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情与冷语

  热与冷的反响,我都衷心铭篆,因为尽管态度风格不同,给予关注却是相齐的。我介绍《懋斋诗钞》的拙文一经刊出,胡适先生立即热情寄语惠教。紧跟着,俞平伯先生的 文章也出来了——并非写给我的,内容却是针对拙文而发。我揣想这大约是赵万里先生乘此 新话题而向他征文之故。俞文的语调口吻很冷,还好像有些微词见讥之气味,令我(二十几 岁的青年学生)感到一股异样的气质或性格在发言表态。
胡先生热情表示高兴,幅后方言,对拙考雪芹卒年(癸未,乾隆二十八年除夕)表示同意;对 生年(甲辰,雍正二年)则不予赞同,其理由是:如果雪芹生得那么晚,“就赶不上繁华了” (按胡先生主张雪芹生于康熙晚期,所谓繁华,指曹寅时期的“盛况”)。
我少年气盛,不服气,乃又撰一文商讨,附有一个“年表”,排出雪芹生卒、著作、经历的 要点岁月,以证他只活到四十岁。根本没有什么“繁华”“可赶”——因为即使早生十年, 也正“赶”上曹?nfda5?倒霉、家计十分艰窘的景况。
胡先生从此与我直接通信讨论了,仍很客气热情,但在信末说:“我劝你把你的年表收起来 !”
我读了信,心中颇有所惑——不理解为何年表必须“收起来”,这不成一个学术理由。
谁想,俞先生的文章也出来了,其大意有三点——
(1)读了周文,自己因未研究,并无新意。
(2)如照周文所考,则“自叙传”之说就不能成立了。
(3)据他看,“年表”是很难排成的。
俞先生的笔调,不甚明朗,我代为“打开窗户说亮话”,就是:对新发现不大感兴趣,周文 “破坏”了胡、俞所主张的“自传说”;排“年表”是一种妄想,必然无法做到。总的语气 是冰冷带点儿讽刺。
我想不通:为何拙考雪芹若生于雍正二年、活到四十岁就使得“自传说”无法再生存了呢?
后来方悟,显然是同情胡先生的“赶不上繁华”论之故也。
在此,却需要讲讲“年表”的事由,因为它是红学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牵涉到很多学 者与论者。
所谓年表,就是以生卒年之推断作为出发点,将雪芹生平几个可以捕捉的事象重点按年头顺 序排出来,标明清朝年号纪年、甲子干支、西历纪年,各有关年下注明雪芹写作、活动、遭 际……的踪迹,如此可觇这一文星的大致“事状”,也可供深入探研的参证,眉目粗具,虽 系粗枝大叶,却提供了一种“框架”式的方便“法门”。
这种做法,不但“无可厚非”,而且是治史学常用的一个好方式。可是我的“年表”却遭到 了反对与讥嘲,成为一大“错误”。
胡先生反对,是因为我用“年表”来证明拙考生卒的道理,而他不同意“生得太晚”(并无 实际论据,只出于想当然)。他劝我“收起来”,语气倒还是与人为善的。
俞先生反对,与胡不同者有三点:一、“年表”的办法原是他首创的,见于1923年的《红楼 梦辨》。二、但到了1948年我也另作“年表”时,他却表示了异议——异议不是年表排的是 非正误的问题,却变成了排年表根本不可能的表态。三、他行文的口吻显得很特别,颇带酸 气。
俞先生的心理活动,我始终理解不透。
这儿,就又要提到鲁迅先生——提他不是说他与我有什么关系(他未及见到拙文),而是应该 说明:这位大师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清之人情小说》中专论《红楼梦》时也采 用了“年表”!
这在此书的初版两卷本里,十分鲜明,现行本是后来删去了,以故很多人也不知晓。
有趣的而且重要的是年表的形式虽删,“精神”仍在,并未消失。证据就是先生在叙论中
说道:
乾隆中(一七六五年顷),有小说曰石头记者忽出于北京,历五六年而盛 行。然皆写本,以数十金鬻于庙市。其本止八十回……
我早时初读先生此语,就心想:那“历五六年而盛行”是怎么得知的?定有依据。及见未删 本的年表,方知这都是那表中所列的年次。
附带一言:先生在此书中运用“年表”,亦非一例,如第二十一篇《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 后来选本》中,即有年表一幅——尽管那非关作者,而治学精神是一致的。
鲁迅先生为何后来又将第二十四篇之年表删去?没见有谁举示理由。若假想是因为“年表” 中有参用小说人物与作者混同、即犯“自传说”之嫌,我难以苟同,因为他始终认为曹雪芹 是宝玉的“模特”,“整个儿的进了小说”!
这桩小说史重大公案,还有待高明硕学做出研究讲解。
至于我,承蒙胡、俞两位先生见教,虽有热冷之分,我同样感荷不忘。这是因为,没有他们 的鼓舞与迎头冷水泼来,就不会激发我走上红学之路,而且百折不挠。那时我心里有一 句话:“我一定要将年表做出来给你看!”
于是,我由学“洋文”转入了学“红文”,直至今天;《红楼梦新证》乃此誓言之结果也。 很清楚:《新证》正是一部“特大年表”,岂有他哉。
诗曰:
多感迎头语意冰,一瓢冷水亦多情。
洋文寡味红文好,年表排来幸已成。
[附记]
俞先生于1954年2月给他的老师知堂的一封信札中有两处提到我:一是说“……‘旧时真本 ’《红楼》的系续书之一,决非原作。……汝昌君好奇之过耳。……”二是说我主张雪芹卒 于癸未(乾隆二十八年)和旗籍满洲包衣之说“亦是错误的”。谨按:前者之出处,不止《续 阅微草堂笔记》,类似之记载颇可互证;且我也曾表示过:纵非原著,也当出于知情者依据 雪芹之本意而撰作,非一般不相干的“续书”“仿作”者所能想象而至。后者实因他主张“ 壬午说”,遂断癸未为“错误”,不留商讨余地了。近来学者不乏新意,如李奉佐先生在贵 州《红楼》即发文为“癸未说”做出补证,具有学术说服力。可惜俞先生已不及见矣。旗籍 问题,早已无人再信“汉军”。俞先生函告知堂可去阅看的文章,是指他在《文学遗产》创 刊号上发文,率先批评拙著《新证》的那种意见,口气十分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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