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恩裕兄

  与我同代同辈份的红学同行,人数原极有限,后起的一辈人数就多起来了。友人曾比为“雨 后之笋,过江之鲫”,那有点儿开玩笑,可也确实多得惊人。人一多,品类不齐,舆论的微 词时有所闻。也有一友告诉我,一次他在西郊参加有关曹雪芹“故居”的会,亲耳听见旁边 一位文化部的女同志正对人说:“你看×××,哪儿还像个学者?”还有天津一名青年读者 给我来信,中有一句话:“你们红学界是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我读到此处,真 是悚然憬然。凤兮枭兮,?乎鸱乎?难怪人家说话有点儿毒。我所以先提这些,是因为我敬重吴恩裕先生,数十年的切身经历品评,方信他是我所交的红 学学者中人品最高尚、人心最仁厚的好人益友。
然而我们的交谊历程又不是很顺畅的,带着不少曲折和误会。提起这,我是感慨万分。
最初的隔膜,略无机缘相会,对他一无所知。当我看到他最早发表的文章时,就见他对我有 “意见”,语气不太正常——不提贱名,只说成“《红楼梦新证》的作者”,提时也是为了 “指谬”(其实没错,他后来承认了)。这使我纳闷:我从未在文字中道及他,也不会有冒犯 之可能。
第一次与他何时何地晤面,已不记得。记得清楚的是1954年10月“批俞运动”刚刚启幕那次 ,文化部长郑振铎先生主持大会,到会人很多,大抵文艺界知名之士,我亦所识甚少。最晚 一个赶到的就是吴恩裕先生。
那时的印象留得清楚:穿一身十分朴素的灰布制服——简易中山装,当时人之常服也;右臂 夹持一个黑皮包——此则民国时代教授身份的一种标志,也是高层知识分子的惟一“炫耀品 ”(当时是真皮,无人造物,很贵,只能夹持,并非后来的手提包)。
他入场时,颇有点儿“风尘仆仆”之致。看样子他认识的人也不多,找不到可谈者,就先和 我说话。
只见他一脸的书生气,十分认真严肃,其第一句话就是:“思想批评必要,但是考证还是很 重要,不能取?消……”?
书生气十足。他似乎一点儿也意识不到这并非纯学术的事情。我从此识得他为人真诚老实, 还保存着“天真”。
在运动中,他的情况如何,我无所知。真正接触渐多、熟识而有了相互了解之后,他原先对 我的一点儿莫名其妙的隔阂与误解完全消除了,于是互访也就多起来——还是他屈驾枉顾小 舍的次数最多了。
吴先生英国留学,从师于拉斯基(laski),治英国政治史,一口纯正的不列颠英语发音(与今 流行的美国英语不同),也写一笔很出色的行书字,给我的很多信札,一律是毛笔竖写,绝 不带洋气味(也能写大字,非常见功夫);嗜京剧,唱余叔岩派须生,也颇有造诣。总之,是 个有才华的人。但于古代文学却不内行,他是苦研曹雪芹,对《石头记》却生疏——这是他 自己承认的。例如他著《曹雪芹的故事》时,要我为他每节题一首绝句,虽后来他未采用, 却 指着“文星之殒”这一首说深为感动。他不懂平仄,有一节题为《宗学夜话》,我告诉他“ 学”是入声属仄,四个字也要调声律,宜改为《宗黉夜话》。他接受了。
更有一次夜晚跑来,却是为了问一个“?nfdc0?”字——一条脂砚斋批说“深得‘金瓶?n fdc0?奥’”, 他不识此字,以为是“壶奥”,不可通矣。又如永忠吊芹诗“欲呼才鬼一中之”,他不知是 饮酒者“中圣人(上品佳酿)”的典故,揣度是“一申之”的抄误等等。说明他的本行不在这 方面。
我们交情深了,谁也没因为这些琐屑而看不起谁,一贯以诚相待。等到1964年拙著《曹雪芹 》问世,后来他下干校时,不断来信,说:“《曹雪芹》是好书!我到此什么也不带,只带 了这本书,不离身边。也不知反复看了多少遍。……”
一入60年代,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步步升级,热闹起来了,他的精气神也十足地 振作起来了,时常来找我。最值得一记的是邀我同到健锐营去访张永海——他听到一个线索 ,说张知道曹雪芹的轶事。
雪芹自离京城而到山村著书,此村究在何处?我与恩裕兄当然早就忘不下这个题目。到了196 2年纪念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盛大活动日益开展时,踏寻此村的愿望变成了必付实践的重要 项目了。
传说曹雪芹寓居香山健锐营的线索,就是恩裕兄首先探索收获的。当时不止一头绪(互不相 涉)不约而同地传述这一说法,于是引起了我们的重视,以为不会“空穴来风”,应有一定 的来由。
他的热情与活动能力胜我十倍。一日,来邀我同访香山的张永海,据传他知道雪芹的若干遗 闻轶事。
那天随恩裕伉俪(夫人名骆静蓝)奔到健锐营的正黄旗,找到了张家小院落。正黄旗是此营右 翼四旗的头旗,位居从北向南靠山坡一排的北端(左翼四旗是从西向东一排,靠北面坡)。小 院全似山村民户,早无一点营房痕迹。院中有树木,放一张长方矮饭桌,几个人围坐,听主 人开谈。
张永海其时年已六十多岁,人很朴实,看样子是个嗜酒者。恩裕兄访知此老者旧时曾在城内 当 过警察,盖辛亥之后旗人生计无着,多沦于杂役、小贩等业。自云蒙古族,本姓是章嘉呼图 克图,“张”是后改汉姓(一如满族人多改为赵姓、金姓)。
听他讲时,骆女士作了记录,恩裕兄则不断发问,要他回答。今尚忆其所传的要点如下——
一、雪芹所居之处属镶黄旗的北营子。镶黄旗在他那儿的正北,遥望可见;北营子是那旗后 的一处分支。地方有点儿荒凉,有时还见过狼。
二、雪芹来此的因由是“拨营归旗”——皆为一案的同犯者,从城里遣来的。
三、雪芹的“同犯”者有一个名叫鄂 (ào) 比的,二人是要好的朋友,他 能画,也爱喝酒,二人常在一处。
四、雪芹续弦,生有一子,疼爱无比。不幸子亡,雪芹悲痛异常,常到小坟上去徘徊,不忍 离开。
五、孩子死于中秋日,雪芹卒于大年夜,人称“双绝日”。孩子的死是因患“白口?nfda4 ?”。
六、雪芹在城内的一个学校里当过“舍夫”——他并将此名目解为“仆役”一类职务。
七、雪芹穷得很,行止不与常人相同,有点儿怪僻。常到处游走,腰间围一布包,内装纸笔 ——墨汁在笔帽里,走到一处,文思一来,坐下就写。
八、雪芹卒后,无力归葬祖坟,就埋在山后的一处名叫“地藏沟”的地方。
以上皆据实以记,暂不加分析评判。顺便一提:此后西郊的“传说”越来越多,愈出愈奇, 聆之令人喷饭。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张老人的传说,未可全信,也未宜尽指为妄谈;在他原 话之外,再捕风捉影,任意编造,哗众欺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为了踏寻葬地,我们又访过张永海一次。
那次是向文联洽借了一辆旧汽车(当时漫说个人,一般机关单位也极少有车的)。张永海坐在 司机旁指路,他老伴见他坐上了汽车(那有“高贵”之感了),面现惊喜之色。已记不清开往 哪个方向,反正这“山后”又不是上述的北营子,距离颇远,这是否意味着雪芹已经迁居? 张永海未有明言。
在行至山深处,方知此地属部队驻处,不许通行。恩裕作代表下车去解释,部队电话问了文 联,属实,车内皆学者——这才放行。但仍不许进沟乱走。故此行遂无收获,至今不知张所 言何所依据。(后又传说葬地在“象鼻沟”。皆无法证实。)
那时健锐营地方已破旧不堪,原先有全营围墙、营门,一无所存,惟山坡上还残存石堡垒遗 迹(此营“云梯兵”习练爬高攻堡之假想建筑)。脚下则遍布碎石,青黄不等,像是旧河床上 的卵石,俯拾可取。恩裕兄为了纪念此行,拣了一枚,回家后费了数日苦磨的功夫,制成一 个略呈椭圆的小砚,十分得意。
他为人热心肠,没有某些红学人物的抑人利己的坏心计,是我数十年深交的难得的高尚 人士。他主动带我求眼科名医,关心备至。
他的宿舍是政法学院的十分敝旧的土平房,那排房屋前后开门,草篱茅舍。我常造访,留饭 也是北方的朴实作风——大碗捞面条,只一味干炸酱,什么也没有,但食来很香。
恩裕兄为了探研雪芹,一腔热诚,全力以赴,世无第二人。因心太切,意太痴,遂易为妄人 所乘,将伪造“资料”向他“炫示”,吊他的胃口。他太天真,识辨力又不足,一概深信不 疑,又不喜听友人的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每念及此,不胜嗟惜。
亡友至交,不忍多提他的失误,只说一件极有趣的事:他在《曹雪芹的故事》中,设想了一 位村妪老妇人,十分善良仁慈,时常帮助雪芹解忧济困。这确是极好的文学创作的艺术构思 。 但当后来伪造“资料”或编制“传说”的人,先看过他的《故事》,便受了“影响”,或有 意地“顺竿爬”,或讲出一个村居邻舍好心的“老太太”——甚至说她因不识字,将雪芹手 稿剪了“纸钱”、给雪芹送葬等等奇闻怪语。恩裕兄不但不知“反思”一下,却兴奋地跑来 告诉我:“原来真有一个老太太!我的书碰对了!……”
这样好友也就不便太败他的兴,笑而听之。(就这样,他还是有一次忍不住了,对我说:“ 这回是真的,你就别再置疑了!”)
更令我为难的是他后来提出了“质问”与建议,一是“我的材料你怎么书里都不收?”二是 希望两人合作,对这些“新材料”如有不同看法,可以分加“周按”、“吴按”,各抒己见 ,展示学术民主、百家争鸣……
这足见他的一片诚心厚意,我不能作别解——那如何对得起良友?但实际上这是无法办到的 。他对此是否有了芥蒂?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且我们的友情也从未“变样儿”。
他不幸心脏病猝发而辞世。我极伤痛失此好友——“红学界”惟一的交谊最深的同辈好友, 作了七律、绝句(七首)悼挽他(交周雷于送葬时张贴过)。
然而,他的病势,居然也成了某些人造谣挑拨是非的“资本”。
恩裕兄为满族人,自号“负生”,我致函于他总称此号,古无称名之礼也。
诗曰:
好友犹存赤子诚,可怜时世妄言兴。
七篇绝句今何在,往事斑斑感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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