不乏:

  至于守文曲儒拒为异教,巧言左道则引为同法,拒有拔本之迷,引有朱紫之乱,遂令诡论稍繁、讹辞孔炽。夫鹖鴠鸣夜不翻白日之光;精卫衔石无损沧海之势。然以暗乱明,以小罔大,虽莫动毫发而有尘视听,将令弱植之徒随伪辩而长迷,倒置之伦逐邪说而永溺。此幽途所以易坠,净境所以难陟者也。祐以末学,志深弘护,静言浮俗,愤慨于心。遂以药疾微间,山栖余暇,撰古今之明篇,总道俗之雅论,其有刻意剪邪、建言卫法制无大小,莫不毕採。又前代胜士,书记文述,有益三宝,亦皆编录,类聚区别,列为十卷。

  这就透露出《弘明集》编纂的年代大约在僧祐的晚年,时间也拖得很长。因为他只能在养病之余,在不曾奉敕奔走行化的时候才能撰写编录。僧祐自己说明了他採编本集的宗旨:「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当然,出于时代所限,《弘明集》详于南朝佛教而略于北方佛教。后来的唐道宣着《广弘明集》增补了不少有关北方佛教的情形。作者自己在《弘明集》后序又说他撰书是为法御侮、摧邪破惑,使「迷途之人,不远而復」。「总释众疑,故曰弘明」,「弘明」的意思由是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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