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校印新本《 红楼梦 》纪实
从1947年始，因偶然的机缘，我忽然进入了研《红》考芹的学术圈里，直到今天，整 整五十 年。中间经历，很是丰富奇特。友人说，这段历史，形式上似乎只为对于一书一姓的研索追 寻，实际上却与时代社会、学术风尚、文化潮流等等方面，都有其关联与意义，因而督促我 就所忆及的做些记叙。不然日后即无人知晓，不但留下史实空白，还会衍生讹传谬说，真假 难分，何以存其信实?我觉得此言有理，遂择其重要的关目，粗叙一二于此，以供考鉴。事情由我重返燕京大学西语系(抗战胜利后复学)说起，家兄祜昌一次信函中嘱我查寻20年代 初胡适遍求未获的《懋斋诗钞》。谁想我到校图书馆一索而得。此书内有六首写到曹雪 芹的重要诗篇，名贵之至。我据此写一短文，置之案头，未思发表。后为北京图书馆善本室 专家赵万里见之，立即编发在报端了。胡适读了，写信给我，表示高兴，兼有讨论。此信札 也被赵先生编发了，于是引起学界瞩目。
胡适对我拙文论点只同意一半，我当时少年气盛，遂又撰文与之商榷……由此一发而“不可 收拾”——我本无意研究红学，但为争辩真理，就难以中止了。
胡先生慷慨惠借珍贵秘籍给我(一名在校青衫学子，素昧平生、一无所知之陌生青年也)，我 至今感谢他对我的信任及鼓励；但二人意见不合，逐步由商讨而变为争论：我以为他倡导印 行的“程乙本”是最坏的本子，不应再让它流行于世，再就是看他考证雪芹时代背景、家世 生平，失之太简单、太肤浅，没有触着历史的真际与内核。
这样，激发了我与祜昌的一种真心痴意，定要把这两方面大主题弄个水落石出，为雪芹雪冤 洗谤。此一痴意真心，不但始终不改不懈，而且克服了百般困苦艰难、曲折诬陷……坚持到 今——这就是五十年的第一条“旨义”。
在版本问题上，我与家兄力做全面大汇校，中经抄家毁稿，拨乱反正后毅然重新从头开始… …其难万状。
在考订历史背景问题上，下功夫远不如大汇校了，但居然也印成了一部《红楼梦新证》。从 1953年秋问世起，这方面的工作也仍在与时俱进——这且按下慢表，如今先记记为版本而力 争，几乎触及了政治风险的一段往事前?尘——?
如上所述，为与胡适争版本，数十年如一日，曾未改变初衷，所以一有机会，就谋求可能的 办法，务欲将一个较好的、接近雪芹原笔本面的新定本贡献给天下后世，不要再让那种以假 篡真的伪“全璧”继续蒙蔽读者，搅乱精神世界。文化层次的高下美丑的重大分差，是不能 混乱的。
1968年，我被关入“牛棚”，1969年中秋日下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至1970年8月底的 一天，干校分部一位领导人忽召我“训话”，说“北京工作需要，要调你回首都，从今日起 停止劳动，收拾准备……”我到总部办调离手续，发与我的公函上写的是：周总理办公室特 电湖北军区司令部，调周汝昌回北京工作(此件我留了复制本)。此讯轰动了众人，以为奇迹 或疑心我有办法“营求”中央的特调云云，其实我根本不知缘由。
1970年9月5日，回到了北京。当时“工宣队”要我写报告——因为不知如何安插、做何工作 。我的报告不是别的，就是请求给我一些条件，以期完成大汇校写定真本的浩瀚工程。
这份报告，看来并未上达周总理，中间被人扣压了。我只傻等着，也不懂可以设法再由其他 渠道上达总理，竟拖了下去。
这之间，同事戴鸿森已由干校回京了。一日，他对我说：他原先以为《红楼梦》不就是《红 楼梦》(按：指坊间流行本，包括上述“程乙本”等)，还要搞什么版本?!这时他偶然看了影 印的“庚辰本”(脂批抄本)，拍案大惊，对我说：“原来俗本子这么坏，与真本这么不同， 一直被它骗了!”我见他悟了，遂有了“共同语言”，乘机与他商量：我们应出一部好本子 了。
他很同意，且很积极，马上要与社科院文研所联系，要他们校注一个新本。当时社方临时领 导人也点头了，我自不便再提我的大汇校的事情。
文研所很高兴，很快由邓绍基等二人持函，到社办理手续。
但此事垂成之际，忽因社外某位同志得知后激烈反对所邀人，不容实行。当时杜维沫新回社 担任古典部的主任，他须向文研所“打退堂鼓”；那天晚上他到我家诉说风波内情，表示十 分为难：“约请了人家，又要变卦食言，这多么尴尬!”
此事又成泡影。
大约此后不久，一天正值重阳节，忽接张伯驹先生之信函，内叙：有(退休教师)张琦翔者， 访他时谈及《红楼》，张君遂追忆沦陷期在北大聆一日本教授名儿玉达童者讲课，说见过 三 六桥(名三多，蒙古旗人)收藏一部异本，其八十回后情节皆不与现行程、高本相同，并确言 探春远嫁“和番”，黛玉早亡，宝钗成婚亦早卒，宝玉贫至为巡更者，种种细节，俱所未闻 之珍贵研究线索云。
我接信喜甚，因与所见前人笔记所载旧时真本情况不但吻合，且有更多的信息，十分重要， 即赋《风入松》词二首纪此要闻。张先生也叠韵二首。记得此事上海徐恭时先生还撰文叙述 发表过。
后适有当时日本友人鸟居者来华访问。我求知心切，遂冒昧向当时中央上书，建议可请鸟居 氏回国后广为打探儿玉达童是否还在——所称异本极可能即已归入儿玉之手也。我抱此奢望 以为可以发现此本的下落。
没想到，这次上书居然得到了答复。再后始闻日本人果然做了大调查，儿玉尚在，只是年纪 太老，已完全失去记忆力，无法追寻了。
我在此事的契机的鼓舞之下，遂又决心二次上书——这次就是正面陈述流行本子之伪劣，建 议从速整校出一部近真的好版本。
这次上书，却等不着回音了，心中有些失望，觉得如此大事，终难得到重视。
忽一日，收到当时北京市市长吴德同志召见的通知，我即按时而往，在市府的接待室会了面 ，在座的还有袁水拍(原在《人民日报》)。此次即是上书的回音，说中央重视，将有安排。 (谈话中，万里同志进来了，他们二人说了几句，见我在，知必是有事会谈，他就不坐下而 出去了。)
这时已是1975年。
又是忽一日(凡此，我都有日记可查，但此刻执笔时无法寻检堆积如山的旧箧；若日后有必 要时，再为补记确切月日)，接到通知，要开校理《红楼梦》版本的会议。
回忆其时约已入秋季，地点是北京市委第三招待所 此次会议地点，我记忆模 糊了， 因请王思宇同志助忆，他指明是此地，并言当时袁水拍即在此所，他与杜维沫到会之前还曾 去见过他，故判断是在此处。但即使记忆有失，亦无太大关系。 ，到会后， 见所召与会者人数不少，计有：
袁水拍：主持会议者
李希凡：副主持者
冯其庸：被指定的校勘小组组长
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 ：“顾问”
杜维沫王思宇 ： 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将来出版新校本的古典部人 员
孙 逊：研《红》人员(今任上海师大教授)
(另一位不记其姓名了)
周丽苓：我带她助我记录(因我耳、目早已损坏)。
会议内容主要如下——
(一)袁讲话，宣布此会的目的，说“上边十分重视”，成立校勘小组，冯为组长，周、吴等 三人为顾问。将来由冯组织人力为小组成员。
(二)听顾问意见。我等三人一致认为，流行“程乙本”很糟，亟应出好本新本。三人也一致 认为，此次彻底排斥“程乙本”，而在古抄本中应推“庚辰本”为校勘底本，因它现存回数 最多，较为完整。
(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废弃旧本，改出新校本，保证质量。
周丽苓为我做了记录(此记录保存无恙)。
冯组长当时与我邻座，曾问我“甲辰本”是何种本子。我答：它接近程本，在诸抄本中是较 晚出的。
我问冯：此会为何未邀文学研究所的人参加?他答，这次来不及，容以后再请他们。
该小组组构伊始，友人刘瑞莲女士一日来访(我们是四川大学的旧谊，她彼时已调至人民大 学 ，与冯其庸同为该校中文系讲师，冯系借调至小组的，那时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尚无编制关系 )。她对红学有兴趣，人也热情，就对我说：你们弟兄多年研究版本，目下有此校印佳本的 盛举，你们怎么不去参加?
我聆其言，内心感动，就推诚披胆地答说：这事我的处境很特别，也十分为难——我呼吁中 央应创此举，当然愿为贡献微力；但目下我仅被安排为顾问，没有让我们参加实际工作的指 示。所以为难的正是：愿贡微力，尚无机会；而若不去贡力，又怕落一个“知识私有”，不 肯把心得经验拿出来的批评。所以我正不知如何为是，也不知如何“表态”才好。
刘女士听了，毫不犹豫地说：“这事好办——你勿过谦，由我去找老冯，我一力推荐!”她 兴冲冲地作辞而去。
隔了不久，她写来了信函，内言：我去对冯先生说了此事，他答云，小组成员名单已定，是 由×××批准了的，没法再更动了，云云。
此后的事，我能得而知的就太有限了，只记得当时校勘成员骨干有胡文彬、周雷二位，他们 来问过几个定字待决的难题。其后，周雷一次专来诉说，他与冯组长为校勘取舍争论激烈， 且表示要我秉公向有关方面反映此一事态。我未敢如彼其冒昧，因第一我并不了解争论细情 实况，第二我已是“局外人”，讲话要特别慎重的，不然必会发生误会或纠纷，背上嫌疑。
后来听说校勘成员之外，为了作注释，又特邀来了杭州的蔡义江、安徽的朱彤、黑龙江的张 锦池三位。住于“恭王府”，专职工作。他们之中，后来朱、张两位来访过，谈到作注中的 个别问题及研考的收获。
1982年，这部新校本印成即将问世了，我接到通知去开祝贺会。
这真是红学上一件大事，应当载入史册，因为首次推翻了胡适的“程乙本” 说“程 乙本”，其实也不真对，只是个“杂校本”而已。 ，使广大读者得见接近雪芹原笔 的较为可信的本子 此新校本亦非尽善，有待改进之处不少，故近年又出了蔡 义江与梁归智的新校本(带注，附评)。 。
至于我们的大汇校，五十年苦功，至今尚难梓行，只因部头太大，上千万字，排校难度极其 巨大，尚不知其命运如何。
我为出一部近真的佳本而奔走呼吁，向当时的中央写信上书，及至1976年“四人帮”倒台， 我还因此受了一回“审查”——宣传我与“四人帮”有来往，单位贴了大字报(内蒙古大学 林方直教授正赶上看见)，军宣队的政委要大做文章。在此事件上，同事们却不乏人出来讲 话，如袁榴庄女士就曾出面仗义直陈：周汝昌的信，就是查出一百封，也与政治无关，他不 过是书生，为了他所关心的文学事业……(大意如此)。因此我的“案情”解除了。当时也有 人来慰问，有真心关切安危的，也有为人作“探”的。总之，一场风波不小，我为了让我们 的文化建设能斥伪存真，对此毫无怨尤之心怀，即使无功有过，成就了他人的名位功绩，也 无竞争之意。
“四人帮”倒台后，文化部对该小组派专人审查其来由、性质、实况，有两位同志前来专访 ，我依嘱写了报告，并将女儿周丽苓当场作的那份记录一并声明提供部里审查参考。
这段曲曲折折的经过，只极少数人是清楚的，因此也出现讹传、欠确以至歪曲的传言。例如 有人在公开场合宣称：周某人对于《红楼梦》校印新本一事，毫无关系——成立“小组”也 与他无涉，云云。我觉得历史真实还是重要的，不应扭曲与抹杀。故粗述过程如上。
为了说话负责，以昭信实(恐年老记忆或有小误之处)，特为请询了当日开会在座、后任此新 校本的责任编辑的王思宇老同仁，他热情地提供了所忆细节，与我记忆完全符合。他连我女 儿在场一事都记得，而且顺便说了两点：(一)冯先生任此组长之前，主笔过署名“洪广思” 的《红楼梦——一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一书，也由该社出版。我方明白他出任组长是有 来由的。(二)此“小组”立功后，即升格永存——亦即现今之红楼梦研究所的“前身”。所 言历历不爽，且可补我追忆不备之点。
诗曰：
芹书白璧陷青蝇，斥伪存真百计营。
何必言功非为己，却防谗忌到书生。
胡适对我拙文论点只同意一半，我当时少年气盛，遂又撰文与之商榷……由此一发而“不可 收拾”——我本无意研究红学，但为争辩真理，就难以中止了。
胡先生慷慨惠借珍贵秘籍给我(一名在校青衫学子，素昧平生、一无所知之陌生青年也)，我 至今感谢他对我的信任及鼓励；但二人意见不合，逐步由商讨而变为争论：我以为他倡导印 行的“程乙本”是最坏的本子，不应再让它流行于世，再就是看他考证雪芹时代背景、家世 生平，失之太简单、太肤浅，没有触着历史的真际与内核。
这样，激发了我与祜昌的一种真心痴意，定要把这两方面大主题弄个水落石出，为雪芹雪冤 洗谤。此一痴意真心，不但始终不改不懈，而且克服了百般困苦艰难、曲折诬陷……坚持到 今——这就是五十年的第一条“旨义”。
在版本问题上，我与家兄力做全面大汇校，中经抄家毁稿，拨乱反正后毅然重新从头开始… …其难万状。
在考订历史背景问题上，下功夫远不如大汇校了，但居然也印成了一部《红楼梦新证》。从 1953年秋问世起，这方面的工作也仍在与时俱进——这且按下慢表，如今先记记为版本而力 争，几乎触及了政治风险的一段往事前?尘——?
如上所述，为与胡适争版本，数十年如一日，曾未改变初衷，所以一有机会，就谋求可能的 办法，务欲将一个较好的、接近雪芹原笔本面的新定本贡献给天下后世，不要再让那种以假 篡真的伪“全璧”继续蒙蔽读者，搅乱精神世界。文化层次的高下美丑的重大分差，是不能 混乱的。
1968年，我被关入“牛棚”，1969年中秋日下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至1970年8月底的 一天，干校分部一位领导人忽召我“训话”，说“北京工作需要，要调你回首都，从今日起 停止劳动，收拾准备……”我到总部办调离手续，发与我的公函上写的是：周总理办公室特 电湖北军区司令部，调周汝昌回北京工作(此件我留了复制本)。此讯轰动了众人，以为奇迹 或疑心我有办法“营求”中央的特调云云，其实我根本不知缘由。
1970年9月5日，回到了北京。当时“工宣队”要我写报告——因为不知如何安插、做何工作 。我的报告不是别的，就是请求给我一些条件，以期完成大汇校写定真本的浩瀚工程。
这份报告，看来并未上达周总理，中间被人扣压了。我只傻等着，也不懂可以设法再由其他 渠道上达总理，竟拖了下去。
这之间，同事戴鸿森已由干校回京了。一日，他对我说：他原先以为《红楼梦》不就是《红 楼梦》(按：指坊间流行本，包括上述“程乙本”等)，还要搞什么版本?!这时他偶然看了影 印的“庚辰本”(脂批抄本)，拍案大惊，对我说：“原来俗本子这么坏，与真本这么不同， 一直被它骗了!”我见他悟了，遂有了“共同语言”，乘机与他商量：我们应出一部好本子 了。
他很同意，且很积极，马上要与社科院文研所联系，要他们校注一个新本。当时社方临时领 导人也点头了，我自不便再提我的大汇校的事情。
文研所很高兴，很快由邓绍基等二人持函，到社办理手续。
但此事垂成之际，忽因社外某位同志得知后激烈反对所邀人，不容实行。当时杜维沫新回社 担任古典部的主任，他须向文研所“打退堂鼓”；那天晚上他到我家诉说风波内情，表示十 分为难：“约请了人家，又要变卦食言，这多么尴尬!”
此事又成泡影。
大约此后不久，一天正值重阳节，忽接张伯驹先生之信函，内叙：有(退休教师)张琦翔者， 访他时谈及《红楼》，张君遂追忆沦陷期在北大聆一日本教授名儿玉达童者讲课，说见过 三 六桥(名三多，蒙古旗人)收藏一部异本，其八十回后情节皆不与现行程、高本相同，并确言 探春远嫁“和番”，黛玉早亡，宝钗成婚亦早卒，宝玉贫至为巡更者，种种细节，俱所未闻 之珍贵研究线索云。
我接信喜甚，因与所见前人笔记所载旧时真本情况不但吻合，且有更多的信息，十分重要， 即赋《风入松》词二首纪此要闻。张先生也叠韵二首。记得此事上海徐恭时先生还撰文叙述 发表过。
后适有当时日本友人鸟居者来华访问。我求知心切，遂冒昧向当时中央上书，建议可请鸟居 氏回国后广为打探儿玉达童是否还在——所称异本极可能即已归入儿玉之手也。我抱此奢望 以为可以发现此本的下落。
没想到，这次上书居然得到了答复。再后始闻日本人果然做了大调查，儿玉尚在，只是年纪 太老，已完全失去记忆力，无法追寻了。
我在此事的契机的鼓舞之下，遂又决心二次上书——这次就是正面陈述流行本子之伪劣，建 议从速整校出一部近真的好版本。
这次上书，却等不着回音了，心中有些失望，觉得如此大事，终难得到重视。
忽一日，收到当时北京市市长吴德同志召见的通知，我即按时而往，在市府的接待室会了面 ，在座的还有袁水拍(原在《人民日报》)。此次即是上书的回音，说中央重视，将有安排。 (谈话中，万里同志进来了，他们二人说了几句，见我在，知必是有事会谈，他就不坐下而 出去了。)
这时已是1975年。
又是忽一日(凡此，我都有日记可查，但此刻执笔时无法寻检堆积如山的旧箧；若日后有必 要时，再为补记确切月日)，接到通知，要开校理《红楼梦》版本的会议。
回忆其时约已入秋季，地点是北京市委第三招待所 此次会议地点，我记忆模 糊了， 因请王思宇同志助忆，他指明是此地，并言当时袁水拍即在此所，他与杜维沫到会之前还曾 去见过他，故判断是在此处。但即使记忆有失，亦无太大关系。 ，到会后， 见所召与会者人数不少，计有：
袁水拍：主持会议者
李希凡：副主持者
冯其庸：被指定的校勘小组组长
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 ：“顾问”
杜维沫王思宇 ： 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将来出版新校本的古典部人 员
孙 逊：研《红》人员(今任上海师大教授)
(另一位不记其姓名了)
周丽苓：我带她助我记录(因我耳、目早已损坏)。
会议内容主要如下——
(一)袁讲话，宣布此会的目的，说“上边十分重视”，成立校勘小组，冯为组长，周、吴等 三人为顾问。将来由冯组织人力为小组成员。
(二)听顾问意见。我等三人一致认为，流行“程乙本”很糟，亟应出好本新本。三人也一致 认为，此次彻底排斥“程乙本”，而在古抄本中应推“庚辰本”为校勘底本，因它现存回数 最多，较为完整。
(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废弃旧本，改出新校本，保证质量。
周丽苓为我做了记录(此记录保存无恙)。
冯组长当时与我邻座，曾问我“甲辰本”是何种本子。我答：它接近程本，在诸抄本中是较 晚出的。
我问冯：此会为何未邀文学研究所的人参加?他答，这次来不及，容以后再请他们。
该小组组构伊始，友人刘瑞莲女士一日来访(我们是四川大学的旧谊，她彼时已调至人民大 学 ，与冯其庸同为该校中文系讲师，冯系借调至小组的，那时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尚无编制关系 )。她对红学有兴趣，人也热情，就对我说：你们弟兄多年研究版本，目下有此校印佳本的 盛举，你们怎么不去参加?
我聆其言，内心感动，就推诚披胆地答说：这事我的处境很特别，也十分为难——我呼吁中 央应创此举，当然愿为贡献微力；但目下我仅被安排为顾问，没有让我们参加实际工作的指 示。所以为难的正是：愿贡微力，尚无机会；而若不去贡力，又怕落一个“知识私有”，不 肯把心得经验拿出来的批评。所以我正不知如何为是，也不知如何“表态”才好。
刘女士听了，毫不犹豫地说：“这事好办——你勿过谦，由我去找老冯，我一力推荐!”她 兴冲冲地作辞而去。
隔了不久，她写来了信函，内言：我去对冯先生说了此事，他答云，小组成员名单已定，是 由×××批准了的，没法再更动了，云云。
此后的事，我能得而知的就太有限了，只记得当时校勘成员骨干有胡文彬、周雷二位，他们 来问过几个定字待决的难题。其后，周雷一次专来诉说，他与冯组长为校勘取舍争论激烈， 且表示要我秉公向有关方面反映此一事态。我未敢如彼其冒昧，因第一我并不了解争论细情 实况，第二我已是“局外人”，讲话要特别慎重的，不然必会发生误会或纠纷，背上嫌疑。
后来听说校勘成员之外，为了作注释，又特邀来了杭州的蔡义江、安徽的朱彤、黑龙江的张 锦池三位。住于“恭王府”，专职工作。他们之中，后来朱、张两位来访过，谈到作注中的 个别问题及研考的收获。
1982年，这部新校本印成即将问世了，我接到通知去开祝贺会。
这真是红学上一件大事，应当载入史册，因为首次推翻了胡适的“程乙本” 说“程 乙本”，其实也不真对，只是个“杂校本”而已。 ，使广大读者得见接近雪芹原笔 的较为可信的本子 此新校本亦非尽善，有待改进之处不少，故近年又出了蔡 义江与梁归智的新校本(带注，附评)。 。
至于我们的大汇校，五十年苦功，至今尚难梓行，只因部头太大，上千万字，排校难度极其 巨大，尚不知其命运如何。
我为出一部近真的佳本而奔走呼吁，向当时的中央写信上书，及至1976年“四人帮”倒台， 我还因此受了一回“审查”——宣传我与“四人帮”有来往，单位贴了大字报(内蒙古大学 林方直教授正赶上看见)，军宣队的政委要大做文章。在此事件上，同事们却不乏人出来讲 话，如袁榴庄女士就曾出面仗义直陈：周汝昌的信，就是查出一百封，也与政治无关，他不 过是书生，为了他所关心的文学事业……(大意如此)。因此我的“案情”解除了。当时也有 人来慰问，有真心关切安危的，也有为人作“探”的。总之，一场风波不小，我为了让我们 的文化建设能斥伪存真，对此毫无怨尤之心怀，即使无功有过，成就了他人的名位功绩，也 无竞争之意。
“四人帮”倒台后，文化部对该小组派专人审查其来由、性质、实况，有两位同志前来专访 ，我依嘱写了报告，并将女儿周丽苓当场作的那份记录一并声明提供部里审查参考。
这段曲曲折折的经过，只极少数人是清楚的，因此也出现讹传、欠确以至歪曲的传言。例如 有人在公开场合宣称：周某人对于《红楼梦》校印新本一事，毫无关系——成立“小组”也 与他无涉，云云。我觉得历史真实还是重要的，不应扭曲与抹杀。故粗述过程如上。
为了说话负责，以昭信实(恐年老记忆或有小误之处)，特为请询了当日开会在座、后任此新 校本的责任编辑的王思宇老同仁，他热情地提供了所忆细节，与我记忆完全符合。他连我女 儿在场一事都记得，而且顺便说了两点：(一)冯先生任此组长之前，主笔过署名“洪广思” 的《红楼梦——一部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一书，也由该社出版。我方明白他出任组长是有 来由的。(二)此“小组”立功后，即升格永存——亦即现今之红楼梦研究所的“前身”。所 言历历不爽，且可补我追忆不备之点。
诗曰：
芹书白璧陷青蝇，斥伪存真百计营。
何必言功非为己，却防谗忌到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