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篇 卷十四
惑经第四昔孔宣父以大圣之德，应运而生。生人民。已来，未之有也。故使三千弟子、七十门人，钻仰不及，请益无倦。然则作“然而”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间切磋酬对，颇亦互闻得失。何者？睹仲由之不悦，则矢天厌以自明；答言偃之弦歌，则称戏言以释难。斯则圣人旧有“之”字。设教，其理含弘，或援誓以表心，或称非以受屈。岂与夫庸儒未学，文过饰非，使夫问者缄辞杜口，怀疑不展，若斯而已哉？嗟乎！古今世殊，师授路隔，恨不得亲膺洒扫，陪五尺之重；躬奉德音，抚四科之友。而徒以研寻蠹简，穿凿遗文，育华久谢，糟粕为偶。遂使理有未达，无由质疑。是用握卷踌躇，挥毫悱愤。倘梁木斯坏，魂而有灵，敢效接舆之歌，辄同林放之问。但孔氏之立言行事。删《诗》赞《易》，其义既广，难以具论。今惟掖其史文，评之于后。未借《诗》、《易》折归《春秋》。一本连下，非。案大子所修之史，是曰《春秋》。窃详《春秋》之义，其所未谕“喻”通，后同。者有十二。旧亦连下。何者？赵孟以无辞伐国，贬号为人；杞伯以夷礼一脱“礼”字。来朝，降爵称子。虞班晋上，恶贪贿而先书；楚长晋盟，讥无信而后列。此则人伦臧否，在我笔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让？奚为齐、郑及楚，照《春秋》世次，当作郑、楚及齐。国有戮君，各以疾赴，遂皆书卒？原注：襄七年，郑子驷弑其君傅公；昭元年，楚公子围弑其君郏敖；僖公十年，齐人弑其君悼公。而《春秋》但书云：郑伯髡顽卒，楚子麋卒，齐侯阳生卒。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识，皆知耻惧。苟欺而可免，则谁不愿然？且官为正卿，反不讨贼；地居冢嫡，药不亲尝。遂皆被以恶名，播诸来叶。必以彼三逆，方兹二弑，躬为枭獍，则漏网遗名；迹涉瓜李，乃凝脂或刊作“拟指”，非。显录。嫉恶之情，岂其若是？其所未谕一也。 又案齐乞一作“荼”。野幕之戮，一作“弑”。事起阳生；楚比一作“灵”。乾谿之缢，一作“弑”。祸由观从。原作“常寿”，误。原注：乞谓齐陈乞，比谓楚公子比也，而《春秋》捐其首谋，舍其亲弑，亦何异鲁酒薄而邯郸围，城门火而池鱼及。必如是，则邾之阍者私憾射姑，以其君卞旧脱“卞”字。急而好洁，可行欺以激怒，遂倾瓶水似一脱“以”字。沃庭，俾废垆而烂卒。斯亦罪之大者，奚一作“曷”。不书弑乎？原注：童书云阍弑邾子。其所未谕二也。 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婿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一脱“耻”字。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此四字或作“贤人君子”，或作“夫君子”三字，皆误。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也乎？一无“也”字，一无“乎”字。其所未谕三也。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与吴盟，而皆不书。原注：八年《注》云：“不书盟，耻吴夷也。”十三年《注》云：“盟不书，诸侯耻之，故不录”也。桓二年，公及戎盟则书之。旧无此三字，今补。戎实豺狼，非我族类。夫非所讳而仍讳，谓当耻而无耻，求之折衷，未见其宜。其所未谕四也。 诸国臣子，非卿不书，必以地来奔，则虽贱亦志。斯岂非国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那？一作“也”。如阳虎盗入千欢，拥阳关而外叛。《传》具其事，《经》独无闻，何哉？且弓玉中一作“云”。亡，犹获显记；城邑失守，反不沾一作“具”。书。略大存小，理乖惩劝。其所未谕五也。
案诸侯世嫡，嗣业居丧，既未成君，不避其讳，此《春秋》之例也。何为般、野之殁，皆以名书：“书”子旧在“以名”之上。而恶、视之姐，直云“子卒”。其所未谕六也。
凡在人伦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谓之弑，卿士已上通谓之杀。此又《春秋》之例也。案桓二年，书曰：“未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棺十年，又曰：“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原注：“及”宜改为“杀”。夫臣当为杀，而称及，与君弑同科。苟弑、杀不分，则君臣靡别者矣。原注：《公羊传》曰：“及者何？累也。”虽有此释，其义难通。既未释此疑，共编于未谕。他皆仿此也。其所未谕七也。 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鲁之隐、桓戕弑，昭、哀放逐，哀公混入，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则邦之孔丑，讳之可也。如公送晋葬，公与吴盟，为齐所止，为邪所败。盟而不至，会而后期，并讳而不书，岂非烦碎之甚？且案汲冢竹书旧衍“与”字。《晋春秋》及《纪年》之载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见获，书其本国，皆无所隐。唯《鲁春秋》之记其国也，则不然。何者？犹云此何为者，是缴上之词。国家一衍“之”字。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其所未谕八也。
案昭十二年，齐纳北燕伯于阳。此句《经》文。“伯于阳”古木复此三字，今本并脱。者何？公子阳生也。原注：《左传》曰：“纳北燕伯款于唐。”牡《注》云：阳即唐，羔之别邑。子曰：一多“齐之事”三字。“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自《经》文已下至此，并《公羊传》文。夫如是，一有“则”字。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习其讹谬，凡所编次，不加刊改者矣。何为其间则一褒一贬，时有张弛；或沿或革，曾无定体。其所未谕九也。
又书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读者求一家之废兴，则前后相会；讨一人之出入，则始未可寻。如定六年，书“郑灭许，以许男斯归。”而哀元年，书“许男与楚围蔡。”夫许既灭矣，君执家亡，能重列诸侯，举兵围国者何哉？盖其间行事，必当有说。《经》既不书，《传》又阙载，谓定六、哀元之间，其子许事必有阙文。缺略如此，寻绎难知。其所未谕十也。
案晋自鲁闵公已前，未通于上当作“宗”。国。至僖二年，灭下阳已降，渐见于《春秋》。盖始命行人自达于鲁也，而《琐语。春秋》载鲁国阂公时事，言之甚详。谓鲁事详于晋，亦在晋未见《春秋》前。斯则闻事必书，无假相赴者也。盖当时国史，它皆仿此。至于夫子所修也则不然。凡书异国，皆取来告。苟有所告，虽小必书；如无其告，虽大亦阙。故宋飞六鷁，王本作“鶂”。小事也，以有告而书之；晋灭三邦，大事也，原注：谓灭耿、灭魏、灭霍也。以无告而阙之。用使巨细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诸国史记，奚事独为疏阔？寻兹例之作也，盖因周礼旧法，鲁策成文。郭本自“比夫”至此二十八字，误作小注。夫子既撰不刊之书，为后王之则，岂可仍其过失，而不中规矩者一无“者”字。乎？其所未谕十一也。
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而《春秋》记它国之事，必凭来者之辞；而来者所言人多非其实。或兵败而不以败告，君弑而不以弑称，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应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闻，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其所未谕十二也。
凡所未谕，其类尤作“犹”。多，静言恩之，莫究所以。岂“夫子之墙数初，不得其门”者欤？将“某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者欤？如其与夺，请谢不敏。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一作“所”。纵，将圣多能。便谓所著《春秋》，善无不备。而审形者少，随声者多，相与雷同，莫之一作“知”。指实。榷而为论，其虚美者有五焉。旧本此处连下，非。案古者国有史官，具列时事。观汲坟出“坟出”一作“冢所”。记，皆与鲁史符同。至如周之东迁，其说稍备；隐、桓已上，难得而详。此之一作“其”。烦省，皆与《春秋》不别。又“获君曰止”，“诛臣曰刺”，“杀其大夫曰杀”，一脱“杀”字。“执我行人”，“郑弃其师”，“陨石于宋五”。原注：其事并出《竹书纪年》，唯“郑弃师”出《琐语。晋春秋》也。
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则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饰，仍旧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阙文，时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无所用心，斯又不可一多“能而”二字。殚说矣。一无“矣，字。而太史公云：夫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一作“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其虚美一也。
又案宋襄公执膝子而诬之以得罪，楚灵王弑郏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书，曾无变革。是则无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隐其辜。求诸劝戒，其义安在？而左丘明论《春秋》之义云：一作“也”。“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一作“弥”。彰，”“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其虚美二也。
又案旧脱“案”字。《春秋》之所书，本以褒贬为主。故《国语》晋司马侯对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胖习于《春秋》。”至于董狐书法疑当作“弑”。而不隐，宣二，南史执简而累进，襄二十五。又宁殖出君，而卒自忧名在策书。故知当时史臣，各怀直笔，斯则有犯必死，书法无舍者矣。自夫子之修《春秋》也，盖他邦之篡贼其君者有三，原注：谓齐、郑、楚，已解于上。本国之弑或作“杀”，非。逐其君者有七，一作“五”。原注：隐、闵、般、恶、视五君被弑，昭、哀二主被逐也。莫不缺而靡录，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无乃乌有之谈欤？其虚美三也。
又案《春秋》之文，虽有成例，或事同书异，理殊画一讹作“书”。一。故太史公曰，“孔氏《史记》作“子”。著《春秋》，隐、桓之间则彰，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此二字，一本例，一本“罔”作“亡”。褒《史记》多“忌”字，讳之辞也。”斯则危行言逊，吐刚茹柔，推避以求全，依违以免祸。而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虚美四也。
又一脱“又”字。案赵穿杀君，而称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称令尹所盗。此则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斯盖当时之恒事，习俗所常行。而班一脱“班”字。固云：“仲尼殁而微言绝。”观微言之作，岂独宣父者邪？其虚美五矣。一作“也”。考兹众美，征其本源，良由达者相承，儒教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语曰：“众善之，必察焉。”一本“之”“焉”二字互转。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寻世之言《春秋》者，碍非睹众善而不察，同尧、舜之多美者乎？一误作“云”。昔王充设一作“说”。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一讹作“破”。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
申左第五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当前汉当有“之初”二字。专用《公羊》，宣皇已降，《谷梁》又立于学。至成帝世，刘欲始重《左氏》，而竟一作“书”。不列学官。太抵自古重两传而轻《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讥一作“议”。两传者亦非一族。互相攻击，各用一作“自”。朋党，哤聒旧作“笼聒”，或作“聒笼”，并讹。纷竞，是非莫分。然则儒者之学；苟以专精为主，止旧作“至”，误。于治章句，通训释，斯则可矣。一作“也”。至一脱“至”字。于论大体，举宏纲，则言罕兼统，理无要害。故使今古疑一作“凝”。滞，莫得而申者焉。
必扬榷而论之，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但自古学《左氏》者，一无“者”字。谈之又不得其情。如贾逵撰《左氏长义》，称在秦者为刘氏，乃汉室所宜推先。但取悦当时，殊无足采。又案桓谭《新论》曰：“《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而《东观汉记》陈元奏云：“光武兴立《左氏》，而桓谭、卫宏并共诋一作“毁”。訾，故中道而废。”班固《艺文志》云：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春秋》，有所贬损，事形于《传》，惧罹时难，故隐其书。一有“为”字。未世口说流行，遂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诸传。而于《固集》，复有难《左氏》九条三评等科。
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说，而参差相背，前后不同，斯又或讹“文”。不足观也。 夫解难者以理为本，如理有所阙，欲令有识心伏，不亦难乎？今聊次其所一无“所”字。疑，列之于后。
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案《春秋》昭一有“公”字。二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然当有“则”字。《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于仲厄。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原注：杜预《释例》云：《公羊》、《谷梁》之论《春秋》。皆因事以起问，因问以辩义。义之□者，曲以通□。无他凡例也。左丘明则□周礼以为木，诸称凡以发例者，皆周公之旧制者也。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其长一也。
又案哀三年，鲁司译火，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句下并收“子服景伯命宰人出扎书”十字，文义方足。今脱，其时于鲁文籍最备。丘明既躬为大史，博总群书，至如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洋。其长二也。
《论语》子曰：“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夫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经之托，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千，远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采摭，实广闻见。其长三也。 如谷梁、公羊者，生干异国，长肉后来，语地则与鲁产旧误作“史”。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与亲见者争先者一兄“者”字。乎？譬犹近世，汉之太史，晋之著作，撰成国典，时号正书。旧误作“言”。既而《先贤》、《耆旧》、原注：谓《楚国先贤传》、《汝南先贤行状》、《益部耆旧传》、《襄阳耆旧传》等书，《语林》、《世说》，竟造异端，强书它事。夫以传自委巷，而将册府恐当用此二字，旧作“班马”，无涉。抗衡；访诸古老，而与同时此二字旧作“子孙”，更谬。此皆版本模糊，后人妄填之过。并列，斯则难矣。波二传之方《左氏》，亦奚异于此哉？其短一也。 《左氏》述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谠言；王子朝告于诸侯，阂马父嘉其此二字疑是“加之”二字之讹。辨说。凡如此类，其数实多。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亦犹近代《史记》载乐毅、李斯之文，《汉书》录一脱“录”字。晁错、贾生之笔。寻其实也，岂是子长稿一作“笔”。削，盂坚雌黄所构者哉？观二传所载，有异于此。其录人言也，语乃龃龉，一作“龌龊”。文皆琐碎。夫如是者，何哉？盖波碍史官之简书，此传流俗之口说。故使隆促各异，丰俭不同。其短二也。
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原注：如僖伯谏君观鱼，富辰谏王纳狄，王孙劳泛而论九鼎，季礼观乐而谈国风，算所援引，皆据礼经之类是也，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原注：如郏子聘鲁，言少昊以鸟名官；季孙行父称舜举八元、八凯；魏绛答晋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讽楚灵王，诵《祈招之诗》。其事明白，非是厚诬之类是也。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原注：如吕相绝秦，述两国世隙；声子班荆，称楚材晋用；普士渥浊谏杀苟林父，说文公败楚于城濮，有忧色；子服景伯谓吴云，楚围未，易子而食，析骸而麇，犹无域下之盟：祝佗称践土盟晋重耳，鲁申蔡甲午之尖是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一作“措思”。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行旧作“已”。也。如二传者，记言载事，失彼菁华；寻源讨本，取诸胸臆。夫自我作故，无所准绳，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
案二传虽以释《经》为主，其缺漏不可弹论。如《经》云：“楚子麋卒”，此四字旧止一字，又误作“薨”。而《左传》云：公子围所杀。昭元，及公、谷止作“公羊”，非。作《传》，重一作“不”，非。述《经》文，无所发明，依违而已。其短四也。
《汉书》载成方遂诈称戾太子，至于阙下。隽不疑曰：昔卫蒯瞆得罪于先君，将入国，太子辄拒而不纳，与《汉书》句稍异。《春秋》是之。遂命执以属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学。案隽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论语》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夫子不为也。何则？父子争国，泉猿为曹，礼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释义，反以卫辄为贤，是违夫子之教，失圣人之旨，奖进恶徒，疑误后学。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长，校兹五短，胜负之理，此下有阙文，当补曰。断然可知。
必执二传之文，唯取依《经》此上皆阙文，今补。为主。而于内则为国隐恶，于外则承赴而书，求其本事，大半失实，已于《疑当作“惑”。经》篇载之详矣。寻斯义之作也，盖是周礼之故事，鲁国之遗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旧制而已。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一作“必”。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盖语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赋子惧。又曰：《春秋》之义也，欲盖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寻原本此下有“春秋所书实乖此义而”九字，肆笔拂《经》，且自害志，削之乃无语病。《左传》所录，无愧斯言。此则传之与经，其犹一体，废一不可，相须而成。如谓不然，则何者称为劝戒者哉？原注：杜预《释例》曰：凡诸候无加民之恶，而称人以贬，皆时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为辞。国史承□以书于策，而简牍之记具存。夫子因示虚实，故《左传》随实而著本状，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释，实得《经》、《传》之情者也。儒者苟讥左氏作《传》，多叙《经》外别事。如楚、郑与齐三国之贼弑，一脱“弑”字。隐、桓、昭、哀通《经》后之《传》为言，然“哀”字终属假借，或误作“襄”，益非。四君之篡逐。其外则承告如彼，其内则隐讳如此。若无左氏立传，其事无由获知。然设使世人习《春秋》而唯取两传也，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俾后来学者兀一作“代”。成聋瞽者矣。
且当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故其记事也：当晋景行霸，公室方强，而云屠岸旧误作“韩氏”。攻赵，有程婴、杵臼之事；原注：出《史记。赵世家》。鲁侯御宋，得俊乘丘，而云庄公败绩，有马惊流矢之祸；楚、晋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国交战，置师于两棠；一讹“堂”。原注：出贾谊《新书》。子罕相国，宋睦于晋，而云晋将伐宋，觇旧衍“其”字。哭于阳门；旧衍“介夫乃止”四字。原注：出《礼记》。鲁师灭项，晋止值公，而云项实旧衍“齐”字，桓旧衍“所”字。灭。《春秋》为贤者讳，原注：出《公羊传》。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诸侯失政，传作“正“。大夫皆执国权。原注：出《谷梁传》。其记时也：盖秦缪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为荆平旧作“昭”，误。夫人；原注：出《烈女传》。韩、魏处战国之时，而云其君陪楚庄旧衍“王”字。葬马；原注：出《史记。滑稽传》。《列子》书论尼父，而云生在郑穆公之一无“之”字。下同。年；原注：出刘向《七略》。扁鹊医疗魏公，而云时当赵简子之日；原注：出《史记。扁鹊传》。架书仕于周子，而云以晋文如猎，犯颜直言；原注：出刘向《新序》。荀息死于奚齐，而云观晋灵作台，累棋申诫。原注：出刘向《说苑》。或以先为后，或以后为先，日月颠倒，上下翻覆。此四句只口括记时之淆讹，可悟上片之缺。古来君子，曾无所疑。
及《左传》既行，而其失自显。语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学者，犹未之悟。所谓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
然自丘明之后，迄于一作“及”。魏灭，年将千祀，其书寝废。至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原注：汲冢所得书，寻亦亡逸，今惟《纪年》、《琐语》、《师春》在焉。案《纪年》、《琐语》载春秋时事，多与《左氏》同。《师春》多载春秋时互者繇辞，将《左氏》相校，遂无一字差舛。故束皙云：“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挚虞、柬皙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荀顗疑当作“勖”。取其文以相证，杜预申以注释，原注：注谓注解，释谓释例。千宝藉为师范。一讹作“晋纪”。原注：事具干宝《晋纪。叙例》中。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于是授《春秋》于丘明，授《孝经》于曾子。《史记》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次《春秋》。 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旨，有或作“所”。刺讥褒讳之文，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各异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文在《十二诸侯年表》，但与集中史公不见《左传》之说，不相照顾。夫学者苟能征此二说以考《三传》，亦足以定是非，明真伪者矣。何必观汲冢而后信者乎？从一作“以”。此而言，则《三传》之优劣见矣。
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与吴盟，而皆不书。原注：八年《注》云：“不书盟，耻吴夷也。”十三年《注》云：“盟不书，诸侯耻之，故不录”也。桓二年，公及戎盟则书之。旧无此三字，今补。戎实豺狼，非我族类。夫非所讳而仍讳，谓当耻而无耻，求之折衷，未见其宜。其所未谕四也。 诸国臣子，非卿不书，必以地来奔，则虽贱亦志。斯岂非国之大事，不可限以常流者那？一作“也”。如阳虎盗入千欢，拥阳关而外叛。《传》具其事，《经》独无闻，何哉？且弓玉中一作“云”。亡，犹获显记；城邑失守，反不沾一作“具”。书。略大存小，理乖惩劝。其所未谕五也。
案诸侯世嫡，嗣业居丧，既未成君，不避其讳，此《春秋》之例也。何为般、野之殁，皆以名书：“书”子旧在“以名”之上。而恶、视之姐，直云“子卒”。其所未谕六也。
凡在人伦不得其死者，邦君已上皆谓之弑，卿士已上通谓之杀。此又《春秋》之例也。案桓二年，书曰：“未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棺十年，又曰：“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原注：“及”宜改为“杀”。夫臣当为杀，而称及，与君弑同科。苟弑、杀不分，则君臣靡别者矣。原注：《公羊传》曰：“及者何？累也。”虽有此释，其义难通。既未释此疑，共编于未谕。他皆仿此也。其所未谕七也。 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如鲁之隐、桓戕弑，昭、哀放逐，哀公混入，姜氏淫奔，子般夭酷。斯则邦之孔丑，讳之可也。如公送晋葬，公与吴盟，为齐所止，为邪所败。盟而不至，会而后期，并讳而不书，岂非烦碎之甚？且案汲冢竹书旧衍“与”字。《晋春秋》及《纪年》之载事也，如重耳出奔，惠公见获，书其本国，皆无所隐。唯《鲁春秋》之记其国也，则不然。何者？犹云此何为者，是缴上之词。国家一衍“之”字。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其所未谕八也。
案昭十二年，齐纳北燕伯于阳。此句《经》文。“伯于阳”古木复此三字，今本并脱。者何？公子阳生也。原注：《左传》曰：“纳北燕伯款于唐。”牡《注》云：阳即唐，羔之别邑。子曰：一多“齐之事”三字。“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自《经》文已下至此，并《公羊传》文。夫如是，一有“则”字。夫子之修《春秋》，皆遵彼乖僻，习其讹谬，凡所编次，不加刊改者矣。何为其间则一褒一贬，时有张弛；或沿或革，曾无定体。其所未谕九也。
又书事之法，其理宜明，使读者求一家之废兴，则前后相会；讨一人之出入，则始未可寻。如定六年，书“郑灭许，以许男斯归。”而哀元年，书“许男与楚围蔡。”夫许既灭矣，君执家亡，能重列诸侯，举兵围国者何哉？盖其间行事，必当有说。《经》既不书，《传》又阙载，谓定六、哀元之间，其子许事必有阙文。缺略如此，寻绎难知。其所未谕十也。
案晋自鲁闵公已前，未通于上当作“宗”。国。至僖二年，灭下阳已降，渐见于《春秋》。盖始命行人自达于鲁也，而《琐语。春秋》载鲁国阂公时事，言之甚详。谓鲁事详于晋，亦在晋未见《春秋》前。斯则闻事必书，无假相赴者也。盖当时国史，它皆仿此。至于夫子所修也则不然。凡书异国，皆取来告。苟有所告，虽小必书；如无其告，虽大亦阙。故宋飞六鷁，王本作“鶂”。小事也，以有告而书之；晋灭三邦，大事也，原注：谓灭耿、灭魏、灭霍也。以无告而阙之。用使巨细不均，繁省失中，比夫诸国史记，奚事独为疏阔？寻兹例之作也，盖因周礼旧法，鲁策成文。郭本自“比夫”至此二十八字，误作小注。夫子既撰不刊之书，为后王之则，岂可仍其过失，而不中规矩者一无“者”字。乎？其所未谕十一也。
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而《春秋》记它国之事，必凭来者之辞；而来者所言人多非其实。或兵败而不以败告，君弑而不以弑称，或宜以名而不以名，或应以氏而不以氏，或春崩而以夏闻，或秋葬而以冬赴。皆承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其所未谕十二也。
凡所未谕，其类尤作“犹”。多，静言恩之，莫究所以。岂“夫子之墙数初，不得其门”者欤？将“某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者欤？如其与夺，请谢不敏。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一作“所”。纵，将圣多能。便谓所著《春秋》，善无不备。而审形者少，随声者多，相与雷同，莫之一作“知”。指实。榷而为论，其虚美者有五焉。旧本此处连下，非。案古者国有史官，具列时事。观汲坟出“坟出”一作“冢所”。记，皆与鲁史符同。至如周之东迁，其说稍备；隐、桓已上，难得而详。此之一作“其”。烦省，皆与《春秋》不别。又“获君曰止”，“诛臣曰刺”，“杀其大夫曰杀”，一脱“杀”字。“执我行人”，“郑弃其师”，“陨石于宋五”。原注：其事并出《竹书纪年》，唯“郑弃师”出《琐语。晋春秋》也。
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则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饰，仍旧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阙文，时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无所用心，斯又不可一多“能而”二字。殚说矣。一无“矣，字。而太史公云：夫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一作“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其虚美一也。
又案宋襄公执膝子而诬之以得罪，楚灵王弑郏敖而赴之以疾亡。《春秋》皆承告而书，曾无变革。是则无辜者反加以罪，有罪者得隐其辜。求诸劝戒，其义安在？而左丘明论《春秋》之义云：一作“也”。“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一作“弥”。彰，”“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其虚美二也。
又案旧脱“案”字。《春秋》之所书，本以褒贬为主。故《国语》晋司马侯对其君悼公曰：“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可谓德义矣。”公曰：“孰能？”对曰：“羊舌胖习于《春秋》。”至于董狐书法疑当作“弑”。而不隐，宣二，南史执简而累进，襄二十五。又宁殖出君，而卒自忧名在策书。故知当时史臣，各怀直笔，斯则有犯必死，书法无舍者矣。自夫子之修《春秋》也，盖他邦之篡贼其君者有三，原注：谓齐、郑、楚，已解于上。本国之弑或作“杀”，非。逐其君者有七，一作“五”。原注：隐、闵、般、恶、视五君被弑，昭、哀二主被逐也。莫不缺而靡录，使其有逃名者。而孟子云：“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无乃乌有之谈欤？其虚美三也。
又案《春秋》之文，虽有成例，或事同书异，理殊画一讹作“书”。一。故太史公曰，“孔氏《史记》作“子”。著《春秋》，隐、桓之间则彰，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此二字，一本例，一本“罔”作“亡”。褒《史记》多“忌”字，讳之辞也。”斯则危行言逊，吐刚茹柔，推避以求全，依违以免祸。而孟子云：“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其虚美四也。
又一脱“又”字。案赵穿杀君，而称宣子之弑，江乙亡布，而称令尹所盗。此则春秋之世，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隐晦其说。斯盖当时之恒事，习俗所常行。而班一脱“班”字。固云：“仲尼殁而微言绝。”观微言之作，岂独宣父者邪？其虚美五矣。一作“也”。考兹众美，征其本源，良由达者相承，儒教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语曰：“众善之，必察焉。”一本“之”“焉”二字互转。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寻世之言《春秋》者，碍非睹众善而不察，同尧、舜之多美者乎？一误作“云”。昔王充设一作“说”。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一讹作“破”。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
申左第五古之人言《春秋》三《传》者多矣。战国之世，其事罕闻。当前汉当有“之初”二字。专用《公羊》，宣皇已降，《谷梁》又立于学。至成帝世，刘欲始重《左氏》，而竟一作“书”。不列学官。太抵自古重两传而轻《左氏》者固非一家，美《左氏》而讥一作“议”。两传者亦非一族。互相攻击，各用一作“自”。朋党，哤聒旧作“笼聒”，或作“聒笼”，并讹。纷竞，是非莫分。然则儒者之学；苟以专精为主，止旧作“至”，误。于治章句，通训释，斯则可矣。一作“也”。至一脱“至”字。于论大体，举宏纲，则言罕兼统，理无要害。故使今古疑一作“凝”。滞，莫得而申者焉。
必扬榷而论之，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但自古学《左氏》者，一无“者”字。谈之又不得其情。如贾逵撰《左氏长义》，称在秦者为刘氏，乃汉室所宜推先。但取悦当时，殊无足采。又案桓谭《新论》曰：“《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而《东观汉记》陈元奏云：“光武兴立《左氏》，而桓谭、卫宏并共诋一作“毁”。訾，故中道而废。”班固《艺文志》云：丘明与孔子观鲁史记而作《春秋》，有所贬损，事形于《传》，惧罹时难，故隐其书。一有“为”字。未世口说流行，遂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诸传。而于《固集》，复有难《左氏》九条三评等科。
夫以一家之言，一人之说，而参差相背，前后不同，斯又或讹“文”。不足观也。 夫解难者以理为本，如理有所阙，欲令有识心伏，不亦难乎？今聊次其所一无“所”字。疑，列之于后。
盖《左氏》之义有三长，而二传之义有五短。案《春秋》昭一有“公”字。二年：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然当有“则”字。《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于仲厄。丘明之《传》，所有笔削及发凡例，皆得周典，原注：杜预《释例》云：《公羊》、《谷梁》之论《春秋》。皆因事以起问，因问以辩义。义之□者，曲以通□。无他凡例也。左丘明则□周礼以为木，诸称凡以发例者，皆周公之旧制者也。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其长一也。
又案哀三年，鲁司译火，南宫敬叔命周人出御书，句下并收“子服景伯命宰人出扎书”十字，文义方足。今脱，其时于鲁文籍最备。丘明既躬为大史，博总群书，至如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洋。其长二也。
《论语》子曰：“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夫以同圣之才，而膺授经之托，加以达者七十，弟子三千，远自四方，同在一国，于是上询夫子，下访其徒，凡所采摭，实广闻见。其长三也。 如谷梁、公羊者，生干异国，长肉后来，语地则与鲁产旧误作“史”。相违，论时则与宣尼不接。安得以传闻之说，与亲见者争先者一兄“者”字。乎？譬犹近世，汉之太史，晋之著作，撰成国典，时号正书。旧误作“言”。既而《先贤》、《耆旧》、原注：谓《楚国先贤传》、《汝南先贤行状》、《益部耆旧传》、《襄阳耆旧传》等书，《语林》、《世说》，竟造异端，强书它事。夫以传自委巷，而将册府恐当用此二字，旧作“班马”，无涉。抗衡；访诸古老，而与同时此二字旧作“子孙”，更谬。此皆版本模糊，后人妄填之过。并列，斯则难矣。波二传之方《左氏》，亦奚异于此哉？其短一也。 《左氏》述臧哀伯谏桓纳鼎，周内史美其谠言；王子朝告于诸侯，阂马父嘉其此二字疑是“加之”二字之讹。辨说。凡如此类，其数实多。斯盖当时发言，形于翰墨；立名不朽，播于他邦。而丘明仍其本语，就加编次。亦犹近代《史记》载乐毅、李斯之文，《汉书》录一脱“录”字。晁错、贾生之笔。寻其实也，岂是子长稿一作“笔”。削，盂坚雌黄所构者哉？观二传所载，有异于此。其录人言也，语乃龃龉，一作“龌龊”。文皆琐碎。夫如是者，何哉？盖波碍史官之简书，此传流俗之口说。故使隆促各异，丰俭不同。其短二也。
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原注：如僖伯谏君观鱼，富辰谏王纳狄，王孙劳泛而论九鼎，季礼观乐而谈国风，算所援引，皆据礼经之类是也，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原注：如郏子聘鲁，言少昊以鸟名官；季孙行父称舜举八元、八凯；魏绛答晋悼公，引《虞人之箴》；子革讽楚灵王，诵《祈招之诗》。其事明白，非是厚诬之类是也。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原注：如吕相绝秦，述两国世隙；声子班荆，称楚材晋用；普士渥浊谏杀苟林父，说文公败楚于城濮，有忧色；子服景伯谓吴云，楚围未，易子而食，析骸而麇，犹无域下之盟：祝佗称践土盟晋重耳，鲁申蔡甲午之尖是也，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一作“措思”。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行旧作“已”。也。如二传者，记言载事，失彼菁华；寻源讨本，取诸胸臆。夫自我作故，无所准绳，故理甚迂僻，言多鄙野，比诸《左氏》，不可同年。其短三也。
案二传虽以释《经》为主，其缺漏不可弹论。如《经》云：“楚子麋卒”，此四字旧止一字，又误作“薨”。而《左传》云：公子围所杀。昭元，及公、谷止作“公羊”，非。作《传》，重一作“不”，非。述《经》文，无所发明，依违而已。其短四也。
《汉书》载成方遂诈称戾太子，至于阙下。隽不疑曰：昔卫蒯瞆得罪于先君，将入国，太子辄拒而不纳，与《汉书》句稍异。《春秋》是之。遂命执以属吏。霍光由是始重儒学。案隽生所引，乃《公羊》正文。如《论语》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夫子不为也。何则？父子争国，泉猿为曹，礼法不容，名教同嫉。而《公羊》释义，反以卫辄为贤，是违夫子之教，失圣人之旨，奖进恶徒，疑误后学。其短五也。若以彼三长，校兹五短，胜负之理，此下有阙文，当补曰。断然可知。
必执二传之文，唯取依《经》此上皆阙文，今补。为主。而于内则为国隐恶，于外则承赴而书，求其本事，大半失实，已于《疑当作“惑”。经》篇载之详矣。寻斯义之作也，盖是周礼之故事，鲁国之遗文，夫子因而修之，亦存旧制而已。至于实录，付之丘明，用使善恶毕一作“必”。彰，真伪尽露。向使孔《经》独用，《左传》不作，则当代行事，安得而详者哉？盖语曰：仲尼修《春秋》，逆臣赋子惧。又曰：《春秋》之义也，欲盖而彰，求名而亡，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寻原本此下有“春秋所书实乖此义而”九字，肆笔拂《经》，且自害志，削之乃无语病。《左传》所录，无愧斯言。此则传之与经，其犹一体，废一不可，相须而成。如谓不然，则何者称为劝戒者哉？原注：杜预《释例》曰：凡诸候无加民之恶，而称人以贬，皆时之赴告，欲重其罪，以加民为辞。国史承□以书于策，而简牍之记具存。夫子因示虚实，故《左传》随实而著本状，以明其得失也，案杜氏此释，实得《经》、《传》之情者也。儒者苟讥左氏作《传》，多叙《经》外别事。如楚、郑与齐三国之贼弑，一脱“弑”字。隐、桓、昭、哀通《经》后之《传》为言，然“哀”字终属假借，或误作“襄”，益非。四君之篡逐。其外则承告如彼，其内则隐讳如此。若无左氏立传，其事无由获知。然设使世人习《春秋》而唯取两传也，则当其时二百四十年行事茫然阙如，俾后来学者兀一作“代”。成聋瞽者矣。
且当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故其记事也：当晋景行霸，公室方强，而云屠岸旧误作“韩氏”。攻赵，有程婴、杵臼之事；原注：出《史记。赵世家》。鲁侯御宋，得俊乘丘，而云庄公败绩，有马惊流矢之祸；楚、晋相遇，唯在邲役，而云二国交战，置师于两棠；一讹“堂”。原注：出贾谊《新书》。子罕相国，宋睦于晋，而云晋将伐宋，觇旧衍“其”字。哭于阳门；旧衍“介夫乃止”四字。原注：出《礼记》。鲁师灭项，晋止值公，而云项实旧衍“齐”字，桓旧衍“所”字。灭。《春秋》为贤者讳，原注：出《公羊传》。襄年再盟，君臣和叶，而云诸侯失政，传作“正“。大夫皆执国权。原注：出《谷梁传》。其记时也：盖秦缪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为荆平旧作“昭”，误。夫人；原注：出《烈女传》。韩、魏处战国之时，而云其君陪楚庄旧衍“王”字。葬马；原注：出《史记。滑稽传》。《列子》书论尼父，而云生在郑穆公之一无“之”字。下同。年；原注：出刘向《七略》。扁鹊医疗魏公，而云时当赵简子之日；原注：出《史记。扁鹊传》。架书仕于周子，而云以晋文如猎，犯颜直言；原注：出刘向《新序》。荀息死于奚齐，而云观晋灵作台，累棋申诫。原注：出刘向《说苑》。或以先为后，或以后为先，日月颠倒，上下翻覆。此四句只口括记时之淆讹，可悟上片之缺。古来君子，曾无所疑。
及《左传》既行，而其失自显。语其弘益，不亦多乎？而世之学者，犹未之悟。所谓忘我大德，日用而不知者焉。
然自丘明之后，迄于一作“及”。魏灭，年将千祀，其书寝废。至晋太康年中，汲冢获书，全同《左氏》。原注：汲冢所得书，寻亦亡逸，今惟《纪年》、《琐语》、《师春》在焉。案《纪年》、《琐语》载春秋时事，多与《左氏》同。《师春》多载春秋时互者繇辞，将《左氏》相校，遂无一字差舛。故束皙云：“若使此书出于汉世，刘歆不作五原太守矣。”于是挚虞、柬皙引其义以相明，王接、荀顗疑当作“勖”。取其文以相证，杜预申以注释，原注：注谓注解，释谓释例。千宝藉为师范。一讹作“晋纪”。原注：事具干宝《晋纪。叙例》中。由是世称实录，不复言非，其书渐行，物无异议。故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于是授《春秋》于丘明，授《孝经》于曾子。《史记》云：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次《春秋》。 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旨，有或作“所”。刺讥褒讳之文，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各异端，失其真意，故因孔氏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文在《十二诸侯年表》，但与集中史公不见《左传》之说，不相照顾。夫学者苟能征此二说以考《三传》，亦足以定是非，明真伪者矣。何必观汲冢而后信者乎？从一作“以”。此而言，则《三传》之优劣见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