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
上谁能写写胡适之先生?海外人士自然不乏其人，如唐德刚兄即是一位绝好的“胡学专家”。 台湾也会有之。在大陆，却成了“问题”——日前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百年人物 ·胡 适在1917》专栏来找我，定要讲讲胡适。家人说：他1918年方生，而1917已是新文学运动发 轫之年了，胡先生是主要人物——他如何有资格讲胡适之?中央台女士不答应，说如今再找 不到与胡适之相识之人了。
我听了不禁一惊——原来已经这样子了，连我都成了能说“开(元)、天(宝)遗事”的“白头 宫监”了。这虽有点儿比拟不伦，可是再“伦”些的比拟又往哪部书里去查呢?
我写了两 三篇小文，谈说胡适之先生，但今日经中央台一邀请，我却真的提起了兴致。在几百瓦的 强光巨灯前后“烘烤”之下我讲的不会太“好”(何况气温正在40度左右)。我再三重写一篇 “新”文，又何不可之有?
我对胡适之先生，其实谈不上什么了解与认识，因平生只有一面之缘，鱼雁传书有过六七通 ；他的著作我只读过两篇考证《红楼梦》的浅显文章。我的“学识”和“水平”，能讲胡先 生的什么呢?
但默坐沉思，好像又有些可以一说的话——这“可以”包括不妨一说和也想一说的两种意念 。
我是一名村镇里的小后生，不想有幸结识了许多的名流硕学，而且都是比我年长的忘年之交 。今日回想起来，这么多位之中，还得推胡适之先生为首位。
这理由很多了，并非震于盛名而故献谀颂之俗意。我试举数端，以资品论——
第一，就是他的影响没人能比。在海外此情最显：世界上汉学专家除外，一般人对中国文化 的 “常识”是有两位名人：一个是confucious(孔夫子)，一个就是dr. hu shih(胡适博士)。 他的代表性之大，于此不难想见矣。
还有，我见台湾出版的《胡适全集》，附印有他所获世界各大学赠予的荣誉学位，列成一个 惊人的长串!我想，古往今来，国际上学位最富的人也许就算“观止”了吧?
再说，据云他的全部著述多达两千万字。我也不知道人类历史上还有谁的“字数”可以方驾 而齐驱。
这是中国百年来的文化巨人伟人中的首位，大概名次不会有异说——比如梁启超、陈寅恪、 钱钟书，只怕皆须逊让一筹。
第二，从人品性情而察之，胡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君子仁人。
我这样说，有事实依据。
仁者待人，必以宽厚，不忮刻，不猜忌，无自大之态势，有热情之心肠。信任别人，尊重别 人。朗爽平易，真诚大度。
我于1947年之秋，发现了《懋斋诗钞》因而得使雪芹的踪迹比先前丰富了很多——此时离胡 先生发表《红楼梦考证》已有二十六年之久(1921—1947年)，然而他的学术热情依然不减当 年。因于报端见到拙文，立即写信给以响应。
以此为始，通信频繁，讨论切磋。他从赵万里先生处得知我只是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和他 的 学术地位实有“云泥”之隔，但他依然以平等的态度相待，信札的语气一贯客气委婉，真率 关切。这儿没有做作的气味。
就是这样的交往关系，我竟冒昧地想借他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四松堂集》两部乾隆 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这三部书，一经我写信请借，他毫不迟 疑地包裹好了，托名教授孙楷第先生带给了我(三部书有先后，不是一次)。
我印象最深的是“甲戌本”的到来和入目，事隔五十多年，其情景仍然历历如在目前。
那是一天的下午，当时无课，也未到图书馆(一般情形是必到那里，不在宿舍屋里)，忽闻叩 门有声。迎接看时，却是孙楷第先生，样子刚从城里回来，手持一个报纸包，交给我，说： 是胡先生捎给你的。
我向他致礼道谢。他说：“没想到你这么用功。”因不肯多坐，告辞而去。——我这才急忙 来看那个“纸包”。
三层旧报纸(看过的日报)裹着，正面极浓的朱笔字写着我的学校、宿舍、姓名——这三张旧 报我保存了多年，家人不知其意义，大约后来给“处理”了，十分可惜。前不久中央电视台 的《读书时间》节目中还想要拍它留影。
打开看时，一个不太大的旧布函(俗呼“书套”)，函内四册敝旧的抄本书。
掀开第一页——我不禁惊住了。原来我所见过的那所谓《红楼梦》，都让人大大地“改造” 过了!眼前的景象，绝对不是想象力所能揣度得出的。
那黑字写得质朴厚重，似乎老练中又带点儿“稚气”。黑字之外，上下左右，还有数不清的 “红字”——朱批满布于眉上行间。纸已微黄，明显已经发脆了，我小心翼翼地翻转叶子( 叶，是中国式的双折叶，不是今天的“页”、洋文的page，而该叫leaf)。
急看第一回的正文，入眼的大黑字明白写道是：“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来虽近 荒唐，细谙(流行本皆作“按”)深有趣味。……”而不是习见的“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 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的那一段“不像小说”的“闷话”。
细看时，原来那段话本非正文，而是回前的卷头《凡例》中的最末一条。流行的本子是没 有了“凡例”，而把这一条拉进了首回，混成了正文的开端。
总之，一切使我惊奇不止，对书发“愣”，久久才从兴奋激动中“醒”过来。
这部书，今日人人皆知，乃是连城之璧，无价之珍(1980年美国的红学大会上才公开露面， 大家惊为奇珍异宝；听说携至会上的保险费即高达数万美元)。而在1947年世人未见之珍本，我说 了一句话，就慷慨地捎给了我——而且，从此以后，再无一言询及，书是否还用?何时归还? ……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无，简直好像是忘了它!
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
也许有人会说：他当时并不重视此书，故视之淡然。是这样子吗?反面的证据可以举出两点 ：第一是他告诉我说此书将来要献给公家。第二是他在北平解放前夕离开北平时只携带两部 书，其中一部即是《甲戌本石头记》古抄。说他未加重视，显然不是事实了。
然后，讲讲他的热情关切学术研究和青年学子的事业。我也可以举出亲历的事例。
当我见到了“甲戌本”之后，感触实在太深了，就写信说(只记得大意)：您得到此本之后， 写了《考证》，未对它再做研究，迄今已有二十几年。观此雪芹原本真相，被后人变动篡改 得太厉害了，亟应校订出一部新版来，恢复雪芹的本来面目，此为一件大事。
此原是我向他建议之意。
很快接到了回信，他对建议表示出兴趣和支持：(大意说)这是个异常繁重的巨大工程，所以 无人敢于承担；你如愿意做这件事，我可以提供书籍(指可资校订的版本)。
这就是说，他的身份地位，已不容他去做这种浩繁而琐细的校勘工作了，他将我之建议转而 让给了我，并附以热情的支持。——这种支持也并非空头话，后来果然又借给我大字“有正 本”——当时已十分难得。书上印有“胡适的书”四字白话印(这也是他的创例)。
后来赵万里先生主动介绍，引我到东城王府大街北口东厂胡同一号去拜会胡先生。事后他 的信中除答我之话外，并言说到见我身体不甚强壮，嘱我不要太用功，要注意健康。
这一切，都可表明他对青年人的一种真诚的关心与扶持。
由这儿也就可以窥见我的历程：开头发现《懋斋诗钞》是曹学，而由“甲戌”、“有正” 二 本(加上后得的“庚辰本”)才是进入红学的真开端。饮水思源，岂有不念之理?人家批 我是“胡适派”，当时害怕，想讳言或否认，如今再思，也够可笑可愧了。
次后再讲讲他的仁厚高风。
诗曰：
肯将秘籍付何人，不问行踪意至真。
谁似先生能信我，书生道义更堪珍。
下
“文似看 (ｋāｎ) 山不喜平”。平铺直叙最是索然而乏味、昏昏以催眠了。 但我行文至 此，真不知怎样才是 “起伏顿挫”、 “跌宕生姿”了——这实在不是“梦笔 生花”的事情。
写胡先生的大度，也可分为两个阶段而观其大略，并非“单文孤证”可比。
从一开始，讨论新发现的《懋斋诗钞》内所表示的雪芹生卒年问题，胡先生只同意拙见的 一半 (卒年)，而不赞成拙说之生年“雍正二年”说，理由是若生得那么晚，“就赶不上繁华了” 。我即与之辩论，若依他的假设将生年提前五年(即康熙朝之末)，那时曹家已十分不幸，父 子相继病亡，过继一个幼侄勉支门户，两世孤孀，家口零落，生计艰难——哪儿还有什么“ 繁华”可赶?
适之先生不肯接受此言，而且后来连他表过同意的卒年(乾隆癸未)也撤销了(仍主卒于壬午) 。当时我少年“气盛”，说话莽撞，但他并未介意，依然和蔼“对话”。
更有严重者，是我在文稿中讥讽了他的“白话文”的主张，批评他赞赏“程乙本”。这回措 辞更是太欠委婉，态度太不平和了。他的反应是只将这一页用紫色笔打了“×”，加了一句 批语，将稿寄还给我。此后也并无芥蒂的迹象可寻。
再讲一层更为麻烦的“关系”。拙著《红楼梦新证》创始于1947年，主体完成于1948年，稿 内涉 及胡适名字之处，原是一概敬称先生，亦无不恭之词。学术见解略有分歧，从未触伤交谊情 分。但到正式印制成书时，已是1953年之9月，这其间已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革命变化。主 编者当然要把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关，就将稿内的敬称删净，建议加强对他的批评批判之词。
其实，我想和胡适“划清界限”只用这点儿办法是不灵的——后来的运动中，“与胡适的关 系 ”成为我所生地村镇中的一桩特大政治案件，家兄祜昌因与我合作校勘真本《红楼梦》遭人 “告密”，说是写作“反动的书”，与胡适有“政治关系”，以致三次抄家，书籍稿件片纸 无存，并且最后“扫地出门”了!
与此成为“遥映”的情景发生在当时的“海外”。据后来传悉：台湾有一位人士，买了一部 《新证》送给胡先生，意在“挑逗”——让他看“周某批胡”的地方，惹他的恼怒。 谁知， 胡先生读了此书，大加称赞，却要他再为代购几部，以便分赠友人。他说：此书虽有“ 可以批评之处”，却是一部好书。并云：撰者的治学功力，令人佩服；是他的“一个好学 生 ”。(这句话，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邀我讲《红》时，曾于映出胡适相片时特 以醒目字迹映出。)
再据我后来所见，他文章中叙及戚蓼生时，完全是采用了拙著中《戚蓼生考》的研究收获。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他是有仁者之心的厚道人，不计较那些历史造成的琐末细故。若是一 个计较鸡虫得失、惟恐失一毫毛的器量狭小的卑流人物，就会“怀恨在心”，找个什么“机 会”也要施以报复之计，方为称怀快意。
从这一点，我可以进而说明一点：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称量 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惟有胡适之能够得上一个“大”字。
这个“大”，就是中华文化上讲的那个“博大精深”的大。这是个“形而上”的命题，并不 同于图表数据——需要体会感悟，而不是“计算”。
我确以为，百年以来，与胡先生同世的名流学者，都还于这个“大”上难与相比。多数是专 精于一科一门，兢兢自守，门庭不广，抱负有限，成就表现也显得区域广狭远远不同。
也许我的估量偏高了吧?但我还是希望中国学者，应该有此“大”者才行。
本文的标题是出于1987年胡适之先生百年诞辰时我作的一首七律，其时我正在北美，周策纵 先生要到台湾去参加纪念大会，便将此诗携去(后来《传记文学》曾有刊载)。记得那是1948 年的某日，由赵万里先生的引介，我到东厂胡同一号胡府上去拜会他。平生一面之缘，至今 已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记忆。当我第二次再造府门时，启扉迎客的是他的长公子，口称家父 事忙，已不及接谈——我是专程送还“甲戌本”的，便将书函交付他手，作辞拱手而别。
我与胡适之先生的缘分，至此告一段落。
我方才说过：胡先生之为人治学，堪当一个“博大精深”的大字。至于精深，是为另一标准 ，我不敢妄评如何了。记得见过一篇文章，说梁漱溟先生评论胡先生的学术时，用了三个字 ，是“简、显、浅”。倘若如此则与精深即有距离了。
胡先生的两千万字的著述我未读过，并无资格发言；我只能从他对待《红楼梦》版本这个问 题上略略窥见他对文学与语言的识见与主张，因而感到他在这方面确实伤于简浅了。
例如，在1982年以前的八十年的长时期，普通流行的“标准本”《红楼梦》就是胡先生自己 珍藏的“程乙本”的“化身”，胡先生为之制序、考证，成为“经典”。但此本实是程、高 之辈伪续而又篡改前八十回大量文字的一个最坏的本子——即去真最远的假“全本”。胡先 生赏识此本而为之印制推广于天下，理由只是它改得“更白话化”了。至于文字的优劣美恶 ，情趣气味的高下雅俗，他就一概置之毋论，“一视同仁”了。
我对这一点，特别敏感而难以“忍受”——也许是天性吧?我对朋友个别谈心乃至在某种聚 会场合中，都不讳言这一点。我的骇俗(甚至伤众)的话是：一个人连雪芹的原手笔与程、高 等人妄改伪加之文字的优劣都不能区辨，不能感受两者的巨大而深刻的云泥霄壤之别，则此 人有无可能(资格水平)来研究中国汉语文的文学，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问号。
难道大师如胡适之，竟会如此吗?
至于他在新文学运动中力倡“白话文”之有功，人人皆晓，何待烦言。可是我看到他对白话 与文言的“走极端”的态度，也深感诧异!
我时常疑念这一点：胡先生把“文”、“白”机械地割离分裂，使之成为“绝对对立”，令 青 年人觉得“文”是极坏极可畏的“洪水猛兽”，避之恶之，惟恐不及——这对吗?这“科学 ”吗?这于中华大文化之发扬发展，有利还是有害?百年来学术界有识之士，深思熟虑过吗?
事实上，只要平心静气地好好学一点中华汉字语文的话，就会悟知：在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史 上，“文”、“白”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样如同棋子，一边纯黑，一边纯白，两边是“仇敌 ”，“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这样理会，我老实说(无法委婉含蓄)，是可笑的。
这样看待中华语文，是错的，不科学的——对自己民族的语文是不曾好好学习认识过的。
“文学改良”(或“革命”)的命题是无可厚非的，谁也不会反对——小说、剧本、童话、儿 童故事……都该是“白话”——文学嘛。但事不止此。学术专著、政治文件、一封信札、一 个通知、一张请柬……依胡先生，都绝对不可有一丝一毫“文”句。中华的“文各有体”的 明智科学的传统，到此无人再讲——真是千篇一律，?nfda6?嗦无比!
这种“白话灾”，人亦不思：写个什么，动辄“洋洋万言”——这“万言”的写、抄、打、 印、校……最后的“刷”(印也)，所费的白纸，所需的人力、时力、物?力……?简直惊人 极了!
可是，谁也不来算算这笔惊心动魄的大账!
这种后果，胡先生自然是不曾想到，也不会以为是什么可忧的“大事”吧。
其实，百姓口中天天说些“文言”，广东方言简直就是“文言”讲话。
我开过玩笑：直到“打倒文言”的百年之后的今日，我接到的各种请柬百分之九十九最后一 句还是“敬请光临”。这怎么“白”起来呢?建议改写成“恭敬地请求您浑身发亮地到来!” 这够“白”吗?
假使中华人所写的“语文”都成了这种“改良”或“革命”的“现代新中国话”，我们还能 “活”得下去吗?太可怕了吧?
我感念胡适之先生的人品道义，与我对他的语文主张的态度完全是两回事。我怀念他，是心 里话，以前不便畅言。对他的语文主张有不同意见，也是心里话，不说就不诚实。如果什么 地方什么人士借此来别生是非，那就是道义、学术以外的事了。
胡适之先生的博大、仁厚，是谁也歪曲不了的。
诗曰：
平生一面旧城东，宿草离离百载风。
长念有容方谓大，至今多士尚研《红》。
我听了不禁一惊——原来已经这样子了，连我都成了能说“开(元)、天(宝)遗事”的“白头 宫监”了。这虽有点儿比拟不伦，可是再“伦”些的比拟又往哪部书里去查呢?
我写了两 三篇小文，谈说胡适之先生，但今日经中央台一邀请，我却真的提起了兴致。在几百瓦的 强光巨灯前后“烘烤”之下我讲的不会太“好”(何况气温正在40度左右)。我再三重写一篇 “新”文，又何不可之有?
我对胡适之先生，其实谈不上什么了解与认识，因平生只有一面之缘，鱼雁传书有过六七通 ；他的著作我只读过两篇考证《红楼梦》的浅显文章。我的“学识”和“水平”，能讲胡先 生的什么呢?
但默坐沉思，好像又有些可以一说的话——这“可以”包括不妨一说和也想一说的两种意念 。
我是一名村镇里的小后生，不想有幸结识了许多的名流硕学，而且都是比我年长的忘年之交 。今日回想起来，这么多位之中，还得推胡适之先生为首位。
这理由很多了，并非震于盛名而故献谀颂之俗意。我试举数端，以资品论——
第一，就是他的影响没人能比。在海外此情最显：世界上汉学专家除外，一般人对中国文化 的 “常识”是有两位名人：一个是confucious(孔夫子)，一个就是dr. hu shih(胡适博士)。 他的代表性之大，于此不难想见矣。
还有，我见台湾出版的《胡适全集》，附印有他所获世界各大学赠予的荣誉学位，列成一个 惊人的长串!我想，古往今来，国际上学位最富的人也许就算“观止”了吧?
再说，据云他的全部著述多达两千万字。我也不知道人类历史上还有谁的“字数”可以方驾 而齐驱。
这是中国百年来的文化巨人伟人中的首位，大概名次不会有异说——比如梁启超、陈寅恪、 钱钟书，只怕皆须逊让一筹。
第二，从人品性情而察之，胡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君子仁人。
我这样说，有事实依据。
仁者待人，必以宽厚，不忮刻，不猜忌，无自大之态势，有热情之心肠。信任别人，尊重别 人。朗爽平易，真诚大度。
我于1947年之秋，发现了《懋斋诗钞》因而得使雪芹的踪迹比先前丰富了很多——此时离胡 先生发表《红楼梦考证》已有二十六年之久(1921—1947年)，然而他的学术热情依然不减当 年。因于报端见到拙文，立即写信给以响应。
以此为始，通信频繁，讨论切磋。他从赵万里先生处得知我只是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和他 的 学术地位实有“云泥”之隔，但他依然以平等的态度相待，信札的语气一贯客气委婉，真率 关切。这儿没有做作的气味。
就是这样的交往关系，我竟冒昧地想借他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四松堂集》两部乾隆 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这三部书，一经我写信请借，他毫不迟 疑地包裹好了，托名教授孙楷第先生带给了我(三部书有先后，不是一次)。
我印象最深的是“甲戌本”的到来和入目，事隔五十多年，其情景仍然历历如在目前。
那是一天的下午，当时无课，也未到图书馆(一般情形是必到那里，不在宿舍屋里)，忽闻叩 门有声。迎接看时，却是孙楷第先生，样子刚从城里回来，手持一个报纸包，交给我，说： 是胡先生捎给你的。
我向他致礼道谢。他说：“没想到你这么用功。”因不肯多坐，告辞而去。——我这才急忙 来看那个“纸包”。
三层旧报纸(看过的日报)裹着，正面极浓的朱笔字写着我的学校、宿舍、姓名——这三张旧 报我保存了多年，家人不知其意义，大约后来给“处理”了，十分可惜。前不久中央电视台 的《读书时间》节目中还想要拍它留影。
打开看时，一个不太大的旧布函(俗呼“书套”)，函内四册敝旧的抄本书。
掀开第一页——我不禁惊住了。原来我所见过的那所谓《红楼梦》，都让人大大地“改造” 过了!眼前的景象，绝对不是想象力所能揣度得出的。
那黑字写得质朴厚重，似乎老练中又带点儿“稚气”。黑字之外，上下左右，还有数不清的 “红字”——朱批满布于眉上行间。纸已微黄，明显已经发脆了，我小心翼翼地翻转叶子( 叶，是中国式的双折叶，不是今天的“页”、洋文的page，而该叫leaf)。
急看第一回的正文，入眼的大黑字明白写道是：“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来虽近 荒唐，细谙(流行本皆作“按”)深有趣味。……”而不是习见的“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 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的那一段“不像小说”的“闷话”。
细看时，原来那段话本非正文，而是回前的卷头《凡例》中的最末一条。流行的本子是没 有了“凡例”，而把这一条拉进了首回，混成了正文的开端。
总之，一切使我惊奇不止，对书发“愣”，久久才从兴奋激动中“醒”过来。
这部书，今日人人皆知，乃是连城之璧，无价之珍(1980年美国的红学大会上才公开露面， 大家惊为奇珍异宝；听说携至会上的保险费即高达数万美元)。而在1947年世人未见之珍本，我说 了一句话，就慷慨地捎给了我——而且，从此以后，再无一言询及，书是否还用?何时归还? ……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无，简直好像是忘了它!
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
也许有人会说：他当时并不重视此书，故视之淡然。是这样子吗?反面的证据可以举出两点 ：第一是他告诉我说此书将来要献给公家。第二是他在北平解放前夕离开北平时只携带两部 书，其中一部即是《甲戌本石头记》古抄。说他未加重视，显然不是事实了。
然后，讲讲他的热情关切学术研究和青年学子的事业。我也可以举出亲历的事例。
当我见到了“甲戌本”之后，感触实在太深了，就写信说(只记得大意)：您得到此本之后， 写了《考证》，未对它再做研究，迄今已有二十几年。观此雪芹原本真相，被后人变动篡改 得太厉害了，亟应校订出一部新版来，恢复雪芹的本来面目，此为一件大事。
此原是我向他建议之意。
很快接到了回信，他对建议表示出兴趣和支持：(大意说)这是个异常繁重的巨大工程，所以 无人敢于承担；你如愿意做这件事，我可以提供书籍(指可资校订的版本)。
这就是说，他的身份地位，已不容他去做这种浩繁而琐细的校勘工作了，他将我之建议转而 让给了我，并附以热情的支持。——这种支持也并非空头话，后来果然又借给我大字“有正 本”——当时已十分难得。书上印有“胡适的书”四字白话印(这也是他的创例)。
后来赵万里先生主动介绍，引我到东城王府大街北口东厂胡同一号去拜会胡先生。事后他 的信中除答我之话外，并言说到见我身体不甚强壮，嘱我不要太用功，要注意健康。
这一切，都可表明他对青年人的一种真诚的关心与扶持。
由这儿也就可以窥见我的历程：开头发现《懋斋诗钞》是曹学，而由“甲戌”、“有正” 二 本(加上后得的“庚辰本”)才是进入红学的真开端。饮水思源，岂有不念之理?人家批 我是“胡适派”，当时害怕，想讳言或否认，如今再思，也够可笑可愧了。
次后再讲讲他的仁厚高风。
诗曰：
肯将秘籍付何人，不问行踪意至真。
谁似先生能信我，书生道义更堪珍。
下
“文似看 (ｋāｎ) 山不喜平”。平铺直叙最是索然而乏味、昏昏以催眠了。 但我行文至 此，真不知怎样才是 “起伏顿挫”、 “跌宕生姿”了——这实在不是“梦笔 生花”的事情。
写胡先生的大度，也可分为两个阶段而观其大略，并非“单文孤证”可比。
从一开始，讨论新发现的《懋斋诗钞》内所表示的雪芹生卒年问题，胡先生只同意拙见的 一半 (卒年)，而不赞成拙说之生年“雍正二年”说，理由是若生得那么晚，“就赶不上繁华了” 。我即与之辩论，若依他的假设将生年提前五年(即康熙朝之末)，那时曹家已十分不幸，父 子相继病亡，过继一个幼侄勉支门户，两世孤孀，家口零落，生计艰难——哪儿还有什么“ 繁华”可赶?
适之先生不肯接受此言，而且后来连他表过同意的卒年(乾隆癸未)也撤销了(仍主卒于壬午) 。当时我少年“气盛”，说话莽撞，但他并未介意，依然和蔼“对话”。
更有严重者，是我在文稿中讥讽了他的“白话文”的主张，批评他赞赏“程乙本”。这回措 辞更是太欠委婉，态度太不平和了。他的反应是只将这一页用紫色笔打了“×”，加了一句 批语，将稿寄还给我。此后也并无芥蒂的迹象可寻。
再讲一层更为麻烦的“关系”。拙著《红楼梦新证》创始于1947年，主体完成于1948年，稿 内涉 及胡适名字之处，原是一概敬称先生，亦无不恭之词。学术见解略有分歧，从未触伤交谊情 分。但到正式印制成书时，已是1953年之9月，这其间已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革命变化。主 编者当然要把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关，就将稿内的敬称删净，建议加强对他的批评批判之词。
其实，我想和胡适“划清界限”只用这点儿办法是不灵的——后来的运动中，“与胡适的关 系 ”成为我所生地村镇中的一桩特大政治案件，家兄祜昌因与我合作校勘真本《红楼梦》遭人 “告密”，说是写作“反动的书”，与胡适有“政治关系”，以致三次抄家，书籍稿件片纸 无存，并且最后“扫地出门”了!
与此成为“遥映”的情景发生在当时的“海外”。据后来传悉：台湾有一位人士，买了一部 《新证》送给胡先生，意在“挑逗”——让他看“周某批胡”的地方，惹他的恼怒。 谁知， 胡先生读了此书，大加称赞，却要他再为代购几部，以便分赠友人。他说：此书虽有“ 可以批评之处”，却是一部好书。并云：撰者的治学功力，令人佩服；是他的“一个好学 生 ”。(这句话，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邀我讲《红》时，曾于映出胡适相片时特 以醒目字迹映出。)
再据我后来所见，他文章中叙及戚蓼生时，完全是采用了拙著中《戚蓼生考》的研究收获。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他是有仁者之心的厚道人，不计较那些历史造成的琐末细故。若是一 个计较鸡虫得失、惟恐失一毫毛的器量狭小的卑流人物，就会“怀恨在心”，找个什么“机 会”也要施以报复之计，方为称怀快意。
从这一点，我可以进而说明一点：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称量 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惟有胡适之能够得上一个“大”字。
这个“大”，就是中华文化上讲的那个“博大精深”的大。这是个“形而上”的命题，并不 同于图表数据——需要体会感悟，而不是“计算”。
我确以为，百年以来，与胡先生同世的名流学者，都还于这个“大”上难与相比。多数是专 精于一科一门，兢兢自守，门庭不广，抱负有限，成就表现也显得区域广狭远远不同。
也许我的估量偏高了吧?但我还是希望中国学者，应该有此“大”者才行。
本文的标题是出于1987年胡适之先生百年诞辰时我作的一首七律，其时我正在北美，周策纵 先生要到台湾去参加纪念大会，便将此诗携去(后来《传记文学》曾有刊载)。记得那是1948 年的某日，由赵万里先生的引介，我到东厂胡同一号胡府上去拜会他。平生一面之缘，至今 已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记忆。当我第二次再造府门时，启扉迎客的是他的长公子，口称家父 事忙，已不及接谈——我是专程送还“甲戌本”的，便将书函交付他手，作辞拱手而别。
我与胡适之先生的缘分，至此告一段落。
我方才说过：胡先生之为人治学，堪当一个“博大精深”的大字。至于精深，是为另一标准 ，我不敢妄评如何了。记得见过一篇文章，说梁漱溟先生评论胡先生的学术时，用了三个字 ，是“简、显、浅”。倘若如此则与精深即有距离了。
胡先生的两千万字的著述我未读过，并无资格发言；我只能从他对待《红楼梦》版本这个问 题上略略窥见他对文学与语言的识见与主张，因而感到他在这方面确实伤于简浅了。
例如，在1982年以前的八十年的长时期，普通流行的“标准本”《红楼梦》就是胡先生自己 珍藏的“程乙本”的“化身”，胡先生为之制序、考证，成为“经典”。但此本实是程、高 之辈伪续而又篡改前八十回大量文字的一个最坏的本子——即去真最远的假“全本”。胡先 生赏识此本而为之印制推广于天下，理由只是它改得“更白话化”了。至于文字的优劣美恶 ，情趣气味的高下雅俗，他就一概置之毋论，“一视同仁”了。
我对这一点，特别敏感而难以“忍受”——也许是天性吧?我对朋友个别谈心乃至在某种聚 会场合中，都不讳言这一点。我的骇俗(甚至伤众)的话是：一个人连雪芹的原手笔与程、高 等人妄改伪加之文字的优劣都不能区辨，不能感受两者的巨大而深刻的云泥霄壤之别，则此 人有无可能(资格水平)来研究中国汉语文的文学，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问号。
难道大师如胡适之，竟会如此吗?
至于他在新文学运动中力倡“白话文”之有功，人人皆晓，何待烦言。可是我看到他对白话 与文言的“走极端”的态度，也深感诧异!
我时常疑念这一点：胡先生把“文”、“白”机械地割离分裂，使之成为“绝对对立”，令 青 年人觉得“文”是极坏极可畏的“洪水猛兽”，避之恶之，惟恐不及——这对吗?这“科学 ”吗?这于中华大文化之发扬发展，有利还是有害?百年来学术界有识之士，深思熟虑过吗?
事实上，只要平心静气地好好学一点中华汉字语文的话，就会悟知：在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史 上，“文”、“白”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样如同棋子，一边纯黑，一边纯白，两边是“仇敌 ”，“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这样理会，我老实说(无法委婉含蓄)，是可笑的。
这样看待中华语文，是错的，不科学的——对自己民族的语文是不曾好好学习认识过的。
“文学改良”(或“革命”)的命题是无可厚非的，谁也不会反对——小说、剧本、童话、儿 童故事……都该是“白话”——文学嘛。但事不止此。学术专著、政治文件、一封信札、一 个通知、一张请柬……依胡先生，都绝对不可有一丝一毫“文”句。中华的“文各有体”的 明智科学的传统，到此无人再讲——真是千篇一律，?nfda6?嗦无比!
这种“白话灾”，人亦不思：写个什么，动辄“洋洋万言”——这“万言”的写、抄、打、 印、校……最后的“刷”(印也)，所费的白纸，所需的人力、时力、物?力……?简直惊人 极了!
可是，谁也不来算算这笔惊心动魄的大账!
这种后果，胡先生自然是不曾想到，也不会以为是什么可忧的“大事”吧。
其实，百姓口中天天说些“文言”，广东方言简直就是“文言”讲话。
我开过玩笑：直到“打倒文言”的百年之后的今日，我接到的各种请柬百分之九十九最后一 句还是“敬请光临”。这怎么“白”起来呢?建议改写成“恭敬地请求您浑身发亮地到来!” 这够“白”吗?
假使中华人所写的“语文”都成了这种“改良”或“革命”的“现代新中国话”，我们还能 “活”得下去吗?太可怕了吧?
我感念胡适之先生的人品道义，与我对他的语文主张的态度完全是两回事。我怀念他，是心 里话，以前不便畅言。对他的语文主张有不同意见，也是心里话，不说就不诚实。如果什么 地方什么人士借此来别生是非，那就是道义、学术以外的事了。
胡适之先生的博大、仁厚，是谁也歪曲不了的。
诗曰：
平生一面旧城东，宿草离离百载风。
长念有容方谓大，至今多士尚研《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