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岳传

  倪岳,字舜咨,上元人。父亲倪谦,奏命祭祀北岳时,母亲梦见红衣仙人进入房间,就生下了儿子,于是以“岳”为名。倪谦死时任南京礼部尚书,谥号文僖。倪岳考中天顺八年(1464)进士。任庶吉士,授编修职。成化年间,历任侍读学士,到东宫当值讲学。二十二年(1486),提升为礼部右侍郎,仍在御前讲席当值侍讲。弘治初年,改为左侍郎。倪岳好学,文思敏捷,广泛综览经世之务。尚书耿裕为人方正,秉持大礼,以致礼文制度都要倪岳决断。六年(1493),耿裕调到吏部,由倪岳代任礼部尚书。

  孝宗从四川召国师领占竹来京,倪岳极力劝谏,孝宗不听。给事中夏昂、御史张祯等相继规劝,此事最终被停止。当时建造诸王府的规模宏大华丽,超过永乐年间、宣德年间的王府,倪岳奏请颁布统一的规格。他又把全国各地呈报上来的灾异,要礼部在每年年终分类奏报,一律用文字记下来,并详细按灾异发生的年月顺序排列,广泛引证于经史资料。劝勉孝宗勤于讲学,广开言路,宽免赋役,慎施刑罚,罢黜奸贪,接纳忠诚正直人士,淘汰冗员,停办斋醮,减少营造,停止滥赏。孝宗大都予以采纳。

  左侍郎徐琼与皇后家有姻亲关系,图谋取代倪岳的官职。九年(1496),南京吏部缺尚书,廷臣推荐徐琼。而皇帝下诏加倪岳为太子太保往南京赴任,而徐琼果然代替倪岳。不久调倪岳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谋协助处理机要事务。倪岳回到北京后,代替屠氵庸为吏部尚书,他严禁托人说情,不沽名钓誉,吏部政务处理公平。

  倪岳身材魁梧,表情冷峻严肃,善于决断大事。每当满朝大臣共议某事而众说纷纭时,他只说短短几句话,就使听者心悦诚服。在同级官吏中,倪岳最推崇马文升,然而在论事时并非无原则附合。他前后奏陈一百多件事,把军政中的弊端一一清理揭发。疏文出来,人们纷纷传抄。他对西北用兵之害论述尤为深刻,其疏大略说:

  “近年来毛里孩、阿罗忽、孛罗出、..加思兰成为边境大患。他们都沿着河套活动,河套地区水草肥美,宜于屯牧,因此敌人频繁占据这块地方,不断率部入侵。诸将怯懦,大都闭城自守。如果遇到敌人,总是被其打败。既不敢阻挡其前锋,又不能截断其归路。敌人进可以获得重利,退也没有后顾之忧,以致战事不断,边患不息。朝廷遣将征伐,四年三次出兵,竟没有取得些许功劳。出征将领或者高卧而归,或者平安回返,他们却优闲自得地活动在朝廷之上,不断获得军功封赏,并以车载金帛充塞私人家室。而军队一有行动,总是传来捷报,滥行赏赐,将官的品级随意授予。甚至妄杀平民,谎称为敌人首级。敌人还未被打败,就假称敌人已溃败逃走。能得到记功赏赐的,不是士大夫子弟,就是豪门随从。而普通战士、运粮的百姓则抛尸荒城,血沃野草。天怒人怨,祸兆越积越深,不可等闲视之。

  “京营素以兵冗将怯见称。留镇守京师,恐怕还起不到保卫京城的作用,而如果轻率出师将有失天威。而临阵即逃,反而会失掉边军已有之功绩,被敌人轻视侮辱。况且延绥是边地,离京师很远,宣府、大同也是边地,离京师较近,它好比京师的门庭,这里没有执循守卫的戒备行吗?前不久兵部建议:令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万,一起援助延绥,而不考虑到互相间距离很远,往返援救不及,人们苦于辗转行军,马匹疲于奔走。声东击西是贼寇的一贯伎俩。避实就虚,攻击要害,是兵家的上策。精锐军队全都集中到西部,老弱士卒才留在北边,万一北边出现战情,而在西边的军队一下又离不开,首尾脱节,远近都被困住,这合算吗?

  “至于延绥兵马屯集,粮草供应不足就让山西、河南的百姓承担运送粮草的劳役。送粮草的百姓徒步千里,丈夫输运,妻子在家供应粮草,父亲拉车,儿子肩担,沿路都是愁怨的人们,村落空虚。有幸送到目的地,一束草值一百钱,一斗粟价格翻了一倍,万一遇到敌贼,性命也丢了,其他还说什么?运送不足则有额外损耗加征的,这些还不够的话又有预征。水灾旱灾不可先知,年成的好坏不能预知,征收的定额怎能事先定下?又令百姓交粮草以补任官职,而那些依附权贵、包庇亲友的人,有的拿出空头文书发给百姓,官府仓库没有增加一升一合。至于缴纳粟米发给盐引,又有豪门私相嘱托,大都以纳粟空名将盐引发卖,而商人要花费几倍价格。因此官爵越来越被人轻视,盐法一天比一天败坏,而边境储积不足依然如故。

  “另外朝廷拿出国库资金供应边地,每年几十万两银子。山西、河南向边地缴纳损耗加征银两每年不下几十万。银子积累多了则银子价值更加贱,米粟天天减少则米粟价格更贵。而不知情的人,就在养兵之中行朝三暮四之术。有的用茶盐,有的用银、布,名为折算粮价,实际是克扣军需。由此朝廷担心粮食烂在仓库,军士却连肚子也吃不饱。至兵马经过,按例必须应付。一般情况,每人给米一斗,马给草一束,驰逐作战,一天之间有的经过二堡,有的经过三四个城,岂能都给呢?而镇守者巧立名目,凡所经过的都有开支,欺骗上司,摄取私利,再没有比这厉害的。

  “到问起御敌之策,则又议论纷纭。有说要恢复受降城的险要,防守东胜的旧城,使其在交战时互相声援,呈犄角之势共同制敌。要收复黄河以北的城镇,就必须在塞外集聚军队。派出长途跋涉的军队,进入荒漠之地,辎重拖累,粮饷困难。敌人可从前面包抄,或者从背后袭击。旷日持久,军粮断绝。进又得不到城镇,退又无归路,一旦造成失败就会声威大损。又有人说统率十万军队,带半月的粮食,高扬士气,扫荡敌人窟穴,将其赶出河套。这种说法并非不好。然而帝王之兵,要获全胜;孙吴兵法说要以逸待劳。现在要鼓足勇气前行,穷搜远击,一路冒险深入,以求万一的侥幸。担着粮食随军远征则辎重难行,率军长驱直入则孤立难以得到援救。况且这地方千里,无城镇可居,无储备之积。敌人或者往来迁徙,使我军疲于驰逐。我军则受客观形势所限,为敌人所困。既坐失获胜之机,必蹈覆没的老路。其中最失策的是又要放弃延绥不守,名义上使兵民卸去负担,不知百姓每寸土地都受之祖宗,不可不看重,以前东胜失守,而今日的敌害聚集于延绥,而关东陕西震动。现在放弃延绥,那么往后的祸患集中于关东陕西,使京师受到震动。贼离得愈近祸害就愈大。”

  倪岳接着陈述要重视将权,增建城堡、增加哨兵、招募壮丁、调走客籍军士、赏罚分明、严查间谍、充实屯田、恢复边漕几件事。当时由于兵部正在主张用兵,不能全部采纳倪岳的建议。

  十四年(1510)十月,倪岳去世,享年五十八岁。追赠少保,赐谥号文毅。明朝时期父子官于翰林院,谥号中都有“文”字,是自倪岳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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