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长冯雪峰
一句套语，“余生也晚”，敬仰鲁迅先生，却未能有得识大师之缘，我的授业师顾随先生都 对我说过未及亲炙迅翁 为憾，他只以私淑弟子自居，何况于我。与鲁迅有关的重要人物我也茫无知识。谁知，冯雪 峰成了我的“上司”——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他请中宣部下调令的。我到社不太久(1954年夏初)，一天聂绀弩(古典部主任)找我，说社长来看你。我当时正在 别屋与同事张友鸾说话，只见冯社长来了。这儿没有“客位”座椅，只有张友鸾的一个活动 躺椅(即可以支架折叠的帆布椅)，他就坐在椅上。
观其人，温文尔雅，笑容可掬，很客气，向我说了几句话，大意是：社是草创，条件很差； 你来了很好，可以帮助他们的工作。
我一切生疏，也只能做简单的寒暄性酬对。
此为初见，以后不再见。大约他当社长也只是个挂名差事，并不真管工作。有一天，忽然接 到他一封信。此件信札我保存多年，后经“文革”抄家，与许多珍贵书简，俱已不知在亡— —样子还记得清楚：信笺是朱丝栏式，浓墨的毛笔字，竖写，只是词句早忘光了。
那信与出版社无关，而是为了《文艺报》，他是这份杂志的主编(此报当时是16开的多页期 刊，非现时的单张4版的报纸)。说的大致是因《红楼梦》的讨论，要我撰文支持的意思。
以后，忽又由聂公通知我，冯雪峰要约我晤谈一下。当日晚上，我到社，聂与巴人(王任叔) 已在一辆黑色汽车上，我上了车，聂公自己坐司机旁，把我让到巴人的旁位。车在夜晚开动 ，我根本辨不出何方何向——至今不知冯公之原住处是什么地方(不是后来北新桥附近的那 一处)。只记得门是日本式的木板旁推(入夹墙)的异样房门。三人进入落座，旁无他人，冯 公亲自忙活倒茶。
他约我的意思仍然是为了《文艺报》需要讨论《红楼梦》的文章。他仍然和蔼客气，彬彬有 礼；神情微微有点紧张。他并不是源源本本告知我事情的来龙去脉等等一切，看来他当时也 不是怎么清楚——我是一贯书呆子，也莫名其妙，莫测高深。聂、巴二公在侧，不见多口插 言。
后来方知，那是《文艺报》拒登两个“小人物”的批俞文章而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且事 态似乎比预想的发展得快速，性质也严重。冯的紧张，有由来也。
如今想来，冯公那时找我来“救驾”，是把我估计得太高了，也看出他很“可怜”——竟无 别人可求。这真令人喟然兴叹。
我遵嘱写了一篇“文章”——内容何似?一句也记不得了，大约必是书呆之论。此文后来悄 然无所闻——当然是不能用吧。我希望档案中还可发现它，今日“披露披露”，大可引起 一种“趣味”也。
这是1954年冬日的陈迹了。此后便无缘会他。等到再见，那已是“文革”热闹中间，曲曲折 折之后，和他一同“受管制”的时候了。
他在别单位、机构处境遭遇如何，不得而知；在这出版社时，还是颇为“文明”的，没见什 么“弯腰”、“坐飞机”等“酷刑”加于其身。他仍然那么文质彬彬的，不动声色，面无表 情 ，十分镇静。晚上的批判(互批)会上，他侃侃而谈，口才很好，“理论水平”也很不凡。他 还批评过我当时的发言，指出我的某一“委屈承认”的语气是“不对的”——“那就很严重 了!”
再以后，就是下到了湖北咸宁干校。
干校里是分很多小队的，“工种”不同，各占一块“地盘”，故难得往来相见。其后忽有一 段时期又见到了他。那大约是因为要清除一处地面作什么用，派几位“老弱残兵”去打扫破 砖瓦砾碎石土块之类，用一个簸箕端往一个后边的土坡上倾倒。我见他精神不颓，勤勤恳恳 地劳动，扫除垃圾，一丝不苟——可是面无表情，“冷若冰霜”，目不视人。他不会不认得 我，但正眼不瞧，真是人到此境，莫论当初，“此一时彼一时”也。
从打这一回，再没见他。我们的“缘”，尽于此地此时此境中。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忆——
聂老绀弩未被难时，先后迷上了两件事：一是作诗，二是写字。作诗一概限于七律体，写字 受我“指示”，由欧楷入手打坚实基础。他十分用力，对我说：“早先见人伏案练字，觉得 有点儿烦，甚至讨厌。如今一‘进去’，方知有如此广大美妙的天地!”
这确实是一个本质诗人之家的切身感受，发出了心声，真“不俗士”也。
一天，忽收到他一封信函，打开看时，满目粲然——一幅五彩小花笺，横长，恭楷写着十首 七言律，题目是祝雪峰同志六十寿辰!
我很惊讶，不知他的诗才底蕴如此丰厚，可谓词源不竭，“哪里有许多话说?”(《红楼梦》
中似有此语。)
我自诩于诗尚不门外，但我对这十首巨作却不能全懂。这大概是因为诗句内容涉及他们二 位几十年文学政治经历、事故，就不是我能妄揣的了。
这十首诗聂公诗集中似未收(编者按，《散宜生诗》中收《雪峰六十》四首)。我那一份珍迹 ，也因自身遭事多端，出于畏祸“保身”的庸 俗之念，把它交给了后期古典室的主任(名杜维沫)，这也是当时运动气候中的常例。至今有 时想起来，不知交给单位之后，他们如何“处理”?希望不致毁掉或被人扣住而难求下落。
那十首七律，恐怕是最难得的现当代文艺史上一项宝贵作品与文献了吧?而我不能藏为私有 ，又不知后世议论，可以谅恕否?
诗曰：
考《浒》研《红》我所知，聂公七律十篇诗。
寿他六十艰难岁，雪满青峰忆旧姿。
观其人，温文尔雅，笑容可掬，很客气，向我说了几句话，大意是：社是草创，条件很差； 你来了很好，可以帮助他们的工作。
我一切生疏，也只能做简单的寒暄性酬对。
此为初见，以后不再见。大约他当社长也只是个挂名差事，并不真管工作。有一天，忽然接 到他一封信。此件信札我保存多年，后经“文革”抄家，与许多珍贵书简，俱已不知在亡— —样子还记得清楚：信笺是朱丝栏式，浓墨的毛笔字，竖写，只是词句早忘光了。
那信与出版社无关，而是为了《文艺报》，他是这份杂志的主编(此报当时是16开的多页期 刊，非现时的单张4版的报纸)。说的大致是因《红楼梦》的讨论，要我撰文支持的意思。
以后，忽又由聂公通知我，冯雪峰要约我晤谈一下。当日晚上，我到社，聂与巴人(王任叔) 已在一辆黑色汽车上，我上了车，聂公自己坐司机旁，把我让到巴人的旁位。车在夜晚开动 ，我根本辨不出何方何向——至今不知冯公之原住处是什么地方(不是后来北新桥附近的那 一处)。只记得门是日本式的木板旁推(入夹墙)的异样房门。三人进入落座，旁无他人，冯 公亲自忙活倒茶。
他约我的意思仍然是为了《文艺报》需要讨论《红楼梦》的文章。他仍然和蔼客气，彬彬有 礼；神情微微有点紧张。他并不是源源本本告知我事情的来龙去脉等等一切，看来他当时也 不是怎么清楚——我是一贯书呆子，也莫名其妙，莫测高深。聂、巴二公在侧，不见多口插 言。
后来方知，那是《文艺报》拒登两个“小人物”的批俞文章而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且事 态似乎比预想的发展得快速，性质也严重。冯的紧张，有由来也。
如今想来，冯公那时找我来“救驾”，是把我估计得太高了，也看出他很“可怜”——竟无 别人可求。这真令人喟然兴叹。
我遵嘱写了一篇“文章”——内容何似?一句也记不得了，大约必是书呆之论。此文后来悄 然无所闻——当然是不能用吧。我希望档案中还可发现它，今日“披露披露”，大可引起 一种“趣味”也。
这是1954年冬日的陈迹了。此后便无缘会他。等到再见，那已是“文革”热闹中间，曲曲折 折之后，和他一同“受管制”的时候了。
他在别单位、机构处境遭遇如何，不得而知；在这出版社时，还是颇为“文明”的，没见什 么“弯腰”、“坐飞机”等“酷刑”加于其身。他仍然那么文质彬彬的，不动声色，面无表 情 ，十分镇静。晚上的批判(互批)会上，他侃侃而谈，口才很好，“理论水平”也很不凡。他 还批评过我当时的发言，指出我的某一“委屈承认”的语气是“不对的”——“那就很严重 了!”
再以后，就是下到了湖北咸宁干校。
干校里是分很多小队的，“工种”不同，各占一块“地盘”，故难得往来相见。其后忽有一 段时期又见到了他。那大约是因为要清除一处地面作什么用，派几位“老弱残兵”去打扫破 砖瓦砾碎石土块之类，用一个簸箕端往一个后边的土坡上倾倒。我见他精神不颓，勤勤恳恳 地劳动，扫除垃圾，一丝不苟——可是面无表情，“冷若冰霜”，目不视人。他不会不认得 我，但正眼不瞧，真是人到此境，莫论当初，“此一时彼一时”也。
从打这一回，再没见他。我们的“缘”，尽于此地此时此境中。
还有一件事，值得记忆——
聂老绀弩未被难时，先后迷上了两件事：一是作诗，二是写字。作诗一概限于七律体，写字 受我“指示”，由欧楷入手打坚实基础。他十分用力，对我说：“早先见人伏案练字，觉得 有点儿烦，甚至讨厌。如今一‘进去’，方知有如此广大美妙的天地!”
这确实是一个本质诗人之家的切身感受，发出了心声，真“不俗士”也。
一天，忽收到他一封信函，打开看时，满目粲然——一幅五彩小花笺，横长，恭楷写着十首 七言律，题目是祝雪峰同志六十寿辰!
我很惊讶，不知他的诗才底蕴如此丰厚，可谓词源不竭，“哪里有许多话说?”(《红楼梦》
中似有此语。)
我自诩于诗尚不门外，但我对这十首巨作却不能全懂。这大概是因为诗句内容涉及他们二 位几十年文学政治经历、事故，就不是我能妄揣的了。
这十首诗聂公诗集中似未收(编者按，《散宜生诗》中收《雪峰六十》四首)。我那一份珍迹 ，也因自身遭事多端，出于畏祸“保身”的庸 俗之念，把它交给了后期古典室的主任(名杜维沫)，这也是当时运动气候中的常例。至今有 时想起来，不知交给单位之后，他们如何“处理”?希望不致毁掉或被人扣住而难求下落。
那十首七律，恐怕是最难得的现当代文艺史上一项宝贵作品与文献了吧?而我不能藏为私有 ，又不知后世议论，可以谅恕否?
诗曰：
考《浒》研《红》我所知，聂公七律十篇诗。
寿他六十艰难岁，雪满青峰忆旧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