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传

  刘宗周,字起东,山阴人。他的父亲刘坡是一个童生。他的母亲章氏怀他五个月时他父亲死了。生下宗周后,家里酷贫,章氏把他带到外祖父家里养育。后来因为宗周的祖父老而且生病,他回去侍候,挑水砍柴,煮药烧粥。但是宗周身体虚弱,母亲常常忧念他,放不下心,终于生了病,又因为家里穷,忍着不治疗。万历二十九年(1601),宗周考中进士,他的母亲死在家里了。宗周奔丧到家,在中门外搭了一间居丧的白泥屋,天天在里边哭自己的母亲。脱下丧服后,朝廷选派他当行人,宗周请求回家赡养祖父母。祖父母下世后,中间过了七年宗周才赴京候补。他的母亲因为贞节扬名于朝廷。

  当时朝廷里边有昆党、宣党跟东林作对。宗周上书说:“东林是顾宪成讲学的地方。高攀龙、刘永澄、姜士昌、刘元珍都是贤人。于玉立、丁元荐为人清白,心口如一,有国士的气度。那些大臣指摘他们的人品是可以的,争论意见的短长就不应该;攻击东林也可以,偏袒昆党、宣党就不应该了。”这下党人大肆吵闹,宗周只好请假回乡去了。

  天启元年(1621),朝廷起用宗周为仪制主事。宗周上书说:“魏进忠引导皇上搞什么骑马射箭,表演戏剧,让奉圣夫人出入自由。一下子就赶走三名谏官,罚一名谏官,这都是从宫廷中直接传下圣旨,这样发展下去,进忠势必会指鹿为马,蒙骗皇上,对百官享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控制国家政权。现在东西方都正用兵,皇上怎么能把天下交由宦官主宰呢?”进忠,即魏忠贤,见到这篇奏疏后大怒,扣了宗周半年官俸。不久宗周认为国家有法不行,上书请求杀掉崔文升惩办他谋害皇上的大罪;杀掉卢受,惩办他私相勾结的罪行;杀掉杨镐、李如桢、李维翰、郑之范,惩办他们丧师失地的罪行;杀掉高出、胡嘉栋、康应乾、牛维曜、刘国缙、傅国,惩办他们弃城逃跑的罪行;赶快起用李三才为兵部尚书,选用群众公认的名贤丁元荐、李朴等,诤臣杨涟、刘重庆等,以便振奋天下英雄仗节殉义的气概。熹宗严厉批评了他。后来,宗周历任光禄丞、尚宝丞、太仆少卿,又请病假回乡去了。天启四年,宗周起复为右通政,到京城后看到魏忠贤差不多把东林党人赶尽了又坚决辞官不做。魏忠贤批评他矫揉造作,悲观厌世,就剥夺了他的官籍。

  崇祯元年(1628)冬季,朝廷召宗周担任顺天府尹,宗周推辞,朝廷不允许。第二年九月宗周来到都城,上书说:

  “陛下励精图治,昼夜不停地工作,这是好事。但是急于告功,不免见小利而求速效,这样怎么会达到唐尧、虞舜那样的政治局面呢?

  “现在朝廷渴望收取速效的不是军事吗?假如真能把驻守当成上策,选派精兵,节约军饷,整顿朝廷的刑政,拿出威信给敌寇看看,不消几年,敌寇都会望风束甲了。可是陛下现在锐意中兴,命令部队刻期出塞,试图消灭敌寇。当此国家三空四虚的关头,竭尽国家的财力供应缺饷的军队,军队就会越来越骄横;集结全国的兵力想博取一次胜利,但是想战而不能。这是谋略的失误。

  “现在朝廷斤斤计较的小利不是国家财政吗?陛下关心民众疾苦,把人民的困苦很当一回事,可是另一方面因为财政匮乏,一时间所讲求的都是敲剥百姓积聚钱财的事。正额赋税供应不足,又摊杂派。科罚不足,又加火耗。天下的水旱灾荒,一切都不管不问。对农民的剥削一天天严重起来,下边的人忍气吞声,直至卖妻鬻子,应付摊派。地方官府把搜括当成尽职,安抚百姓的政事中断了;上级部门把催征租税作为考核标准,正常的官吏升降的规定失效了。想靠这些使国家的府库里堆满钱财是不可能的。

  “功利之心产生后,朝廷里的事务一天比一天苛刻。事事纠举就会纠不胜纠,人人指摘就会摘不胜摘,于是名与实紊乱了,法令越来越严明,近来朝廷对脏吏的惩罚特别严厉,从辅臣而下,判处重刑的有十多人,可是贪污受贿的风气并没有全部消除,因为用来引导百官的方式不妥当。贾谊说过:‘礼用来事先防范,法令的使用在事实既成之后。’现在朝廷对所有受到牵连及被指为贿赂的官员即使冤情已经明了,还要交给法官议处,法官们牵强附会,深文巧诋,断绝了天下人改正错误的机会。于是这些官吏越发学得厚颜无耻,伪装出一副忠实的外表欺骗陛下。士人的节操越来越堕落,官场的歪风越来越厉害了,陛下又怎么去一个一个地考察他?

  “此外陛下所以一个人在上边劳心积虑,是因为没有引进贤人君子加以信用。陛下所称赞并且予以委任的,大多是些奔走钻营、惹事生非的人,把检举他人当成精明,把揭发隐私当成正直,以能言善辩作为自己的才干,这样又怎么能得到贤人加以使用呢?好不容易得到几个,对他们太求全责备,有时因为一点短处就舍弃了他的长处,要求太苛刻了,有时因为一点点过失就伤害了他。

  “此外陛下所谋划的事务,经常出于大臣们意料之外,不免有自以为是的思想。臣下救过不暇,进谗言的人借此进行离间,猜忌臣下的事端于是由此兴起。皇上如果只仗着自己的聪明办事,使臣下无自己的忠心,那么皇上的耳目不免有时要壅闭的;只仗着自己的英明决断办事,使大夫、国人都不能认定自己的意见,那么皇上的意见不免有时与实际不符。刚刚还对一个大臣传旨贬处,把他的奏章压在宫中,为什么不几天又高兴地对他加以隆重起用呢?几十年来,因为门户之争朝廷杀了天下多少正人君子,现在还要蔓延不已。陛下如果想打击君子来平息小人们的怨气,任用小人之私来彰明君子的公德的话,过去的覆辙就会再现于天下。

  “陛下求取太平的心操之太急,慢慢地滋生了功利之心,功利之心不止,又转而使用刑名之术;刑名之术不止,又流变为猜忌臣下;不断地猜忌臣下,就慢慢地积为壅蔽,不解下情了,这正是人心中危险的正在潜滋暗长而不自知的因素。陛下假如能平心静气,站在中间立场看看两头,不做声地纠正这些错误思想,使自己思想方面所表现出的都是仁义的成份,用仁爱来化育天下,用道义来纠正万民的思想行为,从朝廷扩展到四海,到处都看得到仁义教化,那么陛下可以说一日之间就成了尧、舜一样的圣人。”

  庄烈帝认为这些话迂腐、阔略,不敷实用,但对他的忠诚深表赞叹。

  不多久,都城受到围攻,庄烈帝没有上朝,大臣的章奏多被扣在宫中,不予答复,传一道圣旨要准备八百只布袋,宦官们争先恐后地进献骡马,又命令百官进献马匹。宗周说:“这一定是有人用迁移的主张说动了皇上。”于是他来到午门叩头谏言说:“国势的强弱全看人心的安危如何。请陛下出宫到皇极门来,召见百官,明确宣告我朝的宗庙、陵园都在这里,除固守京师而外没有别的打算。”宗周趴在地上等候回答,从清晨一直趴到黄昏时分,宦官出来传过圣旨才回去。当时米价飞涨,宗周请求罢免了京师九座城门的商税,修整商业网点,安置贫民,由官府煮粥养活老人和病人,严格推行保甲法,京师的人心才稍稍安定一些。

  当时中央和政府的大臣很多人被关进了监狱,宗周上书说:“国事发展到这一步,这些大臣们负有责任,无法逃脱,陛下自己也应当分担些责任。过去夏禹、商汤逢灾罪己,他们的国家就得到勃兴。过去皇上老是因为一些事情而当面怀疑群臣,群臣都在怀疑之中,日积月累,结成了暗疾,有识之士为此忧心忡忡。现在陛下应当开示诚心,把这看成解救国难的根本,经常到便殿里去召见士大夫,把起草诏令的权力交给阁臣,把各项事务交给部、院去办,把政事的议决权交给言官,如果事情办不好,再另外安排人,不要束缚大臣的手脚促成他们的罪责。过去朝廷把文官像小鸡一样束缚着,把军队的武将当成了骄子,逐渐地形成恩威错置的局面。后来看文武百官都不值得信任,于是专门用那么一两个太监,京城外边一步步地安排了太监。自古以来没有让宦官领兵而不耽误国家大事的。”又弹劾了马世龙、张凤翼、吴阿衡等人的罪状,触犯了庄烈帝的意思。

  三年,宗周因病在假,曾上过一篇关于祈求上天永保国运的道理,这篇奏疏说:

  “取法上天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重视人命,因而刑罚应适当应公平。陛下喜欢用重刑制约臣下,逆党要杀,封疆失事也要杀。一切错误,重的杖死,轻的贬出,朝署中一半人都沾了罪徒的边。不过最伤害国体的莫过于皇家监狱了。副都御史易应昌因为平反一事被打进监狱,法司总把拷问当成忠直,所以天下到处是些苍鹰乳虎。希望陛下体察上天好生之心,首先废除皇家监狱,并且宽恕易应昌。这是祈求上苍永保国运的一种办法。

  “取法上天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厚民生,因而赋税征收应当放宽期限,应当减轻。现在往年的拖欠要征收,还有来年的租税要预征。这样接连不断地追着收缴,乡村里贫困破产,贪吏更加成了百姓的大害。贵州巡按苏琰被监司揭发运送所谓的‘行李’,就是一个例子。抚抚贪图货财,更不必说下边的小吏了。吮吸百姓膏脂的贪官污吏,已经是遍布全国了。希望陛下体察上天好生之心,首先免除新饷,并且严厉整顿官方人员。这是祈求上苍永保国运的又一种办法。

  “但是天子是上天的宗子,辅臣是宗子的家相,陛下设置辅臣,大多由自己特别选拔。我也希望他们体察陛下的好生之心,不要驱除异己,给朝臣制造大案,酿成国家朋党作奸的祸害;不要贪图宠利自以为成功,引导人主一味追求富国强兵,酿成国家土崩瓦解的危局。”

  周延儒、温体仁看到奏疏不高兴了,就用当时正在求雨而宗周假称生病为由,把他指斥为傲慢,激起庄烈帝的怒火,然后起草了一篇圣旨质问他,并命令他讲一讲足兵、足饷的办法。宗周规划好了回奏上去,延儒、体仁无法争论了。

  此后宗周在担任京尹时,政令一新,在打击豪强方面尤其坚定。宦官向他讲的事他一概不答应,有时宦官甚至还辱骂他,宗周却照原样治事,毫不妥协。武清侯家里的仆人殴打儒生,宗周把他痛打了一顿,给他戴上木枷送到武清侯家门外。有一次宗周外出看到戏子们携带的大竹箱,就把它在交通要道上给烧掉了。他对独户、下等贫困户的优恤却极周到。在位一年,宗周请病假还乡,京师的百姓为他罢市致意。

  八年七月,内阁缺人,庄烈帝命令吏部推举在籍的大臣补缺,吏部把孙慎行、林轩及宗周三个人的名字报了上去。庄烈帝传令有关部门催促宗周入朝,宗周坚决推辞,庄烈帝不允许。宗周在第二年正月入都,慎行当时已经死去,宗周就和林轩两个入朝。庄烈帝问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的事情。宗周说:“陛下追求太平的心思太急,用法太严,发布的政令太繁琐,对天下士人的任免太轻率。诸臣怕被问罪,一味掩饰过错,不肯尽心办好政事,因此有人但没有人才的用处,有饷但没有兵饷的用处,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流寇本来是朝廷的赤子,招抚的办法恰当,他们就会还乡当他们的百姓。现在应该赶紧把收拾人心当成大本,收拾人心的办法首先是宽待地方官员。对地方官员的惩罚重,吏治就会败坏,吏治败坏民生就会困苦不堪,盗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越来越多。”庄烈帝又问他兵事,宗周说:“抵御外侮以治理好国内为基础。国内的政治治理好了,远方的敌寇自然会归顺。大禹为王时,朝廷干羽舞动有苗氏便被感化了。希望陛下运用尧舜那样的心肠,推行尧舜那样的政治,这样天下自然就太平了。”宗周回答完以后赶紧退了出去,庄烈帝回头对体仁讲,认为他的话迂腐,就让林轩辅政,宗周另派用场。不久宗周被授官工部左侍郎。过了一个月,宗周上了一篇《痛愤时艰疏》,其中讲道:

  “陛下决心坚定地追求太平,可是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办法却没有抽出时间来讲求,政治举措的先后次序还有很多不得要领的地方。陛下首先专注于边功,因而那罪大恶极的总督就进呈五年恢复失地的说法,这成为后来失事的祸胎。己巳年(1629)那些战役,大臣对国事的谋划不善,朝廷开始产生了轻视士大夫的心理。从此以后让近侍充当耳目,把心腹派到了大将身边,治国的方法崇尚刑名。政体趋于繁琐,天下事一天天败坏下去以致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东西厂和锦衣卫负责纠察,揭人隐私的风气盛行起来了,官僚士绅一经打入皇家监狱,朝廷里廉洁的操守就给磨灭了。人人救过不暇,欺君罔上的风习变得厉害了;事事取决于皇上独断,谄谀的风气就越来越得到滋长。法律不由刑部长官执行,犯法的人就越来越多。皇上自行颁发圣旨处理各色案件,每年亲自判几千起案件,应有的、好生的德意泯灭了。刀笔吏起草诏令,天子的话变得轻慢,对臣下琐屑的事故都要惩治,政体就受到伤害。对地方官吏的处罚取决于钱谷的征收,因而地方上官越来越贪婪,吏越来越横暴,田赋越欠越多。对百姓的敲剥多了,民生病苦,严刑搜刮已经都不起作用了,盗贼却一天天产生。任用了总理,下边官员的作用变小了,派遣了监视,封疆大吏的责任感变淡了。总督、巡抚手中没权,武将就越发胆怯,武将不守法纪,士兵也越来越骄横,武将胆怯,士兵骄横,朝廷的威严和命令就是对总督、巡抚也不起什么作用了。朝廷限期要他们平贼,他们就天天杀害平民百姓来报功,于是天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了。原以为有一天老天会启发陛下,裁撤对总督的委任,重视郡守县令的人选,停止征兵买马,束缚酷吏的暴行,实施维新来教化天下,而且将会和重臣们一道洗心涤虑,开诚相交,不料君臣之间和洽相待是这样地困难。得到一个文震孟却因为一句话把他给罢了官,使大臣之间失去了和衷共济的情谊;得到一个陈子壮却因为他过于戆直被问了罪,从而使朝堂上敢表示不满意的风尚荡然无存。这些对于国体、人心的关系可不是浅显的呀!

  “陛下一定要体察上天生长万物的心来表示对上天的敬仰,而不要只靠刑法来制约人;一定要想到遵守祖宗借鉴古人立下的制度来表示对祖宗的顺从,而不能轻易改变祖制。要以简要发号施令,以宽大培养人才,以忠厚培植国脉。发布政令要施行仁政,收取天下已经涣散的人心。而且要让太监回到宫廷中担任他应有的洒水扫地的劳役,惩办懦弱军将违反法令的死罪,慎重掌握宗室子弟改任别职的办法。然后派遣廷臣带着宫廷使用的库银巡行郡国,充当招抚使,赦免那些无罪而流亡的百姓,在险要的关隘处驻扎官兵,实行坚壁清野政策,允许造反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返回自己的家乡,这样除贼首杀掉之外,还可以不杀一人而结束这场战争,哪里用得着兵威相加呢?”

  这篇奏疏递进去以后,庄烈帝恼火得很,指示阁臣再三起草严厉的圣旨批评宗周。每次起草好送上来,庄烈帝都拿起他的奏疏复读,站起来走几个来回。后来怒气消了,颁布圣旨质问宗周,说大臣议论国事应当体谅国家的难处,考虑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应当像小臣那样把敢于归过于朝廷当成名气大,不过还是称赞了宗周为人的清直。

  当时太仆寺缺少购马的钱款,朝廷发布诏书表示有愿意捐款的收下,体仁及成国公朱纯臣往下很多人都有所捐助。朝廷又决定停办明年元旦的朝觐仪式。宗周认为大臣捐款、停办朝觐是国家的大耻辱,庄烈帝虽然不高兴,心里称赞他的忠诚,更加想重用他。体仁担心他受到重用,就收买山阴人许瑚上书评论宗周,说他道学有余,才干不足。庄烈帝认为许瑚是宗周的同乡,对他的了解应该是真实的,就停止了重用宗周的想法。

  这年秋天,宗周三次上书才得以请假回乡。走到天津时听说京师受到攻打,就停下来养病,十月里战事稍微平息一些,宗周就上书说:

  “己巳年(1629)的事变,误国者只是袁崇焕一个人。小人借此争着发泄门户之间的怨恨,把异己者都当成崇焕的同党来办罪,天天捏造流言蜚语,逐渐把这些人都排挤掉了。从此以后小人进用而君子退出了,宦官掌了权而朝臣越来越被疏远了,对文臣的惩罚一天天增多,欺君罔上的行径越来越厉害,朝政一天天败坏,边防的情况越来越恶劣。今日之祸,实际上是己巳年以来逐步酿成的。

  “像张凤翼那样失职于兵部的人,朝廷却让他专职负责征战,怎么能让王洽死而心服?像丁魁楚等人那样失事于边境的人,朝廷却责成他戴罪立功,怎么能让刘策死而心服?各兵镇过来的勤王部队,争先入卫的有几个人,却没听说哪个因为逗留不前受到指责,怎么能让耿如杞死而心服?现在用二州八县人民的生命换来了敌人饱食而去的结局,廷臣们却一个个像无可治罪的样子,又怎么能对得起韩火广、张凤翔、李邦华等等被贬被罢的大臣呢?我因此方知道小人祸人祸国是没有止境的。

  “过去唐德宗对群臣说道:‘别人总讲卢杞奸邪,我倒很不觉得他奸邪。’群臣答道:‘这正是卢杞所以是奸邪的原因。’我经常反复地思考这句话,觉得它是一切时代辨别奸邪的要领。所以说:‘大奸类似忠诚,大佞仿佛真诚。’陛下不加明察使用这样的人,就会把天下的小人都聚集起来呆在朝中,而自己还不觉得。

  “至于现在刑政方面最荒谬的事,如成德只是一个傲慢的小吏,朝廷却用赃罪把他充了军,怎么能严肃惩治贪污的政令呢?申绍芳做了十多年监司,朝廷却用莫须有的借口把他给刺配充军了,怎么能显示抑制钻营的法典呢?郑曼阝的案子是因为有人诬告而受到的制裁,怎么能发扬劝人守伦常的教化呢?这几件事,都是因原任辅臣文震孟而引发,也还是过去驱除异己的那老一套,可是廷臣没人敢出来说话,陛下也无从得知这一切。唉!八年之间是谁在掌握国家政权,把事情弄成了这样!我无法替首辅温体仁做解释了。古人说:‘是谁栽下的祸根,至今仍作梗害人?’我看说的就是体仁。”

  奏疏递上后,庄烈帝大为恼怒,体仁又上书猛烈诋毁,于是宗周被罢官为民。

  十四年(1641)九月,吏部缺左侍郎,朝廷推荐的人不能让皇上称心如意,庄烈帝上朝后叹着气,对大臣说:“刘宗周清正敢言,可以充任。”就这样任命了他。宗周两次辞谢推不掉,才上路赴朝,路上进呈了三篇答刂子:一是《明圣学以端治本》,二是《躬圣学以建治要》,三是《重圣学以需教化》,共几千字。庄烈帝以口气婉转的诏书回答了他。第二年八月宗周还没来,庄烈帝就提拔他为左都御史。宗周极力辞谢,庄烈帝传出圣旨催促他进朝。一个月后,宗周到文华殿里参见,庄烈帝问他都察院的职掌何在,宗周回答说:“在于端正自己进而端正百官。都察院长官务必使自己心中所存的一切念头往上可以对得住君父,往下可以经得住天下士大夫的质问,然后百官才会取法、模仿他。使大臣守法,小臣廉洁,朝廷的规矩严肃,都是都察院长官的职责,不过严格要求巡方是其首要的事务。巡方得人,吏治就会清明,民生也就顺遂了。”庄烈帝说:“卿努力干,不要让我失望。”于是宗周上书分别讲了树立道德规范,端正职守法规,强化典章制度,清除暗藏奸人,惩治官吏邪行,整顿吏治六件事,庄烈帝高兴地采纳了。不久宗周弹劾御史喻上猷、严云京并且推荐袁恺、成勇,庄烈帝都听从了他。后来上猷接受李自成的重要职务,最终受到世人的唾骂。

  冬季十月里,京师受到攻打。宗周请表彰为国死难的卢象升,并追究、诛杀误国奸臣杨嗣昌,逮捕骄横不法的大将左良玉;防守山海关以准备反攻,防守潞安府以提防敌兵偷渡,防守通州、津门、临清、德州以准备南下。庄烈帝没能完全听取他的意见。

  闰十二月三十日,庄烈帝在中左门召见廷臣。当时姜土采、熊开元因为谈论国事被打入皇家监狱,宗周约请九卿一同营救他们两个。入朝后听说皇上下了密旨要把他们两个置于死地,宗周大吃一惊地对大家说:“今天要全体出动,空署争取,一定要把他们改送到刑部方能罢休!”等进去回答提问时,御史杨若桥推荐说西洋人汤若望精通火器,请求皇上加以召试。宗周说:“边臣不讲求战守、屯防的办法,专门想依靠火器。近来城邑沦亡,难道是没有火器造成的吗?我们用火器制服别人时,别人得到了也可以制服我们,没看到河间是被别人用火器给打下了吗?国家大计,应当以法纪为主,大帅骄横不法,援兵逗留不前,怎么对这些反倒姑息迁就,在这里干纷纷扬扬毫无益处的事呢?”接着讨论督师、巡抚的去留问题,宗周请先拿掉督师范志完,并且说:“十五年来,陛下处理事务不得当,导致了现在的败局,不追查祸害的起因,改弦更张,想运用一些得过且过的政治手段来弥补目前的漏洞,并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庄烈帝变了脸色,问道:“过去的无法追悔了,善后措施又该怎样呢?”宗周答道:“在于陛下开诚布公,同天下人的好恶一致,听取国人的意见决定取舍,进用贤才,开通言路,逐步与天下一道再造乾坤。”庄烈帝问:“目前烽火在京郊燃烧,敌兵未退,况且国家败坏已极,应当怎么办才好?”宗周说:“加强武备一定先要求练兵,练兵一定要首先选将,选将一定要首先选择贤能的督师、巡抚,选择贤能的督师、巡抚一定要首先吏、兵二部用人得当。宋代大臣说过:‘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天下就会太平了。’这句话可说是对现在的讥刺。现在议论人才只看才干、名望,不问操守如何,没有操守不检点而遇事敢前、军士惧怕他的权威的道理。如果只把议论流畅、举动豁达当作才干,那么这种人为自己博取爵位、才干是有余的,要求他为国家成事立功就不行了,用这种人对于成败有什么裨益呢?”庄烈帝说:“国家在解救危难之际,用人不能不先看才干后看操守。”宗周说:“前人国家破灭,都是因为将官贪婪、放肆才造成的,所以从解救危难的目的出发,用人更应该先看操守后看才干。”庄烈帝说:“大将别有才干,不是仅仅有操守就能指望他成就战功。”宗周说:“别的且不一一说,就比如说范志完操守不检点,手下的大将偏裨无不是因为贿赂进用的,所以一经交战,三军解体。由此看来,看人还是要以操守为主。”庄烈帝态度缓和了,说:“朕已经知道了。”接着让宗周站起来。

  宗周于是站出来进言说:“陛下正在下诏书求贤,姜土采、熊开元二位大臣就因为说话被问罪。我朝没有言官打进锦衣诏狱的事例,如果说有是从他们两个才开始的。陛下度量卓越,妄诞的像我宗周,戆直的像大臣黄道周,尚且得到了戴罪委任的大恩,这两位臣子怎么就这么不幸运,得不到皇上的饶恕?”庄烈帝说:“道周有学问有操守,跟他们不好比。”宗周说:“他们两个实际上是不如道周,但是朝廷对待言官应当有个体统,他们的话可用就用,不可用可放到一边去。就是他们有应得的惩罚,也应当交给法司去办。现在突然把他们打进锦衣狱,毕竟有害于体统。”庄烈帝恼火得很,责问道:“法司、锦衣都是刑官,何公何私?另外惩罚一两个言官,怎么就损害了国家体统?如果有贪赃枉法、欺君罔上的奸人,难道都可以不问吗?”宗周说:“锦衣官都是些膏粱子弟,哪里懂得什么礼义,只是听宦官指使。就是陛下自己要问什么人贪赃枉法、欺君罔上的罪,也不能不交给法司来办。”庄烈帝十分恼火地说:“这样偏袒的人哪配担任宪职!”过一会儿又说:“开元这篇奏疏一定有人在背后主使,我怀疑就是你刘宗周。”金光辰争论这件事,庄烈帝怒喝了他一通,命令连带他一同讨论处分。第二天,命令把光辰贬官三级调出朝廷,宗周剥夺职务,由刑部加以定罪。阁臣压下命令暂时不宣布,把原来的圣旨又捧回到庄烈帝面前恳求,营救宗周,才免予定罪,把他罢官为民了事。

  宗周回去才两年,京师就失守了。他徒步带着武器去到杭州,责成巡抚黄鸣骏为庄烈帝发丧,出兵讨贼。鸣骏告诫他要镇定一些,宗周勃然大怒,说:“君父死于不正常的事变,先生在地方上专门带兵,不想到枕戈待旦,泣血同悲,激励同仇,只是想借口镇定做退避的打算吗?”鸣骏支支吾吾说不出什么。第二天,宗周又催促他,鸣骏说:“发丧一定要等接到哀诏才成。”宗周说:“嗨!这是什么时候,想从哪里接到哀诏呢?”鸣骏于是在杭州为庄烈帝发丧。宗周问出兵的日期,鸣骏却说:“武器还没有备齐。”宗周叹气说:“唉!和这种人在一起能干什么呢?”于是与原侍郎朱大典,原给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了义师,正打算出兵,福王在南京监国,把宗周起复原官。宗周因为国家的大仇未报,不敢接受官职,自称草莽孤臣,上书谈论时政说:

  “现在的大事除非讨贼复仇,否则就无法表白陛下渡江南下的雄心;除非毅然决策亲征,否则就没法振作天下人忠勇义愤的气概。具体讲来有以下几件事:

  “第一,占据战略要地以便图谋进取北方。江南不能成为偏安之地,请进图收复江北。凤阳号称中都,往东可以扼守徐州、淮州,往北可以控制河南,往西可以照顾荆州、襄阳,往南又离南京城不远,请在那里驻扎陛下亲征的部队。对各级官吏的任命,都暂时自称行在,以便稍稍使臣子保存自己想回避的负罪的心态。从凤阳逐步向北推进,我想陕西、山西、河北、山东一定会有响应号召而起兵勤王的人。

  “第二,加强建立藩屏以便帮助镇压逆贼。淮州、扬州几百里地方,过去设置了两员大将,没能平定战乱,反而争先南下,以至于把江北偌大一块土地拱手让给了贼寇。督漕路振飞坐守淮城,很早就用船把家属送到了远处,这简直是在提倡大家逃跑。于是镇臣刘泽清、高杰据说都把家属安顿到了江南。按照军法,临阵脱逃的应予斩首,我认为这么一个抚臣、两个镇臣都该斩首。

  “第三,慎重进行封爵奖赏以便严肃军心。请朝廷分析一下各个将帅的封赏,看哪个是该封的,哪个是滥封的,属滥封的轻则可以收回侯爵,重则可以剥夺伯爵。如果说左良玉将军是因为收复失地而得到封侯,高杰、刘泽清临阵败逃也得到封赏,那么又有哪一个不应当封赏呢?武臣的封赏滥了,文臣也就跟着滥,朝廷里的封赏滥了,宫廷里的宦官也就跟着滥。我真担心天下人知道这些后就会离心离德。

  “第四,清查原任官吏以便树立人臣的规范。北京失陷后,原任官吏中有接受伪官背叛朝廷的,有接受伪官后又逃出来的,有在任职地方逃出来的,有奉使命而逃出来的,法律对这些人应一概问罪,不能赦免。朝廷应对这些人赶快加以辨别、定罪,以便警告以后的臣子。

  “至于接受伪任后南下的官吏,他们在忠顺与逆反之间徘徊不定,这样的人是大有人在,他们一定会制造一些邪说蛊惑人心,这种人尤其应当斩除净尽。”

  又说道:

  “当贼兵进入陕西流入山西逐步打到畿南时,周围地区人心惶惶,可大江南北像太平没事的样子。那么两三个总督、巡抚在这里却没听说过他们派一兵一卒过去,以壮声援,贼兵因而得以长驱直入打下皇宫。坐视君父危亡而不救,这是封疆诸臣应予诛杀的第一条理由。皇上驾崩的消息已经确定无疑,诸臣假如愿意奋戈而起,决一死战,赎免前罪,就应当星夜出动。可是他们却在那里仰声息于南京,争着空谈固守的策略,丢掉在地方上的兵权,抢夺辅立新君的大功,这是封疆诸臣应予诛杀的第二条理由。新君登基之后,本应该一天不耽搁,马上派遣北伐的军队,要不然,就应当立即派一名使节,从小路上北进,给河北父老发布檄文,召来塞上的名王,哭祭宗庙,安置先帝的灵柩,寻访诸王。再不然,可以起用福建大将郑芝龙,用海军进克直沽,九边总督再合谋共奋,事情或许还可以成功。可是诸臣不想到这些,这是满朝文武谋国不忠,应当诛杀的第三条理由。过去因罪被罢的大臣,朝廷酌情予以平反,本应当借先帝遗诏的名义进行,现在却一概使用新天子的名义。关于诛除阉党的案子,陛下与先帝的诏书前后冲突,这样势必要把那些穷凶极恶的坏人们都平反才罢休,这是满朝文武谋国不忠,应予诛杀的第四条理由。我认为现在办罪,应当从朝廷内外不称职的诸臣开始着手。”

  福王命令接受他的奏章,交付史馆收存,朝廷内外因此受到了震动。马士英、高杰、刘泽清恨透了,更加想要杀掉宗周了。

  宗周接连上书请假得不到回复,就抗言上书弹劾士英说:

  “陛下从淮州一带起家当天子,事实上是老天给的大命,可是有人因为随从的一点点功劳就入内阁,进中枢,接受官衔世荫,似乎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些,这个人不就是士英吗?从此李沾侈言辅立新君的功绩向廷臣挑战,刘孔昭认为功赏不均跟吏部长官大发怒火,朝堂上相互吵闹喧哗不已,一群小人们于是翩然而起,粉墨登场。假借懂军事的名义,逆党也可以死灰复燃了;放宽反正的门路,逃臣也可以拉来任职了,因而阁部诸臣逐渐都要申请弃官还乡去了。朝廷里边正忙于制造党论,哪有功夫算计河北的贼寇;立国的纪纲已被破坏殆尽,怎么考虑灭敌复国的策略。高杰是一个逃将,可是朝廷把他奉若赤子,慢慢就有尾大不掉的忧患了。淮州、扬州出了事,朝廷不难考虑派抚臣道臣过去向他们道歉,可是这样怎么能不长其桀骜?说到头来他们是靠着士英的庇护才如此。刘泽清、黄得功过去都有各自的驻防区域,可是他们像下棋一样把它抛到一边去,在那里斗鸡一般气势汹汹地争夺地盘,以至于朝廷把江北分划成四个兵镇来安置他们。这样做怎会不启其雄心?说到头这件事是由高杰引发的。京营自祖宗以来都是由勋臣来主持,兵部侍郎辅佐勋臣,陛下开国伊始,就任命了宦官卢九德,对这件事士英不能推卸他应有的责任。”

  福王用口气婉转的诏书回答他,同时催促他赶快入朝。

  士英大为恼火,当天就写下奏疏要辞职,又在朝廷里扬言说:“这位刘公自称草莽孤臣,不署新天子给他的任命,明明表示他不向天子称臣嘛。”他的私党朱统翷于是弹劾宗周上书请皇上移驻凤阳:“凤阳是监狱所在地,他想把皇上当作有罪的宗室子弟安置到那里,然后与史可法一道拥立潞王。他们的部队已经潜伏在丹阳了,应该紧急加以防备。”另一方面泽清、高杰一天到晚策划怎样杀掉宗周,找不到办法就派了十多个刺客过去刺杀。宗周当时在丹阳一天到晚正襟危坐,不曾懒散过。先后过来的刺客都不敢下手就离去了。黄鸣骏入觐,部队开到京口跟江防部队相斗杀,士英以为统翷的话是真的,也怕得要死。于是泽清上书弹劾“宗周暗中阻挠收复失地,想杀掉我们这些人,激起将士们变心,给天下百姓带来灾殃”。刘良佐也写了一篇奏疏说宗周极力压制“三案”,充当门户首领;提出要皇上亲征,企图像晁错那样自己担任留守;像司马懿那样关闭城门不让皇上进去。良佐的奏疏还没发布,泽清又写一篇奏疏,并署上高杰、良佐及黄得功的名字交了上去,说道:“宗周劝皇上亲征,试图谋害君父,想把陛下安排到烽火连绵凶多吉少的地方去,居心何在?这件事不是宗周一个人的主意,而是姜曰广、吴生生等人共同策划的,曰广为人心雄胆大,拥立陛下并非他的本心,所以暗中勾结死党,想剪除忠臣以后强迫陛下迁移到别的府城去。假如吴生生、宗周入都,我们就立即渡过长江,到朝廷里当面抨击这帮奸臣,实行《春秋》所讲的讨贼的大义。”他的奏疏递上后,满朝文武吓了一大跳,福王传发指示要大家团结一心,共渡时艰。宗周迫不得已,就在七月十八日入朝。当初,泽清的奏疏公布后,朝廷派人抄了一份送去给高杰看,高杰说:“我们武人怎么能干预朝政呢?”得功也上书辩解说:“我事先根本不知道。”士英却把得功的奏疏压下不往上送。史可法气愤不平,派使者过去一个个质问各镇将帅,大家都说不知道。可法就把情况如实报告了福王,这下泽清等人为之沮丧。

  士英已经忌恨宗周,越来越想排挤掉他,就推荐说阮大铖懂军事,福王传令让大铖穿上官服进见。不多天,从宫中传出特旨任用大铖为兵部添注右侍郎。宗周说:“大铖的进退关系到江南的兴亡,老臣不敢不争他一回。皇上假如不听,我也要还乡去了。”奏疏递上去后福王不听,宗周就告老还乡,福王传下诏令允许他乘坐官方车马回乡。宗周即将动身前上书讲了五条建议:一是勤问政事,不要因为沉湎于眼前的享乐忽略了远大抱负;二是振举王法,不要因为皇上对臣下的开恩损害臣子们应守的法度;三是明定国事,不要让邪气压了正气;四是端正治术,不要把刑名摆到教化前头来;五是巩固国本,不要因为外患酿成内忧。福王用语气委婉的圣旨回复说知道了。

  第二年五月,南都覆亡了。六月,潞王投降,杭州也失守了。宗周正在吃饭时听到这个消息,把桌子都给推倒,失声痛哭起来,从此就开始绝食。他移居到城郭之外后,有人用文天祥、谢安的故事劝说他,宗周说:“北都的事变发生时,我可以死,也可以不去死,因为身在乡间,还有希望看到国家中兴。南都的事变发生时,是主上自己放弃了自己的江山,我还认为可以死,也可以不去死,以便等待国家后继有人。现在我们浙江也投降了,老臣不死还等什么呢?如果说我不在官位上,不应该与城共存亡,难道不应该与国土共存亡吗?这也就是过去江万里自杀的道理了。”出去辞别祖墓回来,船经过西洋巷时,宗周投入水中,水浅没死成,船夫把他扶了上来。宗周前后绝食二十三天,开始还喝点茶水,后来十三天里滴水不沾,像往常一样跟弟子们进行学术问答。闰六月八日,宗周绝食身亡,终年六十八岁。

  宗周早年从许孚远那里接受学业。后来又进入东林书院跟高攀龙等一起讲习。冯从吾首善书院的讲会,宗周也参加过。浙江自从王守仁以后,心学一传为王畿,再传为周汝登、陶望龄,三传为陶..龄,都掺杂了禅学的内容。..龄在白马山讲学,提出了因果说,离王守仁的思想更远。宗周对此很忧心,修建了一所证人书院,召集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讲习。快死的时候,宗周对自己的学生说:“治学的关键在于心中的立诚,主敬是立诚的外部功用。能主敬心中就能立诚,立诚就合乎天性了。良知学说很少不流入禅学。”宗周在官位上的时间不多,他侍奉君主不把表面的服从当成恭敬。他入朝做官时,即使一个人呆在暗室里,都不敢把脸朝南坐。无论审判大案,还是讨论大事,或者是阅读圣旨,他都要退后几步,拱手站立很久才敢进行。有时请了病假,就徒步回到家里居住,布袍粗饭,乐道安贫。一旦接到朝廷的召唤他马上就上路,有时连衣服、帽子都不等穿齐戴好。学者们把他称为念台先生。他的儿子叫刘氵勺,字伯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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